| 孙会修：道德强国之梦：民初俄灾赈济会述论（1921-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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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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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5年第9期（注释从略）
[关键词] 道德强国 俄灾赈济会 救灾恤邻 善力 国民外交
[摘 要] 俄灾赈济会在一战后思想界重新肯定精神文明价值，以及国民外交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成立。当时各“文明国家”积极赈俄，中国政府则助赈不力，赈济会呼吁国民应以“中国人”的意识担起赈灾之任。时论认为救济外国灾荒实际上是国民“善力”的体现，为国民应具备基本素质，能够塑造国民形象，使中国成为道德上的强国。而且 “善力”还能够推动国民外交，昭示国民力量。赈济会募捐过程中面临工商业者等群体捐款不积极、仅有无资财的学生积极捐款、自身公信力受质疑等困境，造成募捐结果远低于预期。国力不强是其根本原因。赈济会期待的以国民外交促进中俄政府外交的愿望未能实现，俄方也没有归还中东路。“道德强国”成为一场空梦。
学界以往的近代中国赈灾研究多把视角集中在国人自我救助方面，一定程度遮蔽了救灾主体的多样性和救灾事业的丰富面相。近些年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加强在中国赈灾事业国际化方面的研究，一些外国在华救灾组织和中外合作慈善组织得到重视，如关于华洋义赈会的论著已不在少数， 使灾荒史研究视域得以深化。应当指出，这些研究都是关于外国救助中国的论述，而中国赈济外国灾荒则长期为学界忽视，仅有的相关成果也只是强调中国救助外灾的数额和成绩，存在使历史现象简单化的倾向。 其实，赈济外灾是近代中国救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自清末就积极从事救助外国灾荒的行动，到1920年代发展到新的阶段，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专为赈济外国灾荒设立的组织——俄灾赈济会。
俄灾赈济会存在于1921年到1923年间。学界以往仅把该会作为民初赈灾问题的例证偶有谈及，一带而过造成语焉不详。 李曙新先生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由俄灾赈济会编订的《救灾恤邻》档案，他在论文《新发现的李大钊赈济俄灾活动史料》中通过论述李大钊的活动简单介绍俄灾赈济会。 但李大钊并非赈济会的主事人员，仅间或参与，所以李文只谈到了该会的细小片段。实际上，俄灾赈济会参与者众多，在当时颇具影响。俄国之于国人遥远而又敏感，围绕俄灾赈济会活动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对救济外国灾荒的复杂认识。本文拟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就教于方家。
一 俄灾赈济会的成立及活动
1921年，俄国粮食主产区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发生严重旱灾，粮食收获无多，造成3000多万人成为灾民，超过200万人饿死，是“亘古未有的俄罗斯绝大饥荒” 。次年，俄国城市食品供应量比一战前减少4成。 苏俄政府为此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配额最多的士兵每天也仅有2磅黑面包，并且“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面粉含量不超过5、6成，甚至低到2成，造成俄国“人人都在叫饿”。 旱灾带来的次生灾害同样严重，有报道称，到1921年冬，俄国死于斑点热者竟达1000万人。 俄国陷于绝境，苏俄政府请求各国帮助赈灾。
各国在1921年8月开始参与救灾，英美法和波兰、瑞士等国均成立了俄灾救济组织，该月中旬，22个国家在日内瓦召开俄灾救济大会，以协调行动。 美国政府赈济俄灾出力最多，至1922年5月，共接济灾民700万人，收养灾区儿童25万人。
中国极为关注俄国灾情，各报常有相关报道，政府与民间社会参与救灾的热情也很高。1921年10月中旬，世界救济俄灾会召开，北京政府派容揆赴会。 哈尔滨公共赈灾会和东省铁路赈灾会是最早在俄开展救灾的中国慈善组织，中国的基督教人士也有以个人名义赴俄救灾者。俄灾赈济会是国内救济俄灾的专设组织，是中国主要赈俄力量。
1921年9月，中国青年会会长刘芳与张英华、王景春联合呼吁成立中国救俄组织，得“中西政学商报各界及在野要人”赞同， 三人请王葆真居中联络并起草组织章程。 10月16日，熊希龄、王葆真等22人在北京召开俄灾赈济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赈济会简章和总共173人的总会会员名单，推举总统徐世昌为名誉董事长（徐下台后，由黎元洪接任），靳云鹏、曹锟、吴佩孚等人为名誉副董事长，选举熊希龄为董事长，蔡元培等4人任副董事长，董事名列41人，均为政学名流，王葆真任干事长兼总务股主任。赈济会设文书、会计、庶务、游艺、募捐、妇女六部。 上海部是赈济会的重要下属组织，该部成立于1922年2月，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任董事长，王正廷、黄任之任副董事长，张謇、李登辉、郭秉文、邵力子、虞恰卿、叶楚伧、黄宗汉（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兴遗孀）、梅云英（上海妇女节制会会长）、吴山（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会长、讲演股主任）等40余名上海滩商学名流、社团领袖任董事。 赈济会另在热河、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安达火车站等地设有分会。
邮寄捐册是北京总会的主要募捐方式。赈济会共印制捐册8000本，向全国各级各地机关、社团寄送。捐册内印有俄国灾民图、灾情介绍及俄灾赈济会情况，捐册强调捐款不限多少，几十个铜元和成千上百一样欢迎，封面印有“慧捐无论多寡，至迟限于阳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以前，务请赐还原册”等字样。 赈济会以捐册募捐为中心，经常向各地军政长官发电督促认捐，或要求兑现承诺，或请其令辖属地方积极捐款。赈济会对认为重要的地方，如山东、山西、河南、天津等地，派专人前往督促募捐。熊希龄、王葆真两人即于1922年春在沪杭等地募捐。
赈济会还通过文艺公演和茶话会等形式募捐。1921年12月3日，游艺部假北京第一舞台组织新旧名剧募捐演出，共收赈资3200余元。 12月8日，熊希龄邀请政府要人及各界代表举行赈俄茶会，外交总长颜惠庆等人亲临。 借助上海总商会的支持，上海部要求新世界、天韵楼、大世界、乐园等各游戏场于游艺间隙留出十分钟，由演讲员登台演讲募捐。 熊希龄、王葆真在沪分别拜访上海总商会、教育会、青年会等团体，宴请沪上各界进行募捐。1922年10月，上海部游艺股还与俄国戏剧团合作在沪各大剧场举行多场募捐演出。
1922年4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救济俄灾大游行是赈济会募捐活动的高峰。是日，上海各大中学校、社团80余团体共5000多人参加游行。聂云台、王葆真等人发表动员讲话，游行队伍由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一辆无蓬货车带领，内坐有学生乔装之难民，“手持草根木皮，厥状甚惨”，“使人见而知俄国灾情之重”，另有一装扮的灾民手持钞票做捐款状。各团体均持旗帜鱼贯紧随车后，上书“救灾恤邻”、“博爱精神”、“国民的外交”、“人类互助之实现”等口号，唱歌奏乐者间杂其间，另有人负责散发传单。队伍在上海主要街道游行，巡捕房负责疏导交通，以保证游行队伍畅行，“经过之地，观者人山人海，诚盛举也” 。王葆真评价此次游行“在舆论上极圆满”。
上海部还采用分队劝捐之新法募捐。1922年4月29日，他们组织4500多名学生，以7人为一分队，分赴各马路里巷。募捐分队挨户逢人便劝捐，凡收赈资皆当施者之面纳入募捐筒中，并分发纪念品或黏贴门条，以示褒扬。教育界赈灾热情极高，如中华职业学校让学生放假一天前往助募，该校学生自治会还决定全校素食一日，省出8元全送入赈济会。 在上海部同仁的努力下，上海的赈俄氛围极为浓厚，沪上各电车贴有赈俄广告，上海三育大学校园内俄灾广告、灾区图、传单“张挂满校，甚为齐整” 。
全国有近200个县汇款给赈济会，其中华北及东北府县募捐较积极。各地多有宣传和动员，体现出此次赈灾的全国性。华人华侨也有捐款，1921年11月13号，蔡元培在留日学生中募得捐款114余日元，中国驻横滨、古巴、双城子等地领事馆均有捐款， 显示出中国赈济俄灾参与的广泛性。
赈济会作为中国第一个专为赈济外灾设立的组织，一直强调组织的民间性。如李登辉强调赈济会救俄实际是中国国民对俄国国民的救助，是民间行为， 隐含与政府行为划清界线之意。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与当时的国民心态有关。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国民对国家失望，在赈俄舆论中常能看到时人对政治现状的不满。黄宗汉历数各路军阀耗费金钱于内乱致民不聊生，不如将钱“改为救济彼等遇有天灾之人，我政府固懵于争权攘利，故我民责无旁贷，须竭力为之！” 该看法凸显出时人自立、自救、自强的国民意识，也显示出民众强烈的国民外交意愿。时人在赈俄活动中自觉树立“中国人”意识，以国民个体承担国家责任，撑起国家形象。叶楚伧认为，救俄灾“公家不可恃，期望共以中国人资格救俄国人”。 赈济会对募捐成果也刻意突出国民个体。当时，1500元可在吉林、黑龙江等地购买一火车厢粮食，赈济会规定凡捐款达1500元者，即会具名挂旗某人或团体赈俄专车，旗帜沿路飘扬穿越中俄两国直至灾民手中。不够1500元的，会列具捐款者姓名，命名为“联合赈济车”。如果捐款达5万元，会为其赋名为赈俄专列。 赈济会对所有捐款者都会给予纪念册等物品以奖励个人贡献。这些情况表明赈济会对国民道德既肯定又期待。
二 “救灾恤邻”下的“善力”认识
作为一个强调“民捐民办”的民间义赈组织，如何向民众进行募捐动员是首先须面对的问题。俄国离中国较远，近代以来屡屡侵略中国，给国人留下惨痛的历史记忆。加之1920年中国北方同样发生严重旱灾，次年南方地区又发生旱灾，包括外国慈善组织在内的各救灾力量均参与救灾，“外灾”遇到“内灾”。这些都是赈济会救俄募捐面临的“不利因素”。
“义赈”之“义”本质是对道德的吁求，“救灾恤邻”是俄灾赈济会的主要动员口号。该词最早见于《左传》，其意涵古今有变。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秦晋交恶，晋国饥荒，百里奚劝秦穆公：“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次年，秦国饥荒，晋国不救，晋人庆郑认为晋国亲、仁、爱、义四德尽失，国将灭亡。十五年，晋国又饥荒，秦国继续施救。箕子评价秦国“其后必大”。 “救灾恤邻”在此被赋予两层意涵：超越政治利益救邻之危是道义行为，失道将被谴责；救邻国之善行是一种力量，通过箕子预言和秦国后来的强大，古人相信恤邻之义的“善力”会带来强国之利。进入大一统时代，受“天下”观念影响，“救灾恤邻”指意由外交转为内部交往，成为各地互相帮助的道德感召语。如宋高宗时，朝臣廖刚痛斥地方官忘记救灾恤邻之义，“州县官吏各私其民”，“一统之内乃欲分彼此耶”。 19世纪末，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后，中国人在思想认识上逐渐接受世界上与己平等的“邻”，加之现代救灾观念影响，“救灾恤邻”又转回外交之意，并与“人道主义”、“文明”、“富强”等观念结合，被赋予文明国家交往准则之意，救济外国灾荒能力也成为衡量一国强弱的隐性标准。1898年，《申报》认为高倡“救灾恤邻”之义的红十字会是西方“有教化之邦”必备，中国如没有，将被排除文明国家之列。 20世纪初，国民外交思想因民族危机兴起， “救灾恤邻”又被注入关乎国际责任、国家形象的意涵，此认识使得国人对救济外灾更加敏感。1914年，日本鹿儿岛火山爆发，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发起救灾，强调救灾恤邻“关乎友邦信谊” ，不能拖延。
救灾恤邻之义古今未变的是对道德的要求，舆论和赈济会对其重新诠释，认为救济外国灾荒实际上是国民“善力”的体现，从国民角度分三个层次强调赈俄的必要性。
首先，赈济会认为具备救济外国灾民的“善力”是国民应具备基本素质，赈俄是国民道德合格的基本要求。当时社会上有不少人反对救俄，认为中国自身水旱兵灾不断，自救尚且不及，何况遥远的欧俄。赈济会强调救外灾和内灾都是做人的责任，两者并不冲突，在人性上“互助为人类最高尚之思想，最重要之事业”，中国人富同情心，虫鸟尚能爱护，何况同为人类。 王葆真强调中国人敬天法祖，先民视天下皆吾胞与，“天下有一人之饥，如己饥之”，今人自不必待言。 同时，中国人在一战后融入世界的愿望增强，要做世界化的人，“一视同仁”、“无条件救急”、“天涯若比邻”、“博爱精神”是赈济会不断提及的口号。《申报》斥责默然无动是“村落思想”，不能言世界大同之意，当看到“鸠形鹄面之斯拉夫民族，嗷嗷待哺，无衣无食之惨状”，恻隐之心，谁不油然而生！ 黄宗汉表示在国民对世界的“责任上”，就应捐助俄灾。 慈善事业无国界之分，恻隐之心不容有人我之别，所以不可不救俄灾，李登辉强调救济邻灾是人类互助“国际公道之精神” 。
传统意义的“救灾恤邻”含有对知恩不报的谴责。赈济会特别强调，俄国曾多次竭力赈助中国灾荒，特别在北京水灾时，俄正处内政忧攘之中，仍慨然捐助数千石面粉并棉衣等物。俄国学生还代表俄国人民对中国灾民致词，“彼政府、彼学生是何等尊重我国民，爱恤我灾民”。仅为礼尚往来计，“凡我国民，皆当慷慨相救”。 舆论认为，有德无德一念之间，有德则“德不孤，必有邻”，如尽力救济俄灾，将来中国有事，外国对华赈捐也会尽力，中国受助也能心安理得。再者，赈济会强调赈俄其实也是救助自己，既能直接救助在俄华侨，也能因赈俄引起国际上的同情，增加外国对中国的救济。
其次，以救俄之“善力”塑造国民形象，证明中国与文明国家同列，以及回报外国救援的道德准则均要求参与赈俄。1920年代初，中国人已认可民族国家是世界的基本构成单元，在救“内灾”与“外灾”有先后的普遍认识下，赈俄动员必须要穿透狭隘民族国家情感的藩篱。围绕俄灾赈济会的舆论有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情怀的世界主义情愫，上海部同仁认为赈俄应尽全力，“无分种族，一视同仁”。 为救济灾区学生，赈灾游行学生甚至打出 “学生救助学生” 的旗帜。这些举动看似为世界主义，实质却为民族国家利益考虑。巴黎和会后，国人失望于战胜国地位不保，同时又担心可能会被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舆论和赈济会在呼吁赈俄时均流露出该行动是文明国家必为的意识，如果中国不参与救灾，国际舆论会评价中国不能承担国际责任。赈济会提醒国人，中国近些年灾荒频仍，西方国家给予大量人道主义救援，中国受西方国家救援之慧甚多。欧美各国组织国际赈灾会救济1920年北方旱灾，汇给中国政府赈款达1000多万之巨，救助灾黎不可胜记，从未推诿卸责。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日本在1921年皆有灾荒，但两国不因“自国多故，遂废赈济之事”，救助中国灾荒仍不遗余力。他们给中国做了示范，“人既有内外并救之好例，我岂无一视同仁之雅量”。在全球都救济俄灾的背景下，中国如不参与证明没有参与国际救济的“善力”，在世界上将没有一席之地，会被评为“只知仰人之助，而不知所以助人”，“必至前日助之者而来日将弃之矣！” 青年人自尊感较强，一教会学校学生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外人救助而我不救助外人之理，否则即表示其“无能力独立而损失完全之人格”。 王葆真进一步强调，如中国人自居“待人赈恤而不能恤人之地位”，将表示其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丧失人格，更失国格。
道德合格并非追求，舆论与俄灾赈济会意图通过赈俄与列强在“善力”上一比高下，做道德上的强国。意外获得一战战胜国地位使国人鼓荡起跻于强国的期待，巴黎和会又使国人感觉如坠谷底，短暂的乐观幻灭 。但国人融入世界的心态自鼓荡起来就再未消散。同时，一战使中国思想界意识到西方物质世界已破产，精神文明将得到褒扬。舆论认为，精神品质已成为评价国家强弱的标准之一，中国国力不如人，在道德上应不落列强之后。赈俄这一能够直接衡量“善力”和道德高下的活动让国人看到位列强国的新希望。邵力子呼吁青年，“我们财力或不及美国人，但热心必不比美国人稍逊”。 《民报》针对赈济会组织的沪上游行发表评论：中国夙抱闭关主义，与远近各国交往无多，自通商“缔盟结好”以后，与外国交往增多，但中国主动做的远远不够，人类互助是国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中国参与赈俄恰是参与世界活动的机会。 《申报》发表多篇评论呼应赈济会活动，该报通过分析古今强国之道，得出应予赈俄的结论：古代立国“以兵以谲”，只有“不厌日寻干戈”才能称霸列国并为民称道。中国自海通以来兴尽“兵与谲”，与列强争胜均告失败致沦为弱国，但中国持“德与诚”却渐为世人推崇。一战表明穷兵黩武已非王道，俄国破产欧洲疲敝即为成例。今之立国“以德以诚”，所以欲跻“国际上位”得无上荣誉，惟有言忠信行笃敬，这也是时下“救灾恤邻”之道。 当今世界能仗义好善者即为“君子国”，欧美慈善人士早早运输赈灾物资到俄，“君子国”风范尽显。中国既然不能以武力战胜全球，只有以“善力”与列强竞争，让列邦知道中国“弗衰”。 中国慷慨救灾会使仁义之名广播，将证明“我中华人民之人格高”，最终使“吾中华民国之国格亦蒸蒸日上”。 并且，中国与列强不同，如能在艰难困苦之下仍有无上仁义之举，那些自号强国并视中国为弱国的人将会说“中国德不弱”，是道德强国。 时人进一步相信“道德强国”之义会带来强国之利，美国因其国人“最为慈祥”，国家才变得强盛，中国如救济俄国灾民，积攒无量善果，他日定会有报。
最后，俄灾赈济会强调救济俄灾的“善力”能够推动国民外交。1920年，苏俄致信北洋政府，自愿废弃帝俄时代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利益之协议，愿通过谈判把中东铁路归还中国。这一举动经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对比显出强烈反差，使中国舆论对俄国产生好感。赈济会认为，通过赈俄可表达中国人民对俄义举的亲善之意。熊希龄强调，俄国过去虽有侵略举动，但改变政体后对中国“极端和睦”，更以甚多之权利自动归还中国，作为列强之一的俄国对华亲善前所未有，中国自该捐助彼国之灾，表达亲善诚意。 上海部门前即挂有“拯救还我中东路取消不平等条约之俄国灾民”的丈长匾额，游行人群所持条幅中亦有此语。聂云台强调即使在十年前，俄国若是在侵害中国权益时有灾，我们也会施救，现在更应如此。
中俄两国此时复交谈判迟滞不前，赈济会认为赈俄能对中俄建交谈判有所推动。王葆真指出中俄虽“纠葛未清”，但终有妥帖之日，今我们以其凶灾之时加以救济，能“增一度之情感，可能减少一分之隔阂”。 赈济会强调赈俄能“增进中俄国民之亲交”，为中俄谈判营造良好环境， 以国民外交促进政府外交。这些认识显示出道德强国诉求与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关切是一体的。
舆论和赈济会认为救济外灾之“善力”还能昭示国民力量，起到抗议日本侵略的作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决议日本将胶济铁路交还中国，但规定中国须给日本近3000万元的“赎路费”。日俄两国归还中国铁路截然不同的态度，使社会存在亲俄仇日的心态，成为舆论支持赈俄的情感助力。吴山表示，国际会议明明说胶济铁路还中国，却要什么“赎路费”，政府“与其以三千万日金用于赎路，曷若即认捐三千万日金赈济俄灾，与俄亲善”。 赈济会上海部干事、演艺界人士任矜苹提议，要在游行车上挂出中东铁路与胶济铁路图，并加以说明：中东路是俄人慷慨还我中国，胶济铁路却有斑斑之苦痛，“得此刺激品，必生影响也”， 该提议得到上海部同仁的赞成。梅云英认为，胶济铁路赎路费是国耻，国人应持俄灾即我灾的认识，用民间团体的力量捐出三千万，表达国民立场和决心，“洗雪国耻，增高国际地位”。 甚至有人认为赈俄能起到反侵略的效果，“足以减灭强邻侵略风” 。
近代中国屡受列强欺凌，现在能救济俄国，一定程度激起国民的自豪感。苏俄政府赴华专使于1922年1月7日致信外长颜惠庆，表示对中国的人道主义行为“不胜铭感”，赞扬中国比列强做的更好，多数国家趁救济俄灾之机，提出多种要求，干涉俄国内政，继续封锁革命政府，“而中国乃居例外之一”，无他项要求，是真心诚意救济俄国的国家。 帝俄侵华给国人留下惨痛的历史记忆，俄政府告诉赈济会运粮专员，中国是患难之交，“忏悔以前轻视中国之谬”。 俄人可能是客气之语，却使国人觉得意外达到“以德报怨”之效果，在情感上得到补偿，认为努力救俄非常值得。
三 俄灾赈济会面临的困境及结局
俄灾赈济会对募集捐款以汇聚“善力”的预期很高，仅上海一地即打算募集善款二三十万元，他们认为只要把工商业者动员起来，就能募集到可观的善资。吴山提议：向上海全部15万商户每家劝捐1元，就有15万之巨，再加上慷慨的资本家，上海捐款将难以数计。 但赈济会的募捐结果却差强人意：到1922年6月底募捐活动进入尾声时，北京总会仅募集到3. 3万元，上海部共募得2万余元，两者合计不足6万元。 加上后期追加资金并除去开支，赈济会最终仅有5万元用于购买赈粮。算入安达分会募粮30万斤，俄灾赈济会共赈济俄国300余万斤粮食。 至1923年春，赈济会共四批次往俄国运送粮食等物资约130车厢，使10余万灾民受到救济。这一成绩与预期相差甚远。
熊希龄经理慈善活动众多，他慨叹在中国办理慈善虽难，“未有赈俄之难矣！”赈俄过程“魔障重重”。 此与赈济会面临的内外困境有关。从外部环境看，首先，政府对于赈俄并不积极。北京政府曾答应打入赈济会账户2万元，但迟迟未予拨款，经赈济会屡次催促，才汇入1万元，余下1万到1923年初仍未拨付。 赈济会寄到各机关的捐册往往被退回，“捐册之邮寄未竟，而退回者已纷纷皆是”，即使认捐，口惠而实不至者亦不在少数。虽然总统和北洋政府要人挂名赈济会，但仅表姿态而已，政府要人中除徐世昌夫人捐款千元外，其他捐者较少，捐款数额也不多，如审计院院长庄蕴宽仅捐20元。各省督军、省长中，仅有甘肃、浙江、河南、直隶、山东几省认捐。各府县虽认捐者众，颇为热闹，但捐款数额不多，很少有超过40元者，10元以内的竟占不小比例，其中涿鹿、抚宁两县仅6元。 很难说捐款极少的县进行过募捐动员，可能熊希龄个人威望和捐册上赈济会成员名录是他们认捐的真正动力。其次，“资本家不肯帮忙”。赈济会活跃之时，恰逢1922年初股市下跌，政局动荡，商界捐款积极性不高。赈济会向商界呼吁，股市交易不可靠，“如肯以投资交易所股本百分之一捐助俄灾，即可救俄国灾民几十万人”，积得无量善缘， 上海部向沪上300户大商店发放由聂云台和青年会会长曹雪庚联合署名的捐册，却只有20家认捐，其余全被退回。 再者，捐款总人数虽多，但学生是参与捐款的主要人群，款额有限。《国报》社长张庸池发现：“此次募捐以来，以学生界最有成绩，虽几十个铜元或数元不等，个个应捐，足见热心，但捐资总量为数太少。” 而普通民众对赈俄相对冷漠，上海学生进行劝捐时，出现很多市民躲避劝捐学生的情况，舆论评价此次活动“牺牲虽大，成绩犹少” 。
工商业者等群体对救俄不积极，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因素。十月革命后，西方对苏俄有负面认识，“东西舆论污蔑欧俄，谓其凶灾由于过激” 。有外国在华报纸认为赈济会就是过激党。中国亦受此思潮影响，王葆真意识到资本家不积极捐款，是因他们排斥共产主义。署名为“醒世”的论者认为俄国地大物博，本为强国，十月革命后全民卷入革命洪流，造成“生利者少”，使整个国家抵抗灾荒的能力减弱，他呼吁国民应严肃对待“过激主义”。 还有人认为苏俄的余粮征集制使俄人不愿种粮，俄灾实际是“人事方面的原因”。 在这些人看来，救济俄灾无从谈起。
俄灾赈济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制约了募捐成绩。王葆真总结赈济会赈济“言之匪难，行之惟艰”。北京总会董事甚多，但真正尽责任的仅有三四人，其他的皆不过问，“屡请不来”，致使总会赈灾工作缓慢。王指责他们“只凭空言”，无济于事。 社会舆论陈意甚高，真正行动却寥寥，即使赈济会中人也不例外。在捐款清单中并没有熊希龄的名字，但他此时对赈济家乡却不遗余力。1921年，湖南发生特大旱灾，身为湘人的熊希龄捐款数千元，他还依托华洋义赈会向各界募捐，得到积极响应。 聂云台曾代表其母向俄捐款1000元，但其对家乡湖南的赈济更为用心，他和熊希龄在上海为湘灾募得善款达10万元之巨。 救济外国灾荒是人道主义行为，本质上并无约束力，在以民族国家为囿的观念影响下，特别是遇到内外同时有灾的情况，家国情、家乡情此时居至高位置，很难做到把外灾当自己国家的灾对待。另外，赈济外灾一般是在财力有较大富余下的行为，国人当时经济能力一般，对赈济外灾多心有余而力不足，如熊希龄为赈济湘灾甚至要变卖自己的书画换作赈款，他没钱救俄就不难理解。当时北洋政府财政疲敝，连国立大学教员工资都难以支付，允诺的2万赈俄款迟迟不能兑现并不让人意外。美国救俄成绩优，是以其雄厚财力为前提的，美国政府可以一次性捐2000万美元 ，其民间捐款数额也很大。
赈济会以“善力”和道德为感召，但其本身却面临道德方面的指责。现代救灾事业在中国兴起后，时论常把借慈善之名中饱私囊者称为“赈棍”或“赈匪”。 舆论认为俄灾赈济会日常开支太多，有“赈棍”之嫌。赈济会属于专项临时赈灾机构，内有文牍员、信差等9名员工，月薪从50至15元不等，再加上日常开销，流水开支并不少，如1923年6月份赈济会日常开支就有359元之多， 其他月份开支也约有此数额。赈济会派往各地劝捐支付的差旅费，也成为怀疑的对象。到1922年6月底，北京总会日常开支共用去6000多元，占募捐所得总额近五分之一。总务股张西曼要求王葆真对开支情况作出解释。王葆真强调赈俄费力多而成功少，日常开支均为必须，特别是派员去地方劝捐，均有明显效果。真实存在的卷款情况也影响了赈济会的形象，赈济会曾派两人去东北募捐，支取旅费300元，但两人一去不复返。 上海部职员钱克裘卷逃在笑舞台募集赈款476元，舆论认为这是慈善界之耻，吴山甚至提议此事应对外国保密，以防损害国家体面。
苏俄主动归还中东路是俄灾赈济会动员募捐的主要理由。归路事宜由苏俄政府辖下的远东共和国负责与中国政府谈判，因中俄双方各有打算，谈判进展缓慢。随着外交环境逐渐好转，苏俄于1922年底决定取消远东共和国。赈济会运粮专员发现远东共和国取消后，苏俄“报纸论调显不满中国”，不满中国接纳帝俄旧党，认为中东路是远东共和国一部分，应与远东共和国一起移属苏俄中央政府。 此时，苏俄领导人托洛斯基明确指示俄国赴华专使越飞，中东路决不能无偿归还中国，否则会给俄国带来8亿卢布的损失。 中国驻俄远东代表对俄方在归路问题上前后不一提出抗议，但并未影响到俄方的决定，中国最终未能收回中东路。实际上，苏俄当初主动提出归还铁路，也是出于突破列强封锁的考虑，以便尽快与中国建交，减少自身外交压力。运粮代表观察到：苏俄提倡打破列强在华势力，屡将庚子以来列强在华之野蛮行为，与越爼之举动，一一揭晓，目的是“激起华人排外之心”，并非苏俄有爱于中国，其“利用各国冲突之症结，以施行外交之政策耳”，该代表评价苏俄对华外交“纯以辗转利用”。 外交以国家利益为上，在此得到验证。
赈济会本意通过救俄之“善力”促进中俄建交，为顺利解决苏俄外蒙古驻军问题提供情感助力。在赈俄前后，民间介入中俄建交谈判的热情持续高涨，甚至在1923-1924年间出现众多民间团体致信中央政府，要求尽快无条件与俄国复交的情况。苏俄赴华代表加拉罕也在1923年8月间表示，中国目前没有稳定的政府，苏俄愿与“中国人民”缔约。这些“国民外交”带来的内外压力使北京政府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氛围下谈判。 其实，苏俄政府并不打算从外蒙撤军，苏俄驻华代表越飞1922年8月到北京即开展多方活动，寻求中国当局对苏俄在外蒙驻军的支持。中国政府没有同意越飞的要求，且对越飞的活动严加防范，北京公安局安排专门警力全天候监控越飞并每日上报。 俄灾赈济会的道义设想未能对两国外交产生实质影响。作为国家外交的两个方面，国民外交与政府外交两者配合方能互相增效。1920年代初，国民不信任政府，政府对外交缺少舆论说服，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并未互相促进，使弱国外交的力量更弱。
俄灾赈济会存在期间建立起覆盖面广的组织，进行了较充分的赈灾动员，民众参与募捐者众多。该会认为赈俄之“善力”是国民应具备基本素质，能塑造国民形象，甚至可以使中国成为道德强国，对国民外交也能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赈济会制定了宏大的赈济目标，但募捐过程却面临各种困境，使几乎所有的赈俄参与者事实上处于勉为其难的状态。俄国主动归还中东路等赈俄理由最终证明不成立，推动国民外交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使赈济会陷于尴尬境地。募捐活动中，舆论和俄灾赈济会对民众视外国灾荒如自己国家灾荒的估计过于乐观，当“外灾”与“内灾”相遇时，赈济会中人物都不能做到同等对待，客观显示民族国家观念在当时已根深蒂固。赈济会以救灾恤邻为号召，用“善力”造就道德强国作募捐动员，客观上只看到“善力”将带来的美好结果，无意中忽视了国家富强是“善力”强大雄厚的基础，冰山为大因其水下部分多，他们没有看到美欧等国救俄成绩突出与其国力有关。这些因素造就了俄灾赈济会的失望结局，道德强国之梦也只空荡起一片涟漪。
作者孙会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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