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笛，暨南大学客座讲座教授、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本文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西方角力过程中的地位和对应办法，不仅需要从中文的历史记载和从中国的角度进行解答，而且还必须根据西方的材料，了解西方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来思考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选择，选择的余地，以及西方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全面认识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己权利有多大的空间和实力。本文以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中心，考察五四运动之后至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美国官方对中国的态度，是根据美国本身及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利益和布局来决定的。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命运的同情。不过，美国媒体在考虑怎样支持中国的时候，把支持当前中国政府，还是支持中国人民走向法治和民主，区别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怎样帮助中国的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是国际舞台的主导力量，而当时中国已经被强行纳入一战后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西方角力过程中的地位和对应办法，不仅需要从中文的历史记载，从中国的角度进行解答，而且还必须根据西方的材料，了解西方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来思考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选择，选择的余地，以及西方所扮演的角色，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多大的空间和实力为自己争取权利。虽然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想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框架和国际秩序，但实际上在美国国内并没有得到许多支持，而且为了建立国联（League of Nations）还和日本妥协，并最终牺牲中国的利益。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考察。

关于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怎样争取自己的权利，学术界已经有不少讨论，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根据中文资料，从中国视角观察，缺乏对当时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的分析。本文以包括诸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中心，考察五四运动之后至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的对华态度、对华政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这些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政局、政府、外交、学运等方面的报道和分析，提供了我们今天理解当时中国和中国问题的不同视角。在五四运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了解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和东亚局势的认知，也是了解当时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处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试图从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中，考察当时美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这些主流媒体虽然也报道美国官方的决策，但更反映了美国民间对中国的看法。我还将讨论美国官方和民间对日本和中国的态度。当然，具体的政策操作往往不是态度所能左右的，而是由美国本身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利益和布局决定的。

一、华盛顿会议前美国官方和社会舆论对日本的立场

在五四运动后到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段时期，美国媒体十分关注山东问题，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有很深的警惕。例如1919年12月号的《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便揭露日本，“一些沙文主义者可能仍旧鼠目寸光，有理由相信日本的内阁将拒绝和其他所有外国势力达成一致，而且一定竭力独占中国。有远见的日本人都应该知道，国际社会会用战争来阻止日本独占中国。”美国希望日本人意识到，一旦中国门户对所有势力开放，由于日本与中国的近邻关系，以及相似的文化背景，日本在与西方大国的竞争中，其实占有先天的优势，并不需要采取目前这样的扩张行径。

1920年3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题为《中国朋友不相信日本》的文章。此文主要是该报记者采访美国远东事务处主任助理、纽约大学东亚问题专家C.霍奇斯（Charles Hodges）的记录。在采访中，霍奇斯指出，在山东问题上，美国的看法“与日本政治家有冲突”。虽然他个人“非常尊重日本的治国之道，但是日本没有理解美国在山东问题争议上的出发点”。那么什么是美国的立场呢？霍奇斯阐发得非常清楚：日本作为一战的盟友，在巴黎和会上达到了其目的。但是，美国“在巴黎的错误在于，我们尽可能考虑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视了更重要的事——支持中国”。不仅违背了“帮助中国收复山东”的初衷，而且直接影响到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在中国的利益”。霍奇斯表示，美国要与“有长期友谊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要向中国人民证明“美国人民的公正无私”，这其实也是为了“在中国保存威望”。

在这个采访中，霍奇斯进一步指出，与其他列强相比，美国“给予了中国人民在巴黎和会上的唯一鼓励”。他的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和会开始时，美国的确打算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利，但是威尔逊为了建立国联，防止苏俄影响的扩张，希望拉拢日本，得到这个东亚最强国家的支持。当日本威胁要退出和会时，威尔逊最后决定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妥协，放弃了对中国的支持。可能是为显示某种姿态和作为一种补偿，1920年，美国准备给中国提供“广泛财政援助”，这引起了日本的不满。但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参议院宣告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公平正义”。

巴黎和会以后，美国国会并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而且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威尔逊败给共和党的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他所设想的国际和平新秩序也无疾而终。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霍奇斯称，日本竭力让美国改变反对凡尔赛条约有关条款的态度，这样日本就可以使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当权”，“压制中国民众的反对声浪”，以达到占领山东的合法化和长期化目的。显然，此时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抵抗住日本的压力。霍奇斯表示，如果想通过与日本的谈判获得权益，“希望是渺茫的”，“中国需要坚定立场”，不能与日本妥协，否则中国的“外交途径将大大缩小”，而且将限制中国求得“国联干预的机会”。霍奇斯认为，中国现在是国联的成员，国联可以纠正巴黎和会上“由于日本反对而中国无法获得的权益”。霍奇斯其实是在暗示，中国不要与日本直接谈判，并始终将山东问题作为国际问题而不仅仅是中日两国的纠纷，在国际会议上与日本进行交涉。

霍奇斯指出，日本实际上“违反了承诺”，而且“中国人怀疑日本的承诺，因为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一直出尔反尔”。在大战开始的头几个月，日本称占领山东只是针对德国，但日本在山东驻军并没有合法性。1918年9月，日本为换取铁路修筑权，承诺从山东撤军。当年10月，霍奇斯调查了这些日本驻军，发现营房是永久性建筑。他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违反与中国签订的协议，在山东保留日本的军队”。日本后来将军队增加到1.5万人，这其实是告诉中国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按照日本的想法才是明智的选择”。霍奇斯认为，在日本对山东要求的议题上美国不予支持，“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即使美国在山东没有物质利益，为主持“国际公道”也不应袖手旁观，没有什么会让美国“畏惧去帮助中国，主持公道”。

除了官方的表态，当时更多的美国主流媒体文章都对日本的扩张政策进行抨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国舆论和社会对中国的道义支持。如1920年4月25日的《洛杉矶时报》发表F.亨特（Frazier Hunt）《日本攫取中国》（Jap Grip is on China）一文，揭露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从文章标题，就可以察觉作者对日本的态度。“Jap”其实是带有种族歧视的对日本（或日本人）的称呼，二战中美国人用得及其普遍。亨特指出中国面临着三个危机：首先，日本侵略东北，造成了中日关系公开破裂的可能性，中国丧失领土的风险以及日本掌控中东铁路的风险定会增加。第二，学生大规模罢课，这可能是新一波巨大的反日和反政府情绪，如果罢课扩大，联合抵制成功，日本可能“以此为借口侵略中国”。第三，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会导致北京官员不接受美国的贷款，转而依靠日本，“导致中国失去了帮助自己发展进步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机会”。

文章指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日本巧妙的运作”。由于许多北洋政府高官受贿，所以日本势力慢慢伸展。有人认为，由于许多北京官员受日本军国主义操纵，中日之间似乎不会有麻烦。但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如果学生重新唤起对日本的愤怒，“大众的反日情绪可能将国家吞没于战争中”。文章还称，日军在东北的驻军十分骄横，“使中国军队苦不堪言”，因此迟早会爆发冲突。这篇文章发表在1920年，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其实就是这个预言的应验。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注意到这个时期中国政局的混乱。1920年7月，直系吴佩孚在奉系张作霖的配合下，打败了被认为是亲日派的皖系段祺瑞。段通电辞职，王揖唐逃到日本，徐树铮、曾毓隽躲到日本使馆要求保护。7月23日，吴佩孚等要求严惩皖系及安福俱乐部首领和骨干。7月28日，徐世昌总统下令缉拿徐树铮等“十大祸首”；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揭露日本与安福俱乐部的关系。文章称，“俱乐部中的九名主要成员根据东京外务省的命令操纵着中国的政策，现在他们却在日本驻京公使馆的‘庇护’之下”。中国政府照会日本公使，表示反对日本介入，敦促日本对那些中国人进行监控，不允许他们逃跑或藏匿，一旦当局审查认证了他们刑事罪行的证据，便要求日本将他们转移给中方。但日本方面在回复中说，中国政府是基于政治原因对徐树铮等人发出逮捕书的，所以“无论他们的罪名是否成立，日本公使馆将无法应允将他们引渡的要求”。徐树铮在日本公使馆避难达百余日，1920年11月14日，他被藏在一个箱子里运离使馆，然后由天津逃到日本。

这些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和采访，基本上表达了华盛顿会议前美国官方对日本和中国的态度。当然，在具体的外交政策的操作中，情况往往不是态度所能左右的，而是要根据美国本身及其在东亚乃至全球利益的布局来决定的。但是美国的这个态度，在中国向日本争取权利的外交努力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是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最后收回山东权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美国媒体对中国政局的担忧和批评

在五四运动与华盛顿会议之间，中国政坛一片混乱，南北政府互相争斗，各地军阀各行其是，动辄武力相向。北京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走马灯般变换。政局不稳，财政没有保障，国家不统一，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状况。这种情况下的中国外交，在世界权力格局中能够有多大的活动余地，能够为保障中国利益做多少事情，都是非常不容乐观的。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虽然首先考虑它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也经常视中国的内部情况为转移。

1919年12月，《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便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自己”，国际因素的确“加重了中国的问题，但不是主要原因”。这样的认识，比当时一些政治家的论调要深刻得多。当时不少国人把中国的屈辱都归结于西方的入侵，这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统治者所希望的，即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部。文章非常正确地指出，“总统替换皇帝不能在一天，甚至在一代人之内改变中国的传统”。在一战中，欧洲列强的势力在中国衰弱，但是“北京政府却无法利用这个间隙获利”。中国本应该运用一战之利，如今“却陷入内战的泥潭中”。这篇文章建议，中国在合理利用广阔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前，还需要很多东西，但“最急切需要一个普及的合格教育系统”，而且这也是中国“目前窘境的主因”。1905年之前，建立在私塾教育与国家举行的激烈考试竞争基础之上的科举制度是持续了多个世纪的教育体系，事实上，“这种在过去长久以来教授儒家经典和道德的课程，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除了在各种教会学校受教育的少数人外，“几乎没有中国人对现代生活和现代化的要素有所了解”。政府雇员“由一群几乎不具备任何二十世纪服务要求资格的人构成”。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从旧秩序变革到新秩序”，保证“每一户家庭每一个个体都识字”。日本对大众教育的重视促成了日本的迅速崛起。到1889年宪法颁布的时候，日本已拥有数量可观的在本国公立学校受到良好教育或曾留学国外的领导人。但是在中国，尽管1905年开始施行新的全国教育系统，但1911年以来的国内动荡阻碍了其发展。到1919年，只有很少的中国人“具备足够的现代化训练”。文章认为，“只有当更多的年轻人具备了足够的判断力，中国才会出现能够处理当前复杂形势的领导者”。只有在国家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思想的国民的时候，“民主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当然，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财政危机也是直接的威胁。1920年1月，由于财政十分紧张，北京政府向新四国银行团要求借款500万镑，但以英国为主的新四国银行团坚持要求中国解散多余军队，四国政府及四国银行团要求对借款的使用进行监督，导致中日政府不满，日本决定单独借给中国900万日元。2月18日，财政总长李思浩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署了借款合同。1920年4月1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对华借款遭到反对》一文，讨论为什么不少人反对给北京政府借款。记者采访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美国人L.瑟斯顿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根据她的观察，明智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美国借款给现任北京政府，这将给予中国军阀以支持”。北京当局充斥着腐败、卖国和军阀，“其行为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瑟斯顿所透露的意思是，美国人认为借款是为了帮助中国，但是不少中国人认为这只会帮助亲日的军阀政府。

对于日本给中国政府积极提供借款的活动，瑟斯顿指出：“现在腐败的反动集团掌控政府，他们不会建立任何形式的共和政体或公民政府，以及以民主为宗旨的组织。”他们接受了日本的借款后，会以出让中国的权利作为回报，而且他们已经在采矿、铁路、专营，以及包括总额为1000万元的电报收入的租赁特许权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让步。瑟斯顿认为，一部分借款会用于支付士兵的薪水，但很大一部分却会进入由军阀组成的政府中极少数人的腰包。中国各省有80万军队，靠借钱来给士兵发饷。每一笔借款都被滥用，都被军阀用于壮大势力，使中国离民主政体越来越远。如果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还保持着热忱，“我们就不该再犯下罪过，把钱借给现在掌权的北京政府”。瑟斯顿的态度是：“除非这些钱被用来遣散军队，或加强政府的自由民主的建设，否则我们就应该反对借款。”其实这也是许多西方人的共同看法。中国的确需要自由资本，那些借给中国的钱应该按正常的利率，“用这些钱去发展中国的工业而非军队”。

瑟斯顿认为学生代表了广大中产阶级的利益，尽管在五四运动一开始，政府把他们描绘成捣乱分子，但商人支持他们，在全国掀起波澜，并且动员了中国各阶层对政治和涉外事务的热情，唤起了民众的觉醒。1920年2月，反对贷款的学联在抗议中称，学生之所以联合抵制日本，不仅是因为山东问题，还因为日本使中国政府更腐败，他们贿赂官员，把贷款用于北方的军阀，使国家处于持续的混乱中。学生急切寻求与美、英、法国交好，同时警告这些国家不要步日本的后尘。瑟斯顿说，“这些学生告诉美国人他们是自己的朋友，而且对美国很有信心，表示美国会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度过目前的困境”。但是巴黎和会却让他们对美国失望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在华的美国人，面对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行为感到无言以对”。

瑟斯顿说，按照学生领袖的说法，只有一种方式可以使中国停止抵制日本的行动，那就是日本放弃其侵略和欺辱中国的政策，归还青岛和山东的主权，停止对已“被中国人民抛弃”的腐败军阀和政客提供支持。如果日本改变其对华政策，“抵制运动将会自动停止”，将赢得中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如果日本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人则将“同仇敌忾，不惜任何代价来抗争，直到正义的来临”。瑟斯顿最后说，在日本，自由派（the liberals）可以对整个格局起关键作用。“日本自由派对本国的军事独裁政治并无好感，也不认可自己的政府。”如果这个政党能强大起来，在普选中得到大众支持，“那么自由主义者会推翻军国主义者，将山东还给中国，并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的朋友，这才是日本应该做的”。但她寄希望的日本国内政治向自由派的转化并没有成为现实，反而进一步走向了右翼的军国主义。

三、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

巴黎和会以后，对中国在和会上的遭遇，美国的主流媒体除了表示十分同情，还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态度。1919年12月号的《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发表题为《我们怎样可以帮助中国》的文章 ，指出山东问题在美国引发的广泛讨论，“说明美国人非常在意他们在中国的利益”，随时准备对这个亚洲大国施以援手。除了“一致谴责日本取代德国攫取在山东的利益外”，还应该让美国人认识到，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理，“对中国没有一点帮助，甚至一定会危害世界的安定”。美国政府和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国出了问题，但关于症结所在，却众说纷纭。在早期，他们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于保守和儒家思想的引导”，认为这些因素“阻碍了中国追随日本的脚步学习和掌握西方进步的秘密”。后来，他们转而指责清代统治者的无知和落后阻止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和步入现代之路。甲午战争后，又把问题归因于欧洲列强尤其是沙俄、英法和德国对中国的干涉。1905年之后，则认为日本成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篇文章认为，中国人拥有巨大的文化和精神财富，“他们导致了每一个在华外国人对中国的歆羡和热爱”。一些人思考怎样帮助中国，但是对北京政府的能力抱怀疑态度，因此提倡“以外国监管”来保障北京政府的效率，借此“纠正中国根本问题”，并坚信如果这个举措实施，整个国家将会随之发展。文章声称，许多“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提出了各种计划来帮助中国。“那些了解自己国家取得的成就及国家机构的稳定建立在公众教育的基础上的美国人，应该很愿意帮助中国人。”美国所做的回报最高的投资，就是归还大约10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鼓励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正在提供一项对中国“价值不可估量”的医疗教育服务。美国的传教机构也正在通过所办的学校，给中国学生提供教育。一些美国人募集资金支持中国的学校，还有美国的年轻人在中国学校中提供各种服务。估计约有4000名中国年轻人正在美国留学，美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他们除了在课堂里学习，还有机会去了解并研究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机构。

这篇文章说，美国人很快将拿出一个更快捷帮助中国的方案，去解决“日益严重的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和干预”的问题。过去签订的条约给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治外法权和关税控制。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所有条约国家一体均沾。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时，俄国已拿下租借旅顺港的特权，并把东北和蒙古纳入势力范围；英国有两块租借地，外加铁路和开矿特权；法国拥有一块租界和重要的铁路与开矿权；德国拥有胶州湾和山东的特权。自从1904年把沙俄从“南满”赶出以及一战中把德国从山东赶出后，日本就显示了“胜过自己欧洲老师的更加卓越的‘掠夺’才能”。过去美国只是冷眼旁观，尽管海约翰（John Hay）宣布了得到列强广泛认可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也不得不接受1898年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既定事实。当沙俄开始着手夺取整个东北时，美国“对此表示抗议”；在日本1915年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后，美国“再次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一个联合起来的机制反对列强，以保护中国。文章认为这样的机制“应该由国联来提供”。

这篇文章预测，在美国加入国联之后，国联将能够前所未有地帮助中国。当日本和俄国的侵略者们觊觎东北、蒙古、山东或福建的时候，国联要保证“中国以及国联其他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按照国联的准则，凡影响国际关系之任何情势、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之良好谅解者，联盟任何会员国有权提请大会或常任理事国注意。中国可以基于自身主权，对所有之前被勒索的租界提出异议，“美国自然会支持中国，而且英国及其海外联邦也会加入我们，法国可能也会和西方倡导的民主站在一起”。美国应该给予中国援助，“现在到了美国给中国提供巨大援助的时候了”。国联将会“维持中国的主权完整，及提供所有能消除中国当前政治及经济颓势的方法”。

不过这篇文章也指出，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永久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中国必须自我救赎，同时世界上任何有远见的人都应帮助中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由于美国内部的意见分歧，美国最后并没有加入国联，所谓依靠国联为中国主持正义也成了泡影。另外，这篇文章的观点，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它提出国际社会应介入中国政府的管理，另一方面又提出要防止外国对中国政治的干扰。这可能也反映了中国情况的复杂以及作者对怎样解决中国问题的迷茫。

虽然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中国还处于混乱之中，但是五四之后的中国人已经觉醒，那么“自我救赎”就有了希望。1920年3月1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一文。这实际上是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一次演讲。在讲演中，芮恩施指出中国的舆论在对外国势力侵犯的问题上，“表现出一致的坚决抵抗态度”，认为“中国的民族运动已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地、明确地精心组织的民众运动”。芮恩施称，是中国的学生最早组织了反对巴黎和会的决议，商人也加入其中，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国家事务”。芮恩施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排外，而是通过罢课、罢市和抵制日货对日本进行抗议。这场运动给芮恩施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并且“对公平有强烈的渴望，不能容忍不公正的待遇”。当然，芮恩施对中国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芮恩施所宣称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之一”，不知是否是他深思熟虑的看法，也很难判断他的根据是什么，但从前后文来看，他是在讨论五四运动及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存在这些运动兴起和发展的空间，说明当时政治系统存在相当的民主因素，但所谓“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完全是言过其实。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还采访了中国教育会秘书张彭春。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的民意是支持四国贷款。如果此方案成功，将非常“有助于中国的政治自由”。但是，中国人不想为政治目的而贷款，而是想把贷款用于发展铁路以及产业和教育，也渴望得到自己的海关和关税的控制权，并从军阀的统治下脱身。张彭春游说西方媒体支持对中国的贷款，与上面所提到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瑟斯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认为，支持贷款给北京政府，就是支持军阀和腐败的政府。该报还采访了金韵梅博士（Dr. Yamel Kin）。金指出，中国把丝绸和茶叶贡献给世界，但得到的回馈却是鸦片，西方强迫中国人接受毒品。她说，两年前，21吨毒品通过日本进口到山东，“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她敦促美国帮助削减鸦片贸易。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特别是那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通过美国的主流媒体，把中国人民的呼声和诉求传达给全世界，尤其是当西方对中国政府失望和不信任的时候，这种声音的表达就显得更为重要。

美国媒体也感到需要了解中国，才能更好地处理对华政策。1920年2月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其标题便是《美国急迫需要研究中国》。文章指出，由于中国巨大的贸易潜力，美国应该在北京开设一所学校，在未来的十年中培训500—1000名美国人，让他们了解基本的中国文化。这个计划是由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商务专员J.H.阿诺德（Julean H. Arnold）提出来的。他认为，目前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这是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潜能的国家，然而只有极少数美国人学中文。美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岸线都长，白令海峡到亚洲不过50英里，但是美国却对亚洲缺乏应有的重视。他批评美国人对中国发展的无知，他们几乎不知道“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的中国辛亥革命，这场革命使将近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王权，宣告成立了共和国。像《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已经看到，“新中国”（The New China）认同西方的现代科学和工业成就，美国在中国的贸易有着巨大的潜能和机遇，而且还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义务”，美国的大学应该担负起“引领和教育美国人了解这个古老又人口众多的国家”的重任。要有一个长远计划，要有一大批大学建立“研究中国历史、文学和制度”的系所，积极开展活动。甚至要在中学“讲授中国地理、历史和亚洲文明的基本概况”。虽然美国传教士和许多机构把西方知识和文化介绍进中国的努力已持续了几十年，但却忽略了把中国介绍给国人。他设想在北京建立一所美国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校，经过十年的时间，可以培养出五百到上千名懂得基本的中国文化的美国学生。

不过，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五四以后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1921年《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与美国》的文章，指出最近在美国出现了对中国态度明显转变的趋势，文章列举了一些新现象。例如，过去美国人所知道的中国人就是磕头敬祖，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世界，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荒僻的状态”。但几个月前，一个中国教育代表团来到美国，他们“像伍廷芳那样”穿着黑色外套和圆顶礼帽，邀请了教育学的顶尖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P.门罗（Paul Monroe）教授去帮助中国“提高管理教育事务”。教育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中国待过两年时间，介绍了教学理论和实践；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被邀请介绍西方共和体制；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了医学院、医院、护士培训学校等机构。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人已经准备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正如芮恩施所说，“发展中的中国工商业和社会力量，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生活”。

当然，美国人给中国兜售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也是千姿百态的，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评判、理解、拒绝和接受。例如上面提到的古德诺，便在1915年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鼓吹。而同样是这个人，却是美国行政管理学的奠基者，出版有《比较行政法》（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1893)、《政治与行政》（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1900)、《美国的市政府》（City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905)、《美国行政法原则》（Princip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5)等美国行政学的开山之作。像古德诺、杜威这样的美国精英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中国的觉醒以及美国主流舆论对中国的支持，为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奠定了基础。其实，中国应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能否取得预想的成果，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五四运动为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已经做了非常好的铺垫。

四、美国媒体所报道的华盛顿会议与山东问题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会议召开前夕，1921年10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裁军与太平洋问题的ABC》一文。文章指出，在没有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的情况下，中国仍将参加“少数国家把持的”华盛顿会议。文章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前景不抱乐观，认为中国是“一个衰败到无法在虎视眈眈的外国侵略者面前捍卫自己利益的古老帝国，处在一场并不成熟的革命前夜。中国还没有成长到足以获取尊重和显示力量的地步”。清朝所谓的“天朝上国”，不过是事实上的“亚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Asia）。共和国尚处在襁褓期，“虽然它没有强健的步伐，而且也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但是没有人知道它能走得多快，也没有人知道它将走向何方。这个保守的东方国度的一切未知因素都让人畏惧。”

从这篇文章看，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缺乏信心，我们当然可以指责他们的傲慢，但是主要是因为中国自己的混乱和糟糕状况，让西方国家对中国有所轻视。这篇文章认为，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虽为明智之举，但“如果认为他们能解决问题，就大错特错了”。说是“明智之举”，是因为这表达了西方的善意，而且在西方人看来，对中国来说，参加会议对其有“教育意义”。但同时他们又认为中国代表团无法从真正意义上代表广大的中国人民，而“只是为现在控制中国政局的军阀代言”。文章认为“可以相当肯定，至少半数以上的中国人会把他们视作被日本收买、对日本唯命是从的叛徒”。当时中国人的地位十分尴尬，虽然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有关他们的命运，但是“他们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捍卫他们的权益，他们无法为自己的利益做主”。文章也正确地预测到，中国人“将满怀对大国专横跋扈侵略的怨愤参会”，但是考虑到中国人“过去的一贯表现，他们很可能并不会采取任何对改善他们当前的状况有实质性和建设性的举措”。这篇文章还指出，中国命运“将由其人民决定”。中国内部一团混乱，“局外人很难帮助她，除非她学会自救”。但中国“一旦统一起来，她就不再需要来自外部的帮助”。

不过，这种预测显然低估了中国。其实五四运动已经表达了中国人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随后的华盛顿会议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却更多地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受挫归咎于中国自己的问题，并批评中国的外交代表们对自己内部的问题“并不愿意正视”，而更愿意去“抱怨治外法权的滥用，而非提升司法的公正来保障外国人的权益”。文章认为，很难去确定什么是中国的“真正利益”，中国被不同的势力瓜分，但无疑，“中日关系是一个笼罩人们的巨大阴影”。

记者还采访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他的思想表现得非常激进，声称希望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是日本得以正式吞并东北和山东”，他认为，这将会警示中国人，“刺激麻木的同胞对日本的憎恨、对复仇的渴望，由此把我们凝聚起来如同一个人一样”。他乐观地判断，“如果中日间爆发不可避免的战争，你一定会看到全部在中国的日本人，将在三天之内被杀光”。当记者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消弭战争和减少军备时，“他就毫无兴趣了”。记者认为他的想法“虽然愚蠢又鲁莽，但却反映了不少中国人的思维”。与上述想通过毁灭自己来惊醒国民的极端思维不同，西方的观察者们还发现，其实许多中国人了解中国为何常常受到侵略，也知道如何从侵略中解脱出来，显得很有自信心。例如有人说，“成吉思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扬言要征服中国的侵略者，但到头来反而被中国征服”。因此，“今天的中国人并非害怕日本，他们过去的知识给予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甚至还有人表示，“重塑中国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日本人统治中国五十年”。这些五花八门的言论，的确反映了人们所坚信的，无论在中国发生什么，中国人都有力量再站起来。但是这些言论表现出的“自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自欺欺人的一面。

不过，《纽约时报》的记者指出，如果认为中国年轻的一代全都反日，“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众多有国外留学经验的中国人中，许多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留日学生要比留学西方的学生多，“即便今天日本是中国利益最大的损害者”，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日本是应该学习的榜样。而且，记者也看到，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在为数不多的关注祖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中，估计“自称为亲日派的人与反日的人数大体相当”。

《纽约时报》认为，美国和西方世界不能“让中国自生自灭”。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便是要阻止那些“为所欲为”的人，防止他们的军备狂热，让其变得更加“文明”。美国“不能允许东方文明陷入野蛮的战争”。文章认为，“突然和短暂的愤怒会引起一场纠纷，但之后反而会慢慢建立起诚挚的合作。这不仅需要不懈的努力，也需要良好的意愿。华盛顿会议有很大的机会促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互相理解”。如果会议能够拿出达成国际间合作、促成和平的方案，那么，“这次会议将会比纸上谈兵规定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更有成效”。不能指望每个国家都公正地参与决议的制定，但是如果最终的协议确保每一方都满意，那么日本将有很大可能逐步以合作来替代威胁中国。

总的来讲，这篇文章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能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和观点。对中国的问题，采取的也是比较现实的态度。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中国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让中国全盘西化也非常有市场。但这篇文章并不赞成中国全盘西化，而是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传统。外国人可以给中国提供建议，有时候也可以提供资本和培训专业人才，但“中国人应独立完成绝大多数的事情”。外国帮助中国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制定出“限制国人贿赂官员”的方法。其实这样的思路，和上一节所引用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是一脉相承的，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才能根本解决，国际社会只能为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而已。

中日之间的会外交涉，从1921年12月1日至1922年1月27日，共会谈35次。由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已经表示将把山东主权交还中国，所以交涉双方的焦点集中于胶济铁路。该路总长390余公里，如果被日本所控制，沿路的矿山等权益也将落入日本手中。所以日本对铁路的态度很强硬，称“他们是德国的接替者”。中国代表则指出，中国愿偿还贷款，从而废除整个协定，将铁路收归中国。这笔铁路贷款为2500万元。但是日本坚持中国向其贷款，中国则坚称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是不合情理的。他们看出了日本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的企图。

据1922年1月15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有13个华商协会1月14日给正在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电报，称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被欺辱，使旧金山的华人非常愤怒。电报中提到，6家华商公司召集会议，强烈要求把山东领土主权归还中国和废除“二十一条”，而且必须在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或者会议无法讨论以上问题，又或者不能给予中国公正待遇，那么中国代表应该退出会议，决不允许牺牲中国的权利和独立自主。其实，关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当时中国社会有着极大的误解，现在历史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已经竭尽全力为中国争取权利，但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这是中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使然，是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所无能为力的。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不久，1922年2月17日《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抗议活动中中国的苦涩》的报道，指出在山东、上海及其他重要城市，由商会和学生团体领导的“抗议华盛顿会议的决议的暴风骤雨席卷中国”。此次抗议活动的目的是反对华盛顿会议有关山东问题的协定。抗议者称，“该协定将巩固日本在山东省的地位”。报道认为华盛顿会议“强化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一些人直言不讳地表达不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正廷。王是凡尔赛会议的主要代表之一，因维护山东的利益而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基督教徒，曾对美国十分友好，“这种情感上的转变在中国的精英群体中十分典型”。尽管王正廷“试图克制自己的语言，但他仍认为美国受日本和英国的影响，再次背叛中国”，美国选择与其他大国站在一起，在最后关头牺牲了中国。虽然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做了美好的承诺，但中国人没有看到日本的任何悔意。中国必须“在列强环列之下，实现自我拯救，以保持独立自主”。他表示：“我将不遗余力地促成中国统一。中国怎能允许日本势力深入山东及东北？”他还指出，除日本外，“还有一些国家在私下积极分裂中国”。不过，根据《洛杉矶时报》的解读，认为王的这个指责并非针对美国。王正廷在谈话中也指出了中国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地位，是由于自己的内部混乱。为了避免“未来出现的挫折，中国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应首先“统一立法权而非集中行政权”，外事、国防、立法、税收和交通诸事须由国家掌控，其他事务则应分权于地方。王正廷的见解，与前面所讨论的《纽约时报》的观点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要保证中国在国际上的公正待遇，首先必须解决好中国内部的问题。

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实际结局，并不像王正廷所说的那么悲观，其实也有相当的成果。华盛顿会议结束不久，1922年2月26日，《华盛顿邮报》发表A.W.福克斯（Albert W. Fox）的文章《二十一条问题的谈判进展》，指出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日渐明朗。美国从开始便意识到，华盛顿会议必须面对“艰巨的远东问题”，这个问题比“讨论轮船吨位的分配更为重要”。在国务卿C.E.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的倡导下，会议通过了有关中国的“重要议题”。美国认为，任何国家建立在尊重基础上对中国的所有承诺，“都应该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提交大会”，要废止秘密协议的做法，公开一切有关中国的协议。会议讨论中的最后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二十一条”，“美国基于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主张通过协商和门户开放的基本政策，反对日本对山东的觊觎”。《邮报》指出，美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正如美国政府发言人对记者所强调的那样，这是美国的一贯态度。“从狭义的国际法角度来讲，可能有人会争论对两国之间的国际争端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山东问题，应该“在会议外解决”。美国代表则表示，“会在合适的时候对参加会议的国家开诚布公地陈述其立场”，并且以“最友好的姿态”给予日本一个台阶。

关于山东和“二十一条”问题，是通过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会谈”进行的。顾维钧觉得，“由于美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可能在心中同情我们，然而对这些问题也难于表示观点”。大会的主要宗旨是限制军备，其他如与太平洋及远东相关的问题，只处于整个会议的从属地位。山东问题的会谈在会议之外进行，顾认为这也是为了“迁就日本的意愿”。《邮报》报道了中国代表王宠惠在会议上回答记者问题时，指出中国向大会申诉，“二十一条”是日本“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以二十四小时最后通牒的形式对中国进行了胁迫”，中国是在“受到威胁的状态下”被迫同意“二十一条”的，日本的做法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公约。因此，中国希望通过提请国际会议讨论的方式，“通过适当的解决方式，消弭一切危害远东国际关系的潜在危险”。

其实，在美国看来，“二十一条”不仅仅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也涉及美国的利益。因为门户开放是美国的一贯主张，而“二十一条”中的日本在华利益则是排他的，所以福克斯的文章说，“美国有权就1915年合约涉及美国的权益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看法”。文章还强调指出，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旅顺港和大连港租借条约不但签了99年租期，这个租期还可以延长。另外，在华盛顿会议开始的时候，日本对中国铁路沿线的权限都还要行使若干年。文章希望“那些真心希望美日关系友好的人们”，把美日关系“建立在二十一条得以妥善解决的共识之上”，以便“消除在美国成为太平洋四强合约（four-power pact of the Pacific）协约国之前的全部疑虑”。然而，福克斯也指出，在一个国际会议中，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由解释自己政策的权利，不能够强迫别国接受自己的意志”。因此，美国“不能强迫日本接受一个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新国际道德准则”，但是美国可以给予日本在会议中“与其他国家彼此达成一致的机会”。

上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表达了美国的期望和立场，但是也没有把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看得很乐观。在道义上，美国站在中国的一边，但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实力太弱，所以最终难以实现自己的期望。华盛顿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不是最理想的成果。

结论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但山东问题的解决已是当时国际形势下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国内学术界对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所取得的进展，主要强调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内反日浪潮的高涨，二是美国为了自身在东亚的利益对日本施压，其目的是在东亚扩张势力。这些观点当然正确，但并不全面。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美国对中国的境遇和主张是十分同情与支持的，如果忽视这一点，只是从“利益”上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不能完全理解美国的对华态度和对日本的警惕。

虽然美国支持中国保持领土完整，但当时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并非无所不能。在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秩序以及由谁主导这个世界秩序的问题上，美国与英法有着巨大的矛盾。加上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由威尔逊提出的国联，最后却被共和党把持的国会所拒绝，所以美国始终没有加入国联。因此，希望美国主导下的国联帮助中国的愿望，当然也没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国认为山东和“二十一条”问题并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希望把它提到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希望美英法等列强介入其中。对于在中日关系中处弱势地位的中国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不过，正如美国媒体所指出的，中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他国家去决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中国的外交官们所无法改变的。正如论者所言，“中国代表团在和会太过依赖美国的协助与善意，可能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美国官员和媒体在各种场合所作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表态，自然有着美国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导向。虽然美国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声音，但是主流是同情和支持中国、谴责日本的。这是由于美国价值观以及其对中国的既定政策所决定的，所以在美国外交史学界才有了所谓“中美特殊关系”的说法。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强调美中的“传统友谊”,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是“善意的，寻求赐予和获得”。M.H.亨特（Michael H. Hunt）则强调美国对在中国“推动民主、法制和基督教这个现代三位一体的责任”。这些学者的观点，都不同程度在本文所引用的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事务的报道中，得到了印证。

其实，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支持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就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现，反之就是对中国的敌视，历史往往比表面上看起来的复杂得多。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报道的对瑟斯顿的采访，她提出美国不能贷款给北京政府，因为这实质上是支持中国军阀，支持腐败的北京当局，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北京政府的权力若不是来自民意，则其权力就不应该拥有。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媒体在考虑怎样支持中国的时候，把支持当前中国政府，还是支持中国人民走向法治和民主，是区别得很清楚的。

还有，对一些在今天看来是典型的殖民主义观念的西方言论，也应该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例如1919年《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所提出的外国监管中国政府的论调，便是在“怎样可以帮助中国”的讨论中提出来的。我们不能完全把这种论调归结于西方殖民主义想要控制中国的狼子野心。当时中国社会的混乱，官员的贪腐，政府的无能，政治的黑暗，不仅让中国人失望，也让真正想帮助中国的西方人失望。

总之，华盛顿会议前后的美国官方和舆论，支持中国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美国媒体所报道的华盛顿会议与山东问题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处境的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同时，本文所引述的美国主流媒体所报道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过去和未来的各种观点，说明了国人在怎样使中国强大起来、摆脱西方列强的束缚方面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在国际环境对中国不利的情况下，激进观点的出现并不奇怪。有的激进观点今天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如日本占领中国可以激发中国人的仇恨，应该让日本殖民中国五十年等，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国人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可奈何的心境。

另外，我们还必须把美国政府和官方与媒体区别开来。美国媒体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它们的言论，经常是与政府唱反调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媒体言论视为“美国的态度”，也不能把官方的态度视为最终能够实施的政策。因为政府在国会的制约下，往往无法把其政策贯彻下去。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的失败就是最好的例子。还有，美国政府在具体实施对华政策的时候，更多地是从国家利益和国际大局势来考虑的，而美国媒体则基本上出于政治倾向、道义和行为准则来报道新闻和阐发对国际局势的看法。那些对中国的言论，有的显示了他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有的则表现了对中国怒其不争的抱怨，对中国腐败政府和军阀的抨击，对中国命运的担忧，有些话甚至今天读起来也是很尖锐的。然而，今天我们回头看中国的这段历史，看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拥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唯有如此，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