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摘 要：“现代化”是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宏大概念之一,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中国最早流行开来，具有值得揭示的国际国内多重背景。“现代化”概念传入中国后，即被运用于追寻“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中，体现出全方位变革的综合性认知趋向。它不像学界以往所认为的，曾明显经历一个从重文化到重社会经济的内涵转变。30-40年代，“现代化”语词流播更广，知识界的有关概念认知也逐渐深化，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却并未成为当时思想史上的自觉命题。各党派均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需要，运用“现代化”概念进行社会政治动员乃至历史书写。其中，中共史家开创的革命史模式的历史书写，不仅使用“现代化”概念，且已注意分析和阐释“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代化或称近代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晚清以降中国历史演进的主题之一。以“现代化”的发生、发展和挫折来把握中国近代史，也被公认为相对于“革命”范式的另一重要范式，甚至反思现代化的种种新范式的构想，也早已不再新鲜。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理论自觉问题，以及“现代化”概念出现之后的有关思想和实践，已有不少富有创见的研究。[1]但从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和运用的综合角度来看，仍然留有可供研讨的空间。

本文希望能就“现代化”概念在中国流播开来的早期历史及其契机，当时国人围绕这一概念的有关认知与讨论，以及此一概念在民国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动员实践和历史书写中的具体运用等问题，再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一、“现代化”语词和概念在中国的最早出现与最初流行

现代化概念起源于西方。在英语中，表达这一概念的主要词汇即由Modern演变而来的Modernity（现代性）、Modernize（使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化）三词，Modernity约出现于17—18世纪，Modernize和Modernization最早可见于1741、1770年。[2]18世纪起，Modernize和Modernization被用来指涉建筑物、拼词法、服装式样与行为模式等方面。它们在20世纪的论述里日益普遍。这两个词与Institutions（机制）、Industry（工业）有关，通常用来表示完全令人喜欢或满意的事物。[3]

西方世界“现代化”思想、理论的孕育和形成，既是17世纪末以来欧洲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完善的直接产物，也得益于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大家的理论创造。他们虽未直接运用“现代化”或“现代性”术语，但“都提出了可以准确地转译为这类术语的概念，也都意识到从以传统为基础的社会向‘社团’型现代社会过渡所带来的急剧（有时是创伤式）变化。”[4]

1860年，威廉·萨克雷依据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对印刷、火药等技术性发明的赞许，称“火药与印刷术使这个世界现代化”。这是Modernize首次用于表达普遍的现代性进步意义，在此之前它仅表示“技术改进”之意。[5]不过，直到19、20世纪之交，Modernization和Modernize的现代性内涵并不十分明确和稳固，而与“跟上现在的时代”之现时代化含义更为接近。1891年版的《韦氏国际英语词典》就将Modernization解释为“表现现代风格的行为；使之符合现代思维方式或行为的行为或过程”，Modernize则表示“使现代；适应现代人或事物；使符合最近或现在的习惯或品味”。[6]

上述有关现代化的英文词汇在华早期传播最为重要的载体，是来华西人创办的英文报刊。目前，学界讨论中国的“现代化”概念时，都没有谈及在华西文报刊特别是英文报刊中的使用情形。据笔者所见，至少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Moderniz(s)ation、Moderniz(s)e、Modernity等英文词汇就已经出现在《北华捷报》上，值得注意的是，已有文章作者尝试将这些语词用于分析和讨论“中国问题”，有的甚至明确显示出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融合的重视。如1887年便有人主张将西方数学、物理等科目有机融入中国的本土乡试之中，以实现中国人的智识现代化(使用的是动词Modernise)。[7]1897年，缅甸华裔考古学家杜成诰提议未来在北京建立一家国际性的研究所，便于沟通中国现代化(Modernisation)与其伟大的历史。[8]这些文字今日读来，仍然令人回味。

西方学人对于现代性进步意义的反思，同样在《北华捷报》上有所体现。1895年克拉夫林即撰文指出，现代性（Modernity）并不一定代表“更加完美”，过度追求它反而会令人遗憾地“漠视过去”。[9]

此外，Modernity、Modernize、Modernization还一直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在华英文报刊上被频频使用。虽然这些报纸的销售对象多为在华西人，但当时一些通晓英文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喜欢阅读所刊文章，尤其是那些关涉中国发展和改革的论说，可以推断他们对这类英文语词，大概不会陌生。不仅如此，清末民初时，有些通晓英文的中国学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主动使用上述英语词汇和概念。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辜鸿铭就在《北华捷报》撰文指出，此次反抗可等同于日本历史上的萨摩起义，系一个民族打破独裁统治、迈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重要阶段。[10]1919年，《上海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指出，赴欧洲游历的梁启超在伦敦的一次演说中，表示自己正在思考“现代化进程”（the Process of Modernisation）对于中国民族特性可能的影响。[11]可惜我们尚不清楚梁氏当时所使用的中文原词究竟是什么。同年4月，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撰文，深刻检讨了中国诗歌革命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12]

由此可知，Modernization等英文语词早期在华传播时，并非取单纯表达时间含义的“现时代化”之意，而是蕴含进步、改善、改革、维新、发展的积极含义。当它们被直接用于概括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之时，与“西化”或“欧化”（Westernization）等概念具有一定的互通性。不过，清末民初流行的各种英汉词典中，Modernization还没有被译成“现代化”。[13]其与“现代化”稳定对应起来，还是在中文“现代化”语词出现之后。

目前，关于中文“现代化”词汇和概念在中国最早出现和最初流行开来的时间，尚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权威判断。罗荣渠较早指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现代化”一词在中国即开始零星使用，但其被推广运用的正式开端，应归于1933年7月《申报月刊》策划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14]这一说法流行学界多年。2005年，阎书钦提出不同意见，强调“罗荣渠的这一判断，只能说具有一部分客观性。因为，一方面，该讨论对于中国知识界广泛使用‘现代化’一词确有开风气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现代化’、‘近代化’、‘现代国家’、‘近代国家’等词，早在此次讨论以前即已成为蒋廷黻、胡适、陈序经等《独立评论》士人的惯常用语”。[15]但阎书钦仅列举了独立评论派所使用的几个例子，并未充分重视和举出更多例证。同年，潘光哲也指出，“现代化”语词的出现，“就现有资料，笔者只能推测，这可能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产物，至30年代初期则全面进入（知识分子的）汉语世界”。但他也只略举了1930年《大公报》一篇社论使用“现代化”一词的新例证。[16]

在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之前，“现代化”一词在知识界已有相当程度的流播。但此前“现代化”一词的使用情况，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致梳理。

中文“现代化”或“近代化”语词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便散见于知识分子的著述中。罗荣渠认为，“近代化”一词最早见于1922年3月，严既澄在《民铎》杂志上提到“近代化的孔家思想”。[17]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于《申报》登载的一则广告，便以《西厢（近代化）》为题，标榜新近改编并由郭沫若作序的名曲《西厢》剧本，更加“合于现在的舞台”、“合于现代文学底体裁”。[18]1922年和1923年，康白情和幼雄还在《东方杂志》上分别谈及中国国民性以及美国军舰的“近代化”问题。[19]这些语例中的“近代化”之词义与“（现）时代化”较为接近，深层次的现代性内涵尚未被明确揭示出来，仍较为模糊。

1923年，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胡愈之将爱尔兰乡土文学家夏芝的诗与乔治•鲁素尔的诗两相比较，认为前者以民族传说神话作“骨子”，后者往往从人生的立足点和经验中体会出真理，由此判定后者的诗“比较的更多现代化了”。[20]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现代化”一词。次年，文史学家甘蛰仙在探讨董仲舒、章学诚的学说时，曾用“现代化”来解释“移今”和“时代化”二词。[21]1927年，田汉在《申报》发表文章已将Modernization直接对译为“近代化”，只是仍取“时髦化”、“摩登化”之意。[22]这些都大体反映了时人主要从“时髦化”和“现时代化”理解“现代化”，其概念抽象化程度仍很不足、尚没有根本超出纯时间范畴之内涵的特点。这也与Modernization在当时英语世界的主要内涵和用法较为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有个别学者从整体发达、进步、文明之意理解和使用“现代化”语词和概念。如1923年，时政评论家黄惟志的一篇译作就将印度爱国人士欲否定和扫荡本土文明，转而崇拜和模仿西欧文明的做法，视为实现“印度近代化”的重要努力。[23]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将“现代化”或“近代化”与“欧化”、“西化”、“文明”直接关联的例证。同年，文学家、翻译家夏丏尊在译介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也将“农业文明”向“商工文明”的时代转化，概括为“中国的现代化”，具体表现为输入进步的农业技术、盛行农业教育、将农民转用到相对发达的商工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设施的改善、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农民实现富裕及相关思想变化等。[24]这种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之目标、过程、要素的把握，说明“现代化”概念在华流播之初，便含有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理念。

不过总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语词还只是初登历史舞台，社会各界尚未普遍使用。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最初几年，乃是“现代化”语词在中国逐渐流播开来的重要时期。该词不仅凸显了与“现时代化”时间意义相一致的内容（并不一定是正面意义），也逐渐明确了其与古代和传统相对应的那种 “实质性”的整体内涵。当两者统一起来时，其正面概念价值遂得以确立。[25]笔者借助有关数据库资源，对民国时期发行量较大、传播较广的三份重要报刊《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进行全文检索，初步统计分析可知，1927年以前“现代化”、“近代化”确为零星出现；1927—1932年间使用频次有一定幅度的增长，“现代化”或“近代化”在三家报刊分别出现108次、100次、31次；1933—1934年两年间数据增幅又有明显加速，超越了此前6年的总和，分别攀升至322次、170次、38次。这或许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化”、“近代化”语词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已然逐渐流通起来的态势。

就“现代化”一词的现代意义而言，罗荣渠提供的且被学界征引多年的最早例证，出自1927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土耳其》，作者柳克述在褒扬土耳其国民党执政时，曾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26]这虽不是中文“现代化”语词的首次使用，但其将“现代化”与“西方化”、“文明”并列使用，进而凸显这一概念的整体现代性内涵，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此之前的同年4月，《东方杂志》发文称颂阿富汗启动的“现代化”改革乃是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系一个融政治、经济、税务、教育变革于一体的综合计划，[27]亦是这方面的例证。耐人寻味的是，当时西方知识界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现实的种种不满，对“现代性”一度持悲观主义态度，这使得认同Modernization为社会科学术语受到一定阻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Modernization仅适用于特定的技术或管理，未能论述整个社会系统。但对广大非欧洲国家来说，西方的“现代化”却成为理想的模仿对象。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于20世纪20年代率先将“现代化”作为执政的核心政治口号，用于指导国家的整体建设。[28]也正因如此，当中国知识精英将“现代化”用于描述国家综合性改革时，多会格外关注印度、阿富汗、土耳其一类后发现代国家，并迅速将目光转移到自身的“国家现代化”努力上来。

这一时期，“现代化”语词和概念的使用开始大量涉及中国改革诸领域，不仅创制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企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等复合词汇群，还初步显现了“现代化”应具备的核心内涵。如“政治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确立法律秩序、体现民众意志；[29]“经济现代化”是指变手工业的生产制度为机器工业的生产制度；[30]“现代化企业”和“现代化社会”强调企业的组织特点和社会效率；[31]“现代化战争”则需具备新式武器、充分动员人力和物力；[32]等等。这些指涉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现代化”组合词群的集中涌现，成为“现代化”概念在华最初流行的重要标志之一。

1928年，“语丝派”作家许天虹因为 “现代化”语词带有“时髦化”含义，而对其流行起来颇为反感，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由现代文明带来的以现代化、科学化、物质化为表征的“现代味”，已经令人无法否拒。[33]可见这一时期，“现代化”及其承载的现代性内涵在中国社会传播开来，已具不可逆转之势。

值得重视的是，“现代化”概念蕴含的“今胜于古”之意，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明确表达和论证，这无疑会使“现代化”与“现时代化”进一步区别开来。1931年，法学家胡长清出版首部以“近代化”冠名的译著《婚姻法之近代化》一书，以长时段视野梳理了婚姻法自古代到近代的演变史，凸显了婚姻自由、自主的现代性原则。[34]同年，傅斯年将近代以来不务主观解释、讲求编辑、鉴定史料的历史研究，称之为“近代化之新史学”，强调它与传统史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两相分别。[35]这表明，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历史事实”的揭示、辨析与“历史诠释”共同经历了一个超越过去、向前迈进的“近代化”过程。1930年，《大公报》发表社论直接宣称：“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是进化公例所要求的。[36]这便直接道出了“现代化”概念蕴含的进化论逻辑。

此外，“现代化”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流行开来，还有值得一提的社会语言基础。当时，先期或同期传播的“近代”、“现代”、“近代式”、“现代式”、“现代主义”、“现代性”等词，乃至“民主”、“科学”等词，与“现代化”、“近代化”相互交替、并列使用，在规约、说明和帮助显示现代化概念深层次含义等方面，实发挥了一定的语言辅助功能。

二、“现代化”概念流播开来的历史契机与“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

综观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现代化”语词的使用，具体用法虽有差异，但其所表达的现代化概念内涵，显然从一开始就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发展内容，并体现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整体变革的综合性认知趋向，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从此时开始，逐渐流行开来的“现代化”理念总体上曾明显经历了一个从重文化到重社会经济的内涵转变。[37]孙宏云已经对这一所谓“转变”说产生怀疑，继而质疑“现代化”概念的最初流行，乃源于东西文化论争的刺激、且是实现从“西化”到“现代化”转化的那种“思想理路”直接作用结果的常见说法。他由此认为罗荣渠既认定1933年《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对“现代化”语词和概念流播的标志性意义、又强调前述内涵转变和“思想理路”难免前后矛盾，实际上“混淆了历史的时空次序”。因为《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发生在前，凸显反对“西化”意义的“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发生在后，而《申报月刊》上的“现代化”讨论，也基本不以中西文化问题作为出发点，而是围绕中国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展开。他还指出，参加那场讨论的大多数人都极力强调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意义，讨论是在唯物史观兴盛的语境下发生的，它具有党派政治的背景，并可以视为中国左翼现代化观念的一种思想源头。[38]

毫无疑问，孙宏云的看法有其敏锐之处。他以1933年《申报月刊》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为对象和根据，对30年代初“现代化”概念流播开来的“唯物史观盛行的语境”背景的论述和强调，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精彩的。不过他得出的总体结论，仍然缺乏基于当时“现代化”语词更多使用例证之内涵分析的支撑。同时，他仅仅认定《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对“现代化”语词和概念流播的标志性意义，而忽略此前几年和稍后两年的“现代化”语词的整体使用状况，似也未能完全摆脱罗荣渠在此一问题上的视野局限。

实际上，如果只是孤立地片面强调1933年《申报月刊》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对“现代化”概念流播的标志性意义，而不把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视为一个不可割裂的“兴起”时段来整体把握，恐怕仍不太符合历史实情，也容易对“现代化”语词和概念得以流行和传播的历史契机及背景因素，造成某种偏颇理解，或者说，容易忽视其他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笔者看来，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现代化”概念初步流行开来，乃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甚至是矛盾作用的产物。除了“唯物史观盛行的语境”背景外，罗荣渠简单提到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激发的巨大民族危机意识，以及1928年国民政府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高调鼓吹的“现代建国论”，乃至稍后于1934年3月发起的旨在对抗“西化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等，都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民族主义情感的激发而言，其实也是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互动的结果。特别是中西文化之争中围绕“全盘西化论”的批评和反省，体现了一种民族意识觉醒的导向意义，对于国人进一步明确“现代化”与“西化”概念的区别，从而更加青睐言说“现代化”，确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完全将“反西化或欧化”的文化建设之“思想理路”的导向作用因素排除在外，也未见妥当。后者虽未必是最初的影响因子，却无疑成为继起的和持续起作用的有效因素。这种综合因素的复杂作用，与最初流行的“现代化”概念并不偏重文化，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整体变革的认知取向，恰相一致。反映在国人的“现代化”理念上，一开始就鲜明地体现出以整个“国家现代化”或“建设现代化国家”为中心目标和整体关怀的思想特征。

我们围绕日本侵占东北及国联调查与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概念迅速流播开来的历史关系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收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政人物动辄以“中国不是近代国家”（即不是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为借口，妄图转移国际社会视线，掩盖自己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使其占领合法化。调查事变真相的国际联盟持含糊态度，对中国未能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表示担忧，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人“国家现代化”意识的萌发，可以说成为“现代化”语词在中国普遍流行开来的一个时代机缘。[39]

当时，对于日本人的有关挑衅，国人十分敏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迅速作出回应。有的学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统一的现代化国家，完全归咎于日本的严重干扰。1932年，傅斯年撰写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列举了从袁世凯主政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二十余年间，日本阴谋分裂中国、阻碍其统一的种种卑劣行径，指出“一个大民族之统一与近代化，一面需要自身的努力，一面也要适宜的环境。若日本人专以分割中国为心，破坏中国统一为志，中国之统一大是困难的”。[40]

多数国人则由此深切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胡适就一再表示我国之所以缺乏现代国家的组织，乃是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曾建立起自己的社会重心，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这样肯定不能完成“御外辱、救国、复兴中华民族”的事业。[41]他草拟的对日外交方针中即有一条写道：“中国应该自动的声明，在满洲国取消之后，在中国恢复东北领土与行政主权时，东三省的政治组织应该尽量现代化，政府人选应该以人才为标准，决不使军阀割据的政治复活。”[42]这种“政治组织现代化”的主张，显然与前述日本人的刺激，亦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仅如此，当时日本关于“中国不是近代或现代国家”的别有用心的污词，甚至还被国人反其道而用之，拿来劝说国民政府和民众抗战到底。1933年，董时进针对国内弥漫的一股中国“绝不能同日本打”的悲观情绪，特意提出：“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他告诫国人要看到无组织非现代的国家存在的若干好处。比如国家不是整个的，找不出一处可以整个致命的地方；老百姓不比现代国家的人们非面包、白米、鸡蛋、牛肉不能活，也不惧怕金融扰乱会危及社会的基础。[43]作者从“非现代国家”的视角去找寻、反思中国抗战之独特优势，可谓苦心孤诣，其实依然体现了日本人的有关“论断”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深刻刺激。

“现代化”话题在中国的日渐凸显，还与国际联盟的主张密切相关。当时，来东北调查的国联专家在官方报告和个人论著中，曾多次论及“中国现代化”问题，这些作品被国人译介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反复征引。这对国内“现代化”理念的勃兴，有着直接的影响。如1932年国联发布的《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中，即有中国民族“自身之近代化”、“中国之巩固与近代化自能使生活程度抬高”等话语，并强调：“中国有识之士亦已承认建设与国家之近代化为该国之重要问题，亦即该国之真正国家问题，而彼等不能不确认为完成此种业已开始且有如许成功希望之建设及近代化政策起见，必须与一切国家，尤其与其距离最近之邻国，培植友好之关系。”[44]这里的“近代化”，英文原文为Modernization，也译作“现代化”。当时，国联专家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国家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而这又有赖于一个稳定友好的对外关系。不少中国学者均认同这一建议，如翁文灏在《听听人家骂我们的话》里，就肯定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中要求中国建立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暂时的国际合作，实行内部改造的意见。[45]《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说帖》也多处使用“现代化”语词，如“日本企图阻碍东北之发展，中国努力于现代化”、东三省“行政组织，多趋现代化”[46]等。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官方在国际社会上对于外国人有关指责的正面回应。

此外，国联专家考察团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进行了全方位调研，提交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英国学者陶内（R.H.Tawney）即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位。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中国农工状况进行调查，并参加了国联组织的教育考察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熟悉。他撰写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一书详细讨论了中国的政治状况，蒋廷黻曾翻译发表该书部分篇章。陶内认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建设一个“效力较高”的政府，选择一个合适的区域，作为改革的中心，树立公德、效能及廉明政府的标准与榜样，同时还应建设现代警察制度，现代公共卫生及现代学校等。[47]这些主张，特别是建设高效廉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建议，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广泛接受，成为国人早期“现代化”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

正因如此，1933年，历史学者钱实甫在谈到“现代化”语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社会背景时，特别指出：“二十年东北事变之后，国人因受刺戟太深，发奋图强之心也愈切……上自官僚学者，下及青年学生，无一不趋向于摹仿与迷信的道上……这时的口号，在上者是‘现代化’，在下者是‘摩登’。”[48]尽管钱实甫对“现代化”口号持嘲讽态度，但他指出，“九一八”事变后“现代化”语词和意念在精英集团成员中迅速流播的现象，却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另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理念的勃兴、“现代化”语词的流行，与1928年北伐完成特别是东北易帜后南北得以一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形式上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也有着直接关系。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摆出一副建设“现代国家”的姿态，建设“现代国家”的诉求，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热切期待。如1929年12月，胡适代表“新月派”发表以“除五鬼”著称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就公开声称要建设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49]这种诉求也影响了国民政府关于国家发展目标的决策，对于当时“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和流播，具有某种诱发性。再加上日本侵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激发了国人围绕“国家现代化”及其包含的“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国民现代化”等论题，展开热烈讨论。

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最初也被称为“近代式或现代式国家”。1927年，《大公报》一篇社评公开呼吁“建造近代式国家”，指出“我们要想建造近代式国家，须先建造近代式社会，要想建造近代式社会，还得要养成近代式国民”。[50]这里，一个由现代国民到现代社会再到现代国家的发展序列，跃然纸上。1928年，有人声言“近代的文明，不是一日或短时间所能办到的。我们是弱者，没有能力来把中国近代化”。[51]虽然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持悲观态度，但他却直接将“近代化”与整个近代文明对应起来，表示出一种对“近代化”实质的整体性把握和目标期待。

20世纪30年代初，建设“现代化国家”成为知识界广泛关注并深入探究的一个话题。1933年，蒋廷黻确信近代中国所以落后于日本，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化的迟缓”，并强调这是“我们的致命之伤，也是我们基本的国耻”。[52]如此一来，能否实现“现代化”被提升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国家现代化”也因此成为当时知识界统摄中国一切建设事业的核心目标。

1934年，尹梓述、王度等几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出发，提出各具特点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主张。如尹梓述阐发了所谓“中心势力说”，认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当务之急，在于树立政治上的“中心势力”，它相当于人身之中枢神经系统，能够使千千万万之民众团结、服从和拥护，形成“整个之行动”和“集团之力量”，此乃“现代化国家之基本条件”。[53]《益世报》刊载的《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一文则认为，要建设现代化国家，有了政府的权威和近代文明的物质，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同时塑造拥有坚强民族意识的国民，否则只会重复“日本人取华北，两广可以袖手说风凉话；日本人制造满洲国，福建江苏以及河北等省的人可以大批前往投效”的可悲局面，这样的国民“只能做别的近代国家的顺民，而不能自己成立一个近代国家。”[54]王度则整合先前各家的“现代化”论说，郑重发出 “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豪迈宣言。他有感于中国从科技实力、学术思想到生活习惯的全面落后，提出全民族整体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任务：“要拯救中华民族脱于沦亡之危机，必得中华民族自己先现代化。有现代化之生产，有现代化之学术，有现代化之精神，有现代化之生活习惯，方足以应付敌人。我们必须将中国之古装给脱下来，给她穿上廿世纪的新衣，换上廿世纪之新的内容。否则不足以应付现在多变化的时代。” [55]这里，“中华民族现代化”已将生产技术、思想学术、生活习惯、民族精神等多元内容囊括其中，成为挽救国族危机的时代命题。

与知识界的热烈讨论相一致，当时的辞典也首次收录“现代（化）的国家”之词条。如1936年版的《民族社会问题新辞典》中，“现代的国家”解释为 “政治民主化、责任化、科学化、经济化、军事化、标准化”的国家；“现代的人”解释为“思想现代化、精神革命化、志气钢铁化、行动纪律化、生活劳动化、服务责任化”的人。[56]不难看出，“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诉求，激发了社会多面向的“现代化”追求，它们围绕着国家建设总体规划目标，表现出“现代化”理念发散、聚合的双重效应，也因此成为当时“现代化”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入口。

三、“现代化”概念内涵的认知：代表性的阐释与思考

如果说“现代化”语词在最初流行阶段，人们多是一般性地使用，并不重视概念的界定，读者尚需结合上下文语境体会、揣摩词意，那么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1933年《申报月刊》发起“现代化”问题讨论之后，学界逐渐将其作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名词和概念，从多角度予以定义和阐释，一些见解和反思甚至达到相当水准。

在1933年的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知识精英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各种观点莫衷一是，甚至互相抵牾。孟森和胡适皆因反感于该词的含混和笼统，一度主张废弃不用，[57]这并没有妨碍“现代化”语词的继续流通，反而促使知识界更为重视对概念内涵的深入思考。尽管仍然难以避免各种分歧，但逐渐从中凝聚出一些基本共识。

从各自专业背景和观察视角出发，将“现代化”融入某一具体社会领域加以把握，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知识精英较为普遍的做法。他们赋予“现代化”在不同领域相对明晰的概念内涵，大体来说，关注经济发展的学者将“现代化”定位为工业化、机械化、精确化、标准化、发展生产力；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理解的“现代化”是民主化、法制化、组织合理、运行高效；瞩目社会问题的学者则将“现代化”界定为平等、公正、教育普及、大众化、合作化等。当然，各领域内涵又不乏彼此交叉、互渗的情况。

但各种单一化视角的解读方式，往往也会武断地排斥现代化的其他必要内涵，难免失之偏颇。如1933年，经济学家张素民认为从国家社会层面来说，现代化即是工业化，“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58]1947年筱铮主编的《新辞典》在解释“近代化”词条时，也只是突出强调“科学化”一端，[59]没有充分吸纳当时国人视野里“现代化”应有的多维内容。

从1934年起，已有学者意识到片面理解“现代化”的视野局限，尝试全面、综合把握该语词和概念的含义，既自觉区分“现代化”含义的不同面相和层次，又注重提炼“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充分理解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在这方面，1934—1935年间教育家罗家伦、留美归国的政治学家张熙若、湖北报人万巨星发表的讨论“现代化”内涵的三篇文章，值得格外关注。

三位作者均一致认可“现代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上的文明转折意义，强调它既是人类对现代环境的适应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过程，也是区分民族文化程度高下、一切事业体制是否完备的标准。同时，三人又都主张将“现代化”切割为若干层面来把握。如罗家伦认为现代化应包括物质、政治和社会组织、思想三个方面；[60]张熙若则给出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工业、提倡各种现代学术、追求思想科学化四个面向；[61]万巨星不仅提出应从人体、智能、经济、社会、道德五个维度认知现代化，还进一步细化了各项认证指标，包括增进健康、延长年寿、减少文盲人数、增益物质财富、实现机会均等、推广仁爱和正义等。[62]尽管他们的具体概括不尽相同，但对现代化概念核心内涵和外延的提炼，却大体一致。从中亦可见他们整合各方观点，以期消弭分歧、汇聚共识的思想努力。

不仅如此，三位学人还充分认识到不同层面的“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万巨星明确指出，“现代化”并非如一般所论是“部分的”存在，而应该是“整个的”情形，不能只以物质文明程度来加以判定，也须同时注意精神文明的发展。[63]罗家伦更进一步，不仅认定物质、组织、思想三位一体，“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整个一套，中间脱了一环就不成功”，还突出强调“思想态度的改变”是其原动力，在现代化链条中更具先导性。[64]张熙若则具体阐明了对“思想现代化”的内涵和意义的理解，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养成使用抽象的、普通的、科学方法的习惯，实现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科学化、效率化、合理化。[65]此时部分知识精英已清醒地认识到，单纯追求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并不能支撑整体现代化，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并进，更重要的还在于实现现代思维方式与基本价值理念的有机统一。

在当时众多的论述中，哲学家贺麟在1938年有关物质与思想关系的研讨尤见深度，值得加以注意和反思。他认为当时存在两种较为流行又互相抵触的思想模式，一种是认定物质决定思想，思想反作用于物质的唯物主义观点；另一种则强调思想对物质的决定作用。后者以西方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形成的经典阐述为代表，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实现，并非由于物质的自动，经济的自决，乃凭藉许多理智的，政治法律的，精神的道德的，宗教的条件而成”。贺麟较早向中国学术界引介了“现代化”之哲学抽象本质——“理性化”，认为它无疑是诸多现代性追求得以生发、确立以及实现整体合力的内在动力。但他对韦伯的观点又有所保留，认为过分强调新教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决定力量，未免抹杀了许多发明家、实业家、科学家、政治家的贡献。贺麟对上述两种认知模式均不甚满意，指出思想与物质乃同一实在的两面，不能互为因果，互相决定。不过，他仍高度认可和推崇“理性化”的突出作用和地位，认为“思想为理性的规范所决定……真正的道德行为为自由的意志思想的考虑所决定，而不受物质条件的决定”，如果“被动的为经济所影响的思想道德，非真正的有意义与价值的思想道德”，反之，“为思想道德的努力所建设的经济实业，方是真正的经济实业”。[66]显然，贺麟的思想凸显了唯心论的特点，亦不乏内在矛盾之处。尤其遗憾的是，他并未提及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辨及其有关思想。[67]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与机械化仍是当时国人把握“现代化”概念时较为一致、也更具底盘意义的基础内涵。至20世纪40年代，论者不仅一般性地认同现代化指机械工业或产业革命，更有人强调工业化构成现代化的核心和纽带，能够辐射并带动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如1943年，历史学家周谷城将中国现代化目标定格为“产业革命”，指出这一进程将联动引发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层面的划时代变革。[68]

当时，知识界对“现代化”概念内涵的总结和提炼不仅仅基于世界与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还表现为以“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的方式，从历史长河中追溯现代观念的起源，把握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和内涵流变，试图为“现代化”的正当性夯实理论基础。

在这方面，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政专家钱端升的有关解读颇具代表性。他以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将“现代化”及其观念的孕育、形成、累积和发展，视为一个动态的渐进变化过程。在他看来，诞生于西方的“现代化”观念拥有深厚的哲理背景，至少应追溯到欧洲宗教改革时期，随着中世纪宗教思想的束缚被打破，理智主义、人文主义逐渐兴起，“科学发达、自由传统、相信进步”的核心价值理念得以确立。以此为基点，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拓展。如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法律上的平等关系，知识教育的普及，民主制度的形成，行政组织效率的提高；在物质方面，表现为通过产业革命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提升，自给经济制度的打破带来经济单位扩大、国家之间的联系显著增强，富有的普遍化使得有闲阶级产生，更加促成科学的倡导和自由的争取等后果。 [69]尽管钱端升将现代因子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是否合理，还有待讨论，但他的论述已然为“现代化”找到了一个发展谱系，并以此圈定其核心价值，实现某种“自我确认”，这就为历史地把握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其中包涵的“好事一起来”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70]也潜藏着某种非历史性。

民国中后期，“现代性”认知深刻包含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和彼此断裂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已经基本形成，对传统的拷问与否定仿佛已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步骤。1933年，《科学知识》杂志刊文分析了“科学”与“传统”的对立关系，指出“迷信不仅仅是迷信，而常是社会的传统；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与前进的事物势不两立。迷信自然不能与科学对敌，但结合在迷信中的传统势力却很会防阻科学的前进”。[71]此处“传统”与“迷信”成为现代科学需要破除的对象。同年，张素民也乐观地表示，“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72]那种今胜于古的单向度进化观显露无疑。20世纪40年代，几位文史学家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之时，也都自觉将传统思想和文化完全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加以严厉批判。如孙毓棠将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旧传统概括为士大夫社会、君主专制政体、农业经济以及一套复杂沉重的人生观、道德观、社会观、政治观、天下观、宇宙观，称之为造成今日中国“非现代”的主要原因。[73]周宪文亦强调，倾向消极保守的、非科学的、非民主的传统思想与倾向进取积极、以科学民主为主体的现代思想，形成了完全的对立。[74]于是，沦为落后、保守之代名词的“传统”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现代性价值的优越性似乎必须借此才能得到确认。

随着“现代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今天的学术界早已对“现代化”理论中的线性进步观、传统与现代机械对立论有了深刻省思。当代现代化理论大家布莱克就认为，现代化乃是传统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从长期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75]这就在认识上避免了偏颇，从而引发人们对二者复杂关联的深度思考。实际上，这种反思现代化的努力在民国时期也并非全然无所自觉，时人对于盲目否定“传统”价值的肤浅认识，已有一些正面批评。如1937年，石伦便将“近代”定义为“传统崩坏时髦代兴的时期”，认为全盘否定传统的“近代化”， 归根结底只是沦为一种对“时髦”的追求，结果也只能是“有巨大的物质发展而精神收获反而贫弱”。[76]但总体来看，相信“现代化”之于“传统”的正当性、优越性、进步性，依然构成民国知识精英的主流认知。至于“现代”缘何必然进步，“现代化”是否被塑造为新的权威和迷信，这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当时的知识界极少论及。

另外，也应指出，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于“传统”一直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探讨，也就是对于传统的构成、特点、功能等问题，始终缺乏对象性的理论关照，人们往往只是在有关讨论中具体涉及。表现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上，则是“传统”多被用于形容词而少为名词形态，这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未能真正成为民国思想史上的自觉命题，这也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认知深度。

如果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角度把握“现代化”概念，还有两个重要问题不可忽视。其一是“现代化是否终结”。本来，“现代化”是一个既完成而又未完成的过程，哈贝马斯所谓现代性乃“未完成的方案”， [77]即蕴含此意。换言之，现代化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否认前者，现代化将无法成为历史学家把握的对象；忽视后者，现代化则终将失去哲学的翅膀和理想的空间。民国时期，中国学人对“现代化”的未来面向虽有感悟，但总体缺乏理论自觉，有的学者如常燕生甚至认为，现代化“必须是指现代已有的事实，而非指未来将有的演变。因为所谓‘现代’即是指既非‘过去’，又非‘将来’的目前这一阶段而言，若把将来可能的一切希望算入，那就超出现代化的范围，应该归到‘未来化’的问题上去了”。[78]这就难免存在认识上的短视，容易将“现代化”内涵凝固化，从而忽视对其进行反思、批判和未来加以改进发展的可能性、合理性。

其二是从全球视野把握，“现代化”是否具有统一的模式和道路。今天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世界上的不同区域和国家，由于风土人情、历史传统、自然环境的差异，并没有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可言。正如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所说，“不应只谈论一种现代性，一种现代化方式或模式，一个统一的现代性概念——它内在地是普遍主义的，并预设独立于时间与地理坐标的普遍一致标准”。[79]这与所谓的“多元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多元发展”说，有相关之处。[80]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体现这方面思考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有人开始自觉对“现代化”与“西化”概念做出必要区分，并进一步思考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既吸收外来文化又能保持民族特色的问题。

1935年，学者熊梦飞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吸取、运用西洋文化，还应“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81]1940年，中共学者嵇文甫将“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运动”等文化思潮，整合为中国“一步一步在‘现代化’”的发展史，并强调“中国化”运动是要超越以往的“全盘西化论”阶段，认定“世界性的文化，经过中国民族的消化，而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82]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有关“现代化”和“中国化”彼此关系的思考，或可视为演化至今的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留学英国的政治学者罗梦册还从中国独特的传统政治文化出发，明确提出“中国天下国”与“西洋之国”乃是根本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态之新说，试图从政治文化建设角度摆脱西方文化中心论，以探索中国自身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支撑“西洋之国”的是“一群战争的，褊狭的，自私的，进取的民族国家主义或国家帝国主义者”，不可站在“西洋之国”的观点误导中国。他重新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认为这一学说继承了“中国天下国”和平、宽大、利他、以天下为怀的传统思想，试图超越西方褊狭的民族主义和资产统治，秉持超国家之世界主义，要建成的是兼容并包的“天下国”。[83]此种思考是否高明，此处姑且不论，仅就这类自觉思考的思想姿态本身而言，在民国时期相当罕见。

不过当时学者们总体上更多偏重于从“共性”方面把握“现代化”理念，他们虽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当有自己的特色，但又不得不以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为其未来导向和必经阶段。他们宁愿相信“现代化”乃是世界各国都应遵循的带有普遍主义意味的统一道路。1944年，冯友兰强调“现代化”取代“西洋化”，表明国人意识到“中国”与“西洋”的差别，乃是“中古”与“现代”的分野。[84]稍早，后来成为新儒家的牟宗三也指出科学工业、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均非西洋专利，乃是人类进化史上必有的阶段，西洋只是先走一步，“如果这些东西是现代所有事，以前未曾有过，将来也不必仍是如此，则我们为适应环境，现代化就是了”。[85]有人甚至由此看到通往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道路。1936年，《民族社会问题新辞典》在解释“思想现代化”词条时认为，“现代是要胚胎人类大同的一个时代，我们从国际的思想上，人类的学说上，均可以窥见胚胎人类大同的征兆”，并呼吁国人共同推进大同的发展。[86]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反思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想在五四以后也不断出现，这一时期现代科技不但无法有效应对接踵而至的战争、灾害、经济崩溃，反而成为参与激起新的社会矛盾之因素，这也为学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现实依据。1933年，社会学家吴泽霖指出，欧战以来欧美世界并未因“现代化”走向发达，反而因追求财富而引发国际战争，而科学发明又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87]正因如此，1943年，工程学家朱皆平特别强调，坚信“科学万能”的人只是机械性地、僵化地理解“现代化”，与之相反，“知道近代科学的限度”同样是现代思想应有的自觉。[88]此种对于“科学化”内涵较为全面的理解，有助于人们深度认知和把握现代化。

总体说来，由于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和时代局限，民国学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哲学思考与理论建构，还存在诸多不足，甚至往往将“现代化”作为解决国家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缺乏从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的高度，长远、深刻地把握问题的从容。无论是对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的理解，还是对其与传统关系的认知，都还缺乏系统性。这种认知程度与当时中国现代化实践刚刚起步，处于较低水平的客观条件限制，也是相一致的。

四、“现代化”概念之运用：社会政治动员与历史书写

随着“现代化”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广泛播扬，各主要政党均敏锐捕捉到这股势不可挡的强势思潮，他们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需要，及时吸纳、解读和运用“现代化”语词，使之成为社会政治动员和历史书写的重要概念工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在高举“民族复兴”旗帜的同时，也正式将知识界热烈研讨的“现代化国家”理念，提升为最高层次的执政目标和发展追求。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声称旨在通过培育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现代化国民，实现复兴民族精神、国家自由独立之目标，[89]表现出其试图调和与统一“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这两面旗帜的努力。

抗战时期，吴鼎昌、何应钦、孙科等国民党高官也利用各种会议和培训之机，反复申说农业现代化、手工业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等建设任务和路径问题。[90]可见，追求“现代化”，已经成为当时国民党标榜的统筹和引导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总方针之一。

就笔者所见，阎锡山或许是抗战时期最热衷于使用“现代化”语词的国民党大员。1937年前后，在晋绥地区遭遇日寇猛烈进攻，成为抗战最前线的危险时刻，他极力鼓吹和传播“现代化” 理念，以服务于抗战建国大业。

他在山西充分利用各种公开演讲的机会，向公务员、军官、士兵、童子军、青年学生、妇女等不同群体反复讲解政治、认识、行动、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要求，强调落后的中国要想存在，“非迎头赶上现代化不可”。[91]阎氏所言“现代化国家”之核心要义，在于整合军、政、民三股力量，组建统一的现代化组织，发挥集体力量，实现全国皆兵的武装总动员，以建成现代化国家。[92]可见其寄望以“现代化”理念动员全体民众，通过整体力量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用心。

同时，阎锡山还高度重视鼓吹“现代化”观念的媒体建设。在他主持下，中国第一份以现代化命名的杂志——《现代化》于1937年在山西诞生，其发刊词宣称：“本刊的创办，是要想在全中华民族的自卫和求生的过程里，尽一个国民应负有的责任。使中华民族踏上了现代化国家的现实的康庄大道！！”[93]次年，中国第一家以现代化命名的出版社——现代化编译社也经阎锡山批准成立，主要负责整理阎氏言论和事迹，曾出版《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传略》等，对传播“现代化”概念尤其是阎锡山本人的现代化观念，切实发挥了作用。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也积极参与到“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和话语构建中来，借此表达本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化”概念和用语的流行，也与这三股政治力量在知识界彼此互动、共同推动不无关系。

据笔者考察，要体认阎锡山对“现代化”概念和用语的兴趣与认知，深得其信任的两位山西籍同乡常燕生、杜彦兴二人不能忽视。常燕生是青年党领袖之一，曾担任山西大学教授、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辑、绥靖公署秘书。杜彦兴则属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进步人士，先后任《山西日报》编辑、阎锡山司令部通讯处主任、太原绥署、山西省政府驻北平办事处处长。1937年，常燕生、杜彦兴二人围绕“何谓现代化”在《月报》、《太原日报》、《山西日报》公开展开论争，《国论》杂志集中转载了这组文章。常燕生率先发表《什么是“现代化”？》一文，提出“现代化”的特质应包括“大规模的机械生活”、“产生机械文明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大规模的工业组织和管理”、“教育的普及”等内涵。[94]杜彦兴随即提出商榷意见，认为那些实现了上述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因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不时引发动乱，不配称作“现代化国家”。他由此增添了以超越物质的平等社会生活、超越私有财产、消灭侵略主义等判定“现代化”与否的新标准。[95]随后，常燕生再度撰文指责杜氏随意拓展“现代化”外延的做法，认为其不符合客观事实，脱离了“现代化”的本质。[96]显然，杜彦兴所主张的“现代化”并不以资本主义发展为目标，却与中共及左翼思想较为接近，一些内容是青年党不愿接受的，常燕生自然要明确反对。

在全面抗战初期，阎锡山在太原失守的不利形势下与中共有过短暂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合作。中共秘密党员杜任之也曾打入阎锡山集团内部，与阎锡山、杜彦兴交往密切。他于1936年主编的《民族社会问题新辞典》包括“现代国家”、“现代的人”、“思想现代化”等词条。这些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物在抗战时期汇聚于山西，他们对于“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自然会对阎锡山的“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产生某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青年党另一位核心人物陈启天在抗战紧要关头，不仅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动员令，还特意将本党的“国家主义”主张列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首要指标，借此排斥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超国家思想和个人主义、家族主义的反国家思想。[97]由此可见青年党既迎合主流话语又表达不同政见的政治策略之一斑。

中国共产党及左翼文化人也并未排斥有关“现代化”的概念和用语。就笔者所见，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瞿秋白、蔡和森、高君宇、胡愈之、田汉、陈博生等人都已使用“现代式”、“现代化”、“近代化”、“现代性”等语词和概念，他们多为共产党员或左翼人士，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也是自觉运用“现代化”概念的先行者。前述孙宏云就揭示了1933年《申报月刊》的“现代化问题讨论”具有唯物史观渗透的左翼思想背景。我们还可对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认知和运用“现代化”概念的特点略作讨论。

首先，理解并认同“科学化”、“工业化”、“机械化”、“民主化”等共识性内涵，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可谓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把握和使用“现代化”概念的基本思路。不过相对而言，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偏重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发展等方面。

以往，学界认为毛泽东最早使用“现代化”语词是在1945年赴重庆谈判时，他在参政员茶话会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98]实际上，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曾提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99]1939年，周恩来从经济社会整体发达意义上使用“现代化”概念，认为中国东部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100]可见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下，共产党人对美好前途的向往。1945年，中共更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明确写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101]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在1964年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并于1975年重申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乃至今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均未尝不是对民国时期现代化认知传统的一种接续和发展。

其次，当现代化理念为国人学习西方、进行综合性改革提供理性依据之时，共产党人一方面倡导和从事暴力革命、破坏旧制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与标榜“建设”的主流强势话语进行对接，以占据话语优势。这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需要面对的理论问题。

早在1922年，蔡和森就在《向导》杂志上对此问题给予初步回答。他认为中国当下的“近代化”，“很需要能对他平等待遇和承认他有完全统治权的强国的帮助”。[102]其潜在含义是：向西方强国争取平等地位和独立主权乃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之一。1933年，左翼学者罗吟圃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第一是资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第二是国内军阀混战的频仍和农村经济的破产。但是我国政治的所以会脱轨，军阀的时常要混战，农村经济的破产，却是资本帝国主义者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必然底结果，所以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是应从打到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103]这无疑是对今人惯用的“革命乃现代化之前提”一说直接和明确的表述。

1938年，在延安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何干之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也阐明了“反帝、反封建”与“现代化”的直接关联性。他承认在一定程度上“目前我们的祖国，确已现代化了”，如有了近代的新式工厂、百货商店及海陆空交通网，但“现代化不是自发而是被动”，“帝国主义又用着它在中国的一切力量，直接控制中国，又推动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关系，使它欧化，又使恶化，通过这种关系，再来间接支配中国”。于是，中国的对外关系要解放民族的压迫，解除一切妨碍民族自力更生的障碍。[104]由此逻辑不难得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实现“主动的现代化”、获得现代化益处首先必须清除的障碍之结论。

就中国社会矛盾的认知而言，国民党和青年党均不承认中国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巨大阶级差异，并以此抨击阶级斗争学说。当时知识界对“现代化”概念的解释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或将“现代化”笼统、片面理解为“资本主义化”，或完全不顾社会阶级构造和社会分子之经济地位，含糊空洞地讨论“现代化”，[105]这些自然都是中国共产党难以接受的。对此，其应对策略之一，就是通过揭露国民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验证阶级差异的存在，进而佐证“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员杜星垣批评国民党所谓“现代化国家”，不过是满足少数富人欲望的，“以少数人的快乐，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上面；或是不顾国情的提高消费而致民死的现代化”。他鼓动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大众去追求中共倡导的“全民的现代化”。[106]延至40年代，胡绳撰文讥讽以“现代国家”号召的国民党政权仍解决不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至今仍存在着亿万饥民。[107]可见，以“现代化”主流话语为掩护，批评和揭露国民党不顾民生的腐朽统治，已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动员革命的有效方式。

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学者李长之在《大公报》上批评深陷内战泥潭的国共两党对“国家现代化”认识均有不足，认为共产党比较理解新文化、新思潮的成长，但对工业、交通建设关注不够，国民党虽积极推动国家现代化，却忽视了精神文化面相的重要性。他因此呼吁国共两党均须抛弃狭隘的党派立场，复归民族立场，以更加包容、大方的姿态，“共同向现代化上走”。[108]这一说法，既可启发今人了解时人有关中共与“现代化”关系的印象，同时也说明，此时“现代化”概念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超越“政党”之争、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宏大时代理念。

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还被历史学者广泛应用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之中。这是“现代化”概念的影响逐渐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国民党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即以“近代化”为把握中国近代发展的主体线索，开创了一种典型的史学现代化叙事。这一点，已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和讨论。

近年来，台湾学者潘光哲反思指出，“现代化”书写同样有可能忽视历史复杂多重的面相，那些被认定与“现代化”没有直接关连的历史，便时常要被“遗忘”。[109]更多研究者则注意到，“现代化”书写与同时期形成的“革命史”书写，同史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所认同的意识形态高度关联，二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根本不同乃至截然相反。[110]

毫无疑问，这些研讨有助于推动相关认知的深化，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反映了不同意识形态和史学理论指导下历史叙述的重大差异。但今人如若只是看到当时两种史学范式间的矛盾紧张关系之单面，不曾见及其彼此相连相通之另面，也容易陷入某种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中，似乎革命史书写一开始就完全排斥“现代化”的全部分析理路，乃至“现代化”理念本身，这或许也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前所论，既然左翼思想家和共产党人主动参与到“现代化”话语建构中来，甚至对“革命”与“现代化”关系做过勾连融通，那么中共史家的近代史著述，似乎不太可能完全摒弃“现代化”观念的运用或观察视角，尽管其对“现代化”的认知本身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下面，我们不妨选取几部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中共史家的近代通史作品，以其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为例，来探究“现代化”理念如何渗透和运用到革命史叙事之中。

1932年，共产党人魏野畴作于1921年的《中国近世史》一书出版。它不仅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为基本叙述内容，复以“近代文明”的综合视野把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状况和经济变迁，如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开埠后的城市发展史。[111]该书不仅是共产党人使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早期尝试，实际上也是目前所见较早蕴含部分“现代化”分析理路的近代通史著作。

后来，政治革命对历史研究的影响进一步加大，在中共的近代史书写中，“现代化”思路和概念的运用渐趋式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理念和逻辑完全淡出了革命史著作，后者通常以一种暗线形式得以留存，有关分析仍成为其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此后“科学化”、“工业化”、“机械化”等现代性内涵，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衡量近代中国发展状态的基本标尺。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著作都从物质现代化层面，给予“洋务运动”一些正面的肯定，如认为从事军事工业建设的官僚当时是“进步的”、“先进的”，选派幼童及军官赴欧美留学，也具有精神方面的重要意义等。[112]

在笔者看来，即便从批评、否定洋务运动的角度来说，其中依然隐藏着某种与一般“现代化”理念并不决然对立、有着可以相互容纳的认知方面。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批评洋务运动只局限于器物层面，没有扩展到社会改革的其他多维面向。认为洋务派“缺乏明确的历史观念，不能理解社会进化的根本法则”，其改革“没有广大的一般产业与强大的新社会生产力做基础，同时又没有和全部的政治改革与军队改组配合起来，所以收效甚微”。[113]显然，作者否定洋务运动的基本依据，乃是历史进化论和现代改革的多面向之彼此关联性，这与蒋廷黻指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只是企图局部的现代化的论调，不乏一致之处。

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共学者还努力从近代历史进程中找寻实例，论证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发展同样为革命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早在1925年，中共主办的《政治生活》杂志即发表文章指出，近代工业化带来国家的现代化，使得都市增多、铁路发展、人口集中、文化宣传、报纸推广，这些均为知识阶级的兴起与无产阶级化以及产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孕育了良好的社会条件。[114]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在阐释1900年前后革命形势之时，也同样强调新式学校增加、西洋新知输入，使各大城市中产生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和革命行动的组织者。新式工商业受到外国资本和清朝官僚压制，城市工商业者渐渐倾向于革命，出洋留学生激增，华侨工商业者中革命思想更行活跃。[115]实际上，就历史书写而言，中共史家里不少人重视革命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并不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

限于篇幅，我们只是截取了某些近代史著述的片段加以解读。但大致可以看出，两种历史诠释模式在兴起初期，并非只存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一面，实际上同时也存在彼此相通的另一面，且各有优长，在历史认知方面，可形成互补。尤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现代化”理念曾明显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及左翼学者的中国近代史书写。

结 语

以上，笔者梳理了“现代化”概念在近代中国形成、传播的历史轨迹，透视了其时代因缘，剖析了民国时期国人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认知和社会运用。可见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得以在中国初步传播开来，不仅具有国际国内的多重背景和动力，如日本侵占东北及国联调查的刺激等，还累积形成自身的丰富的社会语言基础。“现代化”概念传入中国后，很快便超越了“现时代化”的表层含义，有效整合了工业化、科学化、民主化、理性化等多维内涵，成为近代中国用于表达整体发达、文明、进步之意的宏大概念。其流行之初，即被运用于追寻“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诉求中，体现出全方位变革的综合性认知趋向，并不像学界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曾明显经历过一个从重文化到重社会经济的内涵转变。30-40年代，“现代化”语词在中国传播更广，为知识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文明进程、反思“传统与现代”、“中国化与西方化”之关系，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各党派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需要，运用“现代化”概念进行社会政治动员乃至历史书写，其中有重要分歧，但也有彼此交集和共通诉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史家在民国时期所开创的革命史模式的历史书写中，不仅使用“现代化”概念，且已注意分析和阐释“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今人不能将革命史和现代化史这两种历史书写模式，只作僵硬对立的简单化理解，而全然忽略二者间的相连相通之处。总体来说，民国知识界对“现代化”概念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深度仍显不足，“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也未能成为当时思想史上的自觉命题。

民国之后，现代化的努力和追求并没有终结，它既有其历史延续性，更有其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围绕它的认知和实践也始终在丰富和发展，并将不断深化。如何站在人类文明进程的高度不断把握和反思“现代化”，迄今仍然是困扰人们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