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认真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界面临的任务。在此，笔者略抒管见，欢迎同行批评指正。

              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

概而言之，过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非历史主义的现象比较严重。如有的人在评价辛亥革命时，不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错误结论。有学者把这种观点称为“假如”史学。这种“假如”史学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再如有的人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反儒学，但他们从来没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历史原因作认真分析，没有考察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与文化斗争，因而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反儒学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意义。

与这种非历史主义相联系，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仍然盛行。过去，人们受“左”的思想影响，一味肯定革命、否定改良，凡主张社会改革者，必戴上一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大帽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另一种情况，一些人一味地肯定改良、贬斥革命，凡主张革命者，必戴上一顶“激进主义”的大帽子。这两种观点看来针锋相对，实际上都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改良与革命，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情况非常复杂。就改良而言，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如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又有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和参加的社会改良运动，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运动，还有统治阶级出于自救目的而采取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如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以及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些不同类型的改革，其社会作用和意义不能一概而论。从革命来看，有农民领导的旧式革命（太平天国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也不尽相同。改良对推动社会变化和进步有它的积极作用，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然而当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时候，改良便走入历史的死胡同，而革命就成了历史的选择，这时再过多地肯定改良，则是对历史的误解。“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但革命的发生，有它的历史根据，只有条件成熟时，它才会爆发，人们并不能“为所欲为”。

另外，过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盲目“创新”问题也很严重。创新无疑是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但创新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就历史学科而言，任何创新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观点”、“新见解”都与史实相差甚远。比如，有人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袁世凯上台后所推行的政治宽松政策培养出来的，因而对民国初年的袁世凯予以充分肯定。又有人认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当时中国有可能实现近代化的唯一正确模式，如果不是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的破坏，它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把康有为说成是中国未能实现近代化的罪魁祸首。还有的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断归罪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不是辛亥革命中止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不是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战争对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干扰，中国早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些观点新则新矣，但它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与真正的学术创新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而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引进和采用其他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系统，它可以也应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并通过研究新问题、产生新理论而不断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任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标签、在历史研究中生搬硬套的作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运用。

              要加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8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直到今天，学者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葛兆光提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知识、思想与信仰，并据此写成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但就书中所涉及的晚清部分来看，似乎不太成功，至少它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晚清思想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又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研究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还有学者提出近代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围绕这两大任务，近代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第10页）。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研究的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的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完全相同，它们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以上只是笔者粗浅的想法，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希望学术界对此应有高度的重视，因为只有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搞清楚了，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要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的关系。一提到思想史研究，首先就涉及到其研究究竟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还是以人民大众的思想为主的问题，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老话题。笔者以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方面要重视思想家的思想，至少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是因为：第一，与人民大众比较，作为社会精英，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有更敏感和更深切的感受，更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第二，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一般社会思想和动向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是它们的浓缩体。这也是思想家的思想所以能影响社会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民大众的思想，尤其要重视人民大众思想对思想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思想家的思想和人民大众的思想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同时，我们在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思想家的生活时代和生存状态的研究，加强对思想家的思想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影响人民大众、从而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

二是要处理好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点，是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脱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往往是思想理论超前，而社会实践滞后。比如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直到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思想才付诸社会实践；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就提出了设议院和君主立宪的要求，但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才宣布“预备立宪”。如此等等。（2）就思想家个人来看，社会实践落后于思想理论的现象也较普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前后，他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积极要求者，但到了“百日维新”期间，他只要求设制度局于宫中，再不提设议院的事。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一定要把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能光看思想家们说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只有如此，才能对思想家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三是要处理好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关系。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虽然侯外庐等学者曾提出过应当研究近代的社会思潮，但学者们的研究仍多以思想家为主，那些以“中国近代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相继出版了一大批以“思潮史”命名的著作。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无疑是对此前以思想家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大突破，但也同样存在着缺陷或不足。如果说在那些以思想家为主要线索构架而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寻找不到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的话，那么，在那些以思潮为主要线索构架而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则看不到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而缺少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的思想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就必然要大打折扣。我认为一部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应该是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完美结合，即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要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要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郑大华）

                       《光明日报》200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