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本文注释从略。

人们常说，历史像一条河流。我认为，历史像海洋、天空，更像空气。就字面意义看，似乎历史的存在形态呈液体或气体状。其实不然。说历史像一条河流，是形容其一去不复返的特性。说历史像海洋、像天空，是形容其博大。说历史像空气，是形容其无所不在的弥漫性。所以，无论是说历史像河流，还是说像海洋、天空，抑或是说像空气，只是从一个维度去形容其特点，并非说其存在形态呈液体或气体状态。其实，作为过往人类活动的历史，不仅仅是一去不复返的、博大的、无处不在的，而且是立体的、流动的、变化的。同样，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思想，也是立体的、流动的、变化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流动”（flowing），主要指思想变动不居的特性，而非意味着其存在形态为液体或气体状态。这一点和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流动”（liquid）不同。既然思想是流动的，那么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把握其内涵，揭示其意义。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前人研究的终点，恰是我们的起点。讨论如何在流动中把握思想的内涵，揭示其意义这一问题，至少以下几位先行者的研究可供我们借鉴。

一、昆廷·斯金纳的“意图”与“语境”

作为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代表，斯金纳在研究方法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强调“意图”和“语境”。1969年，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历史与理论》杂志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其中对当时思想史研究领域盛行的多种明确的或暗含的理论预设予以猛烈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其中写道：“理解文本的前提在于掌握文本试图传达的意涵，以及希望这一意涵怎样被理解。为了理解一个文本，我们至少必须理解考察对象的意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意欲的沟通行动（intended act of communication）。这样，我们在研究这些文本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这些文本的作者身处特定的时代，面对特定的读者群，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论实际是要传达到什么。因此，在我看来，最好从一开始就对通常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言论的传达对象予以说明。接下来的第二步应当是考察特定言论与更为广泛的语境（linguistic context）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特定作者的意图……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应，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

斯金纳的这一思想很明显来自科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的“问答逻辑”，对此他曾多次提到过。比如在1997年就任英国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时所作演讲中，斯金纳就提到：“我始终记得在我第一次阅读R.G.柯林伍德《自传》时的深刻印象。在这本书里，柯林伍德争辩道：所有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都缺少一个固定的论题，因为问题以及回答不断在变化。”1998年，他在接受玛丽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采访时再次提到：“我还在上中学时，我的老师约翰·艾尔就让我念柯林伍德的《自传》，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又回头来看这本书……我深心服膺于柯林武德的核心概念——那原本是从他的美学中推引出来的——也即，一切艺术作品（包括哲学和文学著作）都是有其意图的物品，并且因此要想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力图还原和领会潜藏于他们之中的种种意图。这些意图绝不会就写在它们的表面，然而发现它们却是解释学的任务的一部分。这种研究取向通过将我们从表层引向意图，表明我们要想达成我们所寻求的理解，就必须考察各种直接的语境。”

与此相类似，任何思想都是主体在外来刺激下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目的是回应外来的挑战。单纯的刺激不产生思想，简单的条件反射也不成其为思想。换句话说，任何思想都是具体的，都是为了回应或解决当时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不存在无意图的思想，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思想。不过，过分强调思想的历史性，可能会导致对其普遍性的忽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在于其对具体问题作出了回答，更重要的是其回答对解决普遍性的问题也具有指导意义，或者说具有超时空性，否则就不称其为经典。同样，过分强调意图，还可能会导致对效果的关注不够。其实任何一种思想，其意义往往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斯金纳特别强调意图、语境，而不太重视效果，他甚至认为：“对思想史家来说，能够挖掘和展现常被我们遗忘的思想遗产的瑰宝就已经足够了。”这可能也与科林伍德有关。科林伍德在论及“问题逻辑”时虽然强调：“在我的构想中，问题与答案之间是严格相关的，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但他强调的是答案的唯一性，而非有效性：“某个命题所回答的问题不能再由其他命题来回答，否则这一命题便不会是对那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一个高度明确和特定的命题必须蕴含这样一个答案，它的问题不是模糊的，也不是泛泛的，而是一个与命题本身一样明确和特定的问题。”

二、汉斯·罗伯特·姚斯的“接受理论”

与斯金纳强调意图与语境，而不太重视效果不同，德国现代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Hans Robert Jauss）特别强调效果，而不太重视意图和语境。1967年，姚斯在被聘为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教授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一篇名为《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人？为什么？》的演说，引起轰动，后来这篇演讲稿发表时更名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般认为，这篇演讲稿是接受美学的诞生宣言。在该文中，姚斯鉴于以往文学史只写作者与作品，而不关注读者，特别强调了读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在他看来：“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后来姚斯（又译耀斯）在为《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书中文版撰写的“前言”中再次指出：“为了使一部过去曾经有过权威的文本来满足始终变化的现实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通过解释和再解释来更新其意义。”他甚至表示：“我期望读者在我的书中读到我所不知道的东西。然而，我只能期望那些愿意读他们还不知道的东西的读者做到这一点。”在他自己看来，这最后一段话，概括了“接受理论”的精髓。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能否将姚斯的这一美学理论运用到历史学或思想史研究上来？如果理解得不错的话，姚斯的“接受理论”源自其导师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论及“效果历史原则”时曾经写道：“历史学的兴趣不只是注意历史现象或历史传承下来的作品，而且还在一种附属的意义上注意到这些现象和作品在历史（最后也包括对这些现象和作品研究的历史）上所产生的效果，这一点一般被认为是对那类曾经引发出许多有价值历史洞见的历史探究的一种单纯的补充。”姚斯的成功之处，在于把伽达默尔在研究历史学时使用的这一方法应用到美学研究上，并将其从“一种附属的意义”“一种单纯的补充”提高到“一种当代的存在”。因此，将姚斯的“接受理论”应用于思想史研究，完全是可行的。

三、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

文本也好，观念或理论也罢，不仅只有开始的写作意图和最终被接受，还有中间的演变和传播，前者是讲在时间维度中的变异问题，后者是讲在空间维度中的位移问题。其实在这些方面，也有学者做过研究。

从1950年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观念和理论的演变问题。1958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化与社会》一书，其中写道：“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到19世纪初的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一些现在来看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或者原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在此时期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词汇有一个总体变化范式，可以把这个范式看作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与语言变化明显相关的生活和思想领域所发生的更为广阔的变迁。”他认为有五个词语对于绘制这份地图至关重要，即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文化（culture）。“它们在这一关键时期用法的改变见证着我们在思考公共生活问题时特有思维方式的总体变化，也就是说，在思考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其创立目的以及如此种种与我们的学习、教育及艺术活动呈现何种相关性等问题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与此同时，雷蒙·威廉斯还写成《工业革命期间英语的演变》一文，原本计划作为《文化与社会》的附录出版，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1976年由伦敦丰塔纳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导言》中，雷蒙·威廉斯一再强调：“这本书不是词典发展史的一串注脚，也不是针对许多语词所下的一串定义之组合。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这类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制度广为讨论的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其归类为文化与社会。”“我所做的不只是收集例子、查阅或订正特殊的用法，而且是竭尽所能去分析存在于词汇内部——不管是单一的词或是一组习惯用语——的争议问题……在文化、社会意涵形成的领域里，这是一种纪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问题的方法。”雷蒙·威廉斯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诸多深刻洞见，对我们理解观念或理论在时间维度中的变异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

1982年，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Said）在《拉里坦季刊》（Raritan Quaterly）发表《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文，该文于次年被收入其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中。文章探讨了理论和观念在不同时空的位移问题，并提出理论和观念旅行的四个阶段性形态：

第一，有个起点，或看上去像起点的东西，标志某个概念的产生，或标志某个概念开始进入话语的生产过程。

第二，有一段距离，一段旅程，一段概念从此至彼地移动时的必经之路。这段旅程意味着穿越各种不同语境，经受那里的各种压力，最后面目全新地出现在一个新的时空里。

第三，移植到另一时空里的理论和观念会遇到一些限定性的条件。可称之为接受条件，也可称为拒绝条件，因为拒绝是接受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条件使人可以引进和容忍外来的理论和观念，不论那些理论看起来多么怪异。

第四，这些充分（或部分）移植过来的（或拼凑起来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它的新用法，以及它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新位置有所改变。

在该文中，萨义德以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为例，考察了其提出的物化理论经法国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到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之间的传播和变异。十多年后，萨义德在《理论旅行再思考》一文中，再次以卢卡奇为例，考察了其物化理论经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新音乐理论、到法国黑人作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暴力理论之间的传承与变异。虽然萨义德在上述文章中也曾提到观念和理论在时间维度中的变异，但总体上说，他主要是从空间位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

因萨义德忽视翻译这个重要媒体，致使其“理论旅行”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有鉴于此，旅美学者刘禾提出“跨语际实践”这一重要概念。1995年，其力作《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一书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中文版200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同年，书中关于个人主义一章以《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为名，在《学人》第七辑公开发表。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其撰写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在该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是否与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接触与撞击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她希望“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生一套语汇，协助我们思考词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适应、翻译、介绍，以及本土化过程（当然这里的本土化指的不是传统化，而是现代活生生的本土化），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在译体语言的权利结构之内的传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在这里，“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的“再创造”过程实际上涵盖了姚斯所说的“接受”过程。

五、“意图”“动力”“谱系”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将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姚斯的“接受理论”一气打通？这里所说的“一气打通”，是指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时，不仅要追问其每一种思想发生的“意图”和“语境”，还要考察该思想在时空间流转过程中内涵的变异，更要考察其在被接受过程中所遭到的排斥、接受和改造等情况。我认为是可以的。至于说如何打通？肯定不能机械地“接受”，而必须在“接受”或“借鉴”过程中予以“再创造”。

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何谓思想，或者说思想有几种存在形态。对此，可以说言人人殊。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彭明和程歗等人的表述，即“社会的变动，首先总是在覆盖面极广的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得到最直接和最迅速的表达，形成人们关怀或参与社会活动的某种动机、需要、情感、态度、理想及其对社会变动过程和结局的感受……当某种普遍的、流行的社会心理趋向被认识主体加以综合和归纳时，往往就产生了特定的人文观点或倾向……而理论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史学的或美学的等等，则是思想家们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文化资源并凭借当时的社会心理和人文观点所构筑成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思想一般包括社会心理、人文观点、理论体系三种形态，而且彼此间呈递进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在考察思想的发生时，就不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我们对一种思想发生“意图”和“语境”的追问，就变成了对一种社会心理、人文观点或理论体系发生“意图”和“语境”的追问。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卢卡奇在讨论阶级意识的发生时指出：“恩格斯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论述中，是从下面这一点出发的：尽管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凡是发生的东西总是有一个意识目的和一个预期的目标’，但是要理解历史这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

一方面，‘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

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的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一种思想的发生时，除了要考察其“意图”和“语境”外，还要考察其背后隐藏的动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小心，以免落入福柯所说的“起源”陷阱，即认为“事物在其诞生之际最为珍贵，最为本质”，并把起源“当作是真理所在的地方”，而应“紧盯着伴随着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发事件”，“一丝不苟地注意它们的小奸小恶”，“等待着它们……以它者的面目出现”，以便“说明开端、返祖和遗传”。

六、在流动中把握思想的内涵，揭示其意义

雷蒙·威廉斯说：“语言的活力包含了引申、变异及转移等变化层面。”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变的思想是僵化的，不动的思想是死的。思想的活力就体现在其流动性上。既然思想主要表现为社会心理、人文观点、理论体系三种形态，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在空间维度中的传播，它们的内涵均或多或少都在发生着变化。对社会心理、人文观点、理论体系特别是观念或理论在时空维度中的变异和传播，我们除了要借鉴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等研究方法外，还应关注观念或理论在同一语言文化圈内的传播及变化。这种传播至少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同层内传播，另一种是异层间传播。所谓同层内传播，是指观念或理论在同一语言文化圈内不同地区的同一阶层（如精英阶层）内的传播。由于中国土地辽阔，即使在汉语言文化圈内，就存在诸多次级文化圈，处在同一时代不同文化圈内的士大夫，对同一种观念或理论的认知和接受在程度上存在相当的差异。所谓异层间传播，是指一种观念或理论在同一语言文化圈内不同阶层间的传播。中国传统社会呈金字塔形，究竟包括五个阶层、六个阶层甚至更多，各人看法不同，但大致可将其分为上层统治阶级、中间社会精英和下层民众三层，想来不会有太大分歧。同一时期不同阶层间对同一种观念或理论的认识存在相当差异，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对某种观念或理论的内涵，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把握。

对一种观念或理论的“接受”或“再创造”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一种观念或理论的价值固然要受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深度的影响，但其意义的大小，却要在实践中去检验。当然，这里所说的实践，并非仅指过去和当下的实践，同时也应该包括未来的实践。科林伍德说过：“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一切思想史都是历史。因为每一种观念或理论虽然都具有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的可能性，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一种思想是否真正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要受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观念或理论构成了“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另一些观念或理论则止步于可能，而且永远无法变为现实。即使是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的各种观念或理论，有些最终止步于孔飞力所说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有些则直接参与了制度的建构，成为某种现实制度的思想渊源甚至存在的理论依据。

哪种观念或理论止步于可能性，为什么未能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哪种观念或理论构成了“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但最终止步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哪种观念或理论参与了现实制度的建构？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的观念或理论是最合理的吗？合理的观念或理论都构成了“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吗？这里都有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所有这些，均为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此，对一种观念或理论，只有在流动中，或者说将其置于不断的实践中，才易于揭示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