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雄

作者简介：吴义雄，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时，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国难、屈辱、沉沦和与之相伴的“近代化”变迁，构成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时至今日，晚清中外关系史的重大事件和演进历程，仍然支撑着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国内史学界，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似乎相对沉寂，除少数专题外，未出现堪称重要的学术进展。或许可以从社会环境的变迁、近代史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的多元化等方面解释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不需要为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是否具有某种“地位”而担忧，应该思考的是，这个领域是否还有可供开拓的学术空间？如何在当代治学条件和学术环境下，对此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探索？笔者见识有限，对国外学者研究之状况，不敢妄评，以下仅结合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之现状，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一 国史视角

如上所述，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构成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框架。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争、影响重大的历次教案、条约制度、列强在华特权与利益等等，都是数以百种计的“中国近代史”或类似名称论著的重点章节。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制度等，构成了我们国史上的重要内容。

也许从“国史”的角度看待晚清中外关系史显得比较“老套”，但晚清中外关系史当初就是因国史撰述的需要而得到重视的。正因为如此，在以往近百年中，近代史学者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众多论著。他们所做的很多基础性工作，今天的研究者仍从中受益。除清朝官修的《筹办夷务始末》外，民国时期开始直至晚近面世的各种外交史料，都成为我们研治史事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相关的重要史实、制度、人物、约章等，也都得到了比较清楚的整理、论述和阐释。迄今为止学术界在此领域做出的努力，为近代国史的书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缺憾。首先是史实研究方面有待继续努力。我们经常会发现，如果要详细了解有关事件的具体过程，依靠已有的著述却难以达成目标。在此可略举一例：大家都知道领事裁判权是鸦片战争后基于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制度，但这种制度最初是如何建立的？其具体实践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如何演变？这项制度在各口岸的实施有何异同？像这样貌似简单的问题，要得到一个准确而完整的答案其实并不容易。其次，国内学者的研究在关于中外战争和交涉的叙述方面，往往主要依靠清方记载或时人记述，缺乏对方记载的参照，故难以做到完整细致地再现历史的具体场景，在客观性方面也有待于提高。更重要的是，除少数论著外，多数有关晚清中外关系史的论著在对史实的阐释方面缺乏深度，对于这些重大事件和制度变迁在近代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或意义的分析，容易流于笼统或简单化，能够引领学界趋向的作品尤为罕见。像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那样既有细致的史实研究，又有透彻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和阐释的优秀著作，是很少见的。

近二三十年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晚清中外关系研究相对较弱。关注这个领域的学者人数不多，有分量的论著相应较少，真正具有原创学术价值者更少。这个领域可以说尚未得到真正的精耕细作，甚至无法与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成就相提并论。晚清史是一个整体，这个时期的中外关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相连，相关的研究本当协同共进，同步发展。但不得不说，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史学研究整体的进步使人们对于这个领域能够提供的知识和思想产生了较以往更高的期待，但它要满足这种需求尚有待时日。

从国史研究的角度看，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如何利用近年出现的有利条件来对这一研究领域加以推进？研究者首先应该加以利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晚清史研究整体上的进展所带来的知识、理念和方法上的动力，因为这些进展，我们在史实考证、阐释诸方面具备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泛的视野。应当善加利用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近年来数量庞大的原始档案不断被出版或公布，在近代史料学上具有独特价值的近代报刊，也不断以数据库等形式得到整理，使得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大为扩充。这些史料数量庞大，其研究价值多未得到充分发掘。除清朝档案外，数量更大的海外文献也以缩微和电子化的形式快速面世，还可以免费利用。这些第一手文献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更深入地认识那些决定了近代国史走向的重要史实(例如，王宏斌利用国家清史工程新开发的清代档案，就清代内外洋划分的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清代海域管理的理念和机制。见王宏斌：《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67～89页)。笔者近年对条约体制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研究，除使用各种清代文献外，也使用数量较大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以及西人在广州创办发行的早期英文报刊。当然，以往大家比较熟悉的基本史料，也仍然值得我们加以深耕细作。清朝所编的《筹办夷务始末》，20世纪大陆及台湾学术机构编撰出版的多种外交史料及综合性史料，多年积累下来，数量极为可观。真正将其吃透，做精细的研读，同样可以取得真正的学术进展(李育民及其带领的研究集体近年在条约体系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们对各种已刊文献的精细研读为众多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基础)。

二 国际关系史视角

晚清中外关系史的另一个层面是国际关系史。虽然近代中外关系史经常被当作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分支，但近代中国与各国之间发生的国家间关系，无疑是近代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而各国在华相互之间发生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国际组织在华活动，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因素对近代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也理所当然属于国际关系史研究范围。著名国家关系史学家王绳祖先生主编的12卷本《国际关系史》，设立专门章节，将两次鸦片战争、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周边国际关系、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20世纪初远东国际关系演变等内容纳入其中(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这说明国际关系史学者看来，近代中外关系史是国际关系史的组成部分。

多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与外国国家间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可以说与中国发生过交往的国家，基本上都被纳入了研究范围。据笔者管见所及，凡20世纪对中国影响越大的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得到的研究就越充分，如中美、中日、中俄(苏)关系史，论著最多，研究也最广泛深入。传统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如中朝、中越、中琉(球)及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等。大量的论著使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上中国与各国关系的基本面貌。有不少著作撰著于冷战时期，政治色彩浓厚。但当年从事著述的学者功底深厚，学识渊博，不少作品今天看来仍有学术价值。

但如果要从推进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角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也还有明显的不足有待于弥补。首先还要提到史实研究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甚至盲点。从时间上看，由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更为贴近现实，故最受研究者重视，相比之下，晚清及以前的历史时期，得到的关注明显较少，缺憾较多。从区域上看，20世纪对中国影响相对较小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重视不够，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而史学界能够提供的双方或多边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却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甚至曾经对中国影响重大、而在晚近的影响相对减弱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史，也存在研究不足的问题。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英国和美国可以说分别是19、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但近年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与中美关系史研究根本不成比例。后者有一个较为庞大的研究队伍，有专门的学会，而研究晚清中英关系史的学者却屈指可数。考虑到英国对近代中国的实际影响，以及英国在当时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各国在华相互之间发生的双边或多边接触、协调、交涉、冲突，多国代表或多国成员组成的组织与清政府或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发展的关系，形成的冲突，等等，与晚清史上诸多事件具有密切联系，但相关学术成果更少。例如，晚清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和新疆建省前后的历史，涉及中、英、俄、土等多方交涉、相互竞争，倘若只从国史角度观察、论述，而对中亚地区“大博弈”的历史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不予关注，则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很难全面。国际组织的活动也属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国际组织在华活动或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程，都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在晚清时期，有些国际组织如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万国禁烟会等，均在中国活动。这些方面的历史，近年也有学者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期间的国际交涉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成果。还有不少其他问题成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吸引了年轻一代学者的注意力。但总体来看，相关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此不得不提到相关研究存在的一个明显短板，这就是外文史料运用不足。由于国际关系史层面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研究中应充分运用所涉及国家或组织在交往中形成的各种文字的史料，以对既往历史进行完整的叙述和公正的评价。历代学者都意识到外文史料的重要性，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收集、运用。青年一代历史学者外语水平迅速提高，有些人还具备使用多种外语的能力。但总体来看，具备熟练使用外文史料能力的学者仍然不多。长期以来，获取外文资料的渠道不畅，甚至一些基本外文史料也难以运用，近年方有较大改观。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研究者在运用外文史料及其他海外学术资源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还难以尽如人意。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界迄今尚未在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产生具有重大价值和具有国际影响的代表性学术成果。美国学者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出版已过百年，但至今仍为了解和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参考书。这当然是因为它的确是一部杰出的史著，但也并非毫无瑕疵。该书使用中文文献甚少，作者的身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观察和评论历史的客观性。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仍是晚清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要了解中外关系史上的很多具体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还是这部著作。这是因为国内学者在西文史料的使用方面还无法达到该书的水平。

在中国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无论是为了维护、增进国家和国民的海外利益，还是为了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都需要我们全方位地、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对中国与外国交往的历史，以形成明智、理性、有效、具有前瞻性的策略和整体战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后，对相关史学成果的需求很大，这说明存在很强的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现实驱动。实际上这也是对学术界的强大压力。

三 全球史视角

全球史是近数十年在美国、欧洲等地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它的兴起显然与我们正处身于其中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这一进程使往昔历史蕴含的与全球化相关的意义得以彰显。全球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说，全球史(他称为“世界史”)“实际上就是把全球化现象放到了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让我们对当下全球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致中国读者》，第Ⅲ页)。

国内外学界对全球史的涵义、全球史研究方法进行过很多论述和介绍。大家都认同的观点是，全球史研究者关注跨越国家或民族界限的历史现象，强调历史上不同区域人们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及其重要意义。正如另一位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特所说：“全球史关注世界史中涉及的一种全球进程，即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渐增进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布鲁斯·马兹利什：《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美国学者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一书中讨论，作为宏大叙事的全球史，应进行分流(历史现象从单一起源到不同时空下的多样化分化)、合流(不同的、分布广泛的事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相似性)、传染(事物跨越边界并急剧改变其动态)和体系(相互改变的互动结构)等多方面的研究(柯娇燕著，刘文明译：《什么是全球史》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英国牛津大学詹姆斯·白利希(James Belich)等几位全球史学家最近提出，全球史研究有三个进路：即(1)全球化(globalization分为次全球化、半全球化和泛全球化)研究，从接触、互动、传播和整合等层面考察不同层次全球化范围内各“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通过传播、超越、散布、扩张、吸引等“矢量”观察各大“世界”以及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全球化体系；(2)比较(comparisons)研究，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3)联系性(connectedness)研究，包括贸易、移民、交通网络、口岸城市、网络关键节点等的研究(James Belich,John Darwin and Churis Wickham,"Introduction",in James Belich & c.ed.,The Prospect of Glob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3～21)。中国学者刘新成也提出了全球史研究的十个重要方面(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概念》，《全球史评论》第2辑，第9～12页)。

我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层面上，可以探索运用全球史研究的上述理念和方法来促进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以上所述国史视角和国际关系史视角的中外关系史，大体上侧重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军事、外交等范畴，但在此之外，中外关系还有着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可在全球史框架内予以进一步论述。在“中”和“外”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原本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有些事情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是合理的，但它们同时在更广大的体系中也具有意义。要全面阐述这个问题非有限的篇幅可以完成，亦非笔者能力所及。这里仅据笔者的粗浅理解略举数端。

我国古代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西域、南海两大通道，现在一般被称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两大分别通往欧亚大陆和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通道，无疑是上述白利奇等学者描述的“次全球化”范围的重要网络。在晚清时期，这种原本以中国为出发点的商业—文化网络在遭遇欧洲殖民主义东进的浪潮后，如何调整或如何被后者整合进新的世界体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要求以全球史的眼光做更恰当的分析。这样做至少可以在现有“一带一路”历史研究框架之外获取新的视角。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东亚地区国际贸易—文化网络最重要的口岸城市，但到晚清时期，香港和上海迅速取代了它的地位。这些国际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的全球意义是什么？它们在比中国甚至亚洲更大的“体系”内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样的？在另一个方向上，外在影响(全球体系)如何通过晚清通商口岸对中国内部产生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导致重要的学术发展，例如目前颇为兴盛的城市史研究在地方史取向之外获得更大的空间。

移民是晚清中外关系史上令大家长期注意的问题。如果说鸦片战争前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是跨国现象，五口通商后则成为跨文明现象。长期持续的移民现象使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产生了跨国乃至跨文明的意义。全球史视角或许能使晚清中国的海外移民研究超越华侨华人史研究而取得进展。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是另一种移民现象。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研究近代中国的外国移民显然是有意义的。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数十个通商口岸，特别是租界、租借地的外国居民，为数不少，研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在国际商业和文化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可以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拓展出一片很大的天地。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是一个很受重视的领域，迄今为止的研究堪称方法多元、成果丰富，“西学东渐”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话题。但在知识输入、制度引进这些较为“上层”的现象外，外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逐渐改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态，使我们这个世上最大的民族缓慢地进入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他们在两种文明之间的生活如何运用新的方法加以分析？晚清以来中国的疾病、灾害和环境变迁，如何在全球史视野下得到更有解释力的阐述？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