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0年5期

作者简介：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引　　言

中西文化之争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史范围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人总是把它作为中国史来研究。我对世界历史知识所知甚少，还没有见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公开的、明白的争论。从中国来说，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以来，就发生了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而中国史书上关于这个问题，都是作为中国历史本身的问题加以叙述的。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国，它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极大的增强。而中国的软实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显然是不足的。加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成为中国人十分关心的、努力实现的大问题。这样就突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洪流中居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的问题。这时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又成为现实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这就使我们想到对过去中国人的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之争，对当前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是有参照作用的。

一　西方文化进入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三个地区的不同情况与“中体西用”基本公式的形成

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北美的文化是世界先进文化。从此世界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近代化阶段。当时，西方先进文化传入的地区，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基础；另一种地区是具有深厚或比较深厚的文化基础。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地区，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这些地区的人对西方文化的进入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先说印度。印度是有深厚的文化的，但这时印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西方文化进入印度之时，就我所见（可能是不准确的），没有见到印度思想界排拒西方思想。印度接受了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

再说日本。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最早的是“兰学”。“兰学”传入之时，似乎没有看到日本人对“兰学”有明显的排拒态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更进一步学习西方，明治维新的任务是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对外扩张。当时曾经流行过一个口号“脱亚入欧”，它的含义主要是日本能够富国强兵，摆脱落后状态，进入西方强国的行列。但这里头也应当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那时日本也有人维护日本传统文化，但没有看到强烈排拒的态度，没有看到日西文化之争。我们不应忘记日本是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的国家。日本很快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三说中国。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一些保守落后的人士强烈排拒西方文化，而一些当时的先进人士，提出的口号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主持人的想法是利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振兴皇权统治。随后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就形成了明确的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个公式，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一直是对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主导思想。在今天仍然如此。

二　“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问题

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贯彻着一个“用夷变夏”或“用夏变夷”的问题。两种文化接触，必然要相互影响，二者的相互影响往往不是平衡的，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更大或是根本性的。从总体上说，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来说，近代以来，是西方影响中国。这种影响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可以看出来。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从西方传入的，是西方文化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现在人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对这个史实避而不谈（有意的或无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方思想，毛泽东早就说清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列宁式的党国体制。难道这不是“‘夷’变夏”吗？不过，中国历史研究者不这么说就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主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中共党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倾统治全党的时期，提出的重要口号是“忠实执行国际路线”，“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叫苏维埃，苏区的小学一律叫李（列）宁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学习苏联模式，中国的教育按苏联的模式进行改革。1957年“反右”斗争中，谁怀疑这样学习苏联，就被打成“右派”，成为“反革命”，更不用说反对学习苏联了。这些问题搞不清，在中国思想界必然产生混乱。中国主流派的思想，是大力反对“全盘西化”。对这种历史怎么解释呢？所以，只有采取避而不谈的办法。我们的“夷变夏”固然有外力的巨大影响，但主要是中国人自己作成的。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之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认真搞清楚，就很难说清中国文化的实际状况和发展的前进方向。

三　“中学为体”之“体”变了，“中体西用”的公式未变

中西文化之争在20世纪30年代演变为“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这种争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之争的演变和具体化。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学为体”的那个“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谓“中学为体”之“体”，是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的道统、政统。中国的政统是两千多年以来以皇权为中心的治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政统，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进步；但是，这个道统、政统还隐性地存在着，蒋介石就曾说《大学》、《中庸》是治国的宝典。中国传统的道统、政统在暗中支配着中国的政治。

上面说过，新中国建立的政权是列宁式的党国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立国、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相当于过去的“中学为体”之“体”，今天大力反对“全盘西化”，就是用这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成为新时期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可以理解为过去中西文化之争的新形态。按邓小平的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被采用的。这与过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基本相合的。今天中国的主导思想、思维模式仍然在延续着“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中学为体”之“体”变了。

四　中西文化之争弥漫于中国思想界

当前的中国思想界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进行着中西文化之争，虽然没有发生如不久之前关于《河殇》和反《河殇》那样的公开争论，实际上中西文化之争弥漫于当前的思想界。我们这里拿最近发生的具体事例来说明。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22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文章，提出：“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文章发表后不久，引出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批评。令人想不到的是，批判者是以价值观问题批判《南方周末》这篇文章的。《南方周末》的文章认为：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是一种普世价值。对这种普世价值，应当尊重和维护；而批判者则认为那些不是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人的价值观，不具有普世性。这实际上就成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否是普世价值的问题。进一步推延，就引出了自由、民主、人权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还是仅仅是某些西方人的价值观，成了中西方文化之争的核心问题。

中西文化的分歧弥漫于中国整个思想界，这种事实随处可见。再举例如下：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列宁斯大林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不承认欧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近有人提出，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二是已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承认欧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就表现了中国人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近年来，有人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语言文体提出否定意见，认为中国现代语言是抛弃中国古代语言，按西方语言结构构建起来的。这是西方语言霸权支配了中国的语言，应当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现代语言体系的建立，是中国文化的进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丧失，这应该是中西文化之争的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朱自清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清了。他在《经典常谈》中说：“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①这是中国现代语言走过的路，这是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甘阳主张建立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②；袁伟时则批评说：甘阳“就是冀图把源自西方的公民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拒于国门之外”③。在这里，表现了中西文化之争对中国发展前途的重要意义。

我掌握的材料不多，不能对当前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分歧做全面的论述，但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分歧争论，在中国思想界随处可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纷争以后还要长期延续下去。

结　　语

今天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意见分歧依然很大，但是关注的热点和过去不同了。在讨论“中体西用”问题的前期，更多地关注何为体、何为用和体用的关系；今天则更多地关注维护这个“体”发扬这个“体”，站在“中体”的基点上，观察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如“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论，主张孔子原教旨主义，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和孔子宣扬的西周礼制直接衔接起来，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起什么作用，在中国思想界起什么作用，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总的来说，“中体西用”文化观主要是捍卫“中体”，发扬“中体”，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论述时，主要是正面肯定。当前，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大大加快，中西文化的接触面更扩大，因此，中西文化关系也更复杂，更深刻。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中体西用”文化观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有论者严厉批评“中体西用”，认为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中体西用”论发生了重大作用。“中体西用”文化观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从我们上述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来，但是我们不认为它起的作用那么大。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不在文化，而在政治。

中国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强的精神凝聚力。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中国皇帝两次被外国侵略者赶出京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住在清朝的皇宫里。中国所以不亡，中国文化这个“体”是有巨大作用的。一百多年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和纷争，仍在继续，看不到何时会终结。

注释：

①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4页。

②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③袁伟时：《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审视一切》，《南方周末》，2009年4月16日，第2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