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后，如一股清新空气般给史学界带来了不少激情与活力。社会记忆史也是当前风起云涌的新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内容之一，英国新文化史研究大家彼得·伯克将之列为新社会文化史七大类之一。随着记忆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出现了“记忆的转向”，该股新的史学潮流也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一些冲击与影响，随之中国史学界的记忆史研究也出现了不少优秀成果。具体而言，“历史记忆”方法与视野的引入，给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来了诸种新的突破和视角，并产生不少颇感新鲜的成果。本文拟从理论角度观察“历史记忆”给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来何种启发与感悟，反之，思想史研究该如何应对、利用“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被引入史学研究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方向，即“记忆史”。中国记忆史实证研究可分为社会史与思想史两条路径，多年来思想史已成为记忆史研究的重要取向，其中占据重要部分的即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换言之，无论大人物大事件的记忆，或者小人物小事件的记忆，皆成为当前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前沿方向。许多记忆史研究成果让学界有耳目一新之感。以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多将人物思想、各种思潮当作研究对象，不仅具体研究这些思想、思潮的内容，也考察其产生、流变、影响等各方面，试图多维而立体地揭示出思想与思潮的全部。如此，则往往容易忽视某方面的既存事实，即无论何物何事于产生发生后，于他者而言则更多的以“记忆”的方式存在。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本质上也存有诸种关联，为记忆史视域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诸多可能。历史记忆本身能作为或成为思想资源，时刻准备根据现实生活、社会环境、文化建构、政治情势的需要被唤醒，从而给予历史记忆鲜活的现实感，以及应对当下的时代感。研究者则应试图发掘出历史记忆蕴藏的深层次思想史意义，从而助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

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并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不难理解，并且也有水到渠成之感。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发起者之一王汎森，本身即以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见长，或许并非偶然，而是记忆与思想之间具有天然联系。他最早以傅斯年、章太炎为例，描绘了历史记忆的相关问题，特别阐述了清末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如此将历史记忆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摆脱了传统的人物思想与史实考证的研究思路，予人颇为新颖之感，给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来了诸多新径。该方面还有一批高质量成果产生，其中包括罗志田的五四运动记忆史研究，张艳的五四阐释史研究，汪荣祖的慈禧记忆史研究，罗福惠的辛亥革命记忆史研究。这些学者原本即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为志业，从而采用了记忆史新视角或将记忆史理论与方法引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其中有一脉相承的内在理路，也有顺其自然的脉络推进。

历史记忆视域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已将研究重点从人物思想、各种思潮转移到了思想、思潮形成之后，即关注事后人们与社会对思想、思潮形成的记忆与诠释。研究侧重点的转移也是人物思想、各种思潮研究日益成熟的表现，当事物本身已逐渐清晰，则自然趋向于事外的世界。如今小人物、亚思潮已为诸多研究者关注，遑论大人物的思想、影响大的思潮研究，更能用“山穷水尽”来形容。如郑大华以前研究了孙中山、梁漱溟、胡适、张君劢等诸多精英人物的思想，还考察了文化保守主义、西化思潮、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重大社会思潮。但最近对民族复兴思潮、中华民族观念的研究，皆从观念史角度展开，或许正可说明传统理路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若无新材料出现，难以实现根本突破，于此只有寻求新思路。黄兴涛更是于多年前即主张和倡导将概念史、观念史运用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他对“黄色”“她”“中华民族”“现代化”等词义的细致实证考究充满智慧，并发人深思。他们利用新方法、新理论重新解读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某些议题，正与王汎森、罗志田、罗福惠等学者倡导的记忆史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用“山穷水尽”形容传统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或有过分之嫌，但亦不可否认，“历史记忆”拓展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和范畴。“历史记忆”引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后，“意识”“认同”“建构”等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流行词汇，此或缘于“记忆”本身也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使相关词汇一并牵扯进并扩充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领域。

历史记忆需要文本来承载，而此类文本包罗万象，有各种报纸、杂志、日记、回忆录等，成为传承历史记忆的主要媒介，于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文本也是重要史料来源。而日记、回忆录等在过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不太为人注意或重视，历史记忆研究却将之奉为重要史料。罗久蓉利用《东史郎日记》考察了“东史郎一个人的战争记忆如何冲击有关侵华日军暴行的集体记忆”。他将“《东史郎日记》的生产”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东史郎对日记的整理与改写，以及如何“将战地见闻逐步转化成为记忆战争、反省战争的作品”。类似者还有刘燕军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研究，主要利用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史料。这些研究皆极大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史料来源。此外还有诸多以往不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注意的史料，如图像、声音、器物、空间、仪式等皆能成为史料，承载着相当多的历史记忆。笔者在从事仪式、纪念活动的研究时，即揭示出国家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历史记忆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对象，除从“文本”角度解读和研究外，某些方面其实是在侧重记忆载体的研究。换言之，记忆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仅考察思想本身的历史记忆，还解析思想传播的记忆载体。

历史记忆研究是社会史与思想史路径开花结果。显然，思想史路径下的历史记忆研究自始至终与“诠释”有着万种牵连。罗福惠倡导并实践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所言记忆更多的应从方法论角度切入和理解，而“诠释”才是主要研究内容，涉及政党、政府、各界人士、社会群体、各类空间等对辛亥革命的承载与诠释。实际上，“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被视为记忆史视野下辛亥革命的百年诠释研究，更为恰当。如此而言，则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如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皆可进行类似的记忆与诠释的系统研究。学界将记忆与诠释并置而进行历史书写的学者尚有不少。葛兆光更是从方法论上强调了“诠释”的重要性，历史记忆往往被诠释并重构。明眼人可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记忆研究即将“诠释”作为研究对象。因无论何种“记忆”，皆不能直接成为历史书写或研究的对象，历史记忆具有潜在属性，若无适当渠道的呈现无法做到“不言自明”。此即研究者们为何要将记忆与诠释并置，亦即“诠释”为研究者发现“记忆”的“眼睛”。思想史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偏重“诠释”，但是历史记忆的诠释更多的强调建构性。

“历史记忆”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后，具有了一定的后现代意味。诠释本非事物的自我表达，而是由他者出发的观察，才有所谓“诠释”，具有强烈的建构属性。后现代思潮给当今思想史研究带来了重要影响，新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本身即与后现代主义间有着理论渊源，强调文化的建构即其根本特质之一。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来源相当广泛，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文化研究理论的成果，放弃对宏大叙述和客观规律的追求，亦不把历史研究之目的看作是为了获致历史之终极真相，转向强调意义的阐释，重视文化的建构力，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因素，它们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中的”。新文化史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主旨在强调“文化的建构力”，重视对其意义的揭示，后现代主义成为其汲取的重要理论和方法之一。“历史记忆”也强调本事之后的建构，自然与后现代主义相联。

历史记忆是内在的，诠释是外在的，历史记忆是本质性的，诠释是表达性的。所以两者之间始终难舍难分，不过此欲强调者为“诠释视角”，特指历史记忆介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后，“诠释”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取向。笔者所感知的思想史意义上的诠释，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诠释；一是作为研究视角的诠释。从诠释视角理解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再过多强调人物思想与各种思潮本身，而更多的指向他者对人物思想与各种思潮的认知与态度，即记忆。换言之，从广义的角度而言，这些认知与态度皆为建构，或为重构，或为虚构，此亦历史记忆的魅力所在。两个层面的诠释也可视为统一体，正是通过诠释视角去研究他者对史事的诠释，“诠释”既是研究方法也是研究内容。

诠释之所以成为研究对象，显然与历史记忆相连。史事在被诠释时往往与诠释者关于史事的观感和记忆有关，正因不同个体与社会群体等诠释的主体对史事的记忆有别，导致诠释各异。而不同诠释的产生又与诸种现实因素相关，政治立场、社会环境、思想储备的不同，使相同人物、事件的诠释也会各不相同。于是，诠释更多属于个人观感、群体认知，一般发生在历史产生之后，存留于个体或集体的记忆之中。本质上这些诠释属于“建构”范畴，与历史事实已无太大关系。如成吉思汗的形象，自其死后即经历了一个不断诠释和塑造的过程，在蒙古地区成为典型的英雄人物。但就国家层面而言，清末民初成吉思汗的记忆一度潜伏，未受到重视。成吉思汗记忆仅隐藏于民间社会，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国难当头急需唤醒中华民族“强盛”的历史记忆资源，成吉思汗才由蒙古族英雄转而为中华民族英雄。虽然成吉思汗被诠释的内容与过程或与历史事实相符，但已然成为巧合。从长时段而言，成吉思汗形象显然已脱离其“本相”而独立，历经各种“随心所欲”的诠释和建构。文学家有言，文本产生后不再属于作者，而归读者所有，即强调他者在文本意义“诠释”上的主导地位。诠释成为研究对象后，事物“本相”被填充进五彩斑斓的内容，并且诠释者的诠释除环境因素影响外，也受到人们记忆有意无意的干扰。此时所言诠释其实即“建构”，建构出人们心中各自所谓的历史“真相”。

若说作为研究对象的诠释指向“建构”，那么作为研究视角的诠释则指向“还原”。“还原”是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视角的诠释要求尽可能的追寻到历史真实，虽然历史真实只能接近而不能还原，但史学工作者始终须以此为志向，做到最大可能的实现。于此，则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应考察诠释产生的相关社会环境、政治情势、思想渊源等，才能真正的做到将诠释“刨根问底”。此时用以解析“诠释”的诠释视角则需要赋以更广泛、更开放的精神，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全方位的理解诠释。但通过诠释能否做到恰如其分的实现“还原”则让人心怀质疑。因史学研究者诠释历史，即历史书写也难免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使书写过程中带有种种所谓的感悟和见底。广而言之，只剩下一种诠释即“作为研究对象的诠释”，因随着时间流逝，史学研究者诠释历史也将成为未来其他研究者研究的对象，成为“研究对象的诠释”之一种。历史学分支中的学术史即为典型方面，在撰写学术史的同时，不经意间或成为他人学术史撰写中的一部分。似如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历史记忆不仅影响史事的诠释，其实诠释者皆可谓“历史记忆”。当然，若非从广泛意义上而言，还是有必要区分两种涵义的“诠释”。

“诠释视角”给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来了诸多发展，力图去探索记忆深处的诸种可能，不再停留于简单的“诠释”，而是希望能深入的解答“诠释”。史学研究者在实践过程中要求利用多元方法，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诠释视角”。

历史记忆不仅扩充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丰富了其史料来源、更新了研究视角。此即要求历史记忆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于方法上顺应变化，实现多元并用，以达到研究目的。

文本解读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因承载思想最易见者即文本，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将文本视为主要史料来源，其中报刊为最常用史料。报刊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而与社会史视野下的报刊有所不同。思想史强调报刊所承载的思想，以及在思想传播中的地位、特点、作用等。目前学界关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大报大刊有不少思想史领域的成果发表，如《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东方杂志》《新青年》《独立评论》等报刊皆有专门著述，阐发这些报刊传载的思想，以及在当时思想界所处的位置。而社会史将报刊作为研究对象时，更多的将研究指向报刊的读者、作者、社会影响等，重点在报刊之外。于此形成了两种路径的“文本”解读思路，但是社会史的研究路径恰恰给思想史路径提供了不少可资利用的方法和经验，两者的融合、推进，使历史更为清晰，也更为全面整体。社会史路径与记忆视角下的思想解析近同，文本研究其实也并非要强调文本本身所承载的思想内涵，如《大学》《论语》等也可以从社会传播、思想影响的角度进行描述。具体到思想，本身可以跳到文本之外而将之视为“记忆”，从而探寻文本所承载和刻写记忆形成的思想背景，并且还可以更深层次地考察记忆蕴含的思想和观念。如此的文本研究更为深刻，并可进一步实现思想研究的“深描”，追寻记忆背后的丰富历史。历史记忆的追寻与文本解读间存在天然同盟的关系，历史记忆需要细致的解读才能浮现和凸显。

除文本解读外，还应利用其他方法对历史记忆进行思想史的解读，因历史记忆的承载体还包括有图像、空间、仪式等，并非简单的文本解读即能揭示出这些历史记忆载体的思想内涵。如图像的思想史解读就自然会涉及艺术学、绘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用葛兆光的话说：“‘图说历史’的插图，当然更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课题，而是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换言之，若欲揭示出图像所承载的历史与历史记忆，自然也需要跨学科知识与方法，才能真正地触摸和理解图像。空间、仪式等承载的历史记忆，更需要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与理论进行科学而精细的解读，才能真正揭示出空间与仪式背后的思想，这些思想以非文本的形态进行呈现。如仪式本身即传承着历史记忆，其表演姿态与形体等皆有历史的痕迹与烙印，人们的一举一动其实皆与历史记忆有关，显露出一个民族的思维惯性和文化习俗。仪式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揭示出仪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思想霸权显得尤为重要。同样，仪式也是人类学考察的重要对象，特别是某些“异域”的仪式成为人类学关注的重点，恰恰是这些仪式连接着族群记忆、区域民俗、神话传说等，这些将落实到地方社会的形成、社会共同体的建构等。图像、空间、仪式只是历史记忆的具象，要发掘背后的记忆不仅需要解析图像、空间、仪式的学科方法，也需要其他学科方法的共同协助。

“历史记忆”给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上最大的启发即需要秉持开放心理与状态。其实无论从事哪方面或领域的史学研究，都应如“教无定法”“学无定法”般亦无定法，根据研究对象与需求择取恰如其分而得体的方法，最大可能地达到研究目的。“白猫黑猫论”其实就是强调实际情势，此也能运用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历史记忆更是如此，记忆本身属开放性议题，予人“飘忽不定”的印象，若欲捕捉到这些记忆的痕迹则需要非常规手法。历史研究何尝不是如此，当研究目标设定后，方法相当重要而应于开放中追寻。笔者在进行历史记忆相关议题的研究过程中，也不会刻意找寻理论与方法，而是根据史料类型与解读需要而定。如抗战时期文天祥历史记忆的相关研究中，试图将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挂钩，则遇到了政治文宣、图片漫画、小说歌曲、电影戏剧、教科书等各类承载“思想资源”的记忆史料。此时显然非单纯的文本解读能解决问题，若无跨学科或多元方法的使用，难以达到研究目的，且无法正确而精准地解读史料，也无法真正解决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的关系问题。

“历史记忆”给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带来了全方位的改进，开辟一条新径。从宽泛意义而言，“历史记忆”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对象，不仅扩大了研究范畴，也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要求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时刻保持开放心理以采取多元方法。随着在“历史记忆”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甚至可能使思想史研究发生根本改变，综合融通下思想淡化、社会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