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简介： 孙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摘 要 概念史是近年在国际上流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检索了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历程后，探讨了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意义。要推动符合中国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首先需要理解概念史在德国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在回顾了德国概念史的特征及其变化后，本文提出了研究中国概念史的四化标准：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按照这个原则，南京大学正在推动围绕100个关键概念的中国概念史研究，以期通过这些既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标志，又是影响中国“近代”进程的要素的关键概念之研究，揭示中国“近代”的“全球本土化”特征。

一

“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开篇如是追问道。齐思和认为，“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而近百年西洋史学之所以超过中国，“不但是由于西洋历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个西洋文化进展的结果”，西洋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对于史学发生了空前的影响”。时过近七十年，重温齐思和之问，笔者关心的要点不在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史学是否有进步与落后之别大可讨论，而在于这种落后的焦灼感并非个别的一时现象，如果以百年为单位来审视的话，可以说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关系的反映，是时人思考和实践“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从全球范围思考，进行地方性实践——的产物。

回顾以往的历史叙事，美国历史学家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叙事样式：古希腊“训诫的历史”（exemplar history），包括中国对“传统的敬畏”（traditional piety），18世纪以降“发展的历史”（developmental history）以及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功能-结构的历史”（functional-structural history）。在中国，1980年代中叶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虽然欠乏理论自觉，但提示了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19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研究虽然令人对本应成为学术常识的这一“显学”感到费解，但内含了重审近代的可能性。当世纪翻开新的一页，关于近代知识的研究悄然勃兴，就其荦荦大端，有制度、学科、观念、新名词等，出版了若干相关的研究论著。论者在讨论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和再生产的过程时发现，一些译自西方的概念，借用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说法，既是东亚“近代”出现的标志（Indikator），又是影响其进程的“要素”（Faktor）。概念史既是亚洲各国自我主张的依据，亦是理解他者的桥梁，同时通过概念史研究还可以从“现代性”（modernity）的角度展开与西方的对话。以下，本文首先考察概念史在中国兴起的缘由，继而梳理德国概念史的基本理念和源流，最后讨论概念史方法在中国运用的问题。

二

所谓近代，如果不避粗糙而取其最大公约数的话，是指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秩序等由“杂质性”迈向“匀质化”的过程。微观史学大家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谈到16世纪末发生的一桩无法按以往标准归类的异端事件。原来，伴随古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新知识的普及，异端梅诺乔（Menocchio）脑海中的旧知识和新知识发生了龃龉，他抨击教会，称爱邻人比爱上帝更为重要。知微见著，金斯伯格揭示了由混沌而清晰的欧洲近代知识发生的契机，这种知识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发酵，在1800年前后其轮廓清晰起来。概念史研究的先驱布鲁内尔（Otto Brunner）称之为“门槛时代”（Schwellenzeit），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则将其命名为“马鞍时代”（Sattelzeit）的开端。

晚于欧洲一百余年，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更替，固有的知识无法对应新时代，新时代在扬弃以往的知识体系。1873年，李鸿章奏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憧憬中国，甚至有儒者从日本桥迁至品川后会高兴地说：“离唐土近了二里”；从芝口搬到河崎后则说：“离中华近了一点”。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文明开化”，为解决财政危机，突然宣布废除旧历法而改用新历法：1872年12月13日为1873年1月1日。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官方和民间各过其年，有道是城里过“明治的正月”（新历）、乡下过“德川的正月”（旧历）。上述中日两国发生的事象揭示了在旧与新、东与西碰撞下同时代人的恍惚。

对于近代知识由杂质而匀质、从混沌到清晰的变化，欧洲学者的研究异彩纷呈。法国“年鉴学派”通过心性史、社会史之考察，展示了近代前夜——中世纪晚期蠕动的多种变化；德国布鲁内尔的“社会史”和孔茨（Werner Conze）的“结构史”旨在究明社会变动的内在结构；在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研究揭示了特定语境下历史转折的契机。无论是关注深藏在变化表层之后的结构，还是关注人心中的情感、信仰、思想，抑或关键时点上的转折，学者们试图揭示“近代”缘起的秘密。

东亚的近代凸现于19世纪，但早在大航海时代、东西遭遇的16世纪末，东亚世界即已酝酿着变化的契机。就中国看，其后400年间的知识迁徙似可概括为：“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和“借鉴苏俄”等样式。

“宋学西迁”既是实在的事实，亦为抽象的比喻，泛指中国知识对西方的影响。16世纪末以降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陆续传到欧洲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自我和他者的方式。欧洲人蓦然发现在自身的文明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不同的文明，激起了对东方/中国的想象，也正是在此时，耶稣纪年出现了公元前与公元后的区分。即使在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知识仍然对欧洲人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儒教与道教》是至今为论者称道的名著，但细看其所征引的二手资料，为什么韦伯会接受高延（De Groot J. J. M）关于异端迫害的论述，而非更有诠释力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宗教研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400年间断断续续生产的西方人的东方论述构成了今日东方主义的滥觞。

与中国知识西迁相对，“西学东渐”上起于16世纪以降的耶稣会士，继起于19世纪的来华西人，东渐的西学知识在东亚产生了因与本土知识碰撞而发生的变化：“解构”（deconstruction）和“转位”（dislocation）。西学知识的再生产重塑了东亚人的自他认识，开启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建设近代国家的历程。这种再生产不单单在中西之间发生，来自近邻的中介作用近年也受到论者的关注。正如“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巨变和汉译西学知识对日本近代转型起到作用一样，“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人惊觉明治维新的成功，大举东渡，移植日本化的西学知识（包括来华西人传播的中文西学知识），这可谓“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返。尽管晚清官员和士人不乏抵制东学入中者，但大都淹没在“东学”的大潮中。如果说，大众化、商业化的“东学”推进了近代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和再生产的话，“新文化运动”及继起的“借鉴苏俄”则呈现出近代知识强匀质化的趋势，在近代知识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运动中，苏联化的西学知识成为导引中国革命的航标，最终庞杂多义的西学化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需要赘言的是，本文所说的“西方”并非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不消说西欧与东、中欧的差异历历在目。日本亦非本质主义的日本，所谓明治日本有以英国为师的“文明开化”，还有排斥英国、取法德国的帝国构想。而韩国身处特殊的近代情境——疏离中国后成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为理解东亚近代知识的往返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的视角。反过来看，近代语境下本质主义的他者理解与对自身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论者可以从中西、中日、中韩、日韩等二元对立的构图上对亚洲的近代加以诠释。

三

对于中国“近代”的轮廓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加以深描，概念史方法无疑是当下需要借鉴的一种方法。十余年前，有论者对笔者倡言的中国概念史研究提出疑义，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恰如当年梁启超或其他晚清士人将来自日本的“概念”曲解为“大概想念”一样，尽管有不少学者如方维规、陈建守以及冯凯（Kai Vogelsang）等先后对德国概念史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但各种误解似已蔓延，有“大概想念”重来之势。概念史研究环绕着两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观念史”和以波考克（J. G. A.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为代表的剑桥政治思想史。论者对概念史与观念史方法的区别似不在意，如《东亚观念史集刊》一名，这和林毓生主导的“公民社会基本观念”研究以及金观涛、刘青峰的著作的影响不无关系。冯天瑜嫌“语义学”/“历史语义学”（Semantik）不够中国化，生造出“历史文化语义学”。李宏图受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试图勾连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的影响，将“剑桥学派”视为概念史研究的一脉，因而受到方维规的批评。本来，观念史（history of idea）和概念史各有出自，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一个观念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形象，但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变化。斯金纳批评观念史没有“真正的历史”（genuine histories）。基于中国学界对概念史存在误解之问题，对概念史内涵实有必要作一番梳理。

概念史是德国的学术传统，但是，作为德国学术传统的概念史亦非一尘不变，现在人们目为概念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8卷本《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与主编之一科塞雷克1970年代以降阐释的概念史有不小的差别。2002年科塞雷克说道：“我的概念史研究与《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这一庞大研究课题紧密相关。这部辞典30多年前（1972）开始出版，而其理论和方法论思考是我40年前就已阐释的，这至少对我来说成了理论上的束缚。一方面，为了推动《历史性基础概念》这一共同课题，严格遵守理论设定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概念史理论却在不断变化。”一方面，为了推动《历史性基础概念》这一共同研究课题，必须遵守事先约定的规范；另一方面，科塞雷克自身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这就是说，虽然1960年代初科塞雷克与另外两位主编布鲁内尔、孔茨（Werner Conze）确立了大辞典的编纂方针，但在漫长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并没有反映在其后出版的词条写作中。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历史哲学》，该书是黑格尔去世后由门人整理于1838年出版的。黑格尔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原初的历史”（die ursprüngliche Geschichte）、“反思的历史”（die reflektierte Geschichte）和“哲学的历史”（die philosophische）。“原初的历史”仅仅描述当下所见到的、听到的事件，不能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反思的历史”超越自身的时代，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具有批判性的历史；“反思的历史”近乎普遍历史，但还不是哲学的历史，比如艺术、法律、宗教等，可称为“概念史”（In unserer Zeit ist diese Weise der Begriffsgeschichte mehr ausgebildet und hervorgehoben worden）。在《历史哲学》中，“概念史”一语仅出现过一次，撰写“概念史”词条的梅尔（H. G. Meier）认为黑格尔的用法十分特别。在黑格尔之前，1726年，J. G. Walch在《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Lexicon）序言中注意到“概念的历史方面”（historischer Aspekt der Begriffe），但他对哲学概念的“历史介绍”缺乏批判性。1774年J. G. H. Feder试图重新编写哲学词典，通过对概念的 “真正的内容和本源”（ „Aufklärung des wahren Gehaltes und Ursprungs“ der Begriffe）的介绍得到更为准确的哲学概念的定义。1806年，W. T. Krug第一次提出超越概念的历史性、建立历史批判性的哲学词典的主张，“一部叙述所有哲学的概念和句子的作品肯定是很有意义的，它应该按字母顺序排列，应该论述概念和句子的本源、迄今为止的发展、变化、挑战与辩护、扭曲、更正，而且它应该说明它用了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作者与时间”。但是，直到1879年由R. Euckens编写的《哲学术语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Terminologie）的出版，德语世界才有了第一部涉及语言和历史的哲学辞典。

概念史成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并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开花结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0年代以降，概念史在德国一枝两叶：哲学思路的概念史是将概念史当作理解当下哲学术语的背景，或者说完全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与哲学思路的概念史不同，历史学意义的概念史之目的在于理解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特性（虽然二者在人员和词条上有关联）。人们通常谈论的概念史是指后者，即科塞雷克与布鲁内尔、孔茨等主编的《历史性基础概念》，这项研究起始于由孔茨发起、布鲁内尔参加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小组”。

费时二十余年。这部卷轶浩繁的大辞典收录的大小概念堪称字数多寡不等的论著，远远超出了汉语“大辞典”的涵义。在第1卷，科塞雷克撰写了一篇《导论》，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衡量“历史性基础概念”的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化”。现下理解的概念史有将大辞典与科塞雷克的阐释混为一谈之嫌，所谓德国概念史，首先应该紧扣这部大辞典来讨论。科塞雷克拟出的历史性基础概念的标准如下：

（1）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和知识的普及，所有阶层都被卷入到宗教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论战中，但直到启蒙运动，政治词汇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前仅为特定等级所有的表述方式开始越过等级界限，与此同时，随着等级制度的解体，相关词义也在消失。（2）时间化（Verzeitlichung）。基础概念被赋予了所期望的特征，如共和政体（Republik），曾是无所不包的法制（宪法）集合概念，现在成为党派概念，党派进而提出唯一合法的法制要求。当“民主制”取代“共和制”后，同样也有作为唯一合法的法制诉求。“-主义”（-ismus）构词的大量出现，成为区分不同阶层的动力和指标，但这些“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涵盖阶层分化的过程。（3）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概念的抽象程度越来越高，不能及时应对事件的变化或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复合单数词以其特有的普遍性和多义性来对应空洞化和模糊化，不同阶级根据其嗜好而选择不同用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法。（4）政治化（Politisierung）。语言操纵技术的发达，如口号，带有理论要求的概念按照自身意图对概念加以塑造或应用。

科塞雷克指出，上述“四化”标准并非绝对的，不同标准常常会出现交叉。重要的是这些德语概念虽然与法语、英语的相关概念不无关系，甚至其源头可上推至古希腊语、拉丁语，但都是在德国历史语境中成长、变化的，换言之，脱离了德国/德语历史和文化，就无法理解之。所谓德国/德语的历史并非漫无边际的——尽管每一个词语都可追溯到久远的过去，真正发生质的变化的是18世纪末以后，在此，科塞雷克导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马鞍时代。科塞雷克认为，在1750-1850年从启蒙时代转向近代的期间，基础概念发生了如同上述“四化”所表征的变化。发生在德语世界的现象告诉读者，对于历史性基础概念的理解需要置于特定的语言和情境中，同样，在理解基础概念的内涵时也需要有意识地区分内涵的变迁——哪些是曾经有过的，哪些是后来叠加上去的。

在概念史大辞典出版期间，三位编者中的布鲁内尔和孔茨先后去世，科塞雷克成为第6卷以后的单独主编。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想法在变化。如果比较《历史性基础概念》词条与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论述，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难看到，如，近400页的nation词条是冗长的关于词语、文本及其含义变化的介绍，理论指向并不显明；而科塞雷克198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则凸现出明确的理论指向，既不像布鲁内尔、孔茨拘泥于社会史，也不似传统解释学执着于概念的含义，而是追求更具涵盖性的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阐释，他显然意识到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两座大山——法国的“年鉴学派”和英国的“剑桥学派”。在历史时间的阐释上，科塞雷克继袭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现象学的时间诠释，既不同于“剑桥学派”关注关键“时刻”（moment）人的行动，也别异于 “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建构。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这一概念不是过去的经验所能解释的，因为它在18世纪末和“新出的进步”如双胞胎获得了新生，从此对未来的期待地平进入历史概念，所谓历史即缩短过去与未来、经验与期待之间的距离。

基于历史沉淀于概念的认识，科塞雷克把概念史作为一个单独的探究历史的单位而与社会史相提并论。本来，概念史是从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布鲁内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关于中世纪《土地与领邦》（Land und Herrschaft）的著作至今仍是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布鲁内尔反对19世纪以降自由主义的历史诠释——用“国家”“社会”等现代概念来理解中世纪历史，强调基于史料的概念建构，因此借用了施密特（Karl Schmitt）政治理论中法制（Verfassung）概念，从法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角度重构中世纪的历史。该书在战后再版时，布鲁内尔隐去了与施密特理论的关系，但基本想法没有变。这也深深地嵌入《历史性基础概念》的词条写作的理念中：用当时的人的想法和术语撰写历史。在此之外，科塞雷克一直在思考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认为概念史关心概念（历史）中的语言与结构不同，而社会史侧重于概念得以生成和变化的背后的情景。

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阐释逐渐产生了影响。1980年代 ，“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席卷英美学界，历史叙述乃是由基于语言的方法和认识所决定的观点唤起了人们关注德国解释学和概念史研究的传统，海登·怀特（Hyden White）称科塞雷克为20世纪重要的历史理论家，在其主导下，科塞雷克的著作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科塞雷克的著作还被译为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丹麦语、意大利语以及日语、韩国语。与此同时，概念史研究方法正在向欧洲大陆以及欧洲以外的地方传播。在欧洲，研究概念史的中心不在德国，在北欧。

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将概念史研究视为德国版的“语言学的转向”，试图勾连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的联系。但是，概念史研究所存在的局限遭致了斯金纳的发难。首先，概念史研究缺乏体系化，对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实证研究不可能漫无边际，那么边界设置在何处呢？关于一个个基础概念的研究最终要建构怎样的基于概念的历史图像？并不清晰。其次，斯金纳认为“不可能有概念本身的历史，只有争论中使用的概念的历史”。科塞雷克认为观念史中的“观念”是个“常数”，而概念史的“概念”则由一组相关的概念群构成，由概念群固定的概念发生变化后，必会产生新的概念，人们不可能对一个概念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态进行研究，斯金纳将以聚焦一个连续的词语进行的概念史研究视为“词语崇拜”（fetishism of words）。

四

那么，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是否能成为诠释中国“近代”的方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一个最显明的理由是，19世纪中叶以降，大量的外来词汇、术语、概念被翻译到汉语世界，这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如果离开了这些词汇、术语、概念，人们就无法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近代。当然，也必须看到德国概念史方法在运用到中国研究上的问题点。汉语“概念史”很难与Begriffsgeschichte对接。Begriffsgeschichte由Begriff和Geschichte两部分构成，前者来自拉丁语conceptus，一如怀孕产子，指感觉和思维活动及其过程，后者来自古德语，意为事件；18世纪末Geschichte与Historie（叙述）交融后被赋予含有事件、叙述、知识等内涵的概念。比较而言，汉语“概念史”一语作为新出的翻译概念没有如此复杂的内涵。科塞雷克提出了衡量历史的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这也不可随意套用到中国研究上。在西方概念转译为汉字概念后，中国和东亚概念的“四化”过程与德国不尽相同。“民主化”似乎可以适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因为在明治以前的封建制下有受教育资格的是武士阶层，但作为“文明开化”一部分的翻译概念不可能由哪个特定阶层垄断，在义务教育体制下，人人皆可接受和使用新概念。同样，中国也不存在概念的“民主化”这一过程，我们只能以“群”或“社会”为单位观察和界定新思想和新概念的载体。“时间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均需要紧扣中国语境来理解，一个原本抽象的西方概念被翻译为汉语术语后，就脱离了其所依托的语境，成为不同使用者不同政治社会诉求（期待或想象）的概念工具，常常出现意义前后矛盾、背离西语原来意义的现象。很多基础概念是随着人们理解的深入，特别是20世纪的政治运动才真正开始了“时间化”和“政治化”的，而“意识形态化”则要到迟至围绕“借鉴苏俄”的政治博弈之后。总之，科塞雷克所提出的“四化”标准只能适用于他所界定的“马鞍时代”。对于科塞雷克的“四化”所存在的问题，Christian Geulen提出了衡量20世纪概念的新“四化”标准：“科学化” （Verwissenschaftlichung）、 “通俗化”（Popularisierung）、“空间化”（Verräumlichung）、液体化（Verflüssigung）。“科学化”指科学的理论和概念成为日常语言；“通俗化”不同于“民主化”，强调媒体的巨大影响；“空间化”与“时间化”相对，指科技发展造成空间越来越小。“液体化”指多元化和流动化造成概念意义的不确定。对Christian Geulen的新“四化”标准，科塞雷克的后继者Willibald Steinmetz持批评意见，认为20世纪的概念只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是反思性（reflexivity），不能从绝对的立场创造一个概念或判断一个概念，每个概念都需反思自身，没有绝对的真理。第二是英语化（anglicization），英语霸权成为吸收和转译其他语言概念的装置。科塞雷克的“马鞍时代”是个最受人非议的说法，我们很难绘出一个属于近代中国的“马鞍时代”。张灏认为，从1895年到1920年代初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如果这个“转型时代”可以对应“马鞍时代”的话，上限似乎没有多大争议，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甲午战争”后新知识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下限似可后推至1935年前后，因为随着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此前杂质的、多元的基础概念被收敛进国族的诉求之中了。

概念史作为理解中国近代特质的方法，选择和研究怎样的概念是必须考虑的问题。1910年5月，章炳麟在《教育今语杂志》上撰**调中国的教育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原来，主张革命的章太炎一度接受拉克伯里关于中国人种和文明起源于巴比伦的说法，并试图借助其丰富的小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加以比附证明，但当觉悟到这有违寻找中国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诉求后，很快将其弃之不问。在概念史方法的运用上，所谓“自国”就是贴近中国自身的问题，德国的历史性基础概念未必是中国的基础概念，反之亦然。黄兴涛研究的“她”字是一个不见于德国概念史研究的中国概念，看似一个普通的代名词，但“她”涉及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之大，足以使其成为中国的历史性基础概念。即使对两国同样重要的基础概念，也可能还有主次上下之别。如晚清的“地方自治”概念来自日本（当然有中国式的理解），而日本的地方自治又脱胎于普鲁士的地方自治，普鲁士和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成为现代国家的支柱，在民国时期，除阎锡山在山西实施的“村治”外，基本变成了另一套政治话语了。

所谓“自心”就是时人的时代经验。刘鹗在《老残游记》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反映中国近代的历史基础概念积淀了同时代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应该挖掘这些内涵从而揭示中国的而不是他国的近代经验。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7个国家75位学者合作编撰大辞典，第1卷包含十个重要概念，如América/Americano（美洲）、Ciudadano/Vecino（公民）、Constitución（宪法）、Federación/Federalismo（联邦）、Historia（历史）、Liberal/Liberalismo（自由主义）、Nación（民族）、Opinión pública（公共舆论）、Pueblo/Pueblos（民众）、República/Republicano（共和国）等，第1卷名为《伊比利亚美洲世界政治-社会辞典——革命年代，1750-1850》，这是科塞雷克等主编的大辞典所没有的；但选择的时段为1750-1850年，受到“马鞍时代”的影响。而意欲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韩国概念史研究，则强调殖民地的历史经验，近年又转向社会层面的概念研究。这两个发生在德国以外的概念史方法的运用对于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无疑有启发意义。

作为探寻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计划的一环，基于“自国”原则，我们选择了一百多个概念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概念的特点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观察：（1）国族概念；（2）学科概念；（3）社会-文化概念；（4）“主义”（-ism）概念。四个方面相互关联，并非截然有别。比如，社会和社会学、政治与政治学、民族与民族学等涉及的内容多有交叉，但是，前者侧重概念本身的生产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后者则限定在特定的学科体系内部考察其内涵的演变，因此，前者更为复杂，后者较为清晰。此外，对有些概念研究不可脱离对其他相关概念的研究，如“民族”和“种族”（人种）概念在19-20世纪形成过程中，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现在讨论民族概念几乎均不探讨人种/种族概念，这就忽视了民族概念生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强调“自国”，自然就要触及“自心”了。由外力推动的中国近代化，一开始即纠缠于或中或西、亦中亦西的龃龉之中，基础概念的再生产积淀了时人的主观感受和时代经验。如“条约”概念，前文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的感叹绝非空穴来风。中法《北京条约》汉文本第六款规定天主教会可以在内地 “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把土地卖给外国人不是一桩小事，李鸿章等地方大员曾想方设法予以抵制，最后虽然没有成功，却换来了修辞上的胜利。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65年2月20日），总理衙门致法国驻华全权公使柏尔德密函称：“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总理衙门在给李鸿章函中的解释是：“其契据内只写立文契人某某，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契据内特书本处字样，则其仍为中国之地，并为中国人之产可知”。另一方面，应该注意政治层面的经验未必反映地方经验，笔者关于广东巴黎外方会地契文书的研究揭示了国家（政治）与地方（民间）的差异性。

迄今，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已有十余年了，比照前述不同“四化”标准，作为对以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个粗浅的总结，笔者在此提出研究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具体如下：第一，规范化（standardization）。19世纪以来汉语中出现的重要的新词语有数百种，我们遴选其中一百多个作为研究对象，这些词语几乎都有一个共同性：互译性。所谓翻译，既有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也有同语言内的翻译。这一百多个词语一方面可以说是外来语，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古已有之”，新的意义到底来自古汉语，还是由外来语赋予的，或者兼而有之，最终不是由新词语的复杂的语义所决定的，而是由使用者来决定的。构成基础概念的词语，其翻译、阐释及再阐释是个复杂的规范化过程，这离不开对相关文本以及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论著的研究，如晚清的《万国公法》《民约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宣言》《国际歌》，这些文本影响了人们对相关词语内涵的比较规范的认识。笔者之所以不用Christian Geulen所说的“科学化”，乃是因为“科学”作为晚清出现的新词语，其本身新旧含意杂陈，最后逐渐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概念。

第二，通俗化（popularization）。对词语的互译及阐释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其社会层面的流通——通俗化问题。严复是一位孤高的启蒙思想家，他所翻译的术语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如“民直”（right）、群己权界（liberty/freedom）直指原义，但分别被“权利”“自由”所取代。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地搬回的大量日本（语）化的西学汉字概念得以流通和普及，这一方面与读书市场的需求相关——濒临倒闭的商务印书馆就是靠翻译日文书籍而起死回生的，另一方面与这些词语、术语、概念的实用性不无关系，即它们通俗易懂，很容易与使用者的固有知识嫁接，从而产生转义或误读。其实，在日本也有一位类似严复的启蒙思想家——西周，西周小心翼翼地寻找汉字与西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曲高和寡，最终留下的只有“思想”“哲学”为数不多的出色译语。

第三，政治化（politicization）。词语、术语要成为概念，特别是历史性基础概念，必须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关联。反过来说，正是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词语、术语以特定的政治-社会意涵，从而使之成为理解该当时代的历史性的基础概念。概念的定型和政治-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制度关系密切，如国家、改良、革命、共和等均涉及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政治运动；教育、结社、宗教、自治等概念可能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建构关系更密切。

第四，衍生化（derivatization）。当一个概念具备规范化、通俗化和政治化而成为历史性基础概念后，就可能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衍生出与该概念相关的“下位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下位概念”观察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多义性，另一方面这些貌似“下位”的概念，有可能取代“上位”的基础概念而成为具有本土意义的基础概念。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事件。政治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现代意义的革命的诞生，“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不为人们所知或所闻的故事即将开始”。在中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诸如某某阶级、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思想改造等概念既是中国化的新概念，也是革命实践所衍生出来的新的基础概念。

围绕上述“四化”特性，我们不难对很多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进行对号入座，以往学者的研究给这一概括提供了众多极具说明性的事例。而笔者长期进行的革命/改良、宗教/迷信、社会/结社、民族/人种等研究也提供了支持这一“四化”概括的实证研究基础。有关中国近代历史性基础概念的研究是借助过去的遗迹——语言和术语进行的知识考古，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化，必然要随时调整研究的内容和重新界定概念的边界，就此而言，中国化的概念史研究刚刚开始，但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