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进入康乾盛世以后，安徽同各地一样被纳入了两类三层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即便是人们印象中经济最为落后的皖北，其商业实际发达的程度也不让皖中皖南。皖北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捻军发祥地雉河集即是襟带二州一县[56]、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集上有晋商的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57]。而清朝在皖北凤阳、皖南芜湖两处设立榷关（税关），分别征收淮河、长江商运航道上的货物通行税，两关征收的关税均较明代开关之初增加了几倍，凤阳户关实际征收关税更在芜湖户关以上。 

在经济全国化的整体性粗略自然分工中，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文化传承上代表北方的皖北依平原优势，成为单一的传统农业区——嘉道时，皖北税亩13.63万顷，占安徽全省税亩32.7万顷的40.8%，民人“不知纺织”，“妇女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衣用等物绝大多数仰赖市场[58]；代表南方的皖南，棚民滥种玉米等高产作物，未能解决民食问题，反破坏了生态环境，终被驱逐，仍是传统商业及商业拉动的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生产发挥经济主导作用；代表亦南亦北中间地区的皖中，既有稻麦兼作的巢湖平原、沿江平原，又有开发为梯田的丘陵山地，既有经济作物又有手工业矿业，则属多样化经营。三个地区的经济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并非各自孤立、互不相干，其人力与资源在反反复复的配置再配置中，互相渗透、交换，各种经济共存互补，形成了有机联系的共同体。 

安徽的情况具有代表性。进入康乾盛世以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被纳入了两类三层市场网络。早期近代化产业亦称“飞地经济”集中的沿江沿海地区，不单单是本地区内形成了一些原料成品生产分工细化、环环紧扣、彼此横向依赖有机联系的专业区，而且与其他农工兼有地区、传统农业为主地区、农牧兼有地区即所谓经济发展呈梯形状的各个地区，均存在互补相依的有机关系。换言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不管是传统经济为主还是近代经济为主，均在两类三层市场网络中联成了一体。 

从物价问题出发应该感受到的上述两点，均反映了清代经济中的积极走向与新的活力；反映了“增长”与“发展”不是对立的因素，而是紧密相连、对立统一的因素，“增长”中存在着“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 

    社会经济前进还是衰退，最终取决于人口与资源配置的优劣。不少人接受或敬畏于如下说法：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一方面因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一方面因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再增加劳动投入不再增产而边际效益递减。 

这应该是中国史研究中的又一个认识问题。 

“边际效益”是从经济学引进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概念。一些人虽津津乐道或人云亦云这一昭示“理论色彩”的时髦词汇，但以其阐释和论证18、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衰落时，甚至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 

“边际”学说早在1862年～1873年由三位经济学界新人：英国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法国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于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边际主义”。“边际效用”、“边际产量”、“边际成本”、“边际效益”、“边际报酬”、“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所谓“边际”概念，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边际分析”，也即成为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边际”学说和“边际”分析方法被陆续运用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个领域，包括近数十年的中国史研究领域。 

那末，什么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呢？ 

所谓“边际”，即是边缘。在一个连续增加的量中，最后新增加的量就是“边际”量。 

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主观价值论，亦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他们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比如吃饺子，吃30个为最大食量。吃到的最后一个、第30个饺子便是边际量。边际量可以理解为最后一个单位变量所带来的新的因变量的变化，对吃饺子来说，就是所吃的最后一个饺子所带来的感觉上的变化。一个饥饿的人出钱买饺子吃，每多买多吃一个饺子，便给他带来更为愉悦的欲望上的满足。但超过了第30个饺子，带来的便不是愉悦的感觉了。如果第35个饺子是他吃掉的最后一个，作为边际量的第35个饺子给他带来的感觉，则是自第30个饺子以后愉悦程度递减的感觉。这便是“边际效益递减”。这是就消费领域领域而言的。 

在生产领域，边际学说认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当把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几种不变的生产要素中时，最初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将要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换言之，在财力与物力资源固定不变的前提下，连续增加的人力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新的效益，在初始阶段不断上升，但是当达到一定值之后，效益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呈现递减的规律。如盖房子，10个人盖一座房子用20天，20个人盖一座相同的房子用10天，30个人可能用7天。但若说100个人盖一座相同的房子用1天，1万个人盖一座相同的房子用1分钟，便是谬说了。 

以“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阐释18、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从人口爆长、人力资源投入过剩出发，貌似有理，实际存在很大的问题。 

“边际效益递减”理论的前提，是一个假设、虚拟的空间。生产在一个假设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作为一种生产函数的虚拟的黑箱企业中进行。假设、虚拟的黑箱企业使用被称为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要素”制造产品，并按计算出来的对总产品所增加的贡献（即边际产品）向每一要素付酬。如果一切正常进行，企业所付出的酬金总数则刚好等于企业实际获得的净收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获得利润，劳动获得工资，两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它们的边际生产力即它们的有用性和稀缺性所决定，也可以说由它们的供需比例所决定。 

如果我们把资源（在传统社会以土地为主）视为资本，把人口视为劳动，那末，判断人力资源（劳动）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是增加还是减少，有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其他生产要素不变。“边际效益递减”，是在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保持不变情况下，增加劳动投入达到一定界限时才会发生的现象。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包括18、19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没有这样的条件。 

清代官方册籍上的土地称为“税亩”、“额田”、“粮田”等，从均平赋役、划一起征角度出发，又有“折亩”等名目，完全不是实在的地亩。清代土地数字本有很多理由应该多于明代。如清代实行有效管理的版图（包括东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区域）远远超过明代；清代雍正摊丁入地，实行以地亩为单一纳税标准的赋役制度，较之以人丁、地亩为双重纳税标准赋役制度的明代，应对土地数字给予更多的重视；清代奖励垦荒的政策优厚且长期，明代垦荒三年起科，清代垦荒六年、七年乃至十年起科，且以垦荒制定了任官和官吏的考成制度；清代长期大规模的开荒垦荒运动，特别是所谓“湖广填四川”、“四方填湖广”、“出口闯关东”等超省际移民垦荒以及东北、西北、西南辽阔边疆的开发，其规模和数量不仅远胜于明代，即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等，然而，清代各朝册载土地总数，除了雍正二年（1724）890万顷（仅实录所载，其它官书均少于此数）和光绪十三年（1887）910～920万顷之外，全都没有超过明洪武二十六（1593）。在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农家既为生产单位也为消费单位，其生活通常在糊口、温饱乃至小康之间摆动，谋求消费优化便成为资源再配置的动力。有清一代除了康熙一朝土地数字增长较快，雍正二年（1724）到同治十二年（1873）近150年间，土地总数一直在750～790万顷之间徘徊。[59]土地数字本即不实，也就谈不上不变。以官方册籍土地除官方册籍人口得出人均占有土地的做法不合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同样，将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设为不变，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合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康熙帝乃至乾隆帝也没有看到当时清代传统生存方式中的主要资源土地，尚有余地养活、包容更多的人口，而过早下了天下已“无不耕之田”、“无不毛之地”的断言。事实上，尚有余地开发的土地，正是清代人口增长持续攀高、经久不衰的基本条件。 

人口（劳动）投入超过一定界限引起“边际效益递减”的条件，除假设其他生产要素（以土地为主）投入的数量不变以外，还假设投入结构不变。持“边际效益递减”观的人们以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传统农民因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 

这种假设同样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事实。在中国传统社会，农家既为生产单位也为消费单位，其生活通常在糊口、温饱乃至小康之间摆动，谋求消费优化便成为资源再配置的动力。受生产关系(特别是赋役和租佃关系)、市场、多种作物和多种副业的影响，农民往往改变决策，从而导致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再配置。加之康乾盛世时，清统治者实行以垦荒为中心的人口对策，鼓励垦荒和超省际的移民垦荒；推广蕃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和棉桑茶竹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全国性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从沿江沿海地区到广袤的边疆地区，从平原到长江中上游丘陵地带、山区和半山区，人们都以不同方式调整和优化资源的利用，使之趋于合理。其结果是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大幅度增加的垦田（包括民间大量的隐匿田地）相结合，以出人意料的程度开发了传统农业的潜力，将国民生产总值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与之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优化。 

前述康乾盛世白银继续大量内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最终赋役货币化，专业化生产区繁荣扩大，形成了两类三级全国性市场网络的进程，更是资金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进程；这一进程的结果，势必继续引起资金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在全国性市场网络连接成为一体经济格局中，形成了中国式的二元经济。一元是沿江沿海形成专业生产区的早期近代化经济；一元是其他各类地区包括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服务等在内的“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60]，二者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立；传统经济体系也并非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地位，相反，二者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其中作为买方与卖方、此地区与彼地区、此行业与彼行业“横向依赖与联系”中间环节的商人，终从明中后期到清乾嘉之际形成了商帮，在康乾盛世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在人力与资源的反复配置中，扮演了上下纵横沟通连接“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使之成为对立统一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角色。 

总之，总生产曲线越过峰点变成水平线，再增加劳动投入“边际效益”即呈现负数，亦即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的状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经过一个长的发展周期出现的相对的阶段性现象，多数时期——如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人口剧增的清前期，人口缓慢增长的近代百年，或人口速增的新中国，农业生产都能满足需要”。吴承明先生认为：“理论上讲，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的时候，也是总产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最高峰，迄今也未达到”[61]。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不能确定。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其数量统计同人口统计一样，属于赋税意义上的统计，官方册籍登载的土地数字从来不是实际数字。且资源生产要素投入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土地资源要素的投入并非唯一），使边际劳动生产率、农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均有弹性，因而整体上看，“边际效益递减”、“零边际生产率”等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0页。 

[3]〔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4]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88—91页。 

[6][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卷，606—610页。 

[7]《旧制度与大革命》第90—91页。 

[8][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9]钱泳：《履园丛话》第27页。 

[10]《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1]《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2]《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3]《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4]《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 

[15]《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九。 

[16]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17]《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39页。 

[18]《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81页。 

[19]《中国货币史》第852页。 

[20]《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十六。 

[21]光绪《杭州府志》，《癸辛杂识》。 

[22]《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23]《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 

[24]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七，《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25]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 

[26]李鼎：《李长卿集》卷九，《借箸篇》。 

[27]《雍正朱批谕旨》第八函，第七册，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鄂尔泰奏；第四函，第二册，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王景灏奏 

[28]道光《万全县志·志余》；民国《龙州县志·舆地志》等。 

[29]乾隆《遂安县志》卷十，《艺文》。 

[30]参见冯一鹏《塞外杂记》、方式济《龙沙纪略·方隅》。 

[31]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志》。 

[32]《清朝经世文编》卷二八，钦善：《松问》。 

[33]民国《绵竹县志》卷九，《实业志》。 

[34]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七；卷二八六；卷二一四；卷十；卷二百九十；卷三九二。 

[35]康熙《休宁县志》卷三，《食货·物产》；民国《贵池县志》卷五，《舆地·水利》。 

[36]光绪《凤阳府志》卷一二，《食货考》。 

[3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八三五，《凤阳府物产考》。 

[38]《新唐书·地理志》 

[39]光绪《凤阳府志·食货考》；光绪《凤阳府志·物产志》。 

[40]嘉庆《凤台县志·物产志》；光绪《凤台县志·风俗志》。 

[41]参见各州县方志。 

[42]《新唐书·地理志》。 

[43]光绪《南陵小志·风俗志》。 

[44]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2页。 

[45]《新唐书·地理志》。 

[46]光绪《泗虹合志·风俗志》；同治《盱眙县志·风俗志》；光绪《五河县志·风俗志》。 

[47]《新唐书·地理志》。 

[48]光绪《霍山县志·物产志》；光绪《巢县志·附录》。 

[49]光绪《霍山县志·物产志》。 

[50]《新唐书·地理志》。 

[51]光绪《滁州志·风俗志》。 

[52]《新唐书·地理志》。 

[53]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第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54]《新唐书·地理志》。 

[55]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272页。 

[56]雉河集三街一巷——老街属亳州雉河堡；小街子属宿州曹寺村；姚街子和南京巷属蒙城县草桥村。 

[57]政协安徽省涡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涡阳史话》，1986年编，内部发行，第2页。 

[58]嘉庆《凤台县志·物产志》；光绪《凤台县志·风俗志》。 

[59]土地数字不实、失之过低的现象历代相因，即便当代也不例外。1980年前后，我国通用的耕地总面积数字为1480～1490余万顷，仅占当时航测耕地总面积2200～2300余万顷的65%～67%。1990年最新测算的耕地总面积为2080余万顷（不包括台湾），当比较接近实际。 

[60]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不似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 

[61]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9月。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