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昱坤、聂馥玲：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3年第6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3年第4期。

作为近代经世思潮发展的产物，自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行世以后，晚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赓续“经世文编”的热潮。“经世文编”成为审视晚清接引西学知识的重要维度，尤其是“文编”学术纲目之衍变，从中学传统的六目过渡到近代科学之门径，显现出中西学术相互纠葛的历史轨迹及西力东侵对传统经世学术造成的巨大冲击。此外，“文编”接引西方科学所形成的对“算学”的看法以及学用分途“重通轻专”等知识分类方式，也展现了“本土”因素对西方知识的接纳所产生的影响。

“经世”乃经国济世、经世致用的简称，是儒家“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集中体现。“经世文编”，顾名思义，是将前人有关经世的文章分门别类地收集编纂成书。自1826年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简称“贺编”）始，至民国初年，曾有多达20余种“经世文编”相与赓续。时人评价这股编续“经世文编”之风乃清末的“六大世风”之一。

（一）“经世文编”：晚清重要的西学传播媒介。对于清末以科考为旨归的“寒素子弟”，在斯时资料流传并未广布的情况之下，“经世文编”能够博选有清一代奏疏、论著、时文、经解，内容涉及甚广，可堪称士子必读书籍。（二）“经世文编”编纂体例的渊源传统。张謇在为1901年由鸿宝书局出版的《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作序时述及：“（是书）由治道、学术以迄海邦，共十六门，大致与魏氏源之经世文编相近，皆文献通考之支流，而取法于周官之区分门类者也。”张氏的看法可谓见道之论。“经含世文编”所收之文包含了“经国体野之规、治军理财之道、柔远能迩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反映了晚清士人对于现实时务的关怀，贯穿其中的基本思想乃重视实用。

“饶编”成书之际，适逢自强运动已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社会讲求西学、辟馆求才的洋务之风日益浓厚，传统的“经世”之重点已不敷时用，亟须调整以适应时局的变迁。至此，西方自然科学开始进入“经世文编”的选文视野。

（一）“算学”纳入传统“文学”之目。首先做出改变的是由葛士濬1888年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葛编”在保留传统“六目”的基础上，在“文学”目下新增了“算学”三卷。光绪十三年（1887），更有总署王大臣奏请“算学取士”，原因无他，“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葛编”之辑原本为洋务经济之用，因时损益，在学术中新增算学也就顺理成章。

（二）“学术”纲下中西并存。1897年陈忠倚目睹了时局剧变，深感“旧书不足以讲求今日之富强”，遂有《皇朝经世文三编》之辑。过去“学术”纲中包含的儒行、文学、师友三目，在陈氏看来“于富强之术毫无补益，凡此类文字，虽佳不选，且并其目而删之。”而依旧保留的原学、法语、广论三目，其中的收文也略有调整，除了部分中学内容外，还新收了洋务大臣开办新式学堂的奏疏以及西学提要等内容。

（三）“学术”的边缘化：中西学易位。相较而言，在戊戌时期问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1898），对西学的接纳有了更为积极的应对。在求新思想的影响下，“新编”彻底打破了以往的编纂形式，按照通论、君德、法律等21个主题的一级类目架构。“学术”类目中已不再收录传统中学文章，主要选取了翻译介绍的新近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涉及了农、工、医、算等诸多领域。“新编”无疑算得上开创“经世文编”新的格局之作，中西学术地位出现易位，自然科学逐渐占据学术更核心的位置。

由于知识分类的边界不是固定的，西方视域下的“分科”观念也不过是特定于历史时空的形式。因此，对于检讨“经世文编”中的西学分类同样需要秉持“历史的维度”，即不能轻易地以后来的学科观念去评判其中的是非曲直，理应回到文编自身的编纂语境中去探寻其知识分类的特点及原因。

（一）“西学皆要权舆于算学”。根据整理出的“葛编”算学卷的具体收文情况来看，“葛编”的“算学”分类有两大明显特点：其一，中西知识兼备。“算学”卷中不仅包括前清算学家撰写的传统算学文章，如项名达《象数》等，同时辑录了同光时期李善兰等学者译介的西方自然科学。其二，“算学”的分类并非是狭义的天算学。将“算学”视为学习西学的关键，几乎是当时洋务派及其支持者的共识，而“葛编”顺应其知识分类，则说明了编者冀望将“算学”作为“突破口”，帮助读者一窥西学之堂奥。

（二）“学”与“用”之分。随着“经世文编”收录近代科学的内容不断增多，知识分类也出现了新的情形。根据整理出的“陈编”中涉及“电学”内容的收文分布情况可见，“陈编”涉及“电学”收文可以大致分为“学术”与“六政”两个部分。“学术”在“经世文编”的整体结构中扮演着纲领性角色，编者有意将介绍近代科学的“知识型”内容归于其中，目的是要让读者对这些西学新知的渊源脉络有整体性的把握；而“六政”是具体的“经世之务”，故其中的近代科学收文明显偏重于实用的导向，以此推广一门具体的发明技术。

（三）“通”与“专”之辨。戊戌以降，“经世文编”中的西学色彩日益浓厚，然而编者对于接纳西学的知识分类却并未达成共识。如何良栋在《皇朝经世文四编》的“学术”中将近代科学划分为声学、光学、电学等类目。但在这种“混杂”的分类轮廓之下，却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当时更多的“经世文编”并未采取西方那套学务分门的做法，而是以“会通”的方式来接纳越发繁多的西学内容。

吊诡的是，既然编者已经感受到近代“分科”带来的影响，却为何在文编接纳西学的分类中与之“背道而行”？从整个“经世文编”的知识分类中，不难看出其中的逻辑：

其一，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崇尚“通博”而轻“专门”，“通儒”形象一直被视作治学的最高境界和历代学者的人格典范。当西方那套“分门别类，务为专家”的治学观念进入中国，传统士绅接纳这套陌生的知识分类自然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其二，“经世文编”以整体的方式来接纳西学，背后或与其编纂宗旨有内在的关联。无论是“诸通而外”抑或“暂缓专门”，都包含了一种对于知识分类的理解和选择。当编者们站在“济时”的立场上来接纳西学时，显然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够对西方学术的整体“面貌”有所把握，并以此打好治西学的基础，至于像西方强调知识分类那样所谓“有一事必有一专学”也就并非“经世文编”的目标了。

“经世文编”接纳西方自然科学的历史图景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道路上具体而微的例证。纵观文编“学术”纲目的变化轨迹，从中学传统下的“六目”为起点，至洋务时期打破成例纳入“算学”，最终发展到传统中学渐行至边缘，相应地，“学术”纲也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被彻底地改变。这期间的种种纠葛与变通，不仅是多数晚清士人在中西学术遭遇之际对待西学心态转变的真实反应，更反照出近代西方文明在异质的学术传统中“扎根”过程的迟滞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