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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欣然，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清代学术较宋明之学更强调“闻见之知”的扩充，但扩充知识范围的倾向，又可能对原本思想重心的稳定形成冲击。这一矛盾同样体现在向异域新知开放的过程中。桐城派重要传人姚莹对清代学术的进展高度关注，因所著《康輶纪行》又被认为是近代考求异域知识的重要思想人物。在姚莹的整体思想中，他对汉宋之学门户分立的反感，以及对非主流之学持宽容态度，体现了清代学术所具有的开放性，为关注异域知识开辟了空间；但这种开放性延续乾嘉汉学重视知识扩充的学术特点，其可能造成的对思想重心之冲击，又是站在宋学立场的姚莹所担忧的，这使得他在呼吁了解西方时又对西学新知保持警惕。姚莹思想中的多重紧张，反映了清代学术向异域新知开放过程中的张力，其重要根源则在于清代学术内在理路的固有矛盾。
关键词
姚莹 《康輶纪行》 汉宋之争 嘉道经世 鸦片战争
相较于宋明之学，清代学术以训诂考据为突出特色，当时号称“汉学”，其特点是高度重视扩充知识。至乾嘉而汉学达其鼎盛，道咸以降则思想学术逐渐发生变化，王国维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侯外庐称为“十九世纪思想活动之巨大转变”，都指明了思想变化的走向。但除了转变之外，连续的一面也不能忽视。梁启超注意到清代学术本身理路的延续性发展，有促成道咸以后变化的因素在。余英时则提到，若不仅把考证学限定于经学，从乾嘉到民国对古史的考察，其实一直都延续着清代考证学扩张知识范围的倾向。我们可以从更广的外延、更长的时段去探讨清代学术思路的持续性影响。
在道咸以降思想的诸种新变化中，西方和西学影响的增大无疑最引人注目。以往研究侧重于鸦片战争后眼光转变的一面，从如何回应西方冲击的角度去考察中国人对异域知识、对西学知识的关注。晚近的研究进一步注意到近代对异域、海外知识的寻求，和清中期考求边疆史地知识具有连续性。这对打通前近代和近代的思想连接颇具提示性。但若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边疆、异域知识上的持续兴趣，至少关系到清代政治统治和思想学术这两个重要维度。清代特殊的边疆治理问题，激发了对相关知识和思想资源的探求。而和本文更密切相关的是另一个维度，如葛兆光指出的，清代注重客观知识的学术特性，蕴含着一种学术的开放性，可以容纳新知西学的进入。这意味着对于近代思想的发展和变化，我们除了要关注西方的冲击，还不能忽视清代中国本身学术思路的持续性影响。
重视“闻见之知”所蕴含的学术开放性又并非孤立自在，而是可能对整个清代学术系统的结构形成挑战。张寿安考察了清代中晚期学者对扩大经的范围的讨论，它既体现了知识的扩充，又牵涉学术系统内部重整、典范转移等一系列问题。张循从汉宋之争中具体观察到了知识扩充对原本思想重心的冲击。也就是说，清代学术具有向外扩充知识范围的特性，但这种扩充有可能对学术系统原本重心的稳固形成冲击。这是从清代学术本身发展脉络来考察道咸以降的思想变化时，不能忽视的一对矛盾。
由于关注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和近代关注异域之眼光的关联，本文选择以姚莹（1785—1853）为个案来讨论这一问题。姚莹作为桐城传人，和方东树一样十分重视清代学术的内在矛盾尤其是汉宋之争问题；而他在海、陆疆都有从政经验，又和魏源、徐继畬等一样都是近代较早关注异域知识的人。集此两方面于一身，使得姚氏成为一个极佳的个案，可借以透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的关联。借韦伯为比拟，如果说更加重视“闻见之知”是清代学术的特点，它就像近代以前中国的某种特别的“新教伦理”；那么，这个“新教伦理”如何影响到了近代中国关注异域知识、关注西学知识的“资本主义精神”？
姚莹在《康輶纪行》中针对“自古名贤，皆恐世主侈情务远，骚中国而事外夷，故深拒夷事不讲”的旧观念，主张“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非侈新异”，表现出了解异域知识的强烈愿望。然而既主张“习夷事”，又须自辩“非侈新异”，本身即提示着紧张。这种紧张和姚莹的整体思想有关。他既深受清代汉学整体性学风的影响，又身处宋学阵营而对此学风有所不满，在其思想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其反感汉宋门户之分立，以及对异端之学持宽容态度，体现了清代学术在后乾嘉汉学时代具有更大的开放性，足以使异域知识的进入（“习夷事”）成为可能；但这种开放性本身又延续着乾嘉汉学重视“闻见之知”的学术特点，也就仍可能导致姚莹一直批评汉学的“侈新异”之弊，这使得他在呼吁“习夷事”时又须加以区别。务习夷事和非侈新异的矛盾，折射出的是道咸以降清代学术既要扩大知识范围、又须稳固思想重心的紧张，它是清代学术原有的内在矛盾，而同样出现在清代学术向异域新知开放的过程中。
一、 批评汉学：炫博矜奇
姚莹，字石甫，出生于桐城望族姚氏，师从族叔祖姚鼐。他早年随父在广东为人幕僚，嘉庆十三年（1808）中进士，后辗转多地为官。鸦片战争期间任职台湾道，办理夷务，因杀俘事件被控。调职四川，奉命赴西藏，作《康輶纪行》。归后不久致仕。咸丰初年因太平天国事，再起入桂，卒于军中。
作为桐城传人，姚莹所处的学术环境，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汉宋之争的问题。他的老师姚鼐“孤立于世，与今日所云汉学诸贤异趣”，同门兼好友方东树更是攻击汉学的主将。姚莹和方氏一样认为汉学者欲“驾宋儒而上之”，但“究何益于身心家国之用”？他也同样认为“郑许争鸣，骛末忘本，至其甚焉，毁蔑义理，攻诋程朱，一世风行，群伦波靡，亦人心世道之忧也”。其基本取向亦在宋学一方。
但正如王汎森对方东树的研究所指出的，清代汉学当时几已所向披靡，即使像方氏这样的人也深受考据之学的影响。实际上，姚鼐就主张义理、考据、词章并举，讲求义理的同时不废考据，“著《九经说》以通义理考订之邮”。另一个影响姚莹甚大的曾祖姚范（活跃于康雍乾时期）虽“践履醇粹，一以程朱为宗”，但也是“考证与义理兼进，博极群书”，“蓄书十余万卷，皆手自论订，考正讹谬”。清代学术对“闻见之知”给予高度的重视，即使宗宋学者也莫能外。
姚莹同样如此。他“于书无所不窥”，而又主张通经先须识字，“惟《说文》可正文字之体，舍韵书难定音读之讹，非训诂莫通经文之义，则三者实六经之阶梯门户也”。少时姚氏更曾好音韵之学，“读吴才老、陈第、顾亭林、邵子湘、江慎修诸家之说，深喜之”，欲有所著作；后因“吏事纷纭，不暇搜讨”，但是到老了之后，“此念至今犹耿”。这种耿耿于怀的执念体现了姚莹虽于汉学多有批评，却不乏用心，也提示了当时汉学的普遍影响。
姚莹不排斥考据训诂之学，他所反感的是以为学至此即止。其对崇尚考证者最主要的批评，便是“炫博矜奇”：
驳杂厖沓，破碎悠谬，著述日盛，圣义日微。近代二三妄人，乃又竞立门户，倒乱是非，取先儒删弃踳驳不经之说，搜而出之，以为异宝，炫博矜奇，毫发无益实用。末学空疏，为所摇惑，群而趋之，咸以身心性命之说为迂疏，惟日事搜辑古书奇字，以相标榜。
所谓“炫博矜奇”，其实反映了清代学术兴趣转向训诂考据后的重要样态：清代学者因不满于宋明理学而寻求汉唐旧说，原本较少重视的异文佚义一转而为人所关注；复由于“古书奇字”之难得，学者每如获至宝，及其弊也，则据以改原有之字、习见之义。姚莹在另一处批评“惟以多见异书僻典为能，反置四子五经大义于不问”，便指出了当过分追求边缘文本（“异书僻典”）时，对核心文本（“四子五经”）可能形成冲击。
这并非姚莹一人之见。章学诚即曾批评孙星衍“往往据《灵》《素》诸文，以折经传是非”。甚至乾嘉汉学巨擘王念孙，也数次批评当时学者“反以子书中之误字为是，而以经文为非，见异思迁而不顾其安”；“见异思迁，展转附会，此近日学者之公患也”。清代学术重视“闻见之知”的扩展，末流之弊则是“捃拾唾余琐碎”，遁入了新僻奇异和细枝末节。
视《大戴礼记》过于《小戴礼记》，是当时学者“见异思迁”的又一表现，姚莹批评这是“厌故喜新”：“厌弃朱子，则尊郑康成以驾乎其上，此近世汉学诸贤之所弊也。此则并康成所说而亦厌弃之，欲驾大戴于小戴。总由厌故喜新之一念为之，人心陷溺而不自知也。”边缘文本地位的上升，是清代学术反复出现的现象，姚莹尤指出其初动力在于清代汉学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这种动力使得汉学具有不断发掘边缘知识的惯性，如高山转石，由厌弃朱子而推尊郑玄，到厌弃郑玄而驾大戴于小戴，“总由厌故喜新之一念为之”。
清代这种学风的形成，并非自“近世汉学诸贤”而始。余英时提到王阳明重订《大学》以与朱熹相辩，实已由义理争论开始转入校刊考订之途。这一点姚莹先有察觉，他从王阳明《大学》古本生发议论，借王阳明究心身心家国之学，批评汉学者“惟日孜孜于新异，假古胜今，自托经儒，此文成之所不屑为者矣”。但姚氏又肯定“六经之存，古本自为可贵”，则实际上仍认同从阳明到清代汉学的基本学术思路。结合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姚莹其实梳理了从王阳明到“近世汉学诸贤”的学术脉络，一种以古书古义的搜讨来解决学术问题的风气逐渐形成。这一风气可能导致的弊端是学者“日孜孜于新异，假古胜今”。
简言之，姚莹对“炫博矜奇”的一系列思考，反映了清代学术的基本动向。清代学术对“闻见之知”的强调具有自我增殖的惯性，像龙卷风一样不断将边缘知识席卷进来；席卷进来的知识更又在内部旋转冲突，造成了中心不稳定的状态。姚莹既身处龙卷风内而随之旋转，又对其忧心忡忡，惧“人心陷溺而不自知也”。
那么当如何矫弊？姚莹推崇姚范的做法。姚范虽手订藏书讹谬甚多，却“不肯著书。或问之，笑而不答”。而姚莹便以曾祖为例，告诫友人张聪咸不可轻为著述：“俗儒务毁人以成己，名邪说，好立异，以乱是非。卮言日出，贻害人心，亦何异乱法舞文之吏耶？此先曾祖生平兢兢不轻著述之微意也。”张聪咸要做的正是在姚莹看来“炫博矜奇”之举。他不满于《左传》杜预旧注，欲辑服虔、贾逵之注以代之，成《左传杜注辨正》。姚莹贻书劝之，“以为杜学不可废。服、贾诸说，虽存者不无善于杜氏，但当兼录以俟折中，有所偏护则非”。兼存服、贾之说则是，借以立异于杜则非。
清代汉学以搜寻新材料（“古书奇字”）来研求新问题（厌弃旧注旧疏）的求知方式，或许更接近于现代对学术的理解（故梁启超、胡适等人可比附于后来之“科学方法”）。而姚莹一直担心的“人心陷溺”“贻害人心”，则关系古人所重的学术在维持世道人心上的作用。张循曾指出清代汉学始终存在一个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即求知的倾向无限制地膨胀，可能会与德行、义理等层面脱节。姚莹深以为忧的，同样是在“闻见之知”上过分求新立异可能对世道人心造成损害。
那么，姚莹理想的考证之学是什么？一个代表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更恰当地说，是姚莹借为阎若璩等五家笺《困学纪闻》作序，表达了他理想的考证学样貌：
《困学纪闻》者，则自抒论识，综核群言。自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河渠盐铁、漕运兵制，凡得失是非之迹，皆慨乎言之。盖晚岁学益精，识益粹，议论益纯确，而于元祐、德祐之际，尤三致意焉，深有恸乎两宋之所以亡也。乃世之君子，未能求其用心之所在，徒以为渊综赅洽之书，非先生意矣……本朝典籍富盛，稽古之学大昌。然谈考证者往往挟门户之见，谓性命之学，空疏无据，轻于排抵，以故虽极淹博，而为益于人心学术者加少，又岂古君子博学鸿通之雅意哉？先生是书，何其博而要，深而纯也。盖先生为考亭三传门人，渊源既正，深以人心学术为急，非徒以著述鸿富矜长炫博而已，是其用心之所以殊也。
如果不知其“以人心学术为急”，只以为是“渊综赅洽之书”，则成了“矜长炫博”。“人心陷溺之故，皆由骛外日远，是以日浇也”。
总之，清代学术具有重视“闻见之知”的学术性格。其日益发展的结果之一，是边缘知识的不断扩充造成学术重心不稳。姚莹批评汉学的“炫博矜奇”，反映了对这一方面的焦虑。但知识范围的不断扩充，还具有使学术越来越具有开放性的另一面。姚莹从破除汉宋门户分立出发，到对异端之学也持宽容态度，又对这另一面多有继承。
二、 破除门户：从汉宋到三教
清儒对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批评，是其妄骋臆谈，凿空言理。六经之教、孔子之学不可虚讲，则汉人旧注具有师承，理当注重。于是搜辑古义，精研训诂，而汉学之帜渐张。江藩分述《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将这种学术主张正式揭出。但也正因其大张旗鼓，汉宋之分复受到龚自珍、方东树等人批评。在姚莹的时代，汉宋门户分立可以说是学界热点议题。
宋学中的程朱一脉是清朝官方意识形态，但四库全书的开馆同样以官方的身份提示了学术的新动向。在宋学阵营看来，“（四库）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在汉学风势炽盛的情况下，宋学阵营更多时候是处于防守的一方。
又如上文所说，宋学一方并非壁垒森严地拒斥考据之学，其与汉学家的关键差别在于讲求考据的同时是否厌薄掊击义理之学。那么，对于汉学家的“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他们如何回应？一种做法是反击。姚莹曾总结姚鼐的做法，便是“往复辨论”以相争。然而，处身汉学盛行时代的姚鼐，“诸公虽无以难之，而莫能助也”。姚鼐的“孤立于世”，一定程度上也与此应对方式有关。方东树则进一步张大老师的做法，与江藩针锋相对而商兑汉学，更具“恶声至，必反之”的味道，成为宋学阵营反击汉学的代表性声音。
姚莹也反感汉学者“往往挟门户之见，谓性命之学，空疏无据，轻于排抵”，“近代二三妄人，乃又竞立门户，倒乱是非”。但他和老师、同门采取了不同的应对途径。姚莹曾和友人吴孙珽“踞松根论宋元明儒，及近代诸公学术之辨”。吴氏亦为宋学，姚莹曾赠诗，称其“独力为砥柱，障此百川狂”，可知吴氏持一种激烈抨击汉学的态度。姚莹却不同。他理解吴氏不得已而好辩之意，“独虑此悠悠，后生为惑惶。所以古哲人，不顾群言昌”。但姚莹更倾向于另一种态度：“但恨所得微，那更用谤伤？”与其反唇以相讥，不如不争而息争。
姚莹之所以采取不同的态度，或许有鉴于曾祖姚范的榜样。姚范也是“病近代诸公或竞谈考据，以攻诋宋儒为能”，但自己的做法则是“不肯著书”，并不正面相抗。姚莹继承了这种姿态。其与张聪咸论姚范之说，即是要劝告张氏著书“贵渊通不在攻击”。
以不争息争，可以说是姚莹于汉宋门户分立的应对方案。借为桐城老儒钱彝的《七经概》作序，姚莹说：“夫以经学之驳杂破碎如此，诚非拘拘一先生所能息群言而厌众志也，则莫如尽取其书，悉心折衷而兼采之，以泯是非而明经义。而意有所得，加以论辨，则又起攻击之端，宁别出其书，不以阑入。此尤白渠先生所以著书之微意也。”姚莹的不争有两层含义。一是宋学一方毕竟势弱，不仅钱彝这样“拘拘一先生”不能“息群言而厌众志”，即使大儒如姚鼐，作为弟子的姚莹也不得不惋惜其“孤立于世”，盖“风气使然，不能以一人挽”。“不争”首先是避争，是弱势一方消极性的避战。
但是，“不争”还有另一层积极性的意义。正如觉得汉学家好炫奇博，所以姚范不轻为著述；若认为汉学家好毁诋人，则“不争”也意味着不赞许、不加剧这种互相攻击的方式，故不愿“又起攻击之端”。姚莹对王应麟的另一赞扬，是其不毁人成己，“其冲雅之怀，亦与诸家言考证者不可同日语矣”。
而且不仅汉、宋之分不当争，甚至程朱、陆王之分亦不当争。邵懿辰非议阳明之学，姚莹曰：“阳明自有是处，我辈不及阳明处多矣，未可议之。”邵曰：“学者当先辨志。”姚莹曰：“不学阳明，即辨志矣，议论何益于事？” “议论何益于事？”是姚莹面对各种学术争端的基本态度。从汉宋到朱陆都可不争，也意味着这种态度有更广的思想史意义，不仅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方的一种应对手段而已。
余英时指出，汉、宋分立之说，本带有某种将儒家门庭狭隘化的宗派意识，这一定程度上从宋明理学“尊德性”与“道问学”、程朱与陆王之分便已开始。生长于清代汉学鼎盛时期的学术“异类”章学诚曾认为朱陆之别是“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就感受并且承认这种分立门庭的学术格局。一定程度上，这是乾嘉学术的一种基本范式。
正如研究者多注意到嘉道以降汉宋调和的看法逐渐流行，反映了对既有汉宋分立的不满。但反思并不至此为止，一些人开始对这种格局从结构上进行更彻底的反思，认为当前学术的主要问题不是异学者“叛之于道外”，而是内部分歧“咻之于道中”。和姚莹同时代的王柏心曰：“周末、唐、宋之乱人心者，非杨、墨即佛、老，皆异端之显与吾道敌者也。今之乱人心者，则起于吾儒之中，同途而异趋。其侈者矜博辨，其放者祖元虚，相与议斥儒先，灭裂微言，举切近笃实身心体用之学，而厌薄不道。”同光时期的朱次琦亦认为：“古之言异学者叛之于道外，而孔子之道隐；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于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在这种思想史语境下的“以不争息争”，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想象。就像姚莹所说的，“汉宋分门只自夸”，但其实“谁识渊源尚一家”？
朱次琦就有更加直接的说法：“蕲至古之实学而已矣。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其实汉学家、宋学家，孰非学孔子之学者？关键不在于谁的才是真“孔子之学”，在姚莹、朱次琦的观念中分立门户的格局绝非“千古不可无之同异”，而恰是要尽力破除的限界。这意味着对学术的想象，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王柏心、朱次琦在感慨今日内部分歧“咻之于道中”时，都联想到了“叛之于道外”的异端之学。盖对门户之见的反感，可以从反思内部之门户，推而至于反思外部门户，换言之重新打开儒术的开放性。姚莹对三教相通的讨论，可以说明这一点。
姚氏家中关于释、老方面的藏书不少，姚范读书即“逮二氏之说”。姚莹对于异端之学也是“既览其大义，详观终始”。他认为儒释“二家之言亿千万，冰炭了不相涉濡。惟有清心欲归静，此理信不差锱铢”；道家同样“大要必以清静为本”。不但本体工夫相同，在作用上也是“三教同一善世”，设心皆在治世。释、老二氏与儒术多有相通之处。
若其议论只是如此，则还无甚稀奇。但姚莹在反驳过分区分孔子与二氏之学时，经常关联到汉宋之争的问题，而后者影响到他看待正统、异端之别的眼光。如其在西藏看到佛教地狱因果之说在边地“劝化痴愚，摧灭魔怪”，“为功于彼甚大”，而“与孔子之救中国一也”。他由此得出不必辟佛的结论，甚至说道：“去古逾远，风俗人心日坏。傲狠顽淫，争夺斗杀，中国之去夷狄几何矣！又济之以巧诈深文，博学强辩。三纲五常之说，皆习闻而厌听之。于此有人焉，独以其地狱因果之说进，言之凿凿，怵目洞心，使凶淫残狠之人皆回心而听命。当斯时也，为吾儒者方深忧之不暇，乃必以其人非儒，力破其说而争驱逐之乎？”专门提及“又济之以巧诈深文，博学强辩。三纲五常之说，皆习闻而厌听之”，显然有所特指。参证以姚莹别处的说法，它说的正是薄性命之学、讥礼法之士的汉学之风。姚莹之意，君子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如果儒生对儒术内部之败坏尚“习闻而厌听之”而未能辩，则何从对异端“力破其说而争驱逐之”？由此可见，姚氏在讨论正统异端之争时，暗藏着汉宋之争为参照系。
另一个例子，是姚莹将思考儒家内部之争的思路引入对释、老的辩护里。释、老中毕竟存在一些违经离道的内容，不做出合适的处理，则三教终究有别，无法相通。姚莹的方法，是把它们归结于末流之失，“百家杂说，异途争鸣。然皆原本于道德，其异同在大小纯驳之间耳”，老、释之所以被儒生诟病，是因“传之已久，即莫不各有所失”，其本原上不如是。而正在此处，姚莹以儒家内部学术纷歧为比：“老之后流而为刑名、服食、导引、炉火、符箓，释之后流而为律门、宗门、经典、忏礼，皆其变而化者也。或得焉，或失焉，犹之乎儒之后流而为训诂、考订、辞章、小学、杂术，亦其变而化者也。亦或得焉，或失焉。”后来到了西藏，姚莹也说：“三教分立，同出一性，而旨归迥异。学人见浅见深，各尊所闻，支派相传，不无差别……盖教法流传久之，不能无敝，吾儒且然，况异域之教乎！” “吾儒且然”四字，充分表现姚莹在辩护异端之教时，参照的正是儒术内部歧分门户的现象。
实际上，姚莹是以反对儒术内部门户的同一态度，去反对过分强调儒与释、老的外部门户，“孔老之徒，互相非毁，孔子曷尝非毁之乎”？辟佛的韩愈却有写给僧人的《与大颠书》，“世皆疑之”。姚氏则认为，“昌黎所恶于佛者，恶其徒之惑世诬民耳。若大颠者，清修一身，屏绝情欲……吾儒自反，或有未之能者，恶能不之致敬乎！”在清心归静上，儒佛不殊。但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补充：“世人不在道德真实处讲求，惟于门户影响，苦争闲气，恐真儒不如是也。”这恰也是姚氏对汉宋门户之争所持的态度。他更又呼吁：“学者且不必争儒争释，但求自克己私而已。自克未能，徒攻人以口舌，亦德之贼也。”甚至对于异端之学，“与其讳而疑于人也，不如辨而存之，以为吾道之助”。他主张的“以不争息争”是一以贯之的，不仅汉宋、朱陆之内部门户不必争，儒与二氏之外部门户同样不必争。
姚莹“不必争儒争释”的观点，不仅折射出晚清儒术开始对异教持更宽容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这种“不必争”的姿态是参照和沿袭了对“咻之于道中”的儒家内部纷争的厌倦。这种破除门户的倾向，可以说是道咸以降学术的一大变动，改变了以往重视门庭分立的学术想象。和姚莹意见相似的是，黄遵宪在批评汉宋之争的狭隘性的同时，出现了“百家尽囊括”的说法：“儒于九流中，亦只一竿揭。矧又某氏儒，涂径各歧别。均之筐箧物，操此何施设。大哉圣人道，百家尽囊括。至德如渊骞，尚未一间达。区区汉宋学，乌足尊圣哲。”何如璋也不满于“九流分而微言隐”的情况，转而呼吁：“兼五家之绪，则道之用以宏；列九家之门，则道之区转隘。《谷梁》序曰：‘九流分而微言隐’。吾得为之续曰：五家合而大道昌。”
当然也有对这种开放性持反对态度的人，如张文虎指出：“自宋儒昌言性理，参以禅宗，至明姚江之徒改头换面，各立异说，猖狂浮游，不可殚悉。国初诸儒矫以征实之学，至乾嘉而极盛，如白日当空，魑魅屏息。而末流之弊转为琐碎，遂使反唇者复扬死灰，却又借其皮毛以为贯通汉宋，又其甚则谓三教同源，灵谈鬼笑，妖怪百出，有心者不无世道之忧。”尽管站在反对立场，但张氏清楚指明了对汉宋之争的批判（“贯通汉宋”）能开放出“三教同源”的想法。
如前所说，清代学术既不断将边缘知识卷入，又在内部旋转冲突。前者为异端之学开辟了进入的通道，而后者则为一个更开放的学术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王国维所说的“道咸以降之学新”，一定程度上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如沈曾植之流，“综览百家，旁及二氏”，眼光及“一切诸学”，知识范围不断扩大。需要注意到，这种开放与此前朱陆、汉宋等较为严格的门户意识，存在着转折和对话的关系。
三、 务习夷事与非侈新异
上两节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矛盾，清代学术的开放性与其知识系统不断向边缘扩张有关，但这种扩张会对系统中心形成冲击。体现在姚莹身上，对于释、老二氏之教，他主张可持更具包容之态度，甚至不妨“辨而存之”；对于汉学，则他担心“炫博矜奇”会造成人心陷溺。但包容辨存异端之学，难道不是另一个方向上的“炫博矜奇”？也就是说，姚莹的思想中具有一个深刻的吊诡：他既主张学术结构边缘的开放性，又担心开放性会冲击学术中心，造成不稳定。这其实也是嘉道以降清代学术的内在矛盾。
西方和西学恰在这时开始冲击中国。这使得姚莹对异域知识的考求，同样是在开放性和不稳定性的矛盾中进行的。他呼吁士人重视异域知识，其《康輶纪行》“于异地山川风俗形势，及海外诸国之情形，剌麻、回教、天主教之源流，考论而辨证之”。这体现了知识的扩充。而他所受到的批评，正是他一直用来批评别人的“矜奇眩异”：“来教以为司马氏之奇伟，第就域内之人事伦理求之，非驰心海外及未来千百年后，意若责莹为矜奇眩异，骇人耳目。”批评姚莹的正是同为姚鼐学生、同在汉宋之争中偏向宋学的光聪谐。所谓的“矜奇眩异，骇人耳目”，恰是他们一直以来对清代学术知识扩充冲击既有思想中心的担忧。如何将“骇人耳目”的异域知识合理化，使其不要成为姚莹自己反感的“侈新异”，这是姚氏必须着重说明的。
那么，姚莹为何要写作这部涉及边地、海外舆地知识的《康輶纪行》呢？直接原因当然是他入藏的经历，但可追溯到更早。嘉庆末年姚莹20多岁时随父在广东，先后曾为百龄、松筠之幕僚。其时“海寇方扰，文敏（百龄）日事招讨，因得悉知海上事”，姚莹乃“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而更重要的是松筠的影响。松筠“两为伊犁将军，前后居西北塞外，几二十年，身所巡历，盖数万里，尝著有《西招纪行诗》《绥服纪略图诗》，志其疆域、地制最详确”。在松筠幕府时，姚莹即“考诸书，间有不合者，暇日从容以请公，又为剖其是非。然后知公所言，皆得自足迹所尝到，固与纪诸传闻者异矣。”松筠可以说是姚莹关于边疆舆地知识的重要引路人。研究者注意到了清代中期以降汉人学者亲至西北对边疆史地学的影响，但渠道或许不只这一种。像松筠这样的旗人官员从边疆返回内地，其与汉人学者的交往也是后者获得边疆知识的途径。
姚莹这种对边疆知识的兴趣是长期的。嘉道之交姚莹在福建为官，得王大海《海岛逸志》；又将该书与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同携至台湾任上。当时他就有意“述海外岩疆所以安危之要，及近时贤执政之所兴革论建，比而著之，以见圣朝德泽之广，与夫控制外夷、屏藩数省之利”。后著《东槎纪略》，述控驭台湾事；著《识小录》，亦及西北史地。道光十七年姚莹任职扬州，得睹文汇阁书，他又专门抄录《大清一统志》。其关心边疆之事，并非鸦片战争才开始。
但《康輶纪行》的写作，鸦片战争的影响无疑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特别是战争后期，道光帝命令作为台湾道的姚莹询问英俘该国之情形，与回疆旱路是否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有来往贸易，等等。姚莹让英俘颠林绘图为说，但对像英俄关系之类的问题，当时未能明了。姚氏战后乃有意备考海外知识，比勘所得各海图，为一“异域丛书”；因魏源《海国图志》先成而辍业，而仍于入藏时杂记“异地山川风俗形势，及海外诸国之情形，剌麻、回教、天主教之源流”，兼及“古今政治学术文章之是非得失”，是为《康輶纪行》。
马世嘉在《破译边疆·破解帝国》一书中着力探讨了清朝中晚期边疆政策的转变，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姚莹这种思想理路。马世嘉一反以往研究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封闭自守的观点，指出康乾时期在西北、西南的征战中，清朝已经十分关注边疆邻国的情报。问题在于版图庞大的清朝，不同边疆所获得的情报在语言等方面常有不同（如马戛尔尼使华时期，东南海上的“英吉利人”和西部边疆了解到在印度的“披楞人”是否同一，对当时人就是一个难以确知的问题），其与经史典籍的记载更多有歧异。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各区域的边疆政策（frontier policy）更多是依据各自的具体环境进行处理。鸦片战争的转折性，在于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标志，清朝人意识到需要改变策略，形成一个统合性的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在这个过程中，嘉道汉人学者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为建立这种统合性的战略视野起到了包括词汇标准化在内的整合作用。马世嘉的研究非常强调清朝人对边疆的认识和后来对西方的关注互相关联。姚莹的经历可以在这种大背景中理解。其对边疆史地的了解除了来自经史典籍，和松筠这样一个有西北地区从政经历的旗人官员“得自足迹所尝到”的知识有关；其东南海上的知识则和百龄、王大海、陈伦炯以及他自己的实际经验有关；为道光帝答疑的动力，更给了他一个从朝廷最高处俯瞰和整合各边疆情况的想象性视野。姚莹和魏源一样遗憾于鸦片战争时期未能与廓尔喀在印度合作，实现共同抗英，这体现了一种整体性对外政策眼光的形成。《康輶纪行》兼记西藏与海外情事，也可以从这种整体性的视野中去理解。
汉人学者边疆舆地知识的扩充，自然和清朝的开拓活动密切相关，传统“不勤远略”的思维在清代受到了冲击。有如姚莹所说，传统“深拒夷事不讲”，是因为“恐世主侈情务远，骚中国而事外夷”；明代虽“屡使通洋，取其图说”，但士人也不过“讲求塞下形势而已”。清代则不同，“今理藩院职掌者，特臣属朝贡之国耳。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岂可茫然存而不论乎”？清代中期以来，不乏士人认为“古者守在边塞，而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那种“以耗中事边，疑上之智”，乃是“浅见愚儒，下里鄙生”的看法。中国士人关于边疆的眼光与策略，这时正处于变动的状态中。
而鸦片战争进一步助推了这种变动。失败不是因为天子“侈情务远”，道光帝的垂询反而说明对“外夷”的了解太不够。姚莹多次提到“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痛心疾首。这意味着他意识到了当时中西之间既是军事的对抗，首先则是知识/情报（intelligence）的对抗：“外蕃之敢为奸诈欺中国者，以中国无人留心徼外事也。”要扭转败局，必须从思想上有所改变，《康輶纪行》由此其作。这才有了后人所熟悉的“开眼看世界”。
总之，有如姚莹在讨论舆地时所说，他对边疆乃至异域知识的关注，固有“中国舆地，历代文人学士多详考之”的旧传统，而又受“本朝一统无外，殊方异域，皆我版图”的清代统治特殊性影响，更因“今夷务纷纭”而更加紧迫。这样的因素，塑成了其眼光向外。
而如果从一个更大的思想视野看，姚莹眼光向异域放射，又延续着乾嘉汉学重视“闻见之知”的固有倾向。就学术面对的具体对象而言，异域知识和经史典籍知识，自有差异；但就学术研究的方式和风格而言，清代学风的影响会使士人注意从扩张知识的角度去处理所面对的问题。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姚莹如何援用清代学术的相关思路去论证知外夷的必要性。
针对着“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的旧见，姚莹指出，“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如果“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则“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于大，不亦舛哉！”一事不知，儒者所耻，本是汉学家常引以论证博学精神的说法。姚莹所讥之“勤于小而忘于大”，恰表达了这种博学考证思路尚发挥得不够充足。在他看来，应将清代学术知识扩充的范围推广到异域，是乃为“大”。
姚莹曾至英人室中，见其书籍列架，多载及各国山川风土，而感叹曰：“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泚然愧乎！”之所以对此而愧，正是在舆地风土、天文算数等方面，中国人原本“自负”的“读书”却还有未尽之余地。
姚莹以清代学术对“闻见之知”的重视、对“博学于文”的强调，来论证知外夷的必要性。如听闻广东允许洋人传教，他认为西方天主教即古祆教，但历久失考，导致明末利玛窦来华所传教义，华人“诧为亘古未睹”。而正如清儒批评明人学风蹈空，姚莹也认为这是因为前朝“士大夫大抵讲心学，刻语录，即尽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征实考古，以遏邪说之流行也”。对应着明代“讲心学，刻语录”的“征实考古”，显然指涉的是清代的学风，那才是姚莹心目中“遏邪说之流行”的方案。
姚莹这种眼光的开放复与其打通三教的眼光相关。在给光聪谐的信中，他辩解《康輶纪行》之所以涉及许多佛教内容，是因为“莹生平不奉佛，而佛书大概观之。惧世人怵于祸福死生，舍吾儒而从事也。故《康輶纪行》一书，所以亲历考证所闻，为天下明切焉之，俾知诡异之言不足惊异，然后反求身心伦理，不为祸福死生所夺，正人伦物理间所当有事，非驰心域外之言也”。此即前引所谓“辨而存之”之意也。而同函中，他对留心异域知识给了相同思路的辩解：“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正如正统和异端的界限被逐渐解放，姚莹也呼吁学者的眼光向“夷事”、向异域知识开放，不能“深拒不讲”。
《康輶纪行》之所以十分关注边疆、异域舆地，正由于“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姚莹甚至由谈廓尔喀地理联想到：
自古九州万国，皆有图籍……后世乃无习者。犹幸有《山海经》，于大荒之地，山川人物，记载略具。后人行至异域，往往所见符合。可见《庄子》所言“六合之内，圣人存而不论”者，固欲其存，不欲其亡也。自太史公不信其书，前代诸公多不留意，凡涉外域诸书，皆置之，一旦有事，茫然不知所为，无怪谈世务者骂腐儒也。
所谓“固欲其存，不欲其亡”，再次呼应了那种“辨而存之”的开放性。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开放性还提升了原本边缘（“太史公不信其书，前代诸公多不留意”）的文本《山海经》的重要性。对边缘文本的重视和对异域知识的关注形成了互证的关系，在彼此关联中相互提升了各自原本在知识系统中的地位。尽管对姚莹来说，这是基于经世（“谈世务”）的目的，与汉学家“毫发无益实用”的“炫博矜奇”不同；但在趋向上，同样是以一种将知识向边缘扩充的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姚莹对边疆、异域知识的关心，恰在清代学术嘉道以降逐渐开放的潮流之中，是清代学术知识扩充倾向的延续。他呼吁破除“详中国而略外夷”的旧眼光，客观上淡化了华夷之别，在知识上形成了向异域新知开放可能性。要强调的是，这也仅限于知识的角度，现实中的中西对抗仍是姚莹看重的问题；但在知识上，他却疾呼“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事者日讲求之”，至有“欲取凡外域之书荟萃刻之，名曰‘异域丛书’”的念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反对光聪谐“第就域内之人事伦理求之”、毋庸“驰心海外”的看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姚莹为后来西学知识进入士人的视野消除了一重障碍。
这就回到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个矛盾。姚莹一边批评汉学家好“炫博矜奇”，一边又需辩解自己“驰心海外”不是“矜奇眩异”，处境十分微妙。他一再解释自己研讨外蕃异域之事，乃 “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以求抚驭之方耳，非侈新异”；“非如文人词客，徒资博雅，助新奇”。如果寻求异域知识和“侈新异”果无关联，就不必他多费唇舌一再自辩。可知这种眼光在取向上其实延续着汉学的学术性格，但他又须频繁以“非侈新异”抑制之。
对《山海经》内容的取舍，就体现了姚莹的这种纠结。有如前述，“后人行至异域，往往所见符合”，是姚莹重估《山海经》价值的重要依据，体现了知识扩充带来的影响。“学者不见古书，未历今地，识自狭小，岂知域内之大哉？此《山海经》一书，虽出秦、汉人羼杂之作，非伯益原书，而犹可宝贵也。”但即使“犹可宝贵”，姚莹在述写时仍然是有取舍的：“太史公‘《禹本纪》、《山海经》所言怪物，余不敢道’者，特孔子‘后世有述，吾弗为之’之意耳，岂谓无之哉！”对于那些“怪物”，姚莹尽管明知其有，却仍赞同司马迁“不敢道”的态度，这最能体现见闻拓展随即又自我压抑的心理，体现了“侈新异”的担忧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而“后世有述，吾弗为之”语出《中庸》这一理学经典，又暗示了这种压抑背后的宋学渊源。
也就是说，姚莹在《康輶纪行》中体现出既务知外夷又非为炫博的姿态，草蛇灰线是在此前的汉宋之争。另一处提示了这一点的，是前引姚莹对王阳明《大学》古本的讨论。姚氏固然批评汉学家“日孜孜于新异，假古胜今，自托经儒”，但仍承认“六经之存，古本自为可贵”。这意味着王阳明借“新异”之古本《大学》以攻朱子，乃至汉学家的“孜孜于新异”，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贡献的。所以最后他说：“执朱子所订之本，遂弃戴氏原记之本不读，文成古本之记不问，亦非也。”尽从朱子之旧，而固执抗拒阳明之“新异”，亦不可取。
有意思的是姚莹紧接着在最后提了一句：“今虽异域，何敢忘也。”这句看似闲话，却提示了姚莹对这段学术公案的讨论，和他目前身在“异域”的处境有着微妙的思想联接。那种不可固拒新异、又不可孜孜于新异的态度，正是他在“异域”、在写作《康輶纪行》的过程中不时会感受到的，这才让他即使想忘也不敢忘。在搜求异域知识的过程中，姚莹并不能摆脱从汉宋之争中带过来的学术纠结。
而姚莹的辩解方式，是诉诸经世，强调留心世务以求抚驭之宜，特别是“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证明这些异域新知并非无关家国之用的“矜奇眩异”。这也是许多研究已经指出的。在对经世致用的突出强调上，嘉道之学自比乾嘉汉学更胜一筹。但经世的目的并不能消解学术思想上的内在紧张。道咸以降“在能治即是学、‘用’重于一切的角度下，儒家之社会性与实用性面临最根本的质疑”，特别是原本起道德教化规范作用的儒家，反而被在现实实用的角度去加以衡量。后来随着西学有裨于用的观念被确立，西学为体的结果反而导致中学不能为用，中国学术失去了重心。对于保守者而言，异域知识的进入，近代以降却真的出现了“矜奇眩异”的景象，西学造成的“人心陷溺”情形，或许比姚莹所看到的汉学之弊还要严重。这恐怕是疾呼“尽取外夷诸书”讲求的姚莹所没料到的。
但从更大的思想史脉络中考察的话，姚莹的眼光其实顺应着嘉道以降清代学术走向开放的趋势。他把这种开放性导向对异域知识的关注，突破了“详中国而略外夷”的旧眼光。但清代学术走向开放过程中边缘扩大而中心不稳的结构性矛盾，同样出现在对异域知识的探求上，导致“务知外夷”与“非侈新异”的矛盾。随着异域知识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种矛盾最终反噬于整个思想系统，造成后来的大变。
余 论
晚清历史的发展，既有西方外来冲击的影响，又是中国本身内部变化的结果。本文讨论的嘉道以降学术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关乎内变。它先于近代西方的冲击，更可以说是西学得以生根之土壤。学术结构边缘的开放性有利于西学知识的进入，而中心的不稳定性又使得到来的西学更像是“乘虚而入”，最终形成转辙与颠覆。
嘉道经世思潮固然对西学知识的传入起到了接榫的作用，但眼光似可放长。对闻见之知的持续重视，影响着从明末清初到乾嘉汉学、到嘉道经世、再到道咸以降西学进入等各个不同阶段。论者常谓晚清经世思潮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想（梁启超所谓“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其实它们同在重视知识扩张这一学术性格之中，乾嘉时期是一个转折，却并非中断。而近代在异端之教、异域知识的考求上，同样也受此倾向的影响。
后来西学知识的进入有赖于清代学术这种性格。同治年间总理衙门倡议士人采西学、制洋器、学习天文算学，也是从康熙时期“治经之儒”说起，标举的重要理由便是“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同样的话复被曾纪泽用于推广西学。甚至西方传教士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每期封面也都印著“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传教士未必了解中国的学术风向，但可见“多闻”能成为传播西学知识之护符，博学于文的倾向可以淡化夷夏、中西等差别性。
而宋学阵营的简朝亮则认为“今之西学，其风介汉学之乱而成”。因汉学将经、史、子、性理、辞章打散支离，“五学不备，则先窒矣。今之西学，所以遂入聪明者之耳目而锢之深也”。缺乏“义理”为统系，西学遂可乘势而入。晚清宋学的复兴，相当程度上是要矫正汉学的这个不足。
姚莹在这种思潮的转换中，则居于一个特别的位置。一方面他延续着“博学于文”的取向，遵循汉学通经由识字始的为学路径，更将清代学术扩充知识之倾向推广到了非主流之学和异域知识上，形成其“务知外夷”的眼光。由此角度看，清代汉学的取向和晚清的关注西学具有延续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姚莹由于担心边缘知识地位的上升会对学术系统造成冲击，对“炫博矜奇”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也使得他需要针对《康輶纪行》“非侈新异”反复自辩。这又提示了清代学术中心不稳的危机，会与向异域知识的开放相互牵制。可以说《康輶纪行》“务知外夷”与“非侈新异”的吊诡，反映的是清代学术向异域新知开放过程中的紧张，它根植于清代学术自身内在理路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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