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京)2010年11期第55～62页
作者简介：马克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马克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述评

    2005年至2009年5年来，在中共中央“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对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讨论热点、不足及研究趋势做一梳理，使读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有一个总体了解。
    一、五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第一，中国史研究的阵地不断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5年来的长足进步，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社会各界对它的重要性形成普遍的共识，刊发相关研究成果的刊物的增多就从一个侧面显现了这一趋势。除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之外，许多新生的刊物，如《近代中国》、《近代史学刊》、《近代文化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新史学》等等，均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其主要对象，并推出了一大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各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长期的学术传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学术特色更趋显著，分别形成了相对突出的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在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先后举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1940年代的中国”四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三次就是在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的连续举办以及近代社会史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的举行，呈现出系列性、专题性的特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之一，在近代中国博览会研究、近代教会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近代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2001年设立的“章开沅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近5年来在资助国外学者到中国短期访学，举办诸如“口述历史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暑期讲习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在学术领军人桑兵的带领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团队，成果突出，先后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硕果众多，人才辈出。2007年，出版了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举办了“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学术论文集。这次会议是继1987年长沙会议之后又一次全国性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讨论会，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的中心，具有天时、地利之独到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在中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以及孙中山崇拜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等，都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此外，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四川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南开大学的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研究，也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第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丰硕。通史与综论方面有：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杨天石的《抗战与战后中国》，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等。
    近代政治制度史方面有：郭宝平等的《探寻宪政之路：从现代化的视角检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宪政试验》，杨绪盟的《移植与异化：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付椿扬的《民国时期政体研究（1925—1947）》，刘景泉的《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程舒伟的《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赵金康的《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理论设计及其运作》，曹成建的《地方自治与县政改革（1920—1949）》、《自治与官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法研究》，常宝国的《中间党派与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宪政运动》等。
    中国国民党研究方面有：茅家琦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崔之清的《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田湘波的《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等。
    近代经济史方面有：汪敬虞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洪葭管的《中国金融通史：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杜恂诚的《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戴鞍钢的《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夏国祥的《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1900—1949》，张忠民的《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张燕萍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巫云仙的《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研究》等。
    思想与文化方面有：张岂之主编的《民国学案》，龚书铎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郑大华的《民国思想史论》，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沈卫威的《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麻天祥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桑兵、关晓红主编的《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刘梦溪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陈平原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张太原的《(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等。
    近代社会史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乐黛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陶飞亚的《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许纪霖的《回归公共空间》，朱浒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侯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王晓秋的《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杨庆元等的《“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石源华等的《近代中国周边外交史论》，米庆余的《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李育民的《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张振江的《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等。
    资料整理与原始文献出版方面有：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喻春生等主编的《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欧阳哲生主编的《丁文江文集》等。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特色与重点、热点
    第一，新领域的开拓使中国史研究进入更全面、更丰富的发展阶段。所谓新领域，主要是指社会史的研究，相对于过去比较成熟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而言。
    纵观近5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研究。社会群体的研究，主要有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包括职业会计师群体、职业律师群体、西医职业群体、职业记者群体，陆续有论文发表，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亮点。另外，近代城市人力夫群体、地区移民群体的研究也初步展开。社会组织的研究，近代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宏观研究已经成熟。新的研究趋向是更加细化、微观，如朱英对上海、天津、无锡商会投票选举制度的系列研究，很有特色。其他关于商会参与外交活动、银行公会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也有新的论文发表。此外，关于中国经济学社、工业会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第二，慈善史的研究。主要研究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赈济活动，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及其活动，上海、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周秋光主持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被列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第三，劳资关系研究。有学者从合作与冲突的角度，对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做了深入研究，有学者考察了1927年初广东曲江“无情鸡”事件引发的劳资纠纷；有学者系统梳理了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资纠纷的情况，并对纠纷频繁发生的根源做了分析。此外，有关社会生活与社会观念的研究、城市研究、灾荒与社会救济、士绅阶层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1]
    第二，传统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复兴。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思想史、民族史、文化史等领域历来是中国史研究的重点，多年来已积累了很厚实的基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凤凰出版集团联合出版的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被学者们公认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全书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传统划分，匡正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个时期的认识，从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著名学者茅家琦、龚书铎、李文海、曾业英、熊月之、罗志田、马敏、桑兵、郭世佑发表笔谈，从各个视角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分为晚清政治史和民国政治史两个部分。
    关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戊戌维新历史、清末新政及官制问题等。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茅海建考察了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问题。另外，茅海建通过对国家博物馆所藏“康有为自写年谱”与多种《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校勘、考察，出版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指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诸天讲思想属于康有为事后添加。孔祥吉发表了若干考证文章，对《诡谋直记》及康有为代人撰写条陈做了深入辨析。江中孝关于戊戌变法前后新旧人士之间的冲突问题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关于晚清新政的研究，涉及较多的是晚清政府机构改革问题。如督抚衙门行政体制的改革过程、新设机构课吏馆的职能及其效用、地方咨议局的设置及其运作、近代警察和法制问题等。叶晓青对光绪帝庚子以后、特别是其生命的最后两年的阅读书目做了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心存希望、关心立宪的皇帝形象。
    关于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包括：民国政治制度问题、国民党派系斗争与人事纠纷、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研究、抗战后期的国共关系问题、国民党的战后执政危机及其最后败退问题。关于国民党南京政权政治制度的研究，王奇生对1924—1927年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了系统考察，指出这是中国近代政治从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2]陈瑞云考察了1949年前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央体制的地位，认为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的重要政治机构，而不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或党政最高机关。[3]有学者还对国民党国家体制、国民党军队政治制度、政工制度与党务工作做了研究，指出国民党的国家体制是党国体制，国民党的治军理念与制度是“以党治军”，但实际运作中却是“以军治党”。[4]国民党派系研究方面，近年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有关国民党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争，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角逐和冲突，政界与学界，以至大学校长易人的背后，无不蕴藏着颇为复杂的派系斗争。金以林、桑兵、王奇生、张皓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5]关于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的研究，学者分别选择北平、四川、两湖地区为案例，围绕北平当局内部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对1946—1948年学潮处置的歧异、抗战期间四川地区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势力的纠缠互动以及20世纪中国乡制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回旋的历史过程，来探讨国民党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复杂关系，颇有新意。
    从已经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代“三农”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的问题；二是农民素质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村合作运动的考察。另外，关于地权问题与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也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第二，近代财政金融体制及个案的研究。财政方面，主要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广东地方政府1894年和1905年两次发行地方公债的过程及其不同、地方财政税收体制的变化，近代中日政府消费支出变动比较。金融方面，近代中资银行的数量、资本状况、地区分布、资本所有制及规模结构、银行内部业务分工与结构体系的考察，近代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现象分析，都属于新的探索。货币方面，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建立海关金本位制的意义，1934—1935年关于白银问题的论争，对于企业发展及其环境的研究趋于细化，更加微观，如对中国航空公司、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以及大生纱厂“账略”的研究，都在新的视野下有了新的进展。第三，近代博览会的研究，是近代经济史与近代社会史共同关注的新课题。马敏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博览会研究已经结项，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此外，关于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的研究、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的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发展中政府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等，也有所深入。[6]
    5年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果斐然。第一，近代文化思潮的研究。2006—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思潮做了重新审视，分别出版了学术论文集，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第二，近代文化转型研究。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由9本学术专著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文化方面的学术团队多年研究的成果，被虞和平誉为“2008年度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此外，耿云志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围绕社会转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问题，近代文化转型中存在的诸如中西文化与华夷之辨、古今文化不同际遇与民族命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制约等问题，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保守主义的角色转换问题，做了深入系统且卓有见解的分析研究。[7]章清主持的“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获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趋向。第三，概念史的研究。概念史，又称近代新名词或关键词，也有人称历史文化语义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论是称新名词研究也好，还是概念史研究也罢，甚而称之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都是同一问题研究。2c106年，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历史文化语义学”界说、中西日文化交会与新语生成、新语厘定与迁衍考析等进行了热烈研讨。会后出版了由冯天瑜等人主编的学术论文集《语义的文化变迁》。此外，冯天瑜先后出版了《新语探源》、《“封建”考论》、《冯天瑜文集》及系列论文，黄兴涛出版了《“她”字的文化史》及系列学术论文，罗志田对“天下与世界”的研究、章清对“自由”的研究等，都是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概念史的研究，促进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其积极影响，黄兴涛总结为三个方面：凸显了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来的思考向度；强化了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促使人们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8]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其中，有关争论也不少。比如，冯天瑜2006年出版了《“封建”考论》，曾经引发了关于“封建”一词翻译与定义的论争，而且争论仍在继续。
    从现有发表的成果来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研究，依然围绕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展开，没有明显的热点，讨论也不是很集中。有关研究的新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近代外交体制、外交方针、外交立法、主动外交行为的研究，涉及晚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学者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外交所奉行的方针是以儒家的诚信思想和国际法原则为指导。有学者从外交立法的角度探讨了北京政府的外交体制，认为民国政府在接受晚清外交遗产的同时，通过外交立法，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民国外交新形象。有学者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主动外交行为做了研究，认为国民政府在参与国际组织、处理亚洲地区事务、制定战后对日处置计划等方面，既有积极作为，同时又有稚嫩及不够圆满之处。其二，国别关系史。有学者分别从海关税则、广东禁烟问题、权利与体制等方面探讨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甲午战争前十年中日在朝鲜的电信权之争，侧面揭示了中日关系的微妙和斗争。中美关系方面对中美合作所、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研究等，也颇有新意。中韩关系的研究也有多篇文章发表，是近几年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热点。另外，中国与暹罗近代关系的研究也悄然启动，值得关注。其三，国民外交的研究。学者分别从国民外交、朝野纠葛的视角重新审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关税特别会议以及1923—1924年间的中苏建交谈判，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另外，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台北档案、欧美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两蒋档案、宋子文档案以及名人日记做研究，也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特点。[9]
    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还出现“跨越国境的对话”，即围绕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在中外学者间进行的共同研究。这种研究，既有单纯学者层面的，也有政府层面的。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组成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同时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本东京大学三谷博教授等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发起“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研讨中日历史与社会变迁，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而经中日两国首脑达成一致，开始建立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机制，于2006年12月正式启动，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实施。几年来，双方委员会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的原则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就中日关系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达成一些共识，也存在分歧。此外，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之间也形成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定期对话。牛大勇等主编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化、内化和外化》，也是一种以国际视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尝试。
    三、学术回顾与学术论争
    重视学术回顾，通过学术回顾以展望和预测未来学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近5年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教学与研究》等刊物比较重视相关领域的学术回顾与展望。比如，2005年对晚清政治史的学术回顾、抗日战争的学术回顾、2008年对戊戌维新研究的学术回顾、2009年对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回顾，都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相关领域近5年的研究成果、主要观点、学术创新，并对其不足和局限性做了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论争也逐渐开展起来。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中，对于国内学界普遍推崇的美国学者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夏明方发表文章给予质疑。作者指出：如果按照“中国中心观”的逻辑，一旦把近代中国纳入16世纪开始的所谓内发原生的近代化道路之中，凸显近世中国历史变化所谓的自主性和延续性，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会淡化外来冲击的影响，模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成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作者主张建立“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意图十分明确。[10]。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上，长期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在讨论的初期，有学者将“革命史范式”定位为“旧范式”，而将“现代化范式”定位为“新范式”，或主张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或认为应从“旧范式”转换到“新范式”。经过讨论，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革命史范式”侧重于从政治史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与“现代化范式”更重视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合理性的论证，关注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并不矛盾，二者之间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以一种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可能。[11]其实，两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和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时代主题紧密相关的。李文海、龚书铎两位先生以前都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后来逐渐转向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只是顺应了中国时代主题的变化的学术研究侧重点的调整，难道就能说他们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史范式”吗？李文海对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客观而全面的分析。他指出：没有一定的现代化，革命也不能发生。同样，革命也为现代化的大步前进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人民民主，也不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现代意义的革命也无从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二者之间不是矛盾关系，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12] 也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13]
    对于学界普遍使用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外来概念，朱英提出质疑。朱英认为，使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概念不如使用“社会与国家”概念更为稳妥和合适，因为市民社会理论太过庞杂，又源于西方，不管怎样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总难免被批评为“舶来品”，甚至被指责为带有明显的某种价值取向和丧失研究主体性、创造性。另外，许多中国学者往往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严格区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概念上又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而“社会与国家”概念所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可以纳入其中。[14]以上讨论，总体反映了中国学者试图突破西方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尝试和努力。如果说是中国学界对西方学界的“挑战的挑战”，或者说是对西方学界说“不”，也未必不可。此外，《近代史研究》上展开的关于“假如史学”与康有为“公车上书”的讨论，是学术层面上的直面相对，活跃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值得提倡。
    四、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方法、人物、事件评价上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其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其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具体如什么“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是由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潜台词即殖民化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
    第二，有些人借“重新评价”，得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怪论。有人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称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有人对清末的秕政捐纳予以重新评价，认为捐纳制度给自强事业注入了资金，为新政机构预备了人手，捐员较适应社会转型需要等。尽管此类观点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但其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现有学术职称评定机制与博士生培养考核机制片面强调论文发表数量，造成一些学术刊物收取版面费，降低了学术要求，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垃圾论文。与此相关，学术抄袭与不遵守学术规范的事件接连发生，严重影响了学界的声誉。
    五、未来研究趋势预测
    第一，档案材料的充分运用，将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学者们也十分重视对档案和海外资料等新文献的运用。其中包括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台北“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档案资料。如金冲及以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重点研究了蒋介石是怎样应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过程，丰富和深化了解放战争的研究。吴景平自2005年起连续四年前往胡佛研究所，较全面地梳理了宋子文档案，对宋子文档案的学术价值及关于利用宋子文档案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说明，有助于学者正确使用该档案。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深与国内学术研究的深入，以国外所藏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将会向纵深发展。
    第二，大历史已经初步形成共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畛域开始被打破，统统纳入一个研究领域。同时，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逐渐打通，长时段研究被广泛应用。2005年，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共同申报教育部创新基地“985”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获得通过。2006年由中国史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研讨会“涵括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及当代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希望打破因分期、专题而形成科内畛域，使青年学者能够互通信息，取长补短，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与深度”。
    第三，微观研究与精细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马敏在预测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时曾经指出：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这一预言现在已经变为现实。综观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政治史、经济史、还是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微观研究逐渐超过宏观研究。如桑兵的《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风波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熊月之的《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徐秀丽的《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杨琥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等，都是近年来发表的新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新的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