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义

一、   引言

艾尔曼先生（Benjamin  Elman）是活跃在当代国际学术舞台的美国著名汉学家。他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系主任。近十年来还曾被中国教育部特聘为长江讲座教授，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尤长于明清学术思想史、中国科举制、科学技术史之研究。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成就卓著多有拓展和创新。笔者与他在学术交流中建立的深厚友谊也已长达30余年。

我与艾尔曼先生的学术交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于1983年来中国大陆进行首次学术交流。是时，我正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清代学史思想史的有关问题，已发表有《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①]等论文，且提出了与传统观点多有不同的见解，未料与艾尔曼的一些观点恰不谋而合，遂以此为契机，进行了愉快的会晤交流。从此相互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友谊也日深。1989—1990年，他曾邀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学，他亦多次再到中国开展学术交流，其两部主要学术代表作《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以下简称《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与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以下简称《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在美国出版后，均由我的学弟赵刚教授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此间，我们俩人虽然在清代学术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庄存与兴起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直接成因有不同意见，乃至进行过公开商榷讨论，却丝毫不损害相互间的友谊，仍常常就一些学术问题切磋，2009年曾共同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学术座谈会。近些年来，虽然他的著作丰硕，学术成就很大，学术地位和影响亦越来越高，仍谦逊如常，并未忘怀我这个学无长进的故交，直到最近两年（2016、2017）他应邀到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在高层次学术论坛的讲学时，还邀我一起与香港学界的朋友聚晤。我在与艾尔曼先生长期学术交流中，不仅对其刻苦勤奋的治学精神及诚恳待人的为人风范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中深受教益，而且是他首先为我搭建了与海外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使我开阔了学术视野，将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忆及与艾尔曼初识时，我们都还处在中青年时期，而今却已是七旬、八旬开外的白发老者，实令人感慨万千。近来，在回顾我们间深厚友谊之际，一些过去未及思考的深层次问题也常在脑海中盘旋：艾尔曼作为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懈地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学术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其学术成就与贡献突出表现何在？他在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方面有什么主要创新？这些问题似乎都值得思考回答。这从学术史与学术交流的角度来论，他作为当今国际著名的学者，也应留下些学术信息资料，以资参考借鉴。即使是从个人友谊的视角说，也应留下点文字记忆。因不惴寡陋，拟就其治学之路、学术成就及研究方法等问题，写下这篇疏浅的述评。

二、为探寻未知学术领域，依据其丰富阅历和扎实的基础，走上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之路

艾尔曼1946年9月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后入籍于美国定居、工作、生活，在美国各高等院校从事历史的教学与研究。

近日我曾有针对性的咨询他：“你作为一位美国学者，为什么放弃许多热门课题，选择了人们视为冷僻的中国历史文化来研究，且能长期坚持不懈？”他谦逊的回答说：“因为原来不懂、不了解、为探寻未知的学术领域而去学习，去探求，一个未知的问题解决了，又产生了新的未知，再去探寻，越来越有兴趣，就这样走上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之路，一直持续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西方社会受二战影响，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更为关注。但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还比较浮浅，教科书中的叙述也很简略，年幼而有着强烈求知欲的艾尔曼，却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兴趣，于是尽可能地找些有关图书阅读，从中模模糊糊地感到中国历史发展背后似乎还有些未知的谜团，为了解开这些谜团，他于1964年考取了美国哈尔米顿学院哲学系，开始接触中国哲学，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儒家文化有了些粗浅了解，感到中国古代的哲理和一些思想家的著作都值得进一步学习和探索。本来想在大学本科毕业后，再去读研究生深造。未料受当时越战影响，大学毕业后必须服役三年，不能直接读研究生，不得不选择参加和平团，到泰国去协助治疗疟疾，他对我说这个工作就类似你们中国的赤脚医生。

他之所以做上述选择，本来是想泰国离中国较近，那里又有许多华侨，有便于在接触中学习中国汉语，岂知泰国的华侨大都是华南人，他们说的是潮州方言，根本无法达到原来的目的。然而，按规定却要在泰国服役三年。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艾尔曼为了不虚度这三年的宝贵时光，就在闲暇时，大量阅读在那里能找来的有关中国医药、科技、宗教、典制方面的图书，以扩大知识范围，三年的时间既对泰国的历史习俗有些了解，丰富了人生阅历，也有意无意的为日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做了些铺垫和引线。

在完成在泰国的服役后，艾尔曼仍一心想在学术上进一步追求，于1972年考取了美利坚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时，他想今后若要长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应该能直接阅读中国历史文献资料，那就必须掌握语言工具学好中文，因申请了斯坦福大学的国际语言项目，于1973—1974年到中国台湾学习中文；还于1976—1977年再次申请该项目到日本学习日语，通过学习既提高了中文和日语水平，又丰富了阅历，增长了见闻，对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直观感受。尔后，其中文水平再经历练提高，听、说、读、写都基本没有障碍，既能熟练阅读中国历史文献，又能在各种场合进行会话交流，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打下扎实的功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继而，艾尔曼又于1980年考取了宾州大学东方学系博士，读博期间，就参加了哲学、宗教及东亚的研究项目，还陆续在《清史问题》等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闫若璩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明清时期的地理学研究》、《从理学到朴学、人心道心之辨》等论文。在撰写这些论文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至明清之交，有一次重大的学术思想演变——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据学，进而感到这一转变的外部背景与内在动因如何？转变的过程和表现怎样？如何客观、公正的评价清代考据学？考据学对现代中国学术又何作用和影响？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因而选择了《从理学到朴学》的博士论文选题，并出色完成，在此基础上推出其第一部专著——《从理学到朴学》，不久，又完成了其第二部专著——《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从而奠定了其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学界的学术地位。然而，他并未到此止步，而是向新的学术领域继续探索追求。

艾尔曼在完成上述两部著作后，感到其此前的研究主要是以儒家经学为核心，重点研究了儒家的经学思想及其发展和演变，多属上层精英文化。而且他在这些研究中发现，儒家经学与中国科举制度和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密切关联，如欲更深入地研究经学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很有必要研究科举史、科技史。同时，他还认为科举史与科技史，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联系更为密切，而且与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有更多交集，于是又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科举制度与科技史研究。

近些年，他有鉴于中国、日本和朝鲜，从古至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都极其密切，他们在互动交流中都影响至深，因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中、日、韩思想文化交流史的研究。[②]

我们从艾尔曼的上述学术经历中，可以清楚看到，在他的治学道路上，从未间断对未知的学术领域的探索和追求，在取得一项项学术成果后，又满怀兴趣进行新的探索，“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生命不息，探索无终。我想，这可能就是他能几十年如一日，投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精神动力。

三、   通过长期探索追求  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与贡献

艾尔曼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追求中，随着其研究重点的转移，不断推出新的著作，截至目前，其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从理学到朴学》、《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帝制中国晚期科举文化史》、《中国近代的科学文化史》、《自有其理：科学在中国》（1550—1900）、《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此外，还编有一些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工具书、资料书、并有一百余篇学术论文。

其学术成果除文字著述外，他作为一位长期在各个高等学校执教的教授、文化交流的学者，在教学与学术交流方面的成就也不应被忽视。我们通过其著作中阐述的内容和思想观点，以及其教学与文化交流活动，勾勒其突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窃以为可大致上概括如下几点：

其一、系统梳理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转变，推进了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其《从理学到朴学》、《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两部代表作之中。

《从理学到朴学》系统分析总结了从宋明理学到清代考据学的转变。该书于1984年首次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后，迅即在美国、日本、及中国的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1985年荣获费正清奖，初版售罄后又于1990年出版平装本，2001年又修订再版。1995年被译成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研究中国学丛出版”，在此前后还有日语本，韩文本在东京和汉城出版。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效应？乃因该书内容翔实丰富、充实了这一研究课题的空白；其二思想观点新颖独到，具有首开风气的作用和影响。先从内容上看，该书源源本本地论述了这场学术转变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形成转变的内在理路和外部原因；总结了乾嘉考据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社会机制，及在这种机制下当时的文化教育、图书馆与出版业的蓬勃发展；肯定了考据学的特征及其在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与自然科技、天文历算、医学、数学等领域的贡献；指出了考据学在推动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此丰富的内容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同类著作中尚属首次。因为此前的学术界对于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的研究，均不乏有影响的著作和有成就的学者，但对从宋明理学向清代考据学的转变，做如此系统的梳理总结则不多见；再就思想观点来论，该书客观公正的分析了清代考据学崛起的原因，并非只是清代文字狱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产生形成与清代统治者倡导的学术文化政策的正面作用也分不开，特别是其肯定考据学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如其在书中所指出的，“现代中国学术固然受西方学术和科学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现代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曾受惠于清代学者的考证成果，如闫若璩的古文尚书研究、戴震的声类研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研究、王念孙、王引之的训诂研究，而且没有清代金石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中国考古学者恐怕不可能读懂“甲骨文”[③]。同时，他还指出“17、18世纪的考据学还传至日本、朝鲜，推动了两国实学的兴起”。[④]这些论述，在今天的学术界和读者看来似不足为奇，但在该书出版的1984年那个年代，则尚属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在中国内地长期受极左思潮和一些历史成见的影响，对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只看其消极面，对乾嘉考据学也很少肯定其成就、多是指责其脱离现实，只搞繁琐考据，没有思想。当时，虽然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界尚刚刚开始冲破研究禁区，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与评价，虽有学者已提出新的看法，也并不多见。艾尔曼作为一名外国学者，少受意识形态约束，其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分析及对其作用和影响的肯定，无疑具有引领风气的启迪作用。惟此之故，其出版问世引起强烈反响，与国内外学术界形成强烈共鸣就不难理解。

艾尔曼的《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于1990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1992年即获两年授奖一次的伯克利东亚研究优秀著作奖，随后，又被译成中文于1998年列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出版，且于2005年再版。从该书荣获伯克利优秀著作奖，到一版再版的情况看，其与《从理学到朴学》一样，都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应有关注和反响。

《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论述了明清学术史上又一场学术思想的转变，即从长于考据的东汉古文经学到擅于阐发微言大义的西汉今文经学的演变。曾沉寂近两千年的今文经学，为何在清乾嘉中期再度兴起，并形成“掩胁晚清社会百年风气”一个重要学派，自然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然而，学术界研究较多的是被称为能反映清代学术特征的考据学派，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除一些学者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有过论述外，还有对今文经学派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主要代表人物的论述。至今，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的专著，仅此而论，该书就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尤其是采用学术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学、政治与宗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视角，详细论述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兴衰，更是作者的首创。全书以常州今文经学为经，并以常州的庄氏、刘氏两大家族为纬，广泛搜集了庄、刘两大家族的族谱、家乘、方志、个人文集等大量文献史料，并以该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为核心，追溯了常州地域经文经学派的渊源，论证了庄存与在清代重建公羊学的经学思想，还详细阐述了庄存与之后，经庄述祖、宋翔凤、刘逢禄的传承，梳理了该学派的发展和演变，亦可谓论述系统翔实，源源本本。[⑤]因此，其中文版问世后，亦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一些学者将之引为同调，在自己的论著中引用本书的观点和材料。但由于作者在书中着重强调了庄存与及其家族在乾隆时期兴起和发展今文经学，其直接的动因是为了与乾隆朝的权贵和珅的对立和斗争，其论说亦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成一家之言。不过对此观点，在学界赞同者有之，商榷者亦不乏人，并曾引起公开讨论，[⑥]至今亦无一致定论。我想不同意见的讨论，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中的百家争鸣。各种意见对于活跃学术气氛，繁荣发展学术都有积极作用，艾尔曼关于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研究，对推进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同样功不可没。

其二、深入研究中国科举制与科技史，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国文化研究范围和内容。

自隋唐产生形成，历经宋、元、明、清日益完善并走向废止的科举制，与儒家的经学思想学说关系十分密切。因为自汉代儒学独尊后，历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统治思想，在任用官吏、选择人才方面的制度和措施也不例外，科举制度从基本制度的确立，考试原则的制定，到考官的选派，试题的选择确定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但是，伴随各个时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儒家思想的表现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致使科举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时有变化，在选择试题时就各有侧重。如自宋代之后，程朱理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科举试题完全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历经元代至明初一以贯之。然自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后，试题选择也有心学的反映。到了清初批判王阳明心学的空疏，程朱理学又趋上风。但到清中叶乾嘉考据学兴盛后，科举试题也向经学原典的古文经转移。再到同治、光绪时期，伴随西学输入的影响，包括天文、历算、数学、地理、水利等经世实学也被纳入试题范围，直至宣统时科举考试被废止，这些变化都是儒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的具体反映。因而，研究科举制，就能更具体深入的研究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此前艾尔曼研究的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与常州今文经学都是以儒家经学为核心。从这些课题转向对科举制的研究，亦可谓是对儒家经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艾尔曼对科举制研究的成就与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帝国晚期中国科举文化史》及一些论文之中，如《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制度》、《明清科举与经学的关系》、《明清华南乡试中史学知识角色的转变》。他在这些论著中系统阐述了科举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深刻分析了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适应了帝制官僚政治的需要，维持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也是封建帝制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与广大社会民众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影响十分广泛。通过这些论述，进而指出已往有关科举制的著作，对之过多否定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有违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

他对科举制研究在内容的阐述方面，也有与已往同类著作不同的特色，以往科举制方面的著作内容多着眼于考试中的状元、翰林、进士等中高榜的人物。他则另辟蹊径，将着重点移向大批落榜的士子。用数据说明在明代的考生约一、二百万人，到清代有二、三百万人。考中者则不过二、三万人，其中95%以上的士子落榜[⑦]。这些人落榜后的人生命运如何？流落于社会何处？直接关系着社会治乱安危，是研究科举制时不应忽略的问题，因用很大精力，利用官方档案，又从民间的笔记、族谱、小说中挖掘大量史料。说明许多落榜的士子，依凭自身原有的儒家文化素养与一技之长，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去书院任经师，或当官僚、富商之家的家庭教师，或去做民间医药师，衙门讼师小吏，也有的去经商，或以文学才能去写小说，编剧本。其中，还涌现出一些出类拔萃的杰出之士，如编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撰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等，都曾是屡试不中的落榜士子。这些落榜者所充当的社会上的各种角色，都丰富了社会的文化生活，提高了民众的教育知识水平，在调整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影响。即使是到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考试后，这些人也能适应社会转变，在社会上担当相应的角色。因此，他不同意李约瑟等某些论者所说的：“科举制扼杀了中国人在自然探索方面的兴趣。”“科举制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障碍”。[⑧]

总之，艾尔曼对科举制的研究，从整体的宏观论述，到微观的细致分析，从陈述的内容到提出的思想观点，都丰富充实了科举制的研究。

艾尔曼在转向科举制研究的同时，也以很大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中国科技与儒家经典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儒家经典本身《诗》、《书》、《易》、《礼》、《春秋》都包含有天文、历算等科技内容，自古以来许多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者都很关注科技，特别是明清以来的一些学者，如王锡阐、梅文鼎、江永、戴震、焦循、阮元等，都精通中西天文、历算和数学，并将之运用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话、注释。戴震能将文字音韵考证与对天文历算的研究融为一体，他不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部古代数学著作，还曾用数学方法测量复原了《周礼·考工记》中古代铜器的尺寸。同样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思想家的焦循，用数学则例解释《易经》的原理，撰写了著名的《易学三书》。还有钱大昕、阮元等也都精通天文、历算，并将之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因此，后人要研究儒家的经典，如不熟知天文、历算、数学，就很难弄通儒家经典中的思想内容，也难以深入研究戴震、焦循、阮元等学者的思想和著述。对此，艾尔曼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实践中深有感知。另外，他又感到中外学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虽然有李约瑟等这样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师、权威，他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至今人们对1900年以前中国自然界的了解仍处于模糊状态”，[⑨]正是鉴于这些原因，使艾尔曼下决心研究科技史。

艾尔曼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成就和贡献主要反映在其这方面的代表作《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一书之中，还有《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史》及其分量厚重的学术论文《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⑩]他曾在《科学在中国》（1550—1900）的前言中说：“这部著作并不是要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的科学进行逐项综述，而主要关注的是1550—1900年这一时间跨度内中国的自然研究，以及文人对欧洲自然之学的掌握。尤其要展现的是满洲统治者和汉族学者是如何通过朝廷、文人与耶稣会士、新传教士之间的接触，拓宽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医学的研究”[11]。因此，其在著作中列举了中华帝国晚期在各门自然科学拓宽了具体情况的同时，更主要是有针对性的以专题讨论的形式阐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

如西方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人对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漠不关心，没有兴趣”。艾尔曼则认为这是误解，实际上并非中国人对欧洲科学漠不关心，而是欧洲传教士开始到中国传教时，他们采取的方式，表述的语言与中国社会传统的祭祖、祭孔信仰有冲突，有矛盾。但当利玛及其追随者为了其传教顺利，采取了通融政策调适了对儒家的态度及语言方式后，情况就很快有了变化，当时上自朝廷重臣，下自平民信众，都对欧洲传教士输入的自然科学有了浓厚的兴趣，徐光启，李之藻等还与传教士一起翻译西方的数学著作，朝廷也请他们到宫中教习天文历法。

另如有些西方学者及某些受西方教育影响的中国学者有一种共鸣的论调：“中国在西方影响之前未能发展出科学”，甚至更错误的认为“中国没有科学”。对此，艾尔曼则据理以驳，他认为并非中国没有科学，只是在近代之前没有“科学”这个词语，因为“科学”一词是很晚才从日本传入的，中国人对自然知识的探讨是用“格物致知”（即探究而扩展知识），或用“博物”（即有关事物性质的广播知识）来表达，后来又称“格致学”，“博物学”，有些学者还编写了《格致丛书》、《广博物志》。[12]就是说中国人是“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对自然研究的兴趣”，[13]亦即他常说的“自有其理”。他还以大量具体实例，说明早在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以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观察世界，而且在数学、医学方面，都已达到很高水平，并非是传教士输入欧洲科学后，中国才有科学。只不过是西学东渐后，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中，中国人吸收了耶稣会士与新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学，中国的自然科学进入了新阶段，发展到新水平，但却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没有科学”的结论。这些分析论述都以历史与逻辑的说服力，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近代话语。

一般说来，一个学者由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转向科举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有很大难度，虽然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但科举史、科技史与学术思想史必竟是不同的学术领域，都有其专门的研究主旨和范围，特别是科技史以研究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为对象，这对于擅于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艾尔曼说来，有些方面可能尚是未知的学术领域。但根据研究的需要，他勇于向困难挑战，经过刻苦的钻研，很快熟知了这些新的领域，且写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由此不能不使人佩服他勤奋自励的刻苦治学精神，和学识渊博、治学领域广泛的学术造诣。

综观艾尔曼对中国科举制和科技史的研究，都拓展了研究领域，能结合中国的历史特点，用新的研究视角及相应的话语表达方式，丰富了研究内容，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不愧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又一创新性的成就和贡献。

其三、遵循学术研究常规，重视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为推进国际学术文化交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和贡献。

古今中外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由于整个人类世界是由众多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各个国家和民族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且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因而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发展自身思想文化的过程中，都应兼收并蓄，吸收借鉴其它国家、民族文化的优长。我们从艾尔曼的学术经历和治学道路中发现，他很重视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一直在自觉不自觉的身体力行。

早在他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初始，就走出国门，到中国内地、台湾和日本，学习中文与日语，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以开拓视野，从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为日后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奠定根基。

此后，当他取得可观的学术成就，出版了成名学术著作《从理学到朴学》、《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进一步走向学术研究的殿堂，在美国各个著名高校担任教职后，也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交流更加频繁，除参加美国本土校际间的交流，及各种学术团体的研究年会、论坛外，又不断受邀参加国际上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足迹踏遍欧美及东亚各国、各地区，尤其是日本、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地区。

进入新世纪以来，艾尔曼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著作更加丰硕，不少著作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学术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学术交流也更加广泛和深化，交流的层次也大为提高，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等学校，纷纷邀请他担任访问教授、特聘教授、讲座教授，进行长期、短期的讲学，诸如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韩国的首尔大学、以及中国的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和台湾地区的台湾大学、清华大学等，为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艾尔曼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自2008年至2010年、2011年至2017年，连续两度被中国教育部特聘为长江讲座教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与文史研究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在任职期间为该校开设，以中国思想文化为主体的研讨班课程，内容涉及明清思想文化史、科举史、科技史；又多次邀请欧美学者来复旦讲学，还鼓励美国的年轻学者到复旦与该校的年轻学者对话，进行切磋交流；为推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还曾多次组织各种学术座谈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如2009、2010年先后举办了两届题为“民国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的小型学术座谈会。2010年又领衔组织了题为“前现代世界中的亚洲：印度、中国、日本、朝鲜与欧洲思想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与会议主题相关的欧美、日本及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研究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伊斯兰世界等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与会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视角重新思考17、18世纪的亚洲思想史，使人们对当今国际学界有关亚洲的最新问题及前沿研究有了直观的把握，并对亚洲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组织各种学术研讨的同时，他还积极推进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及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院等三所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包括合作筹划国际学术研讨、合作出版研究丛书、合作建立教授博士课程，增进各方研究人员互访等，他还将自己于2011年—17年荣获的梅龙基金会杰出成就奖的资金资助复旦大学对外合作项目的开展，还资助该校参与合作项目的学生到美国进修。由于其在2008至2010年任职期间，圆满而出色地完成了中国教育部关于特聘长江讲座教授规定的各项目标。根据对外学术交流工作的需要，他又继续被特聘为长江讲座教授。在新一届任职期间，又进一步加强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中国思想文化学科建设，继续推进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其自身的研究课题也选择了“重新审视中日文化史”（1650—1800年），这一课题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近年来推动的重点研究方向“从周边看中国”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同时，还进一步推进复旦大学与国际间的学术文化交流。这些工作的有序开展，都十分有助于复旦大学的学科建设，青年教学研究人员的成长和对外学术交流。[14]

艾尔曼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期间，也不断有媒体对他进行采访，请他谈自己的治学经验、治学方法，或请他介绍新的研究成果等，他亦热情接受采访，回答各种问题，在当今媒体十分发达的信息化时代，这也是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有鉴于艾尔曼在美国各高校长期教授中国历史文化课程，请他谈谈其在美国是如何讲授中国历史课程的？他在教学中有什么感受和体会？他以亲身经历回答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社会上和学校对中国的关注不多，在那个年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美国是敌人，彼此也缺乏沟通，但现在情况大有改观，我们已经不再是敌人了，而且两国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当然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的目的，不是要对付中国，而是要对中国的发展历程有更客观的了解”。他还说：“我们的学生包括华裔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不多，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过去和现在是有联系的，不能割断的，无论是从汉唐到宋明这一辉煌时期，还是后来发生的历史，尤其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近代走下破路？如今中国又重新发展起来了，那么21世纪的中国与乾隆时期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发生了什么变革？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在每个朝代有何特点与世界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希望学生了解的”。他又说：“还有一个问题，许多学生在上大学前（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就有很多偏见。我们要让他们认识这一点，要让他们知道不应该按照原有的印象，要根据客观实际重新构建正确的认识。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美国，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的学生对中国有更加客观的认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一点，更客观一点，这对国家的友好互信与世界更好的发展都有裨益”[15]。从艾尔曼上述这番敞开心扉的访谈中，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在美国向青年学生讲授中国历史文化过程中，如何使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如何更加客观公正的看待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如何在努力增进中美两国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友好与信任。既总结过去，又着眼未来，他确不愧是中国人民真诚友好的国际友人。

另外，他在接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者的访问时，结合自身的经历，对年轻代学人提出殷切期望：“从事历史研究时，对史料与近人研究著作的阅读不可偏废，阅读近人的著作主要目的是了解前辈学者研究过什么题目，如果不知道前辈的研究，怎么能超越他们呢？”他认为“年轻研究者将来必然会超过前人的成就，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年轻学者必须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有所不满，有所怀疑，只有这样，才能开展新的探索与研究”。这篇访谈使人感到他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界前辈，多么热切期望年轻一代的学人，要有抱负、有志气、勇于超越前辈学者，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故人。这正是学术事业传承发展的至论之言。

我想，一个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应该说是其在书斋里与课堂上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延伸和发展。学者们通过交流，可以在更大范围里，展示传播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服务于更多的人类，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与人生价值，因而，学术交流实际上也是一个学者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艾尔曼在这方面做得尤其突出，多年来他风尘仆仆，奔走于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为推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有益工作，理应视为是其重要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四、勇于向传统与权威挑战，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观点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灵魂，任何一个在学术事业上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无不在学术创新上卓有贡献，艾尔曼也不例外，长期来他在学术上的研究探索中，总是勇于向传统与权威的陈旧观点发起挑战，与时俱进的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提出新的思想观点。

艾尔曼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反映在他曾参加过由费正清先生作为总主编，并由裴德生教授担任分主编的《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部分章节的撰稿工作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剑桥中国史》是一部浩瀚的多卷本的大型史学丛书，也是反映世界中国史研究最新水平的巨著，参加编纂和撰稿的人员众多，而作为总主编、分卷主编及各卷撰稿的学者也都是一时之最佳人选。其中由费正清亲自主编、撰稿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又由裴德生主编的《剑桥中国清前中期史》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前后间隔有十多年，由于时代变化，学术界对学术观点也有很大不同，艾尔曼曾在一次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的座谈会上总结了这些变化的不同，也反映了他在研究中如何勇于向费正清这样的权威挑战。他说：“费正清先生的《晚清史》和我们的态度一不样，甚至有冲突。因为时代不一样，他们的《剑桥晚清史》写在20世纪70年代，反映的是50年代、60年代的研究。我们的《清代前中期史》写在90年代，反映的是80年代的研究”。又说：“他们是前辈，是老师，我们很尊敬他们，但是后辈可以也可能超过他们”。[16]艾尔曼这里所说《剑桥中国晚清史》与《剑桥中国前中期史》的不同与冲突，背后反映的正是美国学术界对清史研究之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及思想观点上的转变与不同，即由“冲击——反映论”向“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而费正清正是“冲击——反映论”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费正清基于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或循环往复的状态，只能靠西方的冲击，才能打破固有的秩序而走向现代化道路，中国历史变化的根本内容和动力，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对冲击的反映”。[17]由于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些论述逐渐形成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模式和框架，且成为在美国居主流地位的思想观点，并反映在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费正清作为美国一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其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与推动也有重大贡献，但由其主导的“冲击——反映论”，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的认识理解，有严重的片面性，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历史的客观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越战后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因素，国际史学研究也兴起了冲破中西方中心论思潮的趋势，种种客观因素，都促进美国史学界重新审视“冲击——反映论”，一些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如魏斐德（亦名魏克曼）、孔飞力、施坚雅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逐渐以新的历史取向，用动态变化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直停滞往复循环的，即使到了明清时期也不断有新的增长点，进而反对用“冲击——反映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而酝酿着用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反映了美国史学界正在由“冲击——反映论”向新的理论模式转变，而艾尔曼则是这场思想理论转变的积极参与者。正是在上述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柯文总结了这一时期的转变的学术成果，撰写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正式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所谓“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主张世界要以中国为中心，更不是要恢复封建的“中国中心主义”，而只是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向，主张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把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因。它也不排除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只是反对将西方的冲击视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18]应该说这种研究中国历史的取向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因而此书出版后，在美国和中国学界都引起强烈反响，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和肯定，并形成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新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剑桥中国前中期史》卷的主编裴德生，及包括艾尔曼在内的如史景迁、马若孟、王业建、曾小萍、罗威廉、柯乔燕、曼素恩等，也都是“中国中心观”的主张者和支持者。[19]这说明“中国中心观”已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种主要趋势和走向。

我们从“冲击——反映论”到“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的转变过程，也可以印证艾尔曼所说的“他们（指费正清等）是前辈、是老师，我们很尊敬他们，但是后辈可以也可能超过他们”，这种勇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的求实精神，绝非是主观，随意的情绪化使然，而是建立在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基础上的。与其在《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秉持的理念和写作态度一样，他在撰写《从理学到朴学》等著作时，也都坚持“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取向，从中国社会历史内部的变化，去分析各种思潮和学派，论证中国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是建立在中国内部学术思想变化中新的增长点基础上，并非是由于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传入，中国才出现现代学术思想。所以，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中文本《前言》中说：“如果要对该书的最后一章——《近年来美国历史研究之趋势》有所补充时，我会提到本书出版以后的几本重要著作”。他所补充的几本重要著作就包括艾尔曼的《从哲学到训诂学》（按，即《从理学到朴学》），以及“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社会》等。这也说明他所采取的研究取向与研究成果，已经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艾尔曼的学术研究重点，虽然在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和变化，如从明代学术思想史转向科举制、科技史，近年来又侧重中日韩文化交流史，但总的研究范畴都始终不离中国思想文化史这个大方向。他在不断的搜索研究中也一直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运用，其在1992年就写过《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20]尔后，又将此文稍作修改，作为其《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中文版序》。他在此篇文章中，尖锐批评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严肃指出他们“质疑历史的权威与其理性”，“根本否认有客观历史研究”。“这些后现代主张无疑地过于夸张，但史学家不能不理会”。因进而指出“随着西方后现代时代的来临，我们的前辈所守的旧的方法论，日益显得不合时宜”。他所指的不合时宜的方法论，主要是指海内外学术界曾经流行的“社会化约论”“目的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观念史论”，这种“观念史论”的研究取向，大多是从思想到思想，“独到观念的内部开展，做为阐明传统中国思想和缺乏的方法论框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和一些美国的同行建议中国思想史研究应采取新的方向，将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史相结合，代替思想史的单向分析，以使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内容更加客观和丰富。[21]

艾尔曼对于其所提出的“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的建议，身体力行的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与著作之中，他所撰写的《从理学到朴学》及《常州今文学派研究》，都摒弃了传统学术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方法，将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政治史紧密结合起来，正如其在本书《著者中文版序》中所说：“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注意本书综汇学术史、社会史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它采取了欧美最近出现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摒弃了传统学术界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作法”。他在《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的《序论》中也同样宣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者互动的过程，并由此说明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一旦结合起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将会是何等丰富”。

由于艾尔曼学术研究的侧重点，在不同时段有所变化，根据不同研究对象，他也在不断探索研究方法与话语表达方式的更新。如其在研究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变时，就考虑到这一课题的研究“只靠一种理论框架是不够的，我们将从米歇尔·福柯、托马斯·库恩等西方学的著述中借用某些适用于中国的观点”。[22]在艾尔曼看来库恩阐发的“学术共同体”理论，对专业化学者形成的共同体与技术性写作实体的关系进行过富有开拓性研究，福柯在其《知识与考古学》一书中阐发的“话语”理论，对于研究清代的考据学都很有参考价值。因为考据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学术流派，这些不同的学派又具有共同的研究取向，是一个有共同专业特征的“学术共同体”，可以借用库恩的“学术共同体”理论，来分析考据学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总体特点，及其形成的内、外在原因。与之同时，他还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对各种学术流派、学术思潮的“话语”选择、“话语”论述的表达形式，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宋明理学与清代考据学都是一种学术谱系，都拥有自身的话语，从理学转变到考据学可谓是一场“话语革命”，它展示了17、18世纪语言使用和意义上的剧烈变化。参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变过程中，话语表达是如何变化的，考据学话语又是如何取代理学话语的？无疑是有借鉴价值的。因此，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的写作中，吸收运用了“学术共同体”及“话语”理论，来分析考据学这一学术共同体（或谓学派）的有关问题，确也细微入深，成一家之言。过去，我国学术界不大关注西方的“话语”理论，而当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也在强调要形成和拥有自己的话语理论，要形成自己话语表达权。而艾尔曼作为一个西方学者，率先运用“学术共同体”及“话语”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中考据学派的问题，他的研究对我们当有借鉴参考价值。

近几年，艾尔曼将其研究转向侧重于中日文化交流史时，又以新的视角，提出了对中日甲午应进行再认识。过去对中日甲午战争的传统看法是：中国在此次战争中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落后，没有先进的科学，海军力量弱；而日本则通过向西方学习，政治文化科学先进，海军力量强，所以必然战胜，这种看法自甲午战后以来，几乎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共识，堪称定论。然而，艾尔曼却针锋相对的提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战争失败的结果也并不一定能推出中国文化落后的结论”。[23]他仔细阅读了甲午战争前的中外各国的有关史料，根据史实，用数据和比较的方法，具体论证，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军在世界排名第八，日本则排名第十一；中国海军共有60艘战舰（包括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个水师），而且多是法国、德国制造，都比较先进，日本则共有32艘战舰，也并不比中国先进，双方军舰的质量和数量，中国都比日本强[24]。再就中日双方的科学与文化比较，战前两国的水平也不相上下，而且从16世纪到18世纪前中国还处于领先地位，日本直到18世纪开始还是比较闭关锁国的，其学习的对象还是清朝，还受儒家实学思潮影响，而且，在战争之前，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自己也都不认为日本必胜，所以“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一定是必然的”[25]，但战争的结果毕竟是中国失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艾尔曼认为中国海军的力量虽大，虽强但不集中，南洋和北洋水师，各自为战，北洋水师孤立作战，南洋水师却不支援。再者是中国的战舰太大太重，火炮也大，开战后不快捷，不灵便，而日本的战舰与火炮都较为小而轻便，开战后快而有效，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不能得出是中国制度和科学文化落后的结论。但甲午战争之后，为什么都一致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在于日本先进、中国落后的结论呢？这主要是战后日本大造舆论、大力渲染论证，战争的结果证明日本先进，中国落后，加之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夺走了两亿多库平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七百四十五公斤白银，近40亿美金，是当时日本政府全年收入的两倍之多。得以用这么多赔款加强国力，改良海军，推进明治维新，而中国在此战后，日益割地赔款，一败涂地，想要加强国防，改良军备，也无钱无力。清政府的统治也越来越不得人心，以致于“世界上看中国，看日本的立场完全变了，甚至于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观念也完全变了，中国人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好，战争之后，开始觉得什么都不如人，我们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没有资本主义，简直什么都没有了，觉得日本人比自己先进，要向日本人学习。”由此，艾尔曼进而认为“我们不能根据后见之明去分析问题，而甲午战争以后目的分析就是后见之明”[26]

艾尔曼上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再认识的论述，提供的数据，所做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否根据充分，认识是否准确，学者当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我以为他能用新的视角，运用大量史实和数据，重新审视有关问题，以及人们习以为常的结论，则能给人以启迪，有助于对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五、结语

在草撰《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学术思想述评》的过程中，笔者常常自然联想到我们敬重的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我理解其意思是说在学术层面，中外无别，相互间在心理和道术上是相同相通的，钱先生此论不愧是中西会通的至理箴言。我国另一位研究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大师费孝通先生在论及如何对待异质文化时也提出十六字诀“各美其美、每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太平”。就是说每个国家和民族在肯定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优长时，也要能肯定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长处，只有各种异质文化在求同存异中，取得共同的共识，才能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天下大同”的梦想。我在阅读艾尔曼和其他汉学家的学术著作时，也常常感到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世界文化要走进中国，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今在汉学研究方面，在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各个国家的汉学家，都在以自己的著作和思想来促进与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成就和贡献，而艾尔曼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从一定意义上汉学就是通往世界的桥梁。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我撰写此文主要是根据自己阅读艾尔曼著作时获得的感受，也结合多年来与他接触中的直接感知。同时，也参考了海内外学术界和媒体对他评介的信息资料。但由于本人学识浅陋，艾尔曼的著作涉及领域与学术活动范围又比较宽广，要对其学术思想进行恰当准确综合述评，非笔者能力所及。因此文中难免有不妥不周，甚至有疏漏与误判之处，敬请艾尔曼先生及海内外方家与广大读者能不吝赐教指正。

(本文由中华文史网首发)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5日。

[②] 以上有关艾尔曼的经历参见其2011年自撰之“学习及工作简历”。

[③] 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著者中文版序》第三页。

[④]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著者中文版序》第三页。

[⑤] 详见艾尔曼、赵刚译《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⑥] 参见王俊义《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与和珅对立说质疑——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吸收与借鉴》，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6期，艾尔曼《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⑦] 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

[⑧] 艾尔曼著，原祖杰译《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36页。

[⑨]艾尔曼著，原祖杰译《科学在中国·译者絮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9页。

[⑩] 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10总第28期。

[11]艾尔曼著，原祖杰译《科学在中国·前言》，（1550—19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12] 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学科》，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10年总28期。

[13] 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学科》，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10年总28期。

[14] 参见复旦大学国申报，艾尔曼为“中国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的“推荐意见”。

[15]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9日。

[16]参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24日。

[17] 参见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并见费正清与邓嗣禹等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映》。

[18] 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 参见拙著《从“冲击——反映论”》到《中国中心观的历史转变》——《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述评》，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

[20] 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十二期，1992年5月。

[21] 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之《代中文版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 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六页。

[23] 见《艾尔曼谈甲午战争》，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年8月10日。

[24] 见《艾尔曼谈甲午战争》，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年8月10日。

[25] 见《艾尔曼谈甲午战争》，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年8月10日。

[26]见《艾尔曼谈甲午战争》，其同样的看法和分析也见于其《科学在中国》（1550—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