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发信息：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摘要：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经过20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突出、具有鲜明特色并达到较高理论高度的分支领域，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对城市生活近代化“高点低面”的极度不平衡状况关注度不够，缺乏对各城市生活变迁不同类型的相互比较、相互联系研究，缺乏对中西生活元素交汇融合的机制特别是传统生活元素的演变与作用的研究，缺乏对各种生活元素在生活变迁及社会整体变迁中的地位与影响的研究。“公共性”理论范式的应用提升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理论高度，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应用比较隔膜、生硬，与实际生活状况及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和观念契合度不高。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城市近代化具有先导和火车头作用，生活近代化则是社会近代化变革的一种标志和结果。生活世界的变革首先从城市开始，特别是处于中西文明交汇前沿并具有扩散影响的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城市，是西方生活元素输入及生活近代化变革的桥头堡。自晚清上海、天津等早期通商城市生活领域出现变化，直至清末以后伴随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生活变革潮流向其它城市扩展，各大城市新生活元素成为引领中国社会生活近代化变迁的播种机。因此，伴随近代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的深化，城市生活史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已经成为一个热门领域。但迄今尚未有专文对此领域的研究状况作过综合评介，为了反省过去以寻求发展，本文拟对近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历程作一回顾，并对研究热点、缺陷不足及发展趋向作些讨论。

一、研究历程及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以城市为空间范围、以生活为主要内容，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年以前，附属期。有关近代城市生活的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复兴带动城市史复兴以后，即开始有了相关研究，但90年代之前研究成果不多，相关内容主要附着于两个领域：一是附着于近代城市史研究中，但由于生活只是城市社会变革的一种结果和呈现，不是城市变革的先端和发动力量，因而所占分量不重；二是附着于近代风俗史等论著中，但一般内容比较综合和笼统，缺少城市特性和城市空间感。因此，这一时期近代城市生活史虽然有了一些零散研究，但尚不能称为一个专题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90-2000年，初兴期。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史和生活史研究走向深化，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领域得到开拓，开始出现较多研究论文，也出现了较早的研究专著，如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二书，是较早有关近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专著，标志着近代城市生活史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

第三阶段，2000-2016年，兴旺期。2000年以后，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开始快速发展。首先，集中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大城市近代生活史研究专著。如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出版社2000年)，对近代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北京的市民生活作了开拓性研究。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书，考察了晚清上海通商后出现的生活风俗与观念变迁的互动。周俊旗主编《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一书，考察了天津在民国时期成为北方经济中心都市的过程中，市民衣食住行和就业、交往、消闲、时尚等生活方面的变化。这三部书分别对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全国性中心城市生活史作了比较综合性的研究，标志着近代城市生活史开始有了比较成熟的系列研究专著。与此同时，《史林》2002年第4期刊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笔谈”专栏，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开展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意义，呼吁倡导加强研究。这些都标志着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开始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此后近十余年来，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日渐兴旺，成为一个吸引海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门领域，表现为研究成果快速增多，涉及面不断扩大，论题愈益细化，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有创新，形成一些研究热点，也显示出一些特点。

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成熟与成就，还反映在近年出版的近代生活史综合通史著作。由于城市生活是近代生活变化时间最早、速度最快、程度最大、领域最广、具有先导性和代表性的领域，因此城市生活史研究的积累，为撰写大部头近代生活通史著作奠定了基础。如近年陆续出版的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左玉河、马勇合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这三部近代生活综合性通史著作中，城市生活都是主线和主要内容，是反映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达到一定广度与深度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二、研究对象城市的分布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对象城市的分布，取决于以下因素：第一，该城市由中西文明交汇引起生活领域变化的先后、程度及范围，出现新生活元素的数量、种类及层次，在中国人生活近代化变迁过程中的地位及影响力；第二，留存历史资料状况；第三，研究力量。这些因素具有优势的城市，会成为研究者优先或集中选择的研究对象。其中第一是首要因素，由于各地生活领域变化先后及程度极度不平衡，由此导致研究对象城市的分布也呈现极度不平衡状态，表现为高度集中在少数全国性及区域中心城市。

(一)集中在全国性及区域中心城市

1.全国性中心城市

上海第一批开口通商，很快发展为全国第一大商业贸易城市，是近代中西文明交汇时间较早、发展最快的城市，也是西方生活元素进入及社会结构变动而引起生活领域发生变化时间早、速度快、规模大、领域广、影响最大的城市，在全国首屈一指，而且贯穿整个近代百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新生活文明的中心，因此受到研究者集中关注。其次是稍后兴起的北方通商及新生活文明的中心天津，以及清末新政以后全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中心北京。这三个城市都具有全国性影响，可说是全国性中心城市，相继成为城市生活史研究最受关注的重点城市。

上海城市生活的丰富内容、在中国近代社会占据的特殊地位及对全国的强大影响力，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不仅上海本地学者，还有上海之外的学者甚至海外学者，纷纷对上海城市生活展开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生活史的研究论著数量，也远远多于其他城市研究论著的数量，呈现一枝独秀的状态。较早及综合性研究著作除前述成果之外，还有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中华书局2006年)、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等。

近十年来，上海生活史研究呈现喷涌式发展状态，出现了批量性研究成果。特别是在2008-2011年短短四年间，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为首组织出版“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连续推出了两批共25部有关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大部分属于近代时段，涉及的专题丰富多样，有都市生活、饭店与菜场、房荒、舞厅、照相、公共生活空间等物质生活史，还有关于买办、文人、学生、报人、律师、工人、职员、闸北居民、女性以及日侨、犹太人、俄侨等社会群体生活史。这套丛书将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推向了专题化、精细化、深化及成系列、成规模的水平。此后，关于上海生活史的研究成果仍在持续增加。我们期待着在这些专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尽早出现综合性的上海生活通史著作。

上海生活史研究的兴旺发展，得益于三个优势条件：一是近代上海生活本身具有其它城市不可比拟的丰富性、先导性、代表性和典型性；二是留存历史资料、研究资源相当丰富，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变迁的一座宝库；三是拥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上海科研机构及多个高校都有研究上海城市史的团队，他们有分有合，相互协调，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组织得力、合同作战的上海本地研究军团，成为研究上海生活史的主力军。上海作为近代全国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吸引外地学者的关注。作为近代东方国际都市和中国近代城市典型，也吸引着海外学者的关注，“国际化”成为上海城市生活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都有上海生活史的研究者，并出版了一批研究论著，如在美国的学者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等。

除了上海之外，天津是稍后兴起的通商城市，也是北方中西生活文明交汇的中心，在北方地区有广泛影响，在天津城市史研究中生活史内容也日益受到关注。还有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清末新政以后生活领域出现明显变化，对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北京生活史也陆续出现研究成果，如袁熹《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1840-1949)》(同心出版社2007年)等。上海、天津、北京这三个全国性中心城市，成为城市生活史研究的重点城市，研究者也不仅限于本地，还吸引了不少外地学者，其中上海又是重中之重，研究成果最为集中和突出。

2.区域性中心城市

在全国性中心城市之下，在某一区域——一般是省域或跨省域——具有影响的城市可称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日益受到关注，出现一些城市生活史研究成果。如广州、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城市。大致趋向是，晚清时期主要集中在通商性中心城市，如广州①、武汉，民国以后集中在政治性中心城市，如新首都南京和抗战时期陪都重庆，这些城市生活变迁都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影响，因而受到关注。此外一些省域城市的研究成果则多取决于研究力量的强弱，如成都、济南、杭州②等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城市生活史论著。近年随着各省加强文化建设，纷纷制定了编撰省级城市史、甚至次级城市史的计划，因而省域中心城市史研究有所扩展，可以预期，有关更多省域城市近代生活史研究成果也会随之增多。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言，由于在近代省城以下的府、县城及小城镇，生活方式一般受上级中心城市的辐射，在研究视野下大多与乡村结合而纳入区域史范畴，如比较多的江南城镇生活史，大致属于城乡一体结构，不具城市近代化典型意义，故本文暂不讨论。

(二)研究对象选择的优势与不足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对象集中在全国性及区域中心城市，这种集中研究的优势表现在：

1.上海是中国近代开放通商城市的典型，也是中国城市生活变革的先锋和代表，对上海生活史的集中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和把握中国城市生活近代化发展的最高点。其它几个研究比较集中的全国或区域中心城市，也代表着一定区域范围生活变迁达到的高度。城市生活史研究集中在生活变迁的前沿地带，反映了生活近代化达到的最高水平。

2.城市生活史关注重心在中西文明交汇下西方生活元素进入的状况，对研究对象城市的选择，也往往以吸收西方生活元素的程度为标准。反映了中国近代生活变迁的根本特征，即是中西文明交汇及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生活元素，这对于延续至今的中西文明交汇融合下的生活变迁具有借鉴意义。

但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市，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为：(1)集中研究中心城市生活，即以城市生活近代化的高点来选点，易使我们对于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观察流于片面，只看到点而忽略了面，只看到突出的高点，而忽略普遍的低面，只强调城市近代化从点上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而忽略了对城市近代化全面状况的观察和估量。对城市近代化状况这种“高点低面”的极度不平衡状况关注度不够，估计程度不足，对于城市生活变迁极度不平衡的状况、程度及造成后果缺乏研究，因而影响我们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总体判断、特别是对不平衡状况及难度的判断。(2)多数研究是对特定城市的个案研究，而对于各城市生活变迁不同类型的相互比较、相互联系缺乏研究，因而难以对城市生活变迁复杂性及整体状况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估。(3)对城市生活变迁中吸收西方生活元素集中关注，而对中西生活元素交汇融合的机制特别是传统生活元素的演变与作用研究不够，使得城市生活变迁史，往往成了引进吸收西方生活元素史，而对人们的原本生活如何发生变迁则甚少注意，使得城市生活变迁的面貌片面化。

三、研究热点领域

20余年来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正式出版的相关研究专著已达近百部，专题研究论文有数百篇，还有一批未正式出版的博士、硕士论文，论题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向。综合来看，有一些相对比较集中的热点领域，分述如下。

(一)休闲娱乐与文化生活

近代城市生活的突出特点是消费性和商业性，商业繁荣、人口流动，市民生活市场化、消费欲望增强、消费能力提高、社交需求加大，特别是西洋消费品引入、新消费形式出现，共同催生了消费商业、休闲服务业发达，而休闲生活又与人们的公共生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近代城市生活中休闲娱乐和文化生活的变化，是最显眼、富有特色、多姿多彩、内涵丰富的生活领域，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集中关注，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如对城市公园、戏园、茶馆、妓馆、剧场、电影院、娱乐场、舞厅、报刊等都有集中研究，专题论文数量众多，研究专著如徐剑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1867-1949)》(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马军《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葛涛《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等。

报刊是近代城市中出现的一种新大众传播媒体，报刊阅读也成为新的大众化文化休闲方式，城市市民是阅读报刊的主要人群。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崔波《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卞冬磊《晚清报刊阅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卢宁《早期〈申报〉与晚清政府——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等。

(二)日常生活

近代城市市民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是外国商品输入流行且影响较广的领域，也是城市居民在实际生活中感受最直接、最广泛的方面，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最大，因此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主要偏重于西式生活器物的引进与影响。

新式交通工具是西方近代技术应用于生活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事物，新式交通工具的引入和推广使人们的交通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对城市市民的日常出行和流动方式具有很大影响，因此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与交通史相重合。对城市新交通工具如人力车、自行车、电车、汽车的引入及发展，特别是公共交通的变化，都有不少研究论著，研究专著如陈文彬《1908-1937年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学林出版社2008年)。还有一批尚未正式出版、但分量比较重的博士论文，如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1868-1949年)》(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李玉梅《民国时期北京电车公司研究》(河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李沛霖《抗战前南京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7-1937)》(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此外还有一批硕士论文，涉及多个城市的交通变迁③。

衣饰服装方面，有对洋布流行的考察④，更多研究偏重清末以后的服制改革和女性服饰的演变，主要是仿西服及简约化。饮食方面变化主要是西餐馆的出现及流行。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洋油、洋灯、火柴等日用洋货进入市民生活的研究。

(三)群体生活

人以群分，一个群体或阶层的人们往往具有相近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生存方式及习俗文化有一定联系，因此一些特定人群的群体生活，也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

第一个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妇女群体。由于女性占人口之半，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在近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女性是这种变化的主要体现者，因此吸引不少研究者，出版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成果往往与女性史相重合。研究专著有多部，综合性著作有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些特殊女性群体受到集中关注，如有关妓女生活的研究有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薛理勇《上海妓女史》(海峰出版社1996年)，还有海外学者的研究专著，如美国学者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法国学者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美国学者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中译本)。还有对于舞女群体的研究有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有对职业妇女的研究，如程郁、朱易安《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还有对政治人物夫人生活的研究，如陈宁骏《民国政要及其夫人们：鲜为人知的政界要人家庭生活》(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蒋丰《民国军阀的后宫生活》(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第二个研究比较集中的是文人群体。城市文化人群体是社会文化精英、是城市文化的主要创造与传播者，在社会中有广泛影响，他们的生活状态对他们的文化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因而研究比较集中，论著数量多，研究专著即有多部，如刘克敌《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刘克敌、苏翔《民国杭州文人日常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还有关于特殊文化人群体的研究专著，如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张明武《经济独立与生活变迁：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及其生活状况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刘训华《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施扣柱《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等。

第三个受到较多关注的是工人及下层劳动者群体。这些多是城市出现的新劳动群体，特别是民国以后人数日益增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尤其是中共领导的革命以工人阶级为重要力量而予以重视。研究专著如宋钻友、张秀莉、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此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有一批分量比较重的博士、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如于景莲《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物质生活状况研究(1912-1937)》(山东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有多篇硕士论文，涉及上海、天津、汉口、重庆、成都等城市的工人、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⑤。

除了这些重要群体之外，一些特殊群体生活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考察了职员生活，马学强、张秀莉《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考察了买办生活，汪之战《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王健《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考察了上海外侨生活。

以上几个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热点领域，反映了这些生活方面出现的变化比较突出，吸引研究者关注。这种突出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西方生活元素引进比较多、与传统生活相比变化显著的现象，如公园、电影、舞厅、唱片、报刊等西式休闲方式，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对人们出行方式的影响等；另一方面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影响比较大的生活领域，如女性、文人和工人群体生活的变迁，交通出行方式的变迁等。这两个方面正是中国人生活近代化的两条主线，是标志生活近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和体现，其内含的生活“现代性”价值观，反映了研究者的普遍共识。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主要表现在：(1)对新生活元素的描述比较多，而对这些元素与市民生活的互动关系研究少；(2)对生活元素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多，而综合性研究特别是对各种生活元素在生活变迁及社会整体变迁中的地位与影响研究少；(3)对单一城市生活变迁研究多，而对不同城市生活变迁的特点及异同比较研究少。这些不足与缺陷，在城市生活史研究发展初期阶段也许是难免的，在个案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应有所改观。

四、理论范式：“公共生活”与“公共性”

在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不少研究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关注点，形成一种理论化研究范式，即生活的“公共性”问题。这一问题是借鉴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及“公共领域”理论，把“公共性”作为城市近代化的核心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主要体现就在生活领域，即“公共生活”或生活的“公共性”。因此，许多城市生活史研究者，将生活的“公共性”作为或显或隐的价值指标和理论解释范式。

有不少研究论著以城市生活的“公共性”作为论题，如关于城市公园、茶馆、剧场、街区等“公共空间”，关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的“公共休闲”，报刊媒体等形成“公共舆论”等。在城市生活史研究论著的行文中，也多见一些体现生活“公共性”的名词，如“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休闲”“公共时间”“公共舆论”“公共交往”等。直接明标生活“公共性”的研究专著就有多部，如关于城市“公共空间”有王敏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日本学者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关于公共休闲生活有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关于城市公共交通如前述陈文彬《1908-1937年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关于城市公共卫生有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关于公共交往有前述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这些研究论著，都把“公共性”作为论述城市某一方面生活的核心，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范式。

“公共性”是城市近代化、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标志，“公共性”理论在中国城市近代化变迁研究中有所体现，而体现最为突出和集中的即在于城市生活史研究领域，或者说城市的“公共性”主要就是在城市生活领域集中体现的，也因此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在研究实践中，“公共性”理论范式对近代城市生活变迁及其意义，也确实体现了一定的解释力。

“公共性”理论范式在城市生活史领域的突显，提升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深度与理论高度，特别是在近代社会史各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平面化、碎片化而理论稀薄、缺少理论解释范式的状况下，具有引领和提升理论高度的意义，也突显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价值及研究者的理论关怀。

但是，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中“公共性”理论范式的应用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在一些研究中，借用这一来自西方的理论或名词，还比较粗糙、隔膜、生硬，与实际生活状况及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和观念契合度不高。其次，这一来自西方的理论，对于中国近代城市生活中西生活元素的交汇融合、对于传统生活元素的近代演变等本土性问题，其解释力不足。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更深入地探索基于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变迁本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形成本土化的理论解释范式。

五、结语

由以上回顾可见，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中可以说是一个成果突出、具有鲜明特色并达到较高理论高度的分支领域。

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总的趋向是研究对象城市日益增多，随着今后各省级城市史研究的扩展，各地城市生活史也都有随之扩展的前景。从研究涉及城市生活的层面来看，呈现日益多样化、精细化及问题意识增强的趋向，特别是与当今城镇化关系密切的生活问题，以后会更加受到关注。这些新趋向既是学术深入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对当今我国城镇化改革现实需求的回应。

对于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存在细碎化、平面化缺陷，以后应当注重加强理论性、联系性、综合性研究，特别注重探索对近代城市生活变迁的理论解释，以提供对中国近代城市化及生活变迁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创新成果。

收稿日期：2016-11-15

注释：

①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1800～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②何王芳.民国杭州社会生活.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

③韩鹏.民国时期天津人力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2013；李志红.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1935-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邢利丽.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合肥：安徽大学，2014；薛圣坤.重庆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究(1933-1949).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2；张伟.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研究.重庆：西南大学，2014；朱君.清代成都交通与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四川大学，2007；余晓峰.传统与变革——从公共汽车的出现看成都近代城市公共交通的变迁.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7；艾智科.公共汽车：近代城市交通演变的一个标尺——以1929年到1931年的汉口为例.成都：四川大学，2007.还有关于交通管理的研究，如：何兰萍.上海公共租界城市交通管理研究.上海：东华大学，2007.

④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河北学刊，2005，(2).

⑤汤蕾.多重权力网络下的近代中国人力车夫——以1945-1949年的汉口人力车夫为中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张致森.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成都市人力车夫研究.成都：四川大学，2007；匡丹丹.上海工人的收入与生活状况(1927～1937).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陈柳青.天津工人经济收入与生活状况考察(1930-1956).天津：天津大学，2009；张晶.抗战时期重庆工人收入与生活状况研究.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