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10年4期第5～20页
作者简介：朱从兵，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　苏州　215123；孙凯，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　苏州　215123

关 键 词：改革开放/晚清人物/实事求是/“翻案”说
   
    “历史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所以人们研究历史总是离不开人物的研究。”①“社会上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人的意志和活动的结果，没有人的意志和活动，就不存在人类社会，当然也就不存在研究社会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历史学，因而历史学就很自然的要研究人物了。”②近些年来，近代人物研究方面的论著，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最大③。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思想解放，思维活跃，思路开阔，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更为重视、更为深入、更为全面、更为客观。其中，对晚清历史人物的研究呈现出相当活跃的局面，值得关注。以晚清人物为专题研讨对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大量的人物全集、专集、日记等相关史料不断地得到整理和出版，晚清人物的传记、评传及研究论文如泉水般涌现，各种人物评价的新观点陆续地被提了出来，甚至有不少创建以某个晚清人物为研究对象的专学(如黄遵宪学、严复学、孙(中山)学等)的设想。晚清历史人物有不同于其他历史时代人物的特点，处于大变局、大转型中的晚清历史人物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各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和思想主张。相映成趣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者们亦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之中，使得学者们与所研究的对象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共鸣，这种现象使晚清历史人物的研究表现出相应的特点。
    一
    夏东元指出：“应该研究哪些人物呢？我的意见，研究人物主要应该研究政治家制订的战略策略、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家加过工的思想及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在他看来，政治家和思想家最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④。卡莱尔说：“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⑤这个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重要人物、杰出人物更受学者的青睐，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对晚清人物的研究也是如此。通过对中国期刊网论文的检索和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晚清人物研究的论文，大多集中在对晚清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参见下表)，这种状况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建构起来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八大事件”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领袖人物)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这些人物的资料最为丰富，全集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做得较好，因此，有关这些人物的研究成果较多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晚清人物研究的范围扩大了，许多过去不被注意和研究的历史人物，都开始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如对清朝统治阶级人物的研究就得到了加强。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全集。对清廷中核心人物如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等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还有一些不处在统治阶级派系集团核心的人物，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2000年，郑大华发表《不应被忽略的思想家》，指出：包世臣是嘉道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其代表作《安吴四种》在当时影响很大。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思想缺少认真系统的研究，仅在介绍嘉道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潮或魏源的学术交友时提到他，这与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通过研究，作者认为：与龚自珍比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包世臣不如龚自珍，而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不如包世臣。与魏源比较，就社会改革思想及其方案而论，包世臣比之魏源毫不逊色，甚至还略高一筹，但在向西方学习方面，他则不如魏源，因而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难与魏源相提并论。这就是包世臣的历史地位。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一些从事慈善事业的历史人物，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如池子华关于孙淦和施则敬的研究⑦、朱浒关于江南善士圈的研究等，也是晚清人物研究范围扩大的一个重要表现。
    
    学术发展的基础在于认真回顾既有的学术史，学理性的学术史回顾有利于找到学术研究发展的基点和起点，学界注重对以往的晚清人物研究进行总结。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苏双碧主编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全书分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中法战争史、中日战争史、戊戌变法史、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北洋军阀史等10个专题，各专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至当时的研究状况及所讨论的若干重要问题，每个专题里都有相关人物研究的内容，涉及晚清45位历史人物的研究动态和评价方面的分歧观点。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全书分13个专题，其中的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史、中日甲午战争史、戊戌变法史、辛亥革命史等5个专题，介绍了22位晚清人物研究动态，而洋务运动史和立宪运动史则专门介绍了关于洋务派和立宪派的评价问题，另专设“孙中山研究述评”专题。1988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林言椒、李喜所主编的《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信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学系编的《中国近代史争鸣录(历史人物篇)》。前书收录了61位晚清历史人物的研究信息，内容包括1985年前晚清人物研究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主要资料和主要论文索引；后书详细介绍了在1986年前103位晚清历史人物研究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对一些重要的晚清人物研究，都有学者进行较深入的专题性的学术史回顾。以左宗棠研究为例，1984年，杨东梁发表《左宗棠研究的回顾》，比较全面地为我们提供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有关左宗棠研究的概况，认为：左宗棠研究必须着眼于深入、提高，力求有新的开拓，力戒无意义的重复。⑧1986年，刘泱泱又发表《左宗棠研究述评》，将左宗棠研究自清末至当时分为五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研究状况予以评析，指出：尽管近百年来对左宗棠的研究陆续取得了许多好的成果，但远不能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很充分了。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左宗棠的研究，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贫乏、史料单薄的现象，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详细地占有资料，把观点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左宗棠研究向纵深发展。⑨
    及时反映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因此，学界还比较注意及时反映晚清人物研究的动态，这突出地表现在有关晚清人物研究的综述性论文较多，据不完全统计，这类论文约有50篇。总体说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综述性论文质量不高，有不少是高校研究生所写，这类论文多是对既有研究论文内容的概括和分类，缺乏相应的学术评价和学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台湾学者庄练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作为大陆学者从事晚清人物研究的参考。1998年，改革出版社出版了冯林主编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该书分四篇，其中第三篇为“著名人物”，收录晚清历史人物13人，以小论文的形式介绍改革开放以后近20年学术界对这些人物的最新评价和最新观点，并以“背景资料”的形式反映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1999年，《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马勇的《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和姜涛的《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两文，对晚清人物研究的动态都有涉及，指出了人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的趋势，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上述两文都收入了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曾业英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
    人物评价是人物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物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因此，晚清人物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对晚清人物的评价。马勇的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如对洋务派人物李鸿章、盛宣怀，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革命派宋教仁等的评价就是如此。当然，他也指出在历史人物研究繁荣中存在的问题，历史人物评价的分歧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姜涛的文章同样指出：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之音。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政治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对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张海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也认为：“在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认识的不同，尤其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史观、角度的改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了极大的差异。以往被正面称赞、肯定的历史人物……往往受到批评，以往受到批评或者基本否定的人物，受到了称赞、颂扬。以往一些研究者在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中，存在着对一些人物拔高的现象，或者评价过低，存在简单化的毛病。对以往人物研究的不足地方，予以纠正，是历史研究深化的表现。但对以往研究中过‘左’的地方，反弹过分了，出现了整个翻案的情况。”他认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集中体现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等人身上。”⑩
    那么，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或所谓新评价，能不能称为“翻案”？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刘克辉认为，“翻案”说存在强化定论思维的弊端，还会使“两分法”成为人物评价中的准则(11)。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对“翻案”说的质疑，那么，我们又如何正确对待晚清人物研究中不同的评价观点呢？笔者以为，最关键的是，这种不同评价的观点是如何出来的？这里既有研究者的动机问题，又有研究者的方法问题。如果研究者出于别出心裁、哗众取宠或其他意图的故意动机，那么，他们在方法上也必然是有问题的，他们会无视对自己不利的史料，也不去进行扎实的研究，因此，得出的观点就难免有“翻案”之嫌，对这种观点要给予无情而严厉的批评。但是，如果研究者的动机是要对历史人物求得一个更为客观和更为全面的认识，只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导致了不同观点的出现，这是学术争鸣所必需的。由此看来，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的方法论问题，成为晚清人物研究的关键。
    人物评价只是历史评价的一部分，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也必须掌握历史评价的一般原则。张艳国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的主要内容是：从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历史的发展作为一个发展前进、上升递进的过程来考察，揭示出寓于其中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的要求是，站在历史发展的上升方面，站在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12)而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最重要的还是方法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李振宏对此有深入、全面的探讨。他的探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认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历史个人的作用，一方面在客观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另一方面，在主观上则取决于他们认识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程度。他们个人的品质、才能、性格和意志的强弱等素质，对所起作用的大小也有相当的影响。第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方法。他主张：要分析历史人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伟大需要，要考察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全过程，要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要分析历史人物对整体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要分析历史局限性，正确对待个人的历史过错。第三，关于人物评价中提出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他谈到评价人物的标准，主张采用历史进步标准论；他谈到动机与效果的问题，主张主要地从效果出发，把它作为实在、可靠的根据，然后着力说明效果是由什么动机引起、动机是如何引起的；他介绍了人物评价中的阶段论、方面论和综合论，主张有些实在不好作出定评的，也就只好停留在分阶段、分方面评价的水平，不可以勉强；最后，他谈到了反面人物的评价问题，主张要特别坚持实事求是的评价原则，决不因为其过错而抹杀他们曾经做过的值得一书的好事，不埋没任何一个人的历史功绩。(13)谢俊美还就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提出了专门性的方法和建议，他认为：“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变的历史，这个变是前进的，由落后走向进步。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会这一变的时代特性。”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建议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视角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研究近代历史人物的具体方法：第一，要先看这个人物属于哪一个层面，是哪一个时期出现的人物，他所表现的是什么；第二，注重人物的政治表现，不应过分抓住历史人物的阶级出身；第三，要注意考察人物的社会性(即阶级性)，但不能一味强调阶级分析，要看到不同阶级的历史作用；第四，要注意人物的转化，这也是研究人物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第五，写近代人物要画龙点睛，懂得所写人物的时代性，要有形象思维、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第六，应注意人物的生活气息，只有这样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示人物的风貌，第七，要用纵、横比较法对近代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在历史函数的坐标上，对每个人的长短高下、功过是非有一个清晰的脉络。(1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历史评价和人物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特别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已成为学界共识。1984年，戴逸在苏州召开的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上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他认为，在这方面要吸取三个教训：“切忌简单化，一刀切”；“不能为着眼前的需要而牺牲真实性”；“需要反对‘左’的影响，肃清‘左’的影响”。(15)1985年，黎澍在给《历史人物》创刊的贺词中指出：“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向来持实用主义态度，而不取历史主义。无论官方或民间都盛行按照主观需要歪曲历史。历史人物只分好人和坏人两种。现在改了，叫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其实无非是用新造语言表达出来的旧观念罢了。”他认为：“正确的态度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重视从具体历史条件来研究历史人物的活动。”(16)1990年，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个原则的要求做了明确的阐述，指出：“实事求是是贯串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17)1994年，苑书义在《李鸿章传》的引言中提出问题说：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呢？他认为：“溢美违背历史真实，因义愤而贬损不能推进科学。那就让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一下他那奇幻般的生涯吧。”(18)2006年，夏春涛在《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也指出：“历史学是一门严谨求实的学问，倘若采用非正即邪、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模式，陶醉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一种单纯政治或道德层面上的评价，并且总是在全盘否定或肯定的怪圈里颠来倒去，那么，历史研究也就沦落为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文字游戏了。”(19)
    二
    但是，在具体运用实事求是原则的时候，不同的学者还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研究不同的历史人物时，而且表现在研究相同的历史人物中。我们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晚清人物评价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对洋务派领袖人物的评价，甚至被认为是为他们翻案。如果翻案说不能成立，是否就意味着目前对他们的评价就是实事求是的呢？早在1985年，黎澍在《洋务运动论文选》的序中就说：“至于洋务运动同外国侵略势力及外国资本的关系，人们所论已多，分歧不少。可是做过认真研究的主要是关于同外国资本的关系，关于洋务派的其他对外活动研究不多。把洋务派一概视为卖国贼当然不合事实，把他们对待列强侵略的态度同洋务运动截然分开，恐怕也难以说通。如何从中外关系的发展全面考察洋务派在各个领域中的活动，如实地剖析洋务运动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的作用，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20)这就是说，如何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谓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实事”出发去“求是”。但是，实事求是的难度在于：第一，“实事”不易把握，“实事”既有一个总和的问题，又有一个过程的问题，不同层面、方面的“实事”真相总和，不同阶段、不同节点的“实事”演变过程，都可能要耗费学者们毕生的精力；第二，即便从相同的“实事”出发，学者所求之“是”亦可能不同，之所以不同，可能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从对“实事”的把握来看，最基础的工作在于对历史人物史料特别是人物全集、专集的整理。1993年，戴逸就编辑新的《李鸿章全集》工程的意义说：“我们编纂《李鸿章全集》，主要是整理文化遗产，挖掘历史资料，不是对李鸿章的功过做结论。但是编纂他的全集，把资料出齐了，历史学家们阅读了全部资料，自然会有助于对李鸿章做出公正的评价。这项整理和编纂资料的工作非常重要，一个研究学科的突破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布。”(21)因此，整理、出版人物全集、专集的工作意义重大，事涉对历史人物的客观和准确评价。为适应这个需要，2004年，汤志钧发表《关于近代人物结集诸问题》指出：近代人物的结集和古代人物的结集有着明显的不同。政治家、思想家的文章每每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未入“文集”，有的又经过作者自己的修改、增删。尽管它距今较近，亦有不少已散佚，特别是函札、日记等，必须要广事收集，而且还要注意撰著时间。(22)近代人物的结集并不容易，晚清人物的情况亦是如此，赵德馨在20世纪50年代收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一些张之洞文献未收入王树 《张文襄公全集》，遂萌生辑佚补充之念，经二十余年，有所积累。1989年《张之洞全集》编辑组成立后，他搜集工作的足迹遍及可能藏有张之洞文献之所，又经多年的搜寻，得新文献九千余件，至2008年底才得以出版“比较完备”的《张之洞全集》。(2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掌握晚清人物的“实事”总和是有难度的。
    如何运用这些人物的全集，亦有一个方法的问题。汪荣祖结合他对郭嵩焘的研究指出：“传记写作必须把传主及其时代密切相连，才能呈现人物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时代进入历史，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格，不能光凭新时代的一切去理解，而必须进入旧时代去理解。今人进入旧时代的最大凭借就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即史料。史料浩瀚，像浓郁的森林，必须通观全貌，需要整体的了解。但又不能见林不见树，应再由整体去掌握局部。反过来，亦不能见树不见林，大可经由‘树’去认识‘林’。历史人物的研究应是由‘树’见‘林’的有效途径。”(24)这就是说，要从处理好人物史料(或全集)的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角度去展现和进入人物所处的时代，只有展现和进入了人物所处的时代，也才能不“光凭新时代的一切”去理解人物，而做到准确地评价人物。孟泽以“业余”人的身份研究郭嵩焘，有相同的感受和看法，他认为：“至今还未绝迹的某些教科书，曾经把千回百转的沧桑人事，表述得如同戏曲舞台上那些最终落实为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一样，黑白分明，不费思量，从中几乎看不到历史当事者的复杂表情及其背后的心情，只看得到高尚的道义与坚硬的意志，看不到偶然而只有必然。当一观念或者利益支配下的叙事成为唯一的叙事时，当历史仅仅是某种固定的因果关系的演绎时，真实往往被简化，而且，总是由眼前的需要支配着这种简化。”他强调研究者必须“并不置身于某一具体的政治阵营”，“未必需通过特定的历史书写确立或保卫自己的信念、身份和地位”。(25)其实，孟泽所说的“观念或者利益支配”只是汪荣祖“新时代的一切”的更为具体化，其目的都是要求人们充分利用现有的人物史料而去再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汪荣祖和孟泽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史料的整体不易把握，而要处理好史料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则更为不易，从此点出发去展现人物所处的时代则难乎其难。
    汪荣祖的意图是要由人物展现过去的“旧时代”。但是，也有学者觉得，要研究人物，必须先了解人物所处的时代，然后把人物放到时代背景下去考察。也就是说，对于“实事”的把握还需要“全局”的思维，“全局”的思维不只是指“实事”的总和，而且是指要把“实事”的总和放到时代背景中去考察。1992年，袁伟时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间，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在捍卫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或者说富与强，都取决于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应该有通观历史全局的眼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确立民主政体大声疾呼和不屈不挠地奋斗。”(26)1999年，陈绛在为美籍学者庞百腾的《沈葆桢评传》一书所写的序中即说：“作者努力搜集丰富翔实的资料，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晚清重要历史人物沈葆桢作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沈葆桢的个人经历，而是将他放在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作深入的探讨，并进而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因而其意义便不仅限于一部个人传记——固然这是一部生动凸现传主性格的人物传记佳作，知人论世，这部著作还使读者从沈葆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和所树立的业绩中，看到晚清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和局限。”(27)庞百腾自己也指出：“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期，其间经过几个不同的过渡阶段。19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而沈葆桢又是这个阶段中的重要人物。”(28)夏东元研究盛宣怀也运用这一方法，他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运用于近代中国，提出应以“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与“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来阐明110年的历史规律。以此为标准，他一方面肯定了盛宣怀“一生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办的“多数企业是成功的，起到了赢利和与洋商争利的作用”，因而肯定盛宣怀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佼佼者”；另一方面又分析了盛宣怀一生“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所导致的保守的政治主张与进步的经济实践的矛盾，它酿造了“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势凌商”的悲剧；由前期主要是“谋商情”与洋人争利，到1896年后发展为对外妥协及带有官僚资本主义的色彩，违反争取民主的历史趋势，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对象，而晚期仍以民族性较强的资本家身份终其一生，这样走完“U”字型的人生之路。(29)2008年，尚明轩发表《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认为：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的孙中山研究，虽然有过曲折，但还是逐步深入，日趋繁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近几年来开始有些萎缩和低落。展望未来，宜注意将孙中山更加紧密地放在历史时代中考察，并在新的理解中拓展视角及新的切入点，不断创出新意，攀登“孙学”新高峰。(30)
    有了人物全集，固然是掌握人物“实事”总和的基础。但是，从具体的晚清人物研究来看，如何求得对人物“实事”总和的把握，依然是第一位的难事。关于曾国藩的研究，1986年，饶怀民、王晓天在《曾国藩研究述评》中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曾国藩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进展，真正把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改塑，在具体内容上诸如曾国藩的文学理论、人才理论等过去很少涉及的领域，都有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31)。然而，2004年，熊吕茂、肖高华发表《近年来曾国藩研究综述》，认为：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他的军事、政治、洋务、理学、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他的法律、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没有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32)。2008年，朱耀斌在《曾国藩与近代军阀制度研究现状述评》中指出：曾国藩与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命题，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历史变革的重要学术枢纽，已有的研究主要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在源流上的特点、湘军幕府在组织上的特点、湘军对近代化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逻辑与历史的勾勒。相对于曾国藩建军、治军与战略战术这几个传统的研究板块来说，该主题的研究是曾国藩军事思想研究新的“增长点”，成为解读近代中国军事制度变革的历程与基本规律的重要历史命题。(33)由此看来，如何求得关于曾国藩的“实事”总和与过程，仍然还有许多重要的领域值得人们去探讨，任何人也无法一蹴而就，完成对人物“实事”总和的掌握和了解。在未完成人物“实事”总和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评价，就难免人言言殊。
    再如关于李鸿章的“实事”，学术界的研究情况又如何呢？2002年，郑刚发表《近十年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研究综述》认为：晚清的洋务运动，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李鸿章，又影响了这一运动的进程和结局。近十年来，史学界主要从李鸿章与近代政治外交、近代海防、近代企业、近代教育四个方面对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探讨，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李鸿章领导洋务运动的是非功过与经验教训。(34)2007年，章育良、曹正文《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分别介绍了大陆学者、港台学者和海外学者研究李鸿章的成就，得出结论说：近百年来有关研究李鸿章的著作无论是大陆、港台还是海外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既有综合性的人物评传著作，又有就李鸿章某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历史上的李鸿章和学者眼中的李鸿章，客观上为人们认识李鸿章提供了多重视角，并将李鸿章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拓展和深化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35)尽管如此，对李鸿章的“实事”研究并不是就完成了，就笔者所知，还有很多方面的研究尚未开展，如在政治上，李鸿章如何处理与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李鸿章外交思想和策略的具体演变过程；在经济上，李鸿章对近代税收制度和贸易制度的影响，他对近代化大交通建设的贡献，他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建构的作用；在军事上，李鸿章处理和、战关系的客观条件和主观世界，每次重大的对内对外战事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演变与联系；在社会文化方面，李鸿章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李鸿章与近代慈善事业，所有这些方面的史实都有待于探讨。即便是长期以来已形成的定论，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关于李鸿章与《中法和约》，雷颐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和分析，认为：在最后的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被摒除在外，不得置喙，仅起画押作用，不应为此负责(36)。人们总是以为李鸿章在甲午黄海海战中执行“避战保船”的方针，并以此作为其投降卖国定评的依据之一，而许华则通过对最能反映当时战况的电报史料和相关档案进行分析，认为李鸿章和清政府当时都没有下达过“避战保船”的指示，所谓“避战保船”实际是清政府期望其戴罪立功的丁汝昌自己执行的主张(37)。至于其签订《马关条约》的问题，张凤翔通过仔细研读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求和的有关史料，认为应当重新评价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中所起的作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责任主要应当由腐朽的清政府承担(作为成员之一，当然有李鸿章一份)；正是由于李鸿章在谈判中坚持不懈地努力，使清政府赔款减少1/3，奉天割地减少了近1/2；从总的方面看，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表现不但不应当受到谴责，反而应当给以适当的肯定(38)。如果以上诸说能够成立，可洗去加在李鸿章身上的一些冤案。李鸿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由于关于他的“实事”太难以从总和上去把握，刘光永给他定性为“多面人”。刘光永指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奇特的人物之一，是一个由多重矛盾侧面组合而成的‘多面人’——他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却又是‘小民生计’的热心关注者；他是清廷妥协主义外交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却又不乏拳拳爱国之心；他是清王朝的得力卫道士，却又是苦心孤诣的社会改革家；他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产儿，却又是‘西学’的积极倡导者；他浑身打满了旧时代的烙印，却又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起了创始人与奠基者的作用。”(39)
    对于许多其他晚清人物的研究，“实事”总和的探讨都没有完成，因此，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其难度确实在于对“实事”的厘清。对梁启超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情况。1996年，张衍前、于志国发表了《近年来梁启超研究综述》，认为：由于梁启超是一位思想庞杂、“流质多变”的历史人物，加上目前关于他的原始性研究资料还不完备齐全，因此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如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人生观、近代国家学说等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关于他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党政治和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等，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40)。又如对黄遵宪的研究，2004年，孙颖发表《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分三个阶段对百余年来的黄遵宪研究做了回顾，认为学者们对黄遵宪的政治、外交、文学、民俗、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还了黄遵宪的本来历史面目。但同时还存在一些尚待发展充实的环节，首先是资料的搜集、整理仍有待完善。已涉及到的一些领域，如关于黄遵宪晚年思想发展的问题因存在较大观点分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41)。再如对章太炎的研究，1991年，欧阳哲生发表《章太炎研究述评》，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章太炎研究无论是在资料整理，还是在专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章太炎研究已达到饱和程度，恰恰相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现有研究成果所暴露的问题和新发现的研究课题仍有待人们去加以解决。现有研究成果多数集中在对章太炎思想，特别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横向评述，缺少分阶段的深入解剖；对于章太炎的文化思想，尤其是经学思想、古文字研究、学术思想、佛学思想等尚欠深入的专门性探讨。章太炎一生不仅以文化学术闻名于世，且以政治活动繁多、社会关系复杂而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对于章太炎与各种社会政治集团的瓜葛，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袁世凯政权、西南军阀、北洋军阀、蒋介石政权，还有章太炎与所处时代历次重大社会运动的关系，仍急需人们做更为细致的研究，而章太炎与同时代许多文化人物的历史关系及其比较研究，如康有为、蔡元培、鲁迅、钱玄同、胡适等，还有待具体、全面的探讨。(42)
    对于晚清思想家的研究，对其“实事”的准确把握就更为艰难。美国学者格里德阐述自己研究胡适的方法说：“论述思想观念的传记作者不仅要把传记主人公说了什么讲述出来，而且也要把为什么如此讲述出来；不仅要把他的言论与思想联系起来，也要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思想与行动联系起来；不仅要详尽地审查和评价传记中清晰可见的事实，而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那些不可见的、通常甚至感觉不到的内心动机线索，也应该受审查和评价。要进行这样一次再现工作，作者甚至要透析到传记主人公的心灵深处，而这种神交，如果没有作者从情感上深入到传记主人公的生活之中，也是办不到的。”(43)易惠莉在撰写《郑观应评传》时就试图运用这样的方法，她说：“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郑观应并不是无瑕可击的，他有很多的弱点。但无论如何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位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对于他的思想和活动，是决不能以简单的是与非、对与否来评判。因此，本书最终不是给郑观应的思想和活动外加一个结论，而只是力图通过寻踪他的生平，即他的活动、他的思想发展、他身边的人和事等等，来帮助我们认识他生活过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段历史，从而获得对他心路发展和思想特色的具体认识。”(44)这就是说，对思想家的研究，要获得对其“心路发展”的“实事”是非常艰难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45)“当说到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不管这是否已经被意识到，或像事实上往往发生的，是没有被意识到，——说到研究那些归根到底构成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力量的时候，应当注意到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最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大量人们、推动整个民族、而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推动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46)因此，对思想家的研究，不只是要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而且还要考察他们的思想是否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晚清思想家的研究就更为复杂一些。1983年，刘伟发表《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概述》，构建了谭嗣同研究30年的历史轮廓，从谭嗣同哲学的思想渊源和发展阶段、派别属性、阶级性和历史定位等三个方面介绍了学术界的成果(47)。1995年，郑焱发表《谭嗣同研究述评》，从谭嗣同生平事迹考证、政治属性、哲学思想，佛学意识、经济思想和教育、伦理与文学思想等方面介绍了学术界的主要观点。认为：数十年来谭嗣同研究称得上成绩斐然，但这并不意味着谭嗣同研究已达到了顶点。实际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显现出许多新的问题有待于人们去探讨。以前人们主要集中于研究谭嗣同的思想和活动，尤其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维新时期的活动，而对谭嗣同和同时代人的关系，如与康有为、梁启超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异同点等等，都很少有人论及。此外，人们似乎还应将研究的时段放长些，向前探溯洋务运动对谭嗣同思想所起的作用，向后可以探讨谭嗣同对辛亥革命和辛亥人物的影响。文章指出，学术界对谭嗣同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定的文化氛围的分析也不够深入。他因此认为，对谭嗣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48)2000年，李喜所发表《百年谭嗣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回顾了1898年以后中国大陆谭嗣同研究的历程，从哲学体系、佛学思想、阶级属性、《仁学》及其哲学定位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学术界的主要观点，认为近20年的谭嗣同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并从开拓新领域、寻求新视角两个方面探讨谭嗣同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关于开拓新领域，他提出要关注对谭嗣同的社会关系进行考察，加强对其家庭、交友、读书生活的研究，注意对谭嗣同的性格和人格进行分析。关于寻求新视角，他希望学术界正确地理解改良与改革的关系，充分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超前性角度去深化《仁学》的研究。他指出：由于关注谭嗣同的价值，学术界还可能出现谭嗣同研究的高潮(49)，可以说，学界长期以来所致力于探讨的谭嗣同思想的政治属性、阶级属性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物研究所要求的，但这些仍然是历久弥新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要求，一个人的品格能否代表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或一个民族，有时会采用典型人物研究的方法，这在晚清人物研究中也是常见的。李侃在《论魏源》中就说：“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斗争，把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家推上历史舞台，魏源就是这批思想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科学分析和评价魏源，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一个必要的课题。”(50)当然，这种典型人物研究的方法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晚清人物研究，如汪敬虞在1983年的《唐廷枢研究》中指出：“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洋行买办。这个人的一生，对十九世纪中国买办阶级的发生、洋行的早期活动、买办资本的积累以及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说来，这是一个值得剖析的人物。”(51)
    当然，也有学者似乎有掌握历史人物“实事”总和、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信心。190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他的《中国的觉醒》一书中特别提到标志中国觉醒的“三件事两个人”。三件事是指新军训练、留学生派遣和女子学校；两个人一是端方，二是袁世凯。张海林通过进一步研读史料发现，与清末大多数日趋昏庸愚蠢的满洲贵族不一样，端方较早摆脱了本属群体所固有的夜郎自大、唯我是尊的病态精神传统。端方不仅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与军事不如他国，而且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政治制度落后于他国。但是，端方同时又是一个带有中庸精神的稳健主义者。他既反对“拘泥旧章以塞观听”，也不欣赏“泛引远举好为高论”。他主张，“论制度则不分古今，不分中西，归于求是焉而已。论学术则不问新旧，不问异同，归于务实焉而已”。在务实原则下，端方在他所任职的省份，大力推进具有渐进主义特征的改革，使这些省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张海林反问道：对这样一位历史功勋至伟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原他的历史真实面目呢？(52)其大作《端方与清末新政》就是他努力实现这一意图的结晶。
    三
    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实事”总和，人们也会对历史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如关于左宗棠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以前，学者们从总体上过多地看到了他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对他的评价就趋于否定；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更多地看到了他在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方面的作用，特别是看到了他在收复新疆方面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意义，对左宗棠的评价就趋于肯定了。1986年，汪长柱、周秋光、欧阳哲生发表了《左宗棠研究窥探》，探讨了左宗棠研究的方法，从农民起义、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等三个方面介绍了史学界对左宗棠评价的主要观点，最后对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流和趋向的性质进行了分析(53)。这是由于强调了“实事”总和中的不同方面造成的不同评价。2008年，马洪林发表《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认为：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历史人物；把康有为定性为“改良主义者”并长期进行批判，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最大的理论误区；重前期轻后期，重国内轻海外，判定康有为前期进步后期反动，是“由好变坏”的典型，更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方法论的极大错位。指出还康有为“一个先进中国人”的历史本来面目，是我国史学界长期的学术使命。(54)这是由于强调了“实事”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造成的不同评价。
    这种对晚清人物不同方面或不同阶段的强调而形成的不同评价，其根本性的原因还在于现实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史观的变化。从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说，1983年，林飞鸾发表《建国以来康有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因极“左”思潮的影响，曾把改良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上等号，一提到康有为，便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他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则缄口不谈或轻描淡写，对他的评价总是就低不就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界批判极“左”思潮，使康有为的研究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其维新思想的形成、他在变法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其变法后的评价、他的《大同书》和他的哲学思想等问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一些成果。(55)现实的政治形势给人物评价并非全都带来积极的影响，现实的政治常使一些人联想到历史中的人和事，基于对现实政治形势的某种偏差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对历史中的人和事的所谓新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将这种情况发挥到极致，就成了影射史学，这就需要进行批判了。朱东安指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整个近代史上，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一直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则不时出现在人们面前，尤其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更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议题。这样，曾国藩就不能不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而对他的评价也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56)2000年左右，随着揭批“法**”的深入和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的播出，太平天国宗教忽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一说被炒得沸沸扬扬。在此形势之下，洪秀全被某些学者认为是“邪教主”和暴君。如果不是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论者对邪教问题以及“邪教”概念多重内涵的历史演变有深入的研究，在对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特点和对太平天国丰富的史料有全面的把握和研究的基础上，上述观点的提出，是令人敬佩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考验的，就难免有附会政治之嫌。(57)
    从时代的变迁来说，2004年，《文史哲》组织“重新解读梁启超”笔谈，侯杰、林绪武发表《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指出：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由“革命”转变为“改革”、“稳定”，梁启超“变法改良”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活动不仅重新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得到再认识和再评价，有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涉猎广泛，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并且注重采用新方法，选择新角度，通过新的切入点对旧有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58)。时代的变迁有时会导致学者们史观的变化，史观的变化会对历史人物形成新的评价。2004年，侯杰、林绪武还发表了《省思与超越——近十年来梁启超研究之探讨》，认为：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梁启超研究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重点和热点。近十年来，梁启超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主要是由于史观发生了转换，从而带来梁启超研究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也与新方法、新视角的采用，新理论和范畴的借鉴，新领域的开辟，新史料的挖掘，诸多学科的整合等分不开。该文指出：当代中国学术在西方“年鉴学派”史观的影响下，走向了社会真实的“细化”，在“后现代、后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走向强调“差异”和“颠覆”，但我们在把知识细化，学问做小、做精的同时，是否应该注意到加强对梁启超这位历史人物整体性研究的必要性？我们怀疑一个被研究者割裂开的梁启超“组合”之后，能否还原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59)2005年，黄克武发表《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认为：近几年海内外的梁启超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新动向：注重整体考察梁启超的生平思想及其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角色，注意到日本学术传统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关注梁启超与中国其他知识分子的交往关系。黄克武还对以后的梁启超研究提出建议，希望以“多元现代性”的视野研究梁启超，在解读梁启超作品时，要考虑到作品的外在语境。(60)
    由于对“实事”过程中的不同节点的认识不同，也会造成对人物评价的不同，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1978年，郭毅生发表《如何评价杨秀清——关于太平天国“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认为：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是多“主”多“万岁”的，杨秀清称万岁是经过洪秀全加封，合乎太平天国体制的。杨秀清并非篡位，洪秀全的天王地位也没有改变(61)。当然，郭毅生的看法并未成为学界共识。笔者以为，如果这些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对杨秀清就应该有新的评价。孔祥吉认为：“关键时刻是最能考验人的，而百日维新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转折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此期间，中国各种政治派别，营垒分明，论争激烈。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围绕要不要改变祖宗成法，要不要重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要不要改革旧的政治体制等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辩驳，维新同守旧的斗争，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一尖锐斗争迫使每一个在京的官吏，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明确地表态，作出自己的抉择。因此，搞清楚杨锐在这一时期内的政治表现，就成了正确估价他的历史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62)有些历史人物的人生转折点往往成为历史研究的聚焦点，如刘师培的叛变，就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000年，李洪岩发表《刘师培何以要背叛革命》一文，认为，刘师培之背叛，发端于他对孙中山的不满，而他不甘人后的品性，使他与章太炎也是貌合神离。他攻击孙中山，大批民族主义，开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大讲无政府主义，在组织上思想上都预设了背叛革命的可能。其妻何震为物欲所使，被端方收买。“内惧艳妻”的刘师培因此而被拉下了水，1907年底，刘师培向端方写自首信，成为两江师范学堂的历史教员，而其实际上的身份则是端方的幕僚。(63)
    这种节点，有时表现为晚节。对晚节不保的人，人们往往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姜义华指出：“中国人向来注重晚节，不管一个人早期如何为非作歹，不仁不义，只要晚年改邪归正，乐善好施，即可视为浪子回头，千错万错都能得到谅解；相反，不管早年怎样进步，如果晚年有不义行径，则难逃被贬斥的下场。”(64)以往学术界对袁世凯的评价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史家就不应该以晚节而否定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张华腾长期致力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研究，他认为，对北洋集团的历史作用应给予全面的评价，北洋集团对中国社会既有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又有消极的阻碍作用。他指出：北洋集团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其兴起之初，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障碍。我们不能因为北洋集团后来的变化而否定其曾经作出的贡献，也不能因为其前期有所贡献而淡化其后期的罪恶。这就彻底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的做法是不能与翻案说联系在一起的，其新作《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展开研究的。(65)
    这些节点的存在，往往会形成对一些人物评价的思维定式，这就是所谓的“反面人物”或“典型人物”的观点。所谓的“翻案”说与这种思维定式有关，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2005年，苏全有、殷国辉发表《近年来关于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综述》，通过对近十年来关于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近乎全景式的扫描，认为：近十年来关于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成绩背后的不足，如理论介入不够，层次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尚待深入，研究不均衡，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等等，这一切都有待于以后的继续完善与提高(66)。2009年，黎俊祥发表《20世纪90年代以来慈禧研究综述》，认为慈禧是晚清历史的重要人物，学界对慈禧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对慈禧的研究未能充分展开，对慈禧的认识也较单一，无外乎以祸国殃民等词以概之。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慈禧研究逐渐摆脱了脸谱化、道德化的评价而逐渐得以拓展、深化。(67)余明侠在评价徐彻的《慈禧大传》时说：“为历史人物写传，一不能脱离传主所处的时代环境，处处苛求于前人；二不能缺乏全局观念，片面地解释历史；三不能求全责备，要求前人事事俱佳，毫无瑕疵。为此，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认真细致地从客观存在的大量确凿可靠的史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68)笔者以为，学界对袁世凯和慈禧的研究，是不能笼统地归入“翻案”说的。近年关于光绪帝死因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崔志海鉴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长期积怨，慈禧的毒辣和她在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过程中确立的绝对威权，认为慈禧无疑是最有可能下令毒死光绪的幕后元凶，其他与光绪有隙的后党官宦在慈禧太后的绝对淫威之下，似尚无擅自毒死光绪皇帝的胆量(69)。而王道成则断言，综观慈禧与光绪的恩怨情仇，光绪之死于砒霜中毒，是慈禧和光绪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杀害光绪的不是别人，正是慈禧。(70)在此情况下，此前一些学者在某些问题上肯定慈禧的观点是否就没有意义呢？笔者以为，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深入。专制体制之下的宫廷杀戮古已有之，这不应当成为影响评价慈禧的主导因素。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目前我们毕竟还没有掌握慈禧下令毒死光绪的最直接的原始的证据。我们不能排除历史的逻辑距离历史的真相甚远的可能性。
    有时，我们还会发现：在人物评价中，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可能会影响到对另一个人物的评价，因此，有学者主张要将特定的历史人物放到历史人物关系的视角中去考察，才能求得对历史主角人物之外的配角的客观认识。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李侃指出：“以往在论到康、梁的时候，通常是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失败之后，又被称为保皇派或立宪派。这种政治上的‘定性’，固然也有根据和道理，不过似乎过于简单，也有些笼统。一则对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对他们的思想，是很难以什么‘派’定性和定论的；再则，康、梁二人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也并非始终如一，固定不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别和分析。”(71)对黄兴的评价就受到对孙中山评价的影响。1985年，萧致治发表《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研究综述》，从孙、黄结识的介绍人，辛亥革命前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等三个方面介绍了有关辛亥革命史论著中对孙、黄关系研究的观点，指出，学术界的主要分歧在于对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造成分歧的原因在于研究中资料占有的片面性和对资料的误读，还在于学者们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72)。1988年，饶怀民发表了《黄兴研究述评》，分三个阶段介绍了自黄兴逝世至当时的黄兴研究历程，然后重点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在黄兴的武装斗争思想、政治思想及武昌首义后功过等方面的主要观点，指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开始打破过去那种以孙中山的兴中会系统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已经或正在克服“扬孙抑黄”的倾向，同时也注意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对武昌起义后的黄兴开始重新估价，力求对黄兴一生的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肯定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也指出其存在的弱点，既不溢美，也不苛责(73)。2003年，萧致治发表《五十年来黄兴研究述评》，认为，纵观50年来的黄兴研究，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前黄兴的表现，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在组织革命政党、领导武装起义、开展革命宣传以及筹集革命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推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者的分歧集中在民国初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人们对黄兴的言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而在评价上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的说黄兴“日益右倾”，有的说在他身上妥协性“已占了主导地位”，随着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影响所及，在人们眼里，黄兴就成为当时右倾路线或称妥协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提出这些观点，有理论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还有历史因素。这是涉及对黄兴一生评价的一个根本问题。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提高理论认识，其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按当时的本来面目全面进行评论。(74)这里的问题是，对黄兴的评价往往受到以孙中山为正统的观念的影响。2004年，龙海燕、彭平一发表《近二十年来黄兴思想研究综述》，指出：近20年对黄兴思想的研究还涉及到黄兴的社会主义思想、民族联合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但是，相对其革命活动的研究来说，对他这些思想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即使最近十多年，对他思想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了，但研究的深度还有待加强。特别是他思想中体现出来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应该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另外，黄兴思想的形成渊源、时代和历史背景以及黄兴思想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家思想的比较，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75)对宋教仁的研究也是如此。1991年，郭汉民发表《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研究述评》，简要回顾了有关宋教仁研究的历史，从宋教仁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和特色、宋教仁在清末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关于中部同盟会问题)、宋教仁在民初的议会政治活动等方面，介绍了学术界各种不同的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教仁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加在他头上的一些不实之词已经被推倒，但与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实际地位相比，目前的研究仍是很不适应的。宋教仁的思想实践和人际关系，都还有待于具体探讨(76)。对于沈葆桢的研究，也有人提出类似的建议，张立程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破了束缚思想的桎梏，也激发了史学界研究近代人物的热情，对沈葆桢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2005年，有关沈葆桢的研究论文共五十余篇，专著五部。这当中有研究沈葆桢的个人家世，有研究沈葆桢的政绩，也有研究沈葆桢的思想。从研究角度来说可谓多方面、立体化，从研究方法来说既有考证、又有分析，新意迭出、蔚为壮观。”他也指出：“对于沈葆桢这样的人物，我们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整理爬梳资料，有必要以学科交叉的方法去做多种尝试。孤立地研究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思想在现有的学术发展阶段已经难以占据主流，更多地把历史人物置于社会背景、集团背景之下，探讨在群体内历史人物的作用及影响，这样才能够促使历史人物研究立体化、真实化，也才能真正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77)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对晚清幕府或派系集团的研究受到重视，成为一个学术的热点。1985年李鼎芳编有《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1994年朱东安出版《曾国藩幕府研究》，1995年黄山书社出版了“淮系集团与近代中国丛书”，1997年史林编著《曾国藩和他的幕僚》，2000年成晓军出版《曾国藩的幕僚们》，2001年欧阳跃峰出版《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此书为岳麓书社“近代名人幕府丛书”之一种)、李英铨出版《夹袋中人——政治漩涡中的民国幕僚》，2002年李志茗出版了《晚清四大幕府》，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晚清四大幕府丛书”，还有前文提到的2009年张华腾出版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等等。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抓住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就能给予一些人物较高的历史评价，对于那些一生短暂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1990年，张徐发表了《秋瑾研究述评》，从秋瑾生平、秋瑾思想、秋瑾诗词、秋瑾散文与弹词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分歧观点(78)。1992年，曹振华发表《八十年来秋瑾研究综述》，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秋瑾研究进入了旺盛期，20世纪80年代初并曾出现过“秋瑾热”。随着研究的深入，至90年代初，学界在秋瑾生平研究、思想和创作研究以及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收获(79)。2005年，吴宇发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陈天华研究综述》，试图反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陈天华思想(包括反帝爱国思想、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和蹈海自尽原因的研究状况，但论文所反映的多是自己的看法，与论文的目的相去较远(80)。实际上，对光绪帝的评价也有类似的情况，他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他对维新运动的态度，但在这些问题上，学术界争议较大。1995年，詹海发表《光绪研究综述》，认为：对光绪评价的核心问题是其阶级属性问题。持维新派说者认为，光绪是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变法新政的实际推行者。持洋务派皇帝说者认为，光绪在变法中推行的是洋务派路线，光绪不可能超越他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只能是一个洋务派皇帝。持开明皇帝说者认为，光绪与维新派有严重分歧，变法中又没有局限在洋务派“师夷长技”和练兵的旧框框内。光绪没有完成自身的转变，他只能是一个开明皇帝。三方围绕各自的观点，围绕着光绪帝变法的动机、目的和在变法中实行的及将要实行的措施展开争论。詹海指出：要使讨论和研究继续深入，必须研究光绪帝采纳、部分采纳或没有采纳维新派提出的每个主张的全过程，区别哪些措施是光绪帝采纳了维新派的主张，哪些是光绪帝主观上根本就不同意推行的措施，哪些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允许他推行的，找出规定光绪帝阶级属性的主要矛盾方面，从而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81)
    总的说来，对人物的评价与史学研究的范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82)1979年，黄逸峰、姜铎在《历史研究》发表《重评洋务运动》一文，虽然在总体上也确认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反动的运动，但是，已经看到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这是中国近代史必然向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并强调这是在评价洋务运动时不能一笔抹杀的一面。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对洋务派的评价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还被定性为“臭名昭彰的大刽子手大汉奸大卖国贼”，认为“李鸿章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侵略者的大买办”。(83)1980年，李时岳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并指出：“回顾近百年来的艰难历程，几代人在条件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中国的进步所做的努力，是应当以历史的态度认真总结的。”(84)但是，李时岳的观点一开始就遭到反对，1981年，胡绳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以前，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如何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近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以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他指出：“至于奕、文祥、曾、左、李以及张之洞等，是以兴办‘洋务’来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这种失败和上述善良的人的梦的幻灭，性质完全不同。”(85)但是，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视角来反思中国近代史、重新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欢迎，1993年，罗荣渠出版《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97年，又出版《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近代史学界引起反响。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步由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转换，胡绳也在改变自己的观点，对现代化范式表示接受，1995年，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表示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86)1998年，他又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87)在此范式之下，学界对一些晚清人物给予了新的评价，前述对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人物所做的新评价就是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发生的。
    桑兵通过考察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指出：“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88)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学者们都努力遵循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对晚清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都不可能有趋于一致的所谓“定论”：这大概正是历史人物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百家争鸣”的必要性所在吧。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晚清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对人物集团的研究受到重视，晚清人物研究的范围呈现从政治家、思想家向其他类型人物如慈善等转移的趋势。但是，在晚清人物研究中，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在当今学风浮躁的学术生态环境中，在晚清人物史料浩如烟海的学术条件下，如何扎实求得有关晚清历史人物的“实事”总和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显然，个体的单干式的研究，已不能适应史学研究的趋势。笔者的设想是：将人物研究和评价的理论探讨与具体的人物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晚清人物研究在相关学术团体的组织下，制定长远的研究计划，不追求快出成果，只追求出好成果，展开群体攻关式的研究。如此假以时日，晚清人物的研究必将出现新的局面、新的势头。
    注释：
    ①黎澍：《祝〈历史人物〉创刊》，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②夏东元：《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479页。
    ③汪志国：《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第79页。
    ④夏东元：《我的史学观——我与盛宣怀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第20页。
    ⑤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3页。
    ⑥郑大华：《不应被忽略的思想家——包世臣思想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408页。
    ⑦池子华：《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⑧杨东梁：《左宗棠研究的回顾》，《湖南师院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76～79页。
    ⑨刘泱泱：《左宗棠研究述评》，《求索》1986年第2期，第85～88、101页。
    ⑩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11)刘克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翻案”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5页。
    (12)张艳国：《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248页。
    (13)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57页。
    (14)谢俊美：《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之我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5)戴逸：《履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536页。
    (16)(20)徐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6、223页。
    (17)经盛鸿：《詹天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5页。
    (18)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19)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页。
    (21)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第1页。
    (22)汤志钧：《关于近代人物结集诸问题》，《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第173～175页。
    (23)赵德馨：《张之洞全集》第1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
    (24)[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版，“弁言”第1页。
    (25)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页。
    (26)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103页。
    (27)(28)[美]庞百腾：《沈葆桢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陈序”第2页、中文版“自序”第2页。
    (29)闾小波：《夏东元及其盛宣怀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第266页。
    (30)尚明轩：《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6～22页。
    (31)饶怀民、王晓天：《曾国藩研究述评》，《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3～10页。
    (32)熊吕茂、肖高华：《近年来曾国藩研究综述》，《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8～61页。
    (33)朱耀斌：《曾国藩与近代军阀制度研究现状述评》，《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10～112页。
    (34)郑刚：《近十年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第39～43页。
    (35)章育良、曹正文：《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83～187页。
    (36)雷颐：《李鸿章与〈中法和约〉》，《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第44～49页。
    (37)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第32～35页。
    (38)张凤翔：《李鸿章与中日〈马关条约〉》，《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80页。
    (39)刘光永：《李鸿章：近代史上的“多面人”》，《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第28～31页。
    (40)张衍前、于志国：《近年来梁启超研究综述》，《文史哲》1996年第2期，第94～99页。
    (41)孙颖：《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2期，第6～11页。
    (42)欧阳哲生：《章太炎研究述评》，《求索》1991年第4期，第114～118页。
    (43)[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1页。
    (44)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45)(46)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第102、103页。
    (47)刘伟：《建国以来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概述》，《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第53～57页。
    (48)郑焱：《谭嗣同研究述评》，《求索》1995年第4期，第113～116页。
    (49)李喜所：《百年谭嗣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77～82页。
    (50)李侃：《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页。
    (51)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52)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2页、“自序”第2页。
    (53)汪长柱、周秋光、欧阳哲生：《左宗棠研究窥探》，《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35～43页。
    (54)马洪林：《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究》2008年第12期，第105～114页。
    (55)林飞鸾：《建国以来康有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第84～94页。
    (56)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2页。
    (57)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439、446页。
    (58)侯杰、林绪武：《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文史哲》2004年第4期，第22～24页。
    (59)侯杰、林绪武：《省思与超越——近十年来梁启超研究之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2～118、125页。
    (60)黄克武：《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31～34页。
    (61)郭毅生：《如何评价杨秀清——关于太平天国“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山海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434页。
    (62)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12页。
    (63)李洪岩：《刘师培何以要背叛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432页。
    (64)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中华书局2009年版，“序一”第2页。
    (65)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页。
    (66)苏全有、殷国辉：《近年来关于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综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59～62页。
    (67)黎俊祥：《20世纪90年代以来慈禧研究综述》，《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01～105页。
    (68)余明侠：《一部真实反映晚清政局的最新佳作——读徐彻〈慈禧大传〉》，《清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93～95页。
    (69)崔志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8～135页。
    (70)王道成：《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兼论光绪之死》，《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37～143页。
    (71)李侃：《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8页。
    (72)萧致治：《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研究综述》，《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67～73页。
    (73)饶怀民：《黄兴研究述评》，《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6期，第104～109、47页。
    (74)萧致治：《五十年来黄兴研究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5～159页。
    (75)龙海燕、彭平一：《近二十年来黄兴思想研究综述》，《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第106～109、113页。
    (76)郭汉民：《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研究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113～117页。
    (77)张立程：《百年来的沈葆桢研究》，《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第49～51页。
    (78)张徐：《秋瑾研究述评》，《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39～43页。
    (79)曹振华：《八十年来秋瑾研究综评》，《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第75～79页。
    (80)吴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陈天华研究综述》，《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46～49页。
    (81)詹海：《光绪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86～88页。
    (82)步平：《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4页。
    (83)黄逸峰、姜铎：《重评洋务运动》，汪朝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180页。
    (84)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汪朝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卷》，第203～214页。
    (85)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汪朝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卷》，第6～7页。
    (86)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87)“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88)桑兵：《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