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清代学术派别的研究 

有清一代，学术发展至为兴盛，大师迭出，若山峰耸峙，学术源远流长，学者间相互砥砺、相互切磋，构成了许多的学派，著名者有乾嘉吴派、乾嘉皖派、浙东学派、扬州学派、常州今文经学派。学派的研究从来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内容，而不同学派的形成，往往也隐藏着思想与学术的脉络。近年来，关于清代学派的研究也颇有新进展，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乾嘉学派的分派研究。乾嘉时期的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表露出将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的倾向。章太炎则在《訄书·清儒》中首次明确将乾嘉学派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其后，学者们大多沿袭了这一说法，并以之为不刊之论。 

陈祖武先生在研读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关于戴震的论述时受到启发，对吴派和皖派的划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吴派、皖派来中分乾嘉学术不够合理，这是因为：第一，就治学领域而言，吴、皖派不能包括一时众望所归的顾栋高、陈祖范等人，而被章太炎划入吴派的汪中却与惠栋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就学者的地理分布而言，吴、皖派不足以概括其他如常州今文经学派、桐城学派以及北方学者的考据学成就；第三，吴、皖两派的划分缺乏对乾嘉学派的动态考察。陈先生认为，与其说乾嘉学派是一个地域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时间概念，从惠栋到戴震体现了乾嘉经学的发展脉络。[1][49]换言之，惠栋与戴震不是一个共时性关系，而是历时性关系。对于陈先生的这一意见王俊义教授持不同见解。王俊义认为，肯定以地域为考察点的吴派、皖派之说并没有否定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历史的发展轨迹。实质上，以吴派和皖派来作为乾嘉学派的内部流派划分，也仅仅只是一个代称和概称，人们划分学派的标准主要在于学者之间是否有师承关系及治学宗旨是否一致。[1][50]台北淡江大学周彦文教授指出，学派的划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很难说孰是孰非。 

第二，关于浙东学派的研究。浙东学派在清代学术研究中素来受到关注。清中叶以来，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何炳松等学者先后对浙东学派了发表自己的见解。近年来，在乡土关怀的推动下，浙江籍的学者更是围绕浙东学派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来，在浙东学派的研究上，尚缺乏突破性进展。2003年12月，湖北大学周积明教授与青年教师、博士生雷平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1][51]一文，该文指出，“历史”实际上是被构建起来的，每一位历史学研究者都是历史的诠释者，在解读史料时都会加上自己的理解。不同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会使研究者对同一件历史现象作出不同的“识读”。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最初使用“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 概念的是黄宗羲和徐乾学，但在他们那儿，“浙东学术”和“浙东学派”仅仅只是指“王学”。到了章学诚处，清代“浙东学派”便呈现出一种谱系的构建，即“梨洲黄氏，出自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被尚存其意”。这一谱系的起点是黄宗羲，经万斯同、万斯大，殿军是全祖望。在如上文字中，章学诚虽然没有提到邵晋涵，但在邵氏卒后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章学诚称：“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1][52]可见，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派”谱系中，邵晋涵也是据有一席之地的，其位置应在全祖望之后。接着章学诚往下讲“浙东学派”的章太炎，其所构造的“浙东学派”的谱系增加了三位新面孔，即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到了梁启超的文章中，这一谱系又发生变化，黄氏父子被去掉，章学诚成为殿军。 

于是，在我们的视野中，“浙东学派”的谱系呈现三种序列： 

其一：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主张） 

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黄以周、黄式三（章太炎主张） 

其三：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梁启超之主张，为目前学界主流观点） 

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所构建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均以黄宗羲为开端，其殿军却各各不同，这一情势恰好显示出历史的建构性特征。无论在章学诚那里还是在章太炎和梁启超那里，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人物和殿军，都实际上只是他们各自心目中“浙东学派”的起点和终点。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清代“浙东学派”的谱系的构建上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会有不同的思路，其间隐蔽着什么样的历史内容。 

对于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潜在意图，余英时有一个解释，他说，章学诚其实把戴震视为劲敌，但由于戴震的经学训诂切合当时的世风，更为一般学者所认可，故章学诚不得不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否则他将无法和继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震相匹敌。[1][53]笔者认为，章学诚与戴震之争固然可能是章学诚构筑“浙东学派”的潜在动机，但联系章学诚的思想背景与时代背景，或可发现另一种解释。乾嘉时期，史学严重衰蔽，章学诚是一位力主学术经世的学者，而他最为主张的就是以史经世。“六经皆史”之说，虽然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经过他的张大从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却也是不争之论。为了突出史学的地位并寻求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与当时盛极一时的经学分庭对抗，同时也基于复兴区域学术传统的乡土情感，章学诚着意构筑了“浙东学派”的谱系，并特别突出其“重史”的特点：“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考诸史实，章学诚所称道的浙东学者并非专攻史学，而是经史文合一，黄宗羲、全祖望都是如此。同样，被章学诚称为“浙西学术”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其经学固然为不错，而其史学也实在是蔚为大观。[1][54]有学者比较浙东、浙西史学研究的特点，认为：黄宗羲（包括全祖望）重学术史，顾炎武重经济史；黄宗羲重记述史学，顾炎武重考证史学；黄宗羲重近史，顾炎武重古史。[1][55]无论是学术史、经济史、记述史学、考证史学还是近史、古史，都无疑包含于史学内，只不过领域不同罢了。章学诚将黄宗羲与顾炎武、浙东与浙西划开，并着意淡化浙东一系经学色彩，突出“必究于史”的特点，这样一种构筑学术谱系的努力，正如海登·怀特在《后设历史学》中所指出的：运用史料的语言学立场可以发现事实，但在此之外构建一个历史陈述的任何步骤都是由美学的和伦理的考虑，而非科学的考虑所决定的。 

与章学诚一样，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术的谱系时也有自己的理论预设。和章学诚比较，章太炎在《清儒》中所说的“浙东学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章太炎不太重视黄宗羲的地位，故对黄宗羲一笔带过；第二，章太炎认为浙东学术有三个特点：其一，重史，在这一点上与章学诚相一致。其二，重视礼学研究，因而将“浙东学术”的下限说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其三，汉宋兼采。后两点均为章学诚所未道。 

章太炎的浙东学术谱系的构建为什么会体现出与章学诚的不同特点？对此，我们不能不去探寻太炎先生的文化关怀。 

首先，章太炎是一位激烈的反满斗士，对于夷夏大防，对于民族大义毫不含糊，他一度推崇乡贤黄宗羲，但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秘密回国后，对黄宗羲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指责“黄太冲以民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再加他和康有为的分歧，康、梁尊黄，“……多持《明夷待访禄》”，章太炎反对康、梁改良主义立场，“常持船山《黄书》相角”，[1][56]正因为以上诸原因，在章学诚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中，黄宗羲退居若隐若无的位置，在章太炎后来写的《清代学术之系统》中：“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1][57]黄宗羲连踪影也全无， 

其次，章太炎在构筑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时除了突出其史学之长外，还着意彰显浙东学派兼采汉宋和长于礼学的特点。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指出万斯大和万斯同“称说《礼经》，杂事汉宋”，而且强调“浙东学术”“说《礼》者羁縻不绝”。其殿军就是黄式三和黄以周父子。这是因为太炎先生虽然以古文经学大师名世，但他承继乾嘉以来汉宋兼采一路思潮[1][58]，尤其是其师俞樾“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的学风，对汉宋学力加调和，平息“汉宋争执”。[1][59]故侯外庐说：“他已经超出汉宋门户之见。”[1][60]与此同时，乾嘉以降，因凌廷堪“以礼代理”号召的刺激，“礼学”蔚然兴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皆是晚清礼学大家。章太炎虽未真正列黄以周门墙，但“数谒先生”，多次登门受教。他不仅深为崇敬黄以周，以为以周是晚清堪与俞樾、孙诒让鼎足而三的大师，[1][61]而且深受黄以周学术思想之影响，于“三礼”均有研究，多有发明。[1][62]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扩充浙东学派学统，下及黄氏父子，并强调指出，黄氏父子出后，“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 

这样，在章太炎的话语中，浙东学派有三条学脉：一是尊史；二是重礼学；三是“杂事汉宋”，“为学不立门户”。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和章学诚以“重史”为唯一特征的“浙东学派”的不同谱系。它再次生动证明了“历史”的被建构的本质。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是深受章太炎影响的梁启超，其关于“浙东学派”的论说却不同于章太炎。梁启超实际上回到了章学诚，一再强调“浙东学派”“尊史”的特点，“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章太炎关注的“礼学”和“杂事汉宋”则踪影全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则被从章太炎的“浙东学派”谱系中截去。 

梁启超重新强调“浙东学派”的“尊史”特点，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史学是鼓动民族主义的重要器具。其次，他固然对旧史学激烈批判，发出倡导“新史学”的“史界革命”的呐喊，但他十分注意发掘构建新史学的重要本土资源。“浙东学派”就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个思想宝库。和对史学的高度关怀形成对照，梁启超对于“礼学”，是评价不高的，他虽然肯定黄以周的《礼书通故》为“清代礼学之大成”，但他接着说的是：“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蔽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1][63]从章学诚到章太炎到梁启超，“浙东学派”因不同学术谱系的构建呈现出不同的面目，而每一次构建中都被加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浙东学派的研究就是这样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而浙东学派也就在不断的“加法”和“减法”中被构建起来，成为一种“历史事实”。 

与周积明教授遥相呼应，台湾大学国文系教授郑吉雄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明清之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也提交了名为《浙东学术名义之检讨》的文章。该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对“浙东学术”这一名称所包含争议性解释的梳理与辨析。吉雄先生指出：要确立一个学派必须从三方面予以考虑：其一，学派成员如何理解自身所归属的学派？其二、不属于这一个学派的学者如何理解该学派？其三、后世学者站立在一个什么位置、持何种观点审视该学派？但20世纪以来关于“浙东学派”的种种界说对这些因素未加慎重考虑，显示出鲜明的建构性色彩。他尖锐的指出：“我们究竟要遮蔽住多少的‘异’来凸显浙东学者相互间的‘同’？又或应该要删略去多少的‘同’来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异’呢？”郑教授所指出的“遮蔽住大量的‘异’来凸显一个学派之内学者相互间的‘同’”’以及“删略去大量的‘同’来说明学派彼此之间的‘异’”，正是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习以为常的手法。他的论说与《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一文不谋而合，可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第二，从思想史的背景入手，对章学诚观念中“浙东学术”的主线重新加以解说。郑先生认为，章学诚所说的“浙东学术重史”，不能简单理解为“重史学”，因为，浙西学派也重史学，浙东学派也重经学。此处的“史学”，其含义是“切人事”。换言之，即“治学切合时代需求，而有特殊创造发明和成就”。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这正是贯穿“浙东学派”的“一种信仰，一项精神，一个主张”。此论是关于“浙东学派”最新也最具说服力的解说之一。第三，郑先生将视野从“浙东”放大到“东亚”，发现了“崇理和崇气两个不同的典范的对立与互动，其实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普遍现象”。从而极大的扩张了“浙东学派”的研究视野。郑先生关于“浙东学术”的研究颇具新意，值得充分注意。 

第三，关于常州今文经学派的研究。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晚清学术界重要的文化事项，历来被学人关注。但在大多数的研究中，今文经学都只是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联系在一起，对其兴起的渊源却缺乏研究。实际上，钱穆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曾经提出过常州公羊学根源于惠氏家法的论断。2004年第1期的《近代史研究》发表罗检秋教授的《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指出，今文经学的兴起是受到了汉宋调和的影响，其见解较为新颖。 

在晚清今文经学代表人物的研究上，美国学者艾尔曼先生的研究则颇值得关注。如前所述，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上，学者们更多的是聚焦与社会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的龚、魏、康、梁，对于在今文经学兴起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庄存与等人则关注不够，仅仅只是在叙述龚自珍、魏源的师承关系时略加提起，仿佛这些人物在整个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艾尔曼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考察了常州庄氏家族与地域乃至中央政治体系的关系，揭示了今文经学在其兴起之初的文化和思想况味，填充了今文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上述研究修正了某些传统习见，带来了视角转换的契机，也留下了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值得治清代学术史者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