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汉宋之争的探讨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乾嘉时期的学术界存在是着激烈的汉宋之争，集中体现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上，近年来，对于这一传统意见，学术界颇有不同见解： 

一是究竟存不存在汉宋之争。暴鸿昌反对有所谓汉宋之争的说法。他指出，清初无所谓汉宋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大多数汉学家并不排斥宋学，而此时宋学衰微，鲜有宋学家诋毁汉学，诋毁汉学者多为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诋毁汉学，但汉宋调和已经成为主流。[1][39]尚小明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有很深的门户之见，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却有汉宋兼采的意味。[1][40]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研究员的《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也指出：“《商兑》一书标识着汉宋相融的新发展”，“在《商兑》出版半个世纪后，人们还把它当做是要求汉宋融合的稾矢”。[1][41]这一观点对于将《汉学商兑》视为汉宋相争之作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修正，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所谓的汉宋之争也就缺乏了根基。 

二是汉宋之争的焦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余英时就在《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一文中指出，清初考据学是为义理思想服务的。他认为清代考证学兴起的背景是儒学由宋明时期的“尊德性”向“道问学” 的转换[1][42]。考证学在最初兴起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证于经书”，因而，选择什么样的书作为考证对象是由学者的义理背景决定的。如程朱一系的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疏证》，是为了攻击陆王一派借以建立其学说的“虞廷传心”说；而陆王一派的胡渭则选择《周易》作为考证对象，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削弱程朱的立说根基。90年代，张丽珠女士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思考汉宋之争的有关问题。她针对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戴震是公认的考据学大师，为何晚年感叹讲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方为“平生著述之大”？阮元既然主张“汉宋兼采”，却又为何在《汉学商兑》中遭到宋学大将方东树的大肆攻击？张丽珠认为传统的“考据”与“义理”争锋的说法不足以揭示个中缘由。由此，她指出：“清代‘汉宋之争’真正关键性的内容，应在于‘义理学内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汉宋歧见’；而不是考据学与义理学两种不同形态的学术并不仅仅只是意气使然，实质上有着更为深刻的义理背景。 

周积明先生认为，乾嘉时期的汉宋关系，不能简单概括为“争”或“不争”，而是“争”与“不争”并存。“不争”在方法论上，双方其实都承认“考据”和“义理”不能偏废。“争”则在义理上，焦循在《雕菰集》卷七《申戴》中说：“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方东树对此极为不满，在《汉学商兑》下卷引焦循之语而加以评论：“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宋之争的要害从根本上说在于思想的争锋。对于这一点，晚清的皮锡瑞看得很清楚，他在《经学历史》中指出：“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诸子说经相牴牾，亦只是辨一理字。”[1][43] 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周积明先生指出，汉宋的义理之争大致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理与气”；二是“理与欲”；三是“义利与王霸”；四是“礼与理”。除了相争的一面外，乾嘉时期的汉宋之间还有“不争”的一面，在《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当时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汉宋兼采”或“不以汉宋立门户”的观点。[1][44]周积明先生的研究启示我们，在研究乾嘉时期的学术格局时，必须超越表层现象，深入其腹地，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把握，在历史的场景中理解真实的文化脉络。 

四、关于清代礼学的研究 

所谓的礼学，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上古元典《周礼》、《礼记》和《仪礼》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二是以具体的礼仪为对象的研究，如对丧礼和婚礼的研究；三是关于礼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研究。礼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范畴之一，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为时代的变迁和不同解释模式的叠加而构成一个丰富的文化系统。先秦以降，礼学一直是学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世以降，在内部新旧更替和西学强烈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经历解体、重构的艰难历程。传统的文化范畴、哲学命题、致思方式无不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礼学的价值受到强烈的质疑。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礼学时，虽然也肯定清人治礼学取得的成绩“十分优良”，然而却又表示：“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他们的成绩虽然很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他还不无遗憾地写道：“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1][45]梁书成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其时，中国文化正在古与今、中与西的纠结碰撞中发生巨变。在此之前的“五·四”更是以飓风般的气势冲击了天朝帝国的礼治体系，礼教被斥为“吃人”之学，礼学的价值自然不能被正确认识，从而走向衰落。近二十年来，礼学研究开始复苏，但其重心基本上在先秦礼学，有关清代礼学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不仅起步比较晚，而且展开的力度和深度也不够，其概况可以参照林存阳的《清代礼学研究散论》[1][46]一文。90年代后期，台湾学者张寿安教授相继出版著作《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和《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对清代礼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寿安女士的研究，包罗了全部清代礼学发展史的内容，但以乾嘉礼学为论述的重点。如前所述，《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的一个重要贡献即通过剖析凌廷堪等人关于“礼”的思考提出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从而在余英时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开了人们的视野。《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理争论与礼秩重省》是继《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后的又一部力作，全书“从概念式的探讨转向人伦日用的具体礼制”，并努力透视清儒于“名物度数”考据背后追求礼秩重建的思想性意义。[1][47]在这一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张寿安女士以思想史的眼光来辨析清儒的考据学成就，在文献的绵密梳理中发掘出一个个鲜活的思想话题，显示了敏锐的学术发现力。其贡献有如下几点： 

第一，将清代礼学置于明清社会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揭示了明清礼学由“私家仪注”的“家礼学”向“以经典为法式”的“仪礼学”的转型。明儒治礼学，重视《家礼》，清儒则重视《仪礼》；明儒以“缘俗则礼行”为理念，清儒则以经典文本为依据。这种变化正反映了清儒期望借经典意义引申以重振社会礼秩的文化关怀。 

第二，揭示了清儒礼学的社会关怀。清儒礼学一重考礼，二重议礼。“考礼者，考证古代礼制、仪文、宫室、服饰、器物、度数等；议礼者，议论前代及当代的礼律和礼俗。”[1][48]无论是考礼还是议礼，清儒治礼学的目的都在以古礼为参照，更变当下之礼律，矫正民间之礼俗。 

第三，在“由概念式的探讨转向人伦日用的具体礼制”的研究中，从清儒关于“礼”的考证中提炼出“亲亲/尊尊”、“为人后”、“姑嫂有服/姑嫂无服”、“成妇/成妻”等四个重要的话题，并通过与宋明理学型礼学思想的对比，揭示出十八世纪礼学考证思想的近代指向意义。如，寿安女士对“亲亲”、“尊尊”两大礼学范畴在历史上的演变与争议进行深入探究，指出，从表面看，亲亲、尊尊界限明晰且毫不艰深，但历代礼学家关于“亲亲”、“尊尊”却有诸多争议，其背后实际隐藏了不同的文化关怀。宋、元、明理学观的礼学以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尊为逻辑出发点，用三纲诠释礼经、建构礼仪，废黜私情而倡导绝对的公义，尊尊遂演成尊君，亲亲渐形卑下。清儒则通过礼文制度的考证，修正了天理观念下尊尊独重的礼秩观念，把“尊父”从尊君中释放出来，把尊母从尊父中释放出来。再如，叔嫂服制是清代学界重重辩论的一个大题目。寿安教授经过细密考证指出：主张“叔嫂有服”，是“渴望为叔嫂此一亲情关系，建立一种丧礼，并纳入礼制”。对婚姻关系何时成立的问题寿安女士也有解释：清儒主张依《礼》亲迎和成妇方标志婚姻关系成立，实质上是反对“以未嫁之身为陌生男子守节”和“家族式的婚姻观念”。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辨和论证，张寿安女士揭示了清儒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也使得看似烦琐的清代考据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不再面目冰冷。 

寿安女士的研究思想缜密，辨析微细，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为礼学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清代礼学著述卷帙浩繁，但由于不受重视，绝大多数都处于失语状态，如果我们转换师域，深入文献，一定可以发掘出更多的研究议题和思想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