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京)2010年3期第45～54页
作者简介:王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102

关 键 词: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回顾与展望

    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术发展的春天，国内近代思想史的真正繁荣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逐步实现的。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热潮后，进入21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承袭了前20年研究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思潮史、思想家、学术史研究、引进社会史研究范式及学科建设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本文拟以2000年以后《近代史研究》与《历史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作一回顾，进而展望今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趋向。
    一、研究趋向与成果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趋向，既有将前一阶段的研究继续深入的表现，也展现了自己的特色。
    （一）思潮史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思潮史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社会思潮的宏观把握，二是对思潮史作专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之初期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对一些重要思潮尤其是主流思潮的宏观研究。[1]
    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学界对思潮史研究的兴趣不减。与20世纪90年代主要对一些重要思潮尤其是主流思潮的宏观研究的趋向不同，此时期思潮史的研究除了宏观把握外，逐渐向更为具体的领域拓展，一些未得到人们关注的思潮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在关注主流思潮时，还对一些非主流思潮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一些所谓保守甚至反动的思潮。据笔者对2000-2009年《近代史研究》的初步统计，在这10年间共发表的近100篇与思想史相关的文章中，其中10%是以思潮为研究对象的，除了民族主义思潮外，对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法治思潮、30年代的“计划经济”思潮及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等尚未得到学界注意的思潮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如黄岭峻的《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李学智的《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郑大华和谭庆辉的《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此外，这一时期思潮史研究的著作也如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郭汉民的《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岳麓书社，2004）、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人民出版社，2008）、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在思潮史的专题研究上，主要有高瑞泉的《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段怀清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彭平一的《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张世保的《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赵立彬的《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三联书店，2005）、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王济民的《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张卫波的《民国初期尊孔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曹跃明的《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等。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出思潮史研究的一些重要走向：一是推进了原本得到关注的思潮（如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西化思潮等）的研究；二是将启蒙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尊孔思潮以及西方文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等纳入了研究视野，摆脱了只研究那些所谓进步与主流思潮的取向；同时在关注中国本土思潮的演进与变化过程的同时，还对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演进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与研究，展现了近代中西文化思潮互动的图景。总之，这一时期学界对思潮史的研究更加全面与具体，这一方面展示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思想景象，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以近代史上的一种或几种思潮为主题连续召开了三届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2005年）、“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2006年）、“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2007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2009年）。会议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提交会议论文，在会上畅所欲言；会后主办方将会议论文整理成册出版，成为思潮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会议还带动了学界对这些思潮的关注，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文章。无疑，这种有组织的对某一有重大影响的思潮史的专题讨论推进了思潮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架构近代思想史无疑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二）思想家研究仍为重点
    思想家研究始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思想家研究延续20世纪90年代思想家研究的进路，从两个方面予以了推进：
    第一，摆脱只选取主要的进步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的趋向，对次要或次次要的甚至于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属于落后乃至反动的思想家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种研究取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接着往下讲”，对90年代进入研究视野的一些非主要和进步的思想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以前一些未进入视野的思想家纳入研究视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对张君劢、张东荪、章士钊、梁漱溟、陈序经、张之洞、吴宓、梁实秋、倭仁、林语堂、杜亚泉等人的研究上。以张君劢的研究为例，笔者查阅中国期刊网，发现90年代发表的关于张君劢的研究论文不足20篇，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张君劢哲学思想的研究上，2000年至今已有一百多篇以张君劢为题的专文研究，涉及张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思想面相。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还有：王兆胜的《论林语堂中西文化的融合思想》（《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马秋丽的《学说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张东荪社会主义观浅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4期）、杨扬的《哈佛所见吴宓致白璧德的书信》（《书城》2008年第8期）、丁守和的《由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引起的思考》（《河北学刊》2000年第1期）、郑大华的《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和《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郭华清的《从宪政到“业治”：章士钊政治思想及其转变》（《历史教学》2004年第9期）等。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也显示了这一研究趋向，代表作有高旭东的《梁实秋与中西文化》（中华书局，2007）、张世保的《陈序经政治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东方出版社，2000）、李细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等。
    第二，对以往研究较多的思想家，进行了更深入的细化研究，尤其是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家的以往不被人们关注的思想面相，使其研究更为全面和具体。以胡适研究为例，在以往丰硕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学界对胡适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研究更加细致、具体，并对胡适的心态变化、家庭婚恋、人际交往等进行了关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立体和生动的胡适，代表作有尤小立的《胡适的婚姻及其新婚时的心态》（《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徐希军的《角色冲突：胡适思想多歧性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李建军的《“多党民主”与“国民党自由分化”：胡适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以及胡明的《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等。又如在对戊戌时期康有为的研究上，以往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康有为的贡献与得失、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评价和分析上，现在的研究或者更加关注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或者拓宽思路从其他未被注意的方面去检视康有为的思想及影响，提出了新的观点。在200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举办的“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以光绪帝要求官员签注《校邻庐抗议》并颁发了《劝学篇》，而对康有为“两考”并不重视以及对康有为个人能力考察为据，对康有为是戊戌时期维新变法派的领袖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3]对梁启超的研究也是如此，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日本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这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梁启超思想的认识。
    思想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学术、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见解外，其对生活、交友、接人待物、家庭婚恋等也有自己的认知，这些认知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以后思想家的研究还大有拓展空间；思想家除了对学界与政界等有影响外，其影响还可能因为自己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中，探寻精英思想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渗透到民间社会，以及他们的思想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也应成为今后对思想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同时，近代是思想人物辈出的时代，除主流人物外，我们还必须将更多的非主流人物的思想纳入到研究中来，这样才能还原近代思想史的原貌。
    （三）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学术思想史是近代思想史之重要的组成部分，自90年代以来，学术思想史研究便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传统学术之近代化及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诸多问题，并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讲的“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局面。新世纪以来，学术史研究热潮不仅没有褪去，相反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为例，《近代史研究》近十年发表了学术史研究的文章约17篇，占其发表的思想史文章总数的20%左右；《历史研究》2000年迄今发表的60余篇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相关的文章中，有18篇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文章，约占1/3，比例不可谓不高。考察《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发表的学术史文章，我们可以窥见新世纪以来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特征：
    其一，延续90年代关注学术思想家的路径，继续对晚清及民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进行个案研究，这些人物包括胡适、陈寅恪、章太炎、章学诚、章士钊、傅斯年、王国维、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等，如刘巍的《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桑兵的《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及《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汤志钧的《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王汎森的《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陈晖的《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等文。学界也出版了不少关于思想家学术思想研究的读物，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在新世纪又陆续出版了《严复学术思想评传》（马勇，2001）、《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李维武，2001）、《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张巨才，2000）、《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2000）、《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陈其泰，2000）、《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朱政惠，2000）等书，使之与2000年之前出版的相关书籍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套读物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张岂之编撰的《民国学案》（1-6卷）以学案体的体例收录了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学术思想，案主学术研究涉及哲学、史学、经学、考古学、语言文学、美学、地理宗教、教育科技等多个学科，共著录案主254人，是研究学术思想史不可不看的一套重要书籍。此外，还整理出版或再版了一些相关资料，如梁启超、钱穆等人的学术论著就被多次再版，这便利了学者们的学术史研究。另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第三辑）是继前两辑后的又一力作，其中包括了张东荪、蒋梦麟、金岳霖、傅斯年等人的学术文化随笔，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学术思想史的资料性著作。
    其二，对近代重要学术流派进行专题研究是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路径。仅《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上的相关成果，就有史革新的《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罗检秋的《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及《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王东杰的《“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王天根的《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葛兆光的《〈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章清的《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及《“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罗志田的《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一方面表明了晚清理学、经学、民国时期的古史辨派、新史学派等90年代业已引起人们重视的重要学术流派及思想仍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彰显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继续深入，这表现在：学者将整理国故、民国史学转向等学科转型问题纳入研究；同时，学者们还运用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此进行阐释，章清对“权势网络”视角的选取代表的就是后一种趋向，这也是近年来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即采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罗检秋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等。
    （四）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方法交叉与融合成果丰富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研究视线下移，将社会生活与思想史相关的领域纳入视野，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考察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这种力图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得以生长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国内学者的呼吁与推动，[1]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史学发展对中国影响的结果。这种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兴起于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获得较大的发展，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报纸杂志、学术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研究。近年来，报刊的研究逐渐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在继续推进对《新青年》、《独立评论》等报刊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大公报》、《时务报》、《申报》、《益世报》、《观察》、《努力周报》、《改造》、《甲寅》、《太平洋杂志》、《现代评论》、《再生》、《时代分论》、《今日报》等其他报刊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表现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及细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更显示了当今学界打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努力。学者们除了运用传统思想史研究方法对其研究对象进行解读外，不少人还试图引入西方社会学中关于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式对其进行新的解读，《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就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如王奇生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以《新青年》为视点，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并考察这样一种“新文化”是如何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运动”起来的；章清的《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文章的选题受到了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文章对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进行了剖析，并展现了读书人由此展现的种种新的生活形态，以此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杨琥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读了《新青年》主要撰稿人聚集途径之变化，以此彰显了五四时期思想演进与社会变动互动的过程。章清的《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潘光哲的《〈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等文也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通过考察近代中国的知识群体或其他社会团体，以此展现近代中国思想史发展变迁之过程也为学者们采用，罗志田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上的《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及《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上的《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争议》等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是语言研究的兴起。语言文字是承载思想表达的工具，语言的变化不仅是表达方式的变化，其背后蕴涵的近代思想演进轨迹的暗示尤值得重视。黄兴涛发表在《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上的《“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一文，对“话语分析”与思想史研究的关系进行了解析，并呼吁学界加强此方面的研究。近几年《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刊登了不少代表语言研究前沿的文章，如高晞的《“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谢放的《“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马敏的《“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鲁萍的《“严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黄兴涛的《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罗志田的《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文，或通过考察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名词，如“解剖学”、“文明”、“文化”等，或通过对中国已有词汇的变化，以此展现近代国人思想、观念、认知的变迁，同时使人能从中体察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之进程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过程。除论文外，这方面的专著也有不少，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8）一书。该书下卷第2部《科学话语共同体》展现了“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20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展现了科学观念与体制对近代中国思想图景的重新架构及科学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人们对科学观在近代中国社会状态与功能的认知。
    另外，罗志田的《“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及《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等文还展示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另一种方法，即社会心态史。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通过一定程度的积累与积淀可以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把握历史场景。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还不多，与其他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相比，其研究尚显薄弱。但我们深信，随着社会史向思想史渗透力度的加大及研究者方法论自觉意识的提高，这种研究方法必将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
    在思想史研究中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体现的是一种研究视野的下沉，在关注精英思想的同时，将民众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能更加清晰、准确地展现历史图景，也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这样的研究无疑具有较大的学理意义。
    （五）思想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9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思想史与文化史、哲学史等学科的关系等问题都缺乏深入的讨论，思想史本身的学科建设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思想史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吸纳与运用，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种讨论还引发到对思想史研究内容及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历史分期等问题的思考。国内学界通过召开会议、报刊专题研讨等形式对思想史的学科建设表示了强烈的关注。
    2002年，为进一步推动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共同召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4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在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上，学者们承认精英思想为思想史研究主要对象的同时，还认为思想史研究应该对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索；在探讨研究方法时，有学者认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来源不应该局限于精英文本，还应纳入承载大众思想观念的诸多文化文本，社会习俗风尚等也可以视作研究对象。这个问题由此引发了对如何借鉴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的思考，学者们认为应该坚持开阔的眼光，积极借鉴其他学科与西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立足于中国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4]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以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为内容”的第一次会议。与会学者肯定了社会史研究方法之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主张将思想史研究向下移到民间思想研究上，创造新的研究范式。[5]两次会议透露出了一种信息，即学界对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越来越重视，这种结合在将来也将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近几年的思想史研究的新动向也证明了这一点。
    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引起了学术媒介的关注，它们积极登载思想史学科建设相关的文章，以提高人们方法论自觉，并促进思想史学科建设的优化。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些讨论有：2004年10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邀请了一些思想史研究专家对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发表自己的意见，刊登了郑大华、贾小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进一步深入》、李文海的《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耿云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及发展条件》、郑大华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三个误区》等文；《光明日报》“史学版”对思想史学科建设表示出了持续的关注，先后发表了王法周的《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拓展》(2002-11-26)、郑大华的《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2005-01-25)、张宝明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之我见》(2007-02-09)、郑大华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之我见》(2007-08-26)、郑大华的《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分期》(2009-08-18)等文；《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2007年第3期起，连续多期约请郑大华与张宝明对思想史学科进行梳理与盘点，就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起点、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学科建设问题进行对话。[6]
    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越来越细化，随着思想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中会呈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学科建设本身将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学者们的关注和思考下，学科建设也将逐渐走向成熟。
    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其存在问题也还不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中存在着盲目从西的倾向
    随着中西学界交流的增多及人们对西方学术了解的增加，不少学者（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积极利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这种使用可以扩大研究的视野，转换研究的视角，对拓宽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应该大力提倡。但是，由于尺度的把握不到位，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偏向，即言必称西方，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而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已经落后，在研究中非西方的研究方法不用，非西方的理论不采，呈现出一种学术上“全盘西化”的倾向。除此，也存在对西方理论或方法使用不当的现象，一些学者用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来套中国的史实，首先预设一种模子，再用史料填充这种框架，或者根据西方汉学研究的结论，在研究中对这些观念生吞活剥，带着“先见之明”在中国的史料中寻求证据，照抄照搬海外学者的成果。在近几年兴起的“主义之争”中，一些学者就将西方学界对主义分类的理论不假思索地“拿来”分析中国问题，认为近代中国如西方一样，也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潮跌宕起伏的年代，并将中国的一些理论、思想和人物“塞入”这种框架内，而没有认识到产生三大主义的特殊的西方语境，即三大主义在西方是作为政治思潮出现的，是属于同一层面的，相互之间有纠偏之效能，而近代中国与西方不同，三大主义并不是作为政治这一相同的层面出现的，更由于时代语境与个人思想经历对思想家的影响，思想家政治、经济、文化取向会出现多歧性，并不能简单地对一些思想家进行“主义”的定位，一些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的人文化上可能是保守主义者，政治上激进的人可能在文化上表现出温和、保守的一面，反之亦然。比如张君劢，在政治上他无疑是个自由主义者，一生以在中国建立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为职志，但在文化上，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保守主义者，因而笼统地将他称之为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都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具体地分层次地看待这些主义。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不反对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不反对中国学界对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运用，但同时一定要警惕上述的偏向，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拿来”西方的理论，要在消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成果。
    （二）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是近几年在中国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国际史学界近年来的新动向之一。这种研究方法由于起步时间不长，在运用中并不成熟，再加之本身的一些不足，可能会给研究者带来一些问题与困惑：首先是对史料与理论关系形成颠倒的错误认知。“论从史出”，这是史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在对史料的解读中我们要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全面系统地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分析史实，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史料与理论之间是相互的，理论是从史料中得到的，史料也能用理论去验证，所以对于肢解史料以有利于自己的论证的做法是史学界尤其反对与警惕的。但是，近几年随着西方概念与研究范式的传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范式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研究中常常会采用先立论后举例子的程序。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扩大研究视域，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在已有“结论”的引导下去寻求史料，而达不到“论从史出”的要求。其次是阐释的“过度”与概念的“滥用”。当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传入中国时，这给研究者带来了一种“不良”的暗示——在研究中可以从文本到文本，依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历史。这种暗示的危险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方法会产生阐释“过度”的现象。同时，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借鉴与融合其他学科于史学中时，常常会有滥用其他学科名词的事情发生，黄兴涛就对“想象”、“神话”、“吊诡”等名词在史学研究中的“滥用”提出过批评。他指出，许多人往往把带有想象性特点或者说曾有“想象”因素参与其中的历史认知过程，与“想象”作为根本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好像人类除了“想象”外，便无其他的思维活动；“神话”的标签也到处贴，并且使用的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概念。[7]另外，在进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将更多的关注下沉到民间，力图通过阐释与分析民众的社会生活方面以还原历史场景，但是却忘却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即理论的要求，所以文章显得支离破碎，没有理论深度，这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没有到位的结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通不同学科，实现学科更好的结合；引进西方新的研究范式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中国化”，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
    （三）评价标准的错位
    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将一些边缘人物或者在革命史观下认为是落后甚至反动的人物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这是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也是思想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评价这些人物中，却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研究者或拔高人物的历史贡献，或为落后或反动人物不切实际地翻案。新世纪以来，在对前期研究的反省下，学界对人物的评价尽量向客观、公正靠近，但是实际中也存在种种问题。一般而言，评价有三个标准，即历史的标准、学理的标准和道德的标准，其中又以历史的标准为主。所谓历史的评价标准，是把人物放置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之中，看他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或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就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而言，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1]近年来，自由主义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对自由主义思想及人物的评价也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这可算是对自由主义思想及人物实际的不幸及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对自由主义思想及人物立足于批的一种补偿吧。但是其研究又存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评价中存在明显的失准现象，主要表现在对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影响及贡献的评价过度拔高；除此，一些学者还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研究立场说话，研究胡适派自由主义者的人对胡适等人大加褒扬，认为胡适派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构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来源，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主要力量，有个别学者甚至言必称胡适，以胡适的话语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而研究张君劢等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则认为这一派人的自由主义理念比胡适派人更具影响力。实际上无论哪种评价，学者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更多的是从道德与学理的标准入手进行的，而少采用历史的标准去检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作用与影响。作为学术资源的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确实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但是当我们用历史的标准去考察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时，便可以发现其影响与贡献远不及他们学理上的贡献大：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在不少时间是作为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诤友”甚至“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主张与理念基本没有获得展示的空间；而张君劢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是中间力量的重要来源，虽然他们积极建构自己的理论与救国纲领，并为之奔走呼号，但是在近代中国日益狭窄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努力实效甚微。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更多地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中，坚持历史的标准，看他们的言行在多大程度上顺应甚至推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是检视他们对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贡献与作用；同时，还要坚持学理与道德的评判，形成对人物的全面系统的认知。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根据目前研究的状况，我们可以推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未来趋向：
    第一，思想家研究仍是重点。研究思想史自然就离不开对思想家的研究，今后对思想家研究的范围将越来越广，除继续对已有较多研究成果的思想家的各个思想面相进行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外，那些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甚至没有纳入学者们研究视野的思想家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思想家的比较研究，这既包括同时期的中国思想家的比较，也包括同时期或不同时期但同性质的中外思想家的比较，可能成为思想家研究的热点，实际上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学者就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二，思潮史研究将向专题研究方向发展。除对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进行宏观的描述外，以后的思潮史研究重点，仍将延续新世纪以来的趋向，以对具体的某一思潮研究为主，那些长期没有得到人们关注，甚至被视为落后乃至反动的思潮将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人们将更加注重中国近代思潮的源流研究，实际上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潮，如自由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文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法西斯主义思潮等等，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有的就是西方思潮在中国的演变或发展，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与西方相关思潮的渊源关系并进行比较，这将是未来中国近代思潮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三，学术思想史研究会继续得到加强，中国近代史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会进入到人们的研究计划，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和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仍将是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重点。另外，中国传统的学术流派、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研究将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重视，人们将关注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学术的比较和接榫，并由此得出对中国传统学术及其思想的新的认识。
    第四，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会通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会通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其方法在实践中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还将纳入传播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将在未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科学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体现。当然，我们在引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时，要注意到这些研究方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既重视对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的引进与吸纳，同时也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的总结与采用。
    第五，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自身建设将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历史分期、演化动力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政治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的讨论中，并通过充分讨论，取得或达成某些共识，从而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