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自清初产生以后就毁誉掺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末流被斥为“谬种”。桐城派末流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它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冷落。

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1920年至1980年间，桐城派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直到1980年以后，对桐城派的研究成果才日益丰富，研究视角也日益多样化。下面就对与本文选题有关的学术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回顾与总结。

（一）1980年以前的研究状况

早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就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桐城派，他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方面认为桐城派的中兴是临死者的“回光返照”，一方面又认为“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1]他在30年代曾对其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作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2]胡适这种客观的态度对以后的学者有相当影响。1930年，姜书阁在《桐城文派评述》中认为：“平心思之，不当以其（指桐城派，笔者注）短处而尽抹杀之也，即民国以来，新文学之鼓吹，恐亦非有此派通顺之文章为之过渡，不易直由明末之先秦两汉而一变成功也，唯过渡太长，为不值耳”。[3]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谈及对桐城派的评价问题时说：桐城派古文固然阻挡了中国言志文学的发展，但“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因为新文学不是横空出世的产物，它的产生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学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4]。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5]，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6]，在涉及桐城文派的评价时也采用了客观分析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桐城派研究一度吸引了部分学者的目光。1957年至1962年间，《光明日报》、《江海学刊》、《文学评论》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文章，但大多集中在“义法”之类的具体文论的探讨。1963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就是对这一阶段桐城派研究的总结。

综观“五四”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桐城派研究，学者们基本上都是从文学维度展开对桐城派及其人物的研究，对于桐城文派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论者大多予以或多或少的肯定，认为桐城派“继承了中国文论以前的传统，加以总结发展，给散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这是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注意的大事”。[7]学者们在普遍认可桐城派文学贡献的同时，对桐城派的基本政治倾向与社会作用，大多予以彻底的否定。[8]

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对桐城派的研究虽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但也有个别学者开始从文学以外的其他视角研究分析桐城派，从具体文化领域来分析桐城派的研究趋向初露端倪。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刘声木就编撰了《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该书不仅收集了丰富的桐城派有关人物的资料，还以师事、私淑、书院教育等传统教育方式为纽带，将桐城派传承历史中的几乎所有成员进行了有序排列。[9]

姜书阁在《桐城文派评述》中认为：同、光年间，“西洋学术，稍稍输入”，桐城派所以能跟上时代步伐，就在“曾国藩之提倡改革，可以勉强应用”，并认为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更就桐城通顺之基而改造之，遂形成当时风行之报章文字，于新思想之介绍，及革命之成功，不无相当助力”。桐城派末流之灭亡就在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时事几经变迁，而末流不知顺应，徒为沿袭，桐城派遂渐蔽，以致不可复救。”[10]虽然姜书阁把康、梁列入桐城派有失偏颇，但可以看出姜氏已经洞察到晚清桐城派与时代、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联。

梁启超在上世纪20年代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方苞“尊宋学”，“好为文”，以“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梁启超对桐城派评价甚低：“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11]虽然梁启超的评价有偏激之处，但他已经开始从学术的角度对桐城派进行分析研究。1947年，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中将桐城派的兴盛与清代学术思想联系起来研究，[12]他认为：桐城派“推崇程、朱，而又不废考据，无论如何，较诸明代及清初之为古文者，总是切实一点，总是于古学有所窥到一点，故能言之有物。同时，又能不为清代学风所范围，即在考据学风正盛之际，也不染其繁征博引，臃肿累坠之习，而以空灵雅洁之古文矫之，故又能言之有序。有物有序，自然易于转移一时之视听。”[13]

以上这些观点虽然零星，大多也没有具体展开论述，但对以后的桐城派研究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二）1980年以后的研究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学术空气的重新活跃，使桐城派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艺谭》、《学术论坛》、《文学遗产》等刊物开始先后刊登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文章。《江淮论坛》自1982年第1期开辟了桐城派研究专栏。1985年11月上旬，安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单位在桐城举办了“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桐城派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这次会议的部分论文后来结集为《桐城派研究论文选》，198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桐城派研究论文选》中收入的文章，“从文论、史学、美学、哲学等不同角度，对桐城派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探讨”。[14]其中收入的陆联星《桐城三大家时代学术文化之横观》一文提出：桐城派文论的产生与发展，“除了历史渊源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影响外，与一个时代学术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15]作者虽只限于论述桐城派三祖，也未从文化的角度展开论述，但作者显然试图在政治、经济以外，从文化等角度另辟蹊径来研究桐城派。1986年，王镇远在《文学遗产》第4期发表《桐城派与时代风尚》一文，提出要从清代的政治、文化、社会风尚等大的历史背景出发，对桐城派的历史沿革作全面考察，要将“桐城派作家放在纵向的变化发展中和横向的时代断面中加以考察，就可能解决对一些个别作家的研究时容易忽略的问题”。[16]力求从多维度透视桐城派逐渐成为桐城派研究的主流。有不少学者开始从社会思潮、学术思想、教育等具体文化领域的角度研究桐城派。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情况，王献永的《五四以来桐城派研究讨论情况综述》，[17]汪龙麟的《桐城派研究》，[18]裴效维、牛仰山的《近代桐城派研究》等有较为详细的论述。[19]

从社会思潮角度研究晚清桐城派，其研究重心在桐城派的政治倾向与社会作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桐城派的政治倾向与社会作用，其主流观点是认为桐城派“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20]张亚光就认为桐城派在政治上依附于清王朝，它在不同的阶段，分别采取“助流政教”、“奉命超脱”、“经世致用”等形式来从属政治，维护治统，“是文学从属政治的历史范例”。[21]这种主流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复杂性，不能全面反映一个文派的动态发展历程。1985年，黄霖在《论姚门四杰》[22]一文中，从顺应社会变革潮流的角度对“姚门四杰”的评价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见解：“姚门四杰”尽管固守程、朱义理，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并不与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相背，而是与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息息相通”。姚莹还直接参加了抗英斗争，并注重了解西方，他在学习西方、求新变的社会潮流中是积极向前的。叶易撰写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23]一书分为诗文理论、小说理论、戏曲理论三大块。诗文理论部分划分为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天国革命至改良主义运动兴起时期、民主革命运动至五四时期三个阶段，晚清桐城派的诗文理论也随之被分成以上几个阶段论述。这种分期法突破了以往按桐城派自身发展脉络分期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将桐城派的发展变化与近代社会思潮的演变结合起来。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首次系统地从社会思潮的角度考察了清末社会与文化的演进，[24]随后编写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此问题更有详尽的展开论述。[25]作者虽未就桐城派展开专门研究，但书中在论述爱国主义思潮、洋务思潮、变法维新思潮时对桐城派中的一些相关人士多有涉及，特别是作者从社会思潮角度系统研究透视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视角，为从社会思潮角度系统研究晚清桐城派打开了门径。关爱和在《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一书中，[26]将桐城派的发展分为初创期、承守期、中兴期、复归期四个阶段，其后三期基本上与晚清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相对应。尤引人注意的是，著者明确从经世致用思潮的角度客观分析了晚清桐城派，对晚清桐城派在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中的积极作用也多有肯定，但由于著者的侧重点在文学理论与学术思想，加之其研究的时限主要定位在“五四”时期，故对晚清桐城派与社会思潮演进的关系未展开详细论述。

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研究桐城派，主要是研究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及汉学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具有密切关系，在学术上持门户之见，与汉学家相对立。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研究桐城派，研究者往往将桐城派的学术倾向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并据此对桐城派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正如王献永认为：“一般的评论者，总是把桐城派对待程朱理学和汉学的态度作为衡量其思想政治倾向的重要事实与理论依据”。[27]但也有一些学者突破了这种沿习已久的研究模式，力图从清代学术与文学的关系中去寻找桐城派演变的轨迹。马积高的《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一书，就专门研究“有清一代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28]在是书中，作者专辟《清代理学与桐城派》一章，并具体探讨了理学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实践之间的关系。作者还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桐城派作出这样的评价：“桐城派主要作家虽尊崇程朱理学，然亦承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余波，对考证学有排斥也有吸取，对道咸以后新的经世致用的思潮和外来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沾染，有某种适时调整的特色。所以，不能说桐城派在学术思想上是完全保守的，它也有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只是这一面比较弱小。”[29]但作者在研究时，把重点放在桐城派前期，对晚清桐城派的论述显得单薄，对桐城派与汉学之间的关系也阐述不多。由于桐城派与学术思想的密切联系，故学术界目前对桐城派是文派还是学派仍有争论。胡适在30年代就曾对魏继昌说：桐城派“是一个学派，而不是单纯的文派。”因为“桐城派的作者，不只讲求文章，还顾及学行。”这和“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江西诗派’，以经学考证为主的‘汉学家’俱不相同。他们是从‘言有物，言有序’，发展到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并重的古文之学”。[30]魏继昌在《桐城古文学派小史》一书中承继胡适的观点，认为桐城派是个学派，但他在具体的论述中也并未抹去桐城派作为文派的特征。王献永在《桐城文派》一书中，强调桐城派为一文学派别，但又同时认为“早期的方苞，理学味甚浓，文学性不强，带有一定的学派特点；后期和末期的曾国藩、林纾等人，又带有较强的宗派性，所以说，桐城派是我国清代一个性质较为复杂的散文派别”。[31]从总体上看，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桐城派是一个与学术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学派别。

从教育史的角度对桐城派研究的成果不多，其有限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中。台湾学者尤信雄在《桐城文派学述》一书中列有《桐城派之师承》一节，[32]以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为参照，对桐城派的师承关系进行了梳理。徐寿凯在1985年发表的《桐城文派绵延久远原因蠡测》中，明确提出“桐城派得以延绵久远的第三个因素是：教育系统的作用”。[33]作者认为桐城派人士多有教学经历，其中“确有一些是邃于经学和精于古文义法的，因此当他们出而为人师表时便自然地会给桐城派的发展带来如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个方面的结果是使桐城派的弟子按照等比级数急剧地增长，……另一方面的结果是：使桐城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并及于海外”。[34]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学者们一般都是从传统教育的角度梳理研究桐城派的师承与传播情况。对于桐城派在晚清教育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反应与活动的研究，是目前从教育角度研究桐城派相对不足的地方。

虽然学术界从文化的角度对桐城派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从狭义文化领域的角度对桐城派的专题研究，尤其是对晚清桐城派研究还有待于深入，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也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广阔空间。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