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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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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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14年3期第51～57页
【英文标题】A Review on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of Modern China, 2013
【作者简介】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李长莉(1958—)，女，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唐仕春(1973—)，男，四川省开江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法律史研究。
李俊领(1978—)，男，山东省金乡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内容提要】 2012—2013年间，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重要问题相关的研究课题(如城镇化、社会控制、慈善救济等)受到关注，出现一些新趋向与热点。城市史、社会文化史、慈善史等领域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会，集中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小高潮，反映了这些研究领域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总结与反省阶段。城市史研究呈现上海研究最多、二线城市次弱、其他城市薄弱的不平衡状态，制约了对近代城市变迁的全局与总体视野。乡村研究更加细化与深入，乡村管理与民间组织受到关注。社会控制和慈善研究更趋考察从民间和官方互动角度探索基层机制。但仍然存在问题意识不够凸显及社会科学化倾向日趋严重的不足。
During 2012 to 2013, problems of china's society transition, such as urbanization, social control, charitable aid have raised a lot of concerns; new trends and hotspots emerged as well. There are many large academic conferences in urban history, societal culture history and charity history. A huge number of research findings may indicate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these areas has led to a summary stage. However, the researches of urban history tend to have more preference on focusing on Shanghai than second- level cities, and put few concerns on other cities. This imbalance limits the overall view of urban transition of modern cities. Studies on rural issues have been more in depth; more concerns are put on rural management and folk organization; researches on societal control and charity try to explore the foundation cours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folks and governm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problem awareness”and the tendency of using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thinking methods.
【日 期】2014-03-20
【关 键 词】近代中国/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综述modern china/social history/social culture history/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3-0051-07
2012—2013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呈现繁荣景象，论著成果丰硕，一些领域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拓展，特别是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重要问题相关的研究课题受到关注，出现一些新趋向与热点，现撮要分述如下：
一、理论方法讨论热点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多有呈现，特别是社会史领域更形突出，对此社会史学界也时有反思。2012年下半年，《近代史研究》(第4、5期)邀请了十几位学者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发表笔谈，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关注。由于有数位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参与笔谈，社会史领域“碎片化”问题成为一个讨论重心。一些学者认为，“碎片化”现象从重视微观研究层面而言，对学术研究的深化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另一些学者则更强调“碎片化”现象有严重缺陷及负面性。有学者分析了微观研究、“碎片化”与社会史及社会文化史等新兴史学的伴生关系，指出微观研究有益于研究的深入，但要避免“碎片化”。一些学者提出矫正“碎片化”的种种路径：有的主张力求理论概括与强化问题意识，多作中观研究强化联系观点，多作综合性研究，“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有的认为，应尝试摒弃“区域”与“整体”二元对立的刻板模式，转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治理能力”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及特征；有的提出，应回归“总体史”，需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是重视“长时段”，三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这次对“碎片化”问题的集中讨论，使得对这一问题的长短及如何克服等认知更加清晰与深入。
对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反思是2013年度又一热点。2013年8月24—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在湖北襄阳联合举办了“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定位”、“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概念”、“中国社会文化史回顾与展望”、“社会史与新文化史关系”等论题回顾了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反省了研究实践的探索轨迹，展望了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些领域：如“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价值系统”等。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对社会文化史二十多年来兴起发展的一次集中回顾与总结，推动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思考更加深入。
二、城市与乡村研究
城市史近年一直是个热门领域，2013年度伴随中国加强城镇化改革，城市史研究也出现一个小高潮。2012年底，中国城市史研究会成立，为中国史学会下设学术团体。2013年6月20—24日，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与西南大学等联合举办了“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首届年会，来自海内外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交通与城市”、“城市管理”、“城市形态”、“近代城市经济”、“城市建设”、“城市空间”、“城市社会生活”、“城市建设与发展动力”、“城市空间与水系”、“城市人口与人口治理”、“城市政治”、“城市与区域”、“单体城市与城市比较”、“城市与城市的变迁”、“城乡经济”等专题进行了研讨。此次会议堪称一次全国性城市史学术盛会。
本年度发表的城市史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在某些具体的专题研究上不断向精深化、细致化发展，且有新领域的拓展及方法创新。其中，上海城市史仍然呈现“一枝独秀”的突出地位，论著数量最多，涉及问题十分广泛。其次，如天津、武汉、南京等城市史也有成果推出，比较突出的是出现清代西藏城市的研究成果，反映了近代城市史研究向边疆拓展的新动向。
“城市空间”问题，是近年来一直受到较多关注的领域。公共生活空间是最重要的城市空间形态。上海的公共生活空间研究最为集中。熊月之指出，公园与公用私园，是上海居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民国时期租界公园增多，华人公用私园衰落，是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增大、地价上涨的结果，也显示了上海公共休闲空间的复杂性[1]。对作为构成一座城市组成细胞的街区剖析，有助于拓展、深化城市史研究的领域。马学强研究了上海马斯南路街区的权力、空间与内部构造，考察了它的“造路史”、“造街史”，并围绕街区构造的核心——“权力”问题而展开，寻找各种“权力人”，包括原来的所有者、规划者、设计者、建造者、居住者等，同时结合马斯南路街区的形态结构来考察，从中揭示其内在的功能特点[2]。何一民等发表了数篇文章研究清代西藏城市体系变迁，其中也涉及城市空间特征①。
由报刊、文艺、舆论等形成的文化空间虽属虚拟形态，但对市民的文化情趣、知识观念、社会思潮等有重要影响。崔波《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认为，清末民初媒介空间结构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对旧有的媒介生产秩序和关系的改变，而导致这一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空间实践。陈昌文《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探讨了上海开埠前在出版史坐标系中的位置，都市的集聚效应，教会出版、官办出版、民办出版三大出版系统的形成，出版现代性的增强与民族出版业的崛起，出版业与都市社会，出版业与都市文化的互动与整合等。
城市人口结构问题的研究出现比较厚重且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曾凡《人力资本与上海近代化(184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运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上海近代化，颇有新意。作者对上海近代人力资本优势及其形成，人力资本水平与工资收入、社会阶层和职业流动的相关性，人力资本与上海近代发展速度等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实现、配置和维护问题，由此让人清楚地看到资本化的人力如何在上海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
讨论近代上海的民众生活，需要报刊、档案资料，还需要深入打捞活的历史碎片。通过口述史的方法留住民国上海普通人物的声音，是一项富有抢救意义的史学资料工程。程郁、朱易《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对十九位解放前后有过工作经历的上海职业女性进行了访谈，记录下她们的个人职业生涯与婚姻家庭生活及其在上海解放前后两个时代中所发生的变化，从而为近代上海妇女史、社会史研究提供了辅助性史料。
一些学者检讨了政治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涂文学撰文认为，进入20世纪“市政”在近代中国没有真正独立于“国政”，而是依托于“国政”，这对城市化运动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实际上将城市作为了政治的工具，抹杀了城市的主体性，市政要独立于国政的理想最终落空。他在另文中讨论了1900—1930年代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潮，认为这一思潮从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留恋和对现代城市的敌视，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带来了深刻影响②。
乡村研究是与城市研究并行的另一个热门领域，本年度的乡村社会史成果也比较丰富。乡村秩序及其权力格局的变动是本年讨论的重点，不乏新观点。如李里峰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3]。还有学者讨论了乡村危机、乡村认同、城乡关系等问题。如王先明指出，1930年代，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城乡背离化”趋势的负效应累积已达极点，加之其他因素的推助，乡村危机猝然爆发，且愈演愈烈[4]。
三、社会群体、结构与社会流动
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流动等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细化，研究对象所处地域更加广泛。
知识群体作为社会文化精英历来受到研究者重视，本年度又有新的拓展。以往缺乏近代教师群体的研究专著，吴洪成等《晚清教师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从整体上考察了晚清时期中国教师群体的变迁，梳理了学校教师的身份、地位、工作任务、培养训练的演变历程、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功能及教育影响等问题。一些文章关注近代知识人群体的择业、活动与境况。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年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汇聚了一批留日学生。韩策的研究指出，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等原因，留学生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柢的进士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皆成教学中的挑战[5]。
关于社会变动中的民众群体，本年度有数篇文章讨论了太平天国时期的群体。其中，杨国安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等史料，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指出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更多地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6]。
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王先明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乡村进行研究指出，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7]。杨东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社会结构与流动特征，指出当基层民众以参议员这一制度载体，在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中实现新的社会流动，自然会体现出当初情境下的流动特征；同时这种新的社会流动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的结构性整合[8]。劳动英雄运动是根据地政府为了动员群众参加生产而发起的群众运动。韩晓莉指出，劳动英雄在发挥榜样的力量，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根据地社会的治理和改造过程中，成为新的乡村领袖的代表。劳动英雄的农民出身和群众作风，使他们在乡村社会更易得到群众支持，保证了政令的有效贯彻。劳动英雄的塑造是根据地政府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改造的成功实践[9]。
近代中国多种多样的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在社会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年度除了商会研究仍受关注并取得一些新成果之外，对农业组织及同乡组织等研究有了较明显的深化。程朝云分析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农业推广体系下的农会发展状况，指出由于农业推广体系下的农会符合国民党战时对农民进行全面动员的需求，抗战中后期，农会发展得到更多政策支持，最终在法规层面实现农民组织一元化，成为农村社会中最重要的农民组织[10]。黄志繁认为，晚清婺源钱会基本是小农经济互助组织，进入民国，其小农经济的互助组织色彩渐淡，而民间融资功能渐强[11]。
秘密社会在本年度出现了比较厚重的综合性研究成果。邵雍《近代江南秘密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梳理了近代江南秘密社会的变迁脉络，认为上海是秘密社会聚集的城市，根源在于其发达的商品经济为贫民提供了生存的机遇。该书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学界的认识，即近代江南的秘密社会主要扎根在城市，而非贫苦的乡村。郑永华、赵志《近代以来的会道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多种形式的会道门，认为会道门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多种矛盾交互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也有其自身的文化根源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林黑儿是义和团时期天津红灯照的首领，号称“黄莲圣母”。刘平等力图探究林黑儿被神化的背景、过程与影响，将一百多年来人们对红灯照的描绘、被创造的作为“革命派”、“爱国者”的公共记忆与抛开意识形态面纱后的历史人物做对比分析，还原了真实的“黄莲圣母”形象[12]。
四、生活、习俗信仰与社会记忆
日常生活史也越来越受到更多关注，甚至一些政治主题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引入生活史视角。2012年12月，《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等单位举办了“抗战时期都市民众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小田对江南日常生活的研究颇有新意，他不仅研究了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间，而且通过对近代“曹娥文化”的扩展分析讨论了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为民众观念史研究昭示了别样路径③。郭立珍以英敛之日记为中心对近代天津娱乐消费模式发生的变动、变动的原因及传统娱乐产业的近代转型，以及西式娱乐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等产生的影响作了探究[13]。近代西方通信技术传入中国后，对通信方式及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认为，晚清中国电报网的形成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板块性、稀疏性及不平衡性等特征，晚清电报网的建设过程曲折复杂，尤其在涉及多重官民矛盾时，晚清政府未能妥善应对商人阶层要求保护自身利益的呼声。
生活与习俗变迁是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本年度也有更细化、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卫才华《社会变迁的民俗记忆：以近代山西移入民村落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对近代山西霍州、襄汾、安泽、长治、永济、临猗等地的66个移民村作了深入调查访谈，重点考察了民俗变迁与山西移入民精神世界的互构关系、移入民地方化的社会模式，以及移入民民俗和社会适应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北方村落发展转变的类型学意义，试图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逻辑。杨秋《变革时期的生活：近代广州风尚习俗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通过探讨民俗对城市居民生活的控制和调适，观察民俗传承的规律和民俗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期为当代城市发展和移风易俗提供历史借鉴。
礼俗是近年引起关注的新领域，礼俗有助于建构社会记忆，尤其是作为礼俗载体的建筑深刻体现了社会记忆的变迁。赖德霖《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认为，民国新的礼制建筑和纪念物体现了崇奉方式及对纪念物识别性要求的改变，中山纪念堂作为一个宣讲空间，是国民党将符号化的孙中山作为一种政党的意识形态改造国民的物质体现；作为一个纪念物，表达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期盼。关于纪念日的研究日渐增加，一些文章探讨了“六六”教师节、国庆纪念日、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对九一八的纪念。张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五四”纪念》一文认为，1927—193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纪念充满矛盾：它需要五四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凝聚力，却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的价值，同时也注意到其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潜在威胁。五四“缺点”的被发掘，成为南京政府由新生政权向稳固政权转化后逐步限制乃至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主因[14]。罗检秋分析了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认为近代国家权力对民间信仰的干预不断深入，宗教和迷信的畛域逐渐清晰。民国政府将以前的“淫祀”及部分“正祀”纳入“迷信”范畴，而曾经处于边缘的外来信仰上升为宗教正统，从而使信仰世界转变为新的“文化网络”，实现了权力秩序的重建。近代宗教与迷信的分野，主要是由权力来界定和完成的，与其说宗教迷信话语起源于启蒙思潮，毋宁说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渗透的结果，反映出清末民初政权参与、控制民众社会的强化路径[15]。
五、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社会问题的成因、发生过程以及各方势力在其中的博弈等问题本年有比较集中的讨论。近年法学界和史学界都比较关注近代的庙产纠纷，本年度有上海、陕西、四川叙永厅的个案研究。许效正分析了1912—1915年间上海发生的一系列庙产纠纷案，庙产兴学运动的持续发展是其经济原因，禁止迷信运动的迅速蔓延是其文化原因，庙产管理政策的不断变化是其政治原因，宗教社团的空前活跃是其社会原因[16]。徐跃以清末四川叙永厅为个案讨论了清末庙产兴学政策方针与地方的运作，认为庙产兴学是一个地方官、办学绅员与僧人不断对抗和讼争的过程[17]。胡俊修等比较了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认为市政当局、商会组织、新闻媒体、权力谋求者等不同社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行动，左右了摊贩风潮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关注[18]。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一些学者研究了盗匪的跨地域流动及舆论对匪患的反应。何文平指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19]。李里以民国时期川鄂边神兵的神坛为案例，通过分析神坛如何影响川鄂边分散的聚落形态以及怎样跨越地域界限扩大其关系网络，深化对民国时期民间宗教组织与地方聚落整合关系的探讨，发掘民国基层社会多元的演变途径[20]。
社会控制方法、解决纠纷机制也是一个研究重点。马珺《清末民初民事习惯法对社会的控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基于法律多元化和社会控制理论，围绕清末民初中国19个省份民事习惯调查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就民间社会永佃权与一田两主，典、卖与抵押，招贴、赡养、女子的被侵害、宗嗣继承等问题中的习惯法作用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展现了清末民初民事习惯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还分析了处于转型时期的清末民初民事习惯法的遭遇，阐释了清代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魏光奇辨析了清代乡地人员的设置、充任条件与程序、管理方式、地位与职能，认为“官府”为了节省行政成本而不肯设立理性化的基层政府组织，为了保证“官治”的权威而不肯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制度，因此只能借助私人势力、社会势力来履行公权[21]。政府通过建立民间组织也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朱煜《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江苏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以江苏为中心，考察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行时间最长的一种官方社会教育机构——民众教育馆在改良民众文化、改善民众生计、塑造公民观念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在政府基层力量不足的环境下，民众教育馆以其“权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缺位”，这一模式不失为改造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一观点修正了传统的对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政治的看法，即抗战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止于县级，县以下的控制只能通过民间力量间接实现。
六、灾荒救济与慈善医疗
社会慈善是当今社会改革的一个重点问题，慈善史也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关注，本年度又掀起一股小高潮。2012年8月10日，《中国慈善通史》项目组与长沙慈善会、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在长沙合办了“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刊发了此次论坛中部分专家的演讲稿，《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集中刊载了“中国慈善史研究与当代慈善发展”笔谈。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救助主体、制度等方面细化或拓展了慈善史研究。丁芮对清末民初京师济良所的设立、管理、运营、经费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和梳理，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反映近代慈善组织的发展和演变[22]。蔡勤禹等指出，民国慈善组织通过建立制衡型组织结构、实行征信制度和慈善会计制度、自觉履行慈善自律规则、接受政府、法律和审计监督，来取信于民，为组织发展赢得社会支持[23]。
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灾荒近些年已经取得不少成果，本年度一些学者将赈灾与政治史、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颇有新意。朱浒从甲午战后两湖灾赈观察到盛宣怀何以能够利用张之洞的困境来强力扩张其实业活动的范围[24]。邵晓芙指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灾荒频仍而严重，成为乡村民变的重要诱因。报荒、闹荒、闹漕和抢米风潮日趋高涨，从一个侧面说明辛亥革命前的浙江已处于革命前夜[25]。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研究主要视角为“西医东渐”及中国医疗卫生的现代化。除了西方教会等组织、群体从事的一些“西医东渐”活动外，中国方面的活动以往研究不多，本年度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国政府、医疗机构、组织推动中国医疗卫生近代化的努力。范铁权《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认为，近代科学社团从多渠道传播环境卫生、食品卫生、乡村卫生、传染病防治等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卫生实践，进行医学调查，兴办医学教育，开办医院诊所等，为公共卫生的体制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公共卫生建设过程中，诸科学社团、政府、民众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一方面，社团担当政府公共卫生事业的“监督者”和“同路人”，为中国公共卫生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制约了公共卫生的发展。孙诗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平教会的定县卫生实验为例，讨论了现代卫生观念在乡村的移植，认为平教会与县政府、士绅、旧从业人员以及农民等各类群体纠葛在一起，新旧观念、新旧势力之间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碰撞，使得现代卫生观念在乡村的移植过程呈现出极为纷繁复杂的面相，这直接影响了卫生观念植入的广度与深度[26]。
七、结语：问题与展望
与以前相比，本年度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一些与现实社会问题相关的课题受到较多关注，如与城镇化相关的城市史、与社会稳定相关的社会控制及与社会慈善相关的慈善史等，都出现了较多成果，并有比较厚重或有新意的成果问世。这不仅反映了近代社会史与现实联系比较密切的学科特色，以及社会史研究者具有较强现实关怀的特点，也增强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本年度在城市史、社会文化史、慈善史等领域都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会，并集中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小高潮，反映了这些研究领域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积累，发展得比较成熟，与现实问题高度契合，到了一定的总结与反省阶段。
在收获丰硕成果的同时也要加以反省，目前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问题，值得深刻省思：
第一，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持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论著数量持续增多，研究专题日趋细化，问题不断深入，研究水准也不断提高。近代上海史研究的时空坐标从上海的上海，扩展为中国的上海，现在进一步扩展为世界的上海。在研究视角上，出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趋势，特别是来自近代上海社会底层人物的声音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可以说，上海城市史研究代表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但相对于上海城市史研究的一枝独秀，其他城市史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比如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实际地位也很重要，并各自特色，但这些城市史的研究尚相当不充分，其他城市史研究更加薄弱，总体呈现出上海一枝独秀、京—津—汉等二线城市次弱、其他城镇(除少数几个名镇外)更弱的金字塔形态，这种研究的不平衡性在整体上制约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但是，由于近年城镇化改革加速，促使各地政府及研究者开始重视当地城市史研究，不少地方开始筹划当地城市史研究项目，可以预期，在未来三至五年，各地城市史研究将会出现一个多地开花的新局面。
第二，问题意识不够凸显。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度不断增长，研究论著在数量上也不断攀升，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尚未达到应有的研究深度。即如积累比较丰厚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多数成果偏重史实重建，而缺乏理论探索意识，尚未建构出基于城市立场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中层理论。对于当前的城市史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说，当前城市史研究的特点是“深和窄”，不易观察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风貌。李长莉认为，目前尚未形成比较成熟并被广泛认可的、从整体上阐释中国城市发展变迁特点的理论。何一民也表示，国内学术界在城市史研究理论方面至今还没有产生某种权威性的理论模式[27]。除了城市史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也有诸多研究成果偏于描述而欠缺分析。因此，近代社会史研究从整体而言，尚需加强理论方面的探索与积累。
第三，社会科学化的倾向日趋严重，史学学科特色趋于模糊。社会史研究虽仍呈兴旺之势，但偏重细化、描述、定量、统计、表格，以及以概念和模式套史实等社会科学化的问题也日趋严重，这些都削弱了史学追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科本身特色。社会史研究如何通过改进研究方法以形成学科特色，并能够由此形成学科优势，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社会史为史学创新提供新动力的一条途径。
展望今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首先，理论的提升与创新，结合对中国发展道路特性的探索，仍然是成熟学者致力的目标。其次，伴随国家城镇化改革的加强，城市史将继续受到更多研究者关注，并由核心城市向更多二三线城市甚至城镇史扩展，预计未来三至五年，城市(镇)史将会出现遍地开花的丰收局面。此外，社会史成果及理论方法向其他分支学科扩散和渗透的趋势将更加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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