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曾业英先生是我国史学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在民国史领域耕耘数十载，硕果累累。196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业英先生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其后，曾先生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短暂任职。1972年秋，曾先生转至中华民国史组任职，成为大陆民国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批拓荒者。从1994年起，曾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主编，直至2005年。在担任《近代史研究》主编期间，曾先生为刊物的发展，呕心沥血，泽被学林，广为称道。

一  初到近代史研究所

问：曾老师您到所工作已近50年了，您还记得最初来所的情形吗？

答：我是1963年9月，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近代史所的，当时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那时的大学生，毕业后均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人人都有一份，不用发愁，所不同的，仅仅是符不符合自己的心愿而已。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工作分配很难专业对口，记得我前面一届，除了考取研究生的，几乎全部参了军，去了部队。

我们这一届，则绝大部分到了国家煤炭部下属各矿区，条件普遍比较艰苦。有个同学分到河北邯郸峰峰矿务局，后来给我来信说，因不通公共汽车，接受单位又不可能派车接他，所以他下了火车，是坐着牛车到单位报到的。我能分到近代史所，是很幸运的，不仅在大城市，还是首都，工作又如愿，从事专业研究，五年大学，没有白念，自然很高兴。同学也羡慕，我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公布名单以后，多少人过来握手，要好的同学不用说，就是那些不怎么（要）好的，或来往很少的，都向你伸出了热情的手。”深感那时同学关系纯朴，谁有高兴的事，不管关系深浅，都会为你高兴，向你祝贺，真是感人。我接过装有分配通知书的小信封，拆开一看，分到了近代史所，旁边一位老师立即说，近代史所离天安门很近，就在旁边。那心情，真的好激动。那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对天安门是很向望的，因为它不仅是北京的象征，而且是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

分配方案公布后，我想起，这个结果，其实在此之前，我的老师姚薇元先生就已暗示过我。在七八月份等待分配的日子里，他曾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出去工作后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继续打好基础，要在大学所学知识的基础上扩大、加深；二是外语不能丢，要继续学好、提高。事后想来，这两点显然都是在暗示我以后将分到近代史所工作。我到达北京后，姚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这次分配工作，我曾参与商讨，把你们六人分到科学院，是经过科学院、武大领导以及有关教师的郑重考虑的。”

到所后，我又听说，我的工作分配，早在这年春节前夕就定下来了，春节前近代史所已派人到学校挑选毕业生，据说是今天已故的原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先生去挑的。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用人单位本无权直接挑选毕业生，近代史所能享有这一特权，听说是沾了副所长黎澍先生的光。当年，他奉命组织批判“苏修”的写作班子，曾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人手不够，要求增加新生力量，并得到批准，近代史所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才有了这样的权力。这一年，除考取的4名研究生外，近代史所从北大、复旦和武大挑选了7名应届毕业生进所工作，其中北大3人，武大、复旦各2人。

问：从武汉到北京，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吗？

答：当然有，而且印象特别深刻，这就是与同时分到北京、山西大同、东北各地的二三十位同学，共同经历了一次漫长而又愉快的旅行。那时，自武汉乘火车到北京，虽然国家给的“派遣”火车票都是慢车。当时的车速也不如今天快，然而退一万步说，48小时之内总可以到吧，可我们在路上却花了整整9天9夜，为此还丢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当时，按照国家规定，只要在8月31日之前赶到单位报到，就可领取半个月的工资。但我们却未能在这天之前赶到北京，当然也就享受不了这份优惠了。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头一年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23元人民币，但因当时物价低，“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穷学生来说，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我是8月24日下午离开武大的，乘当晚9时半的火车北上，没想到这一走就是9天9夜，竟然9月2日黄昏才到北京。

为什么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原因很简单，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暴雨成灾，冲毁了铁路，中断了交通。25日下午1时半抵达郑州时，被告知前方铁路中断，不能继续前进，只能绕道津浦路了。于是，在这里改乘东去列车，于次日早晨到了徐州。本以为可以立即沿津浦路继续北上，没想到又被告知济南以北的铁路也被洪水冲断了，火车只能通到济南，希望又破灭了。

更糟糕的是铁路何日可通，没人知道！没法子，我们只好在这里住下，可又没钱住店，怎么办？幸好时值暑假，车站附近一所小学的领导颇有同情心，允诺免费提供几间教室，作为我们的栖身之所。我们便将孩子们的课桌拼在一起，权当床铺，和衣而卧。在这里一呆就是四天，29日晚上离去，30日凌晨到了济南。一下火车，我们便发现这里的确遭到过暴雨的袭击，车站广场还湿漉漉的，对面房屋墙壁上被水浸泡过的痕迹，清晰可见，足有半人高。当天夜里，我们马不停蹄，又踏上了开往烟台的列车，准备从那里坐船到塘沽，再改乘火车前往北京。这一路折腾，因属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火车票被允诺可以通用，只要能到北京，不管你怎么走，绕多大的弯子，同一等级的列车任你上，无需再次购票，唯船票例外，需要另购。可学校出发时，未估计到会发生这种突发情况，并未给我们发放这笔费用，经多方联系，才由山东省教育厅协助解决。我们于31日下午抵达烟台，9月1日中午，登船驶向天津塘沽，2日上午下船，下午乘火车直奔北京，晚上终于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程，前后9天9夜。

这次到近代史所报到，虽然途中多费周章，一路颇为辛苦，火车上摩肩接踵，人满为患，下车后，除徐州四天外，不管白天黑夜，唯一的落脚之地，就只有候车、候船室了。在烟台上船时，更遇上大雨如注，候船室拥挤不堪，几无立锥之地，只得在雨中干等。但是，由于有个同窗五年的小集体，在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之际，大多对昔日情谊，倍加珍惜，彼此关照，远胜往昔，加以正处青春年华，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因此，精神还是相当愉快的。对我这个连寒暑假都因经济条件不许可，很少回家，只能留在学校“倍思亲”，而又从未踏上过北方土地的江西山区学子来说，更是新奇无比了，可以说，不是苦，而是乐。

火车驶过河南信阳后，我第一次看到广袤无垠的大平原，如当时身旁一位同学所说：“真正理解了‘一望无际’这四个字的意义。”在烟台，我第一次看到白浪滔天的大海，第一次坐上海轮品尝海上航行的滋味。不少同学，因风高浪急，出现晕船现象，呕吐不止，吃不了饭。独我平衡功能极佳，毫无影响，我专挑他们饭菜中的鱼肉，大饱口福，吃了个够。我跑到甲板上，远眺浩瀚的大海，欣赏美丽的日出日落，近观上下翻飞，东鸣西和，尾随我们船后争相觅食的海鸥，欣喜若狂，如痴如醉。从武汉算起，我们沿途经过郑州、徐州、济南、烟台、塘沽、天津、北京等城市，初步领略了它们的不同风貌。

在徐州，还专门游览了云龙山风景区，留下了10个武昌“东湖风景区和珞珈山也不能媲美”的深刻印象。没有这次特殊的经历，哪有这样的快乐和享受！这是令我“对祖国大好河山，倍增热爱”的一面。当然，也看到了那时国家仍然比较贫穷、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河南境内，京广沿线，“房子极差，放眼望（去），均系草屋，矮小简陋，仅可容一人居。” 陇海沿线，“遭了水灾，土地都荒芜了，这一带人民生活是很艰苦的。”这些也是我这次旅途中的记录。

问：您到近代史所后，什么时候开始做研究工作的？怎样完成从学生到工作这一角色转变的？

答：我到近代史所后，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并未能立即从事研究工作。当然不是自己不想做，而是不可能做。到所半个多月后，刘大年、黎澍等所领导接见我们这批新进所的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生。就在这次会上，宣布了我们今后一年，不是留在所里做研究，而是去“农村劳动锻炼”，除研究生和个别同志外，其余全部将于10月15号下放农村“劳动实习”一年，并说这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从这年起开始实行的一项新制度，叫“劳动实习制度”，凡新来的大学生均须先去农村“劳动实习”一年，以后年年如此，形成制度。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什么要采取这一措施？做出如此硬性的规定？我等平民百姓，当然不得而知，但就当时国情而言，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正处在“政治挂帅”时期，凡事须先讲政治，研究工作当然也不例外。

那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要求，是走“又红又专”的路，它的对立面是“白专”道路，是不允许的，也是没有前途的。如何才能做到“又红又专”呢？首先就要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当时，上上下下，包括我们这些被改造者自己在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无不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世界观，不管是旧社会过来的，还是新社会成长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即如我们这类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大学生，也因为长期上学念书，脱离劳动和劳动人民，又受到社会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容易“忘本”，因而必须不断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和改造，在思想和世界观未改造好之前，是不能做研究工作的，即便做也是绝对做不好的。至于改造思想和世界观的最好方法，自然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了。所以，自1958年起，国家便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当年一入大学就碰上所谓“红专”大辩论，辩论的焦点就是教育要不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结论当然是肯定的。现在看来，我们这次去农村“劳动实习”，不过是这一方针的扩大和继续。

1963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工作的大学生，一共有100多人，统一编成一个大队，名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劳动实习大队”，下设3个中队，每个中队2个小队。大队设党支部，团总支各一，配有专职干部若干人。我们所与哲学、文学、语言3个所合编为一个中队，与哲学所合编为一个小队，共10人，指定我为小队长。实际出发时间比原定时间推后了5天，10月20日凌晨，我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塘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又一次踏上了航行于渤海湾的海轮，目的地是山东半岛西北部的山东黄县（今属龙口市）北马人民公社。到达目的地后，3个中队便分散了，分别安排到了不同的生产大队，我们中队分到北马镇的北村大队。起初，我们单独居住，独立起伙，仅下地干活时与社员在一起。

后来，大家觉得这样仍然“不够彻底，达不到锻炼，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的目的”，纷纷要求“彻底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实习大队”领导很快接受了大家的意见，随即作出调整，不再自己单独吃住，而分散到各社员家里吃住了。选择同吃、同住的对象，当然是贫下中农家庭，愈穷愈好，愈脏愈好。在此“劳动实习”期间，领导考虑到外语比较容易忘记，除初到时怕影响不好及夏收夏种等农忙季节外，后来倒也给我们安排了每天一小时的学习时间。但是，说实在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这种农村“劳动实习”的条件下，人们想得最多的还是怎样“红”起来，“专”尚在其次，因为不“红”，就意味着思想、世界观没改造好，就不能“更好为党和人民工作”。坦率说，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因此，除了个别原先基础较好，而又很有毅力的人外，多数人的学习效果是有限的。

1964年9月底，我们结束了一年“劳动实习”的任务，回到北京。这时才知道，这一年近代史所又从全国各高等院校挑选来一大批优秀大学生，足有三四十人之多，都住在所里的集体宿舍里，热闹非凡。此时所里全体人员正在学习有关中央文件，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准备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原来，这一年，中共中央继前一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之后，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大规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所里已奉上级指示，停止除《历史研究》（当时的《历史研究》主编是黎澍，所以编辑部在近代史所）以外的一切业务工作，准备到甘肃张掖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刚从山东回来的6人也将一同前往。于是，国庆节一过，我便又和大家一起去了河西走廊的甘肃张掖。这次是直接当“四清”工作队队员，是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农村阶级斗争考验的”。工作队由我们所、甘肃永靖县的地方干部和兰州铁道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我被分到张掖县的乌江公社茨滩大队，队长是永靖县一位公社书纪，副队长是我所今已故去的工人运动史专家刘明逵先生。

这次“四清”运动，大约进行了7个月。1965年5月，我们回到了北京。随后，1964年来所的大学生又去了山东黄县，以补足一年的“劳动实习”期。这年秋天，所里不少人再次奉上级指示，去“接受农村阶级斗争的考验”，奔赴江西省丰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算是幸运的，自甘肃“四清”回来后，至1966年6月所谓“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留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事了一年与专业有关的工作，而其他不少前后两年一起到所的同事，则几乎都把时间交给了“思想与世界观的改造”。

二  走上民国史研究之路

问：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真不幸，好在总算熬过来了。下面，我们还是回到民国史的话题上来吧。从您前面所谈，所里的民国史研究似乎也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开始阶段效率并不太高。那么，你们当时是怎样设想的，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你个人又是怎样选择的？有过什么样的经历？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答：好吧，现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李新既代表近代史所接下了编写民国史的任务，自然是规划和完成这一任务的总设计师、总指挥了。他提出，总的目标是写一部书——《中华民国史》，编三种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和《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其中《中华民国人物志》又包括“人物传”和“人名辞典”两部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资料是编写民国史的基础，虽然不必等待三部资料书完成以后再来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是，不可否认，当务之急是先启动三种资料书的编写，因此，李新首先按三种资料书的不同方向，将民国史研究组分成大事记、人物传、专题资料三个小组，任人自择其一。对于《中华民国史》怎么写、写什么这个首要问题，他很慎重，与大家反复研究、讨论很久，最后确定，民国史应与党史、革命史严格区别开来，鉴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状，中共党史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史已有相当研究，因此也应与一般通史有所不同，应将重点放在统治阶级方面，着重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他拟定《中华民国史》分三编，第一编为“中华民国的创立（1905-1912年）”，第二编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1912-1927年）”，第三编为“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1927-1949年）”。对于三部资料书，李新对大事记的编写想得比较细，我记得他亲自拟过一个“凡例”初稿，除了起止时间界定为1912年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外（后来增加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2月31日为序编），令我至今不忘的是，还提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取材方针，以及“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的编写要求。对于人物志，他提出需写传记的约1000人，列入人名辞典的约4000人，另外还拟编制若干人物表。关于如何写人物传，他提过5项要求，除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外，还要求“用记叙文，不要写成评传”，要“真实可信”，要在反映一个人全貌的同时，又重点突出，并有特点。等等。对于“专题资料”，或许由于过于庞杂，难以统一规范，他没提出任何具体意见和要求，只是要求大家边干边学，努力摸索、积累经验。不说别的，仅此而言，也已说明李新是大陆民国研究的唯一奠基人，功不可没，他对民国史的设计，堪称大手笔。

在李新设立的民国史三个小组中，我选择的是专题资料组。我们这些人，进所八九年了，有的甚至更长，由于没有机会做研究，一直没有品尝到“铅”字的滋味（当时尚无电脑技术，出版物是铅字排印的），谁不想早日看到自己的“铅”字呢？可我偏偏选择专题资料这个被人视为出成果相对较慢的组，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我对系统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工作有兴趣。我历来认为，研究历史应从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做起，不接触、研究原始资料，光看别人的二手货，嚼别人嚼过的馍，难有真正的发现。而专题资料组所从事的工作，正符合我的心愿。其次是在我看来，专题资料组的优势更明显，既有另外两个组的长处，又不存在它们的短处。顾名思义，大事记和人物传组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事”和“人”。

编选“专题资料”，当然也离不开“事”和“人”。因此，在专题资料组工作，同样可以受到编写大事记和人物传的训练。但是，大事记只能记“大事”、“要事”，许多专题研究中的所谓“小事”，限于工作性质和时间要求，基本无法顾及，人物传则因有字数的限制，每传平均不过3000字，不允许你为一个人的小传，无限制的博览群书，广搜资料。这或许就是大事记、人物传组的短处。而专题资料组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可以也必须大小事兼顾，深挖细找有关资料，否则，就编不成完整的专题资料，即使勉强编成了，对学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就是专题资料组的长处。你们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你没有，专题资料组的优势，还不明显吗？第三，我还觉得专题资料组，比另外两个组更有后劲。这个组的唯一不足，是比较费时，出成果相对慢。因为民国时期刚刚过去，无论资料本身，还是保存情况，都好于以前任何时代。资料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穷尽是妄想，根本不可能。因此，编选任何一个专题的资料，都需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出成果的速度，自然较慢。但是，由于你广搜博采，穷追不舍，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创作空间，自然也就大了，不仅可以完成组里交给你的工作任务，编选出一部较为完整的最基本的专题资料，供学界参考，而且可以由此生发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如相关学术论文，甚至专著，等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后证明，我的预判是正确的。我在编写专题资料的过程中，不仅为人物传组写过《江亢虎》、《汤化龙》两篇人物小传，而且在《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护国战争时期的朱德》、《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蔡锷与“二次革命”》、《民国初年的民主党》、《民国初年的自由党》、《民国初年的沈定一和公民急进党》等有关学术论文，还出版过《蔡松坡集》、《护国运动资料选编》。这些都是我编写专题资料的附产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或许也可算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治学经验吧。

问：我很同意您的看法，图书馆、档案馆的确应为国家发展学术事业提供更多的方便，不要一切向钱看。这个问题，先就谈这些吧。您是民国史研究的最早参与者，您怎么看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答：近代史所是大陆地区民国史研究的拓荒者，经过全所上下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尽管一部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至今尚未出齐，令国人大为失望，但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不过，总体上到底如何评价，似乎无须也不应由我在此多嘴饶舌，何况也不是我的学养所能胜任的。因此，我只能说，评价，不敢当，建议，谈不上，仅在此谈点个人的小小感受而已。

我觉得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资料发掘普遍较广较深，所发表、出版的论著，皆能给读者提供数量不等的新资料、新内容及历史细节。以《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为例，为撰写此书，相关作者除搜集了大量未结集出版的资料外，还先后出版了三种辑录大量新资料的专题资料书，一是朱宗震、杨光辉编的《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二是我和李希泌、徐辉琪三人共同选编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三是我编的《蔡松坡集》。

这些资料书的出版，不仅为这卷民国史的撰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还成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基本资料，被学者广为引用。如胡绳武、金冲及先生撰写的代表性著作《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就充分利用了《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一书的资料。胡、金二位先生向来学风严谨，堪称表率，他们还同时转引了这卷民国史及相关论著中其他一些新资料。遗憾的是，有些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反而没有他们这种风范和气度，明明采用的是民国史一书的新资料，却不愿坦言“转引”。

举两个小例子，如1913年5月，丁世峄发表文章称，当时“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如梁启超那篇惊世之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已被确认首先发表于1915年9月3日出版的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而不是8月20日出版的上海《大中华》杂志。梁文发表后，社会反响热烈，“报纸即日售罄无余。而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这些都是这卷民国史首次披露的新资料。现在，也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引用这些新资料。但就我所见，几无人坦言“转引”，而仅标注民国史一书的原注，如丁世峄那段话，都按原注标为“善哉（丁世峄）：《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1913年5月。”他们哪里知道，“善哉”后面那个“丁世峄”的解释，其实原文并不存在，而是民国史一书的作者依据其他资料后加的。当然，民国史一书披露新资料，本在与学者共享，学者们多所引用，乃是对民国史一书的肯定，没有什么不好。我在这里饶舌，别无他意，仅在说明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资料的确比较扎实。

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尊重历史，比较重视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创新。仍以《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为例，此前学术界对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对他们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护国战争，大体没有多少好评，开口闭口，无非是“抢旗子”，似乎只要“旗子”不在孙中山手里，便什么事都不值得一提了。但是，近代史所编撰的这卷民国史不同，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基础上，给了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以充分的肯定，指出在这次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中，梁启超、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不流血的和平改革，而且还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指出护国战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当然，也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即使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战争期间，它也还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因为它所推行的，仍然是一向与革命相对立的、自上而下的、反对‘破坏’的所谓‘文明革命’的方针，其改良派的基本品格并没有丝毫改变。”等等。

不过，套用一下我们过去常说的那句老话，看待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对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特别是早期的研究，也要看到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一面。从总体上说，当初定下写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历史，固然是个大胆的设计，有着那个时代的特殊意义。但今天看来，既然自称为《中华民国史》，顾名思义，自应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光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不写被统治阶级的历史，光写政权交替，不写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显然是不够的，不全面的。从各类具体问题的研究来看，似乎也还有改进的余地和必要性。以我撰写的《江亢虎》小传为例，今天看来，也是有明显缺陷的。一是意识形态太强，偏重于定性、戴帽子，开头就定下了江亢虎一生的主调：“无耻政客和汉奸”。二是一生经历，完全沿着“无耻政客和汉奸”这条主线展开，未能顾及人物的复杂性，单线色彩浓厚，缺乏整体观察。三是仅凭想像，便推定江“虽被蒋介石政府抓获，但并未受到应有的制裁”。四是尚有重要史事遗漏。这些恐怕都是值得我们今后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　　十年《近代史研究》的主编生涯

问：1994年，您从民国史研究室转到《近代史研究》杂志担任主编，为该刊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下面我们聊一聊您担任主编期间的故事，好吗？众所周知，《近代史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办的专业学术刊物，在学界具有非常高的声誉，但大家不是特别了解它的历史，请您介绍一下它的概况。

答：1979年春，为推动全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所里决定创办《近代史研究》杂志。刘大年随即找资深学者钱宏、丁守和谈话，说：“所里研究由你们二位任主编，希望下半年出版，怎么办，出季刊还是双月刊，你们考虑。”这样，钱宏、丁守和两位前辈学者就并列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第一任主编。由于刘大年开了这个不兼任研究所学术刊物主编的头，此后的历任所长也都萧规曹随，未作改变，《近代史研究》因此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迄今为止少有的不以所长兼任，而由学者出任主编的杂志。这是《近代史研究》的两大鲜明特点之一。它的另一大特点是自创刊以来，为便利读者及时查询有关研究信息，一直坚持每年最后一期（后来多数是最后两期），刊登头一年国内外学术界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著索引。《近代史研究》的编辑，初期多由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兼任，人数不多，后为集中精力，提高效率，改由专职人员担任，人数也渐渐增多，最多时不少于15人。199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维持在6人左右。

问：您在担任《近代史研究》主编后，在提高刊物质量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首先，规范论文写作中的注释标注。论文注释是史学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论文的科学性，如叙事有无根据，结论是否站得住，令人信服，而且还是一个体现作者有无职业道德、是否符合著作权法的大问题，不可草率行事。注释的标注，应该准确、完整、统一，方便读者查验。可是，一段时间以来，不知何故，不少青年作者对注释的标注，往往各行其是，十分随意。有应注释而未注释的。如有人分明采纳的是前辈的成果，却要掠人之美，不作如实交代。有的虽也标有注释，却丢三拉四，去头掐尾，难以查找。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查实，我就曾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查方知是在照搬他人注释的过程中，竟然粗心到颠倒了他人注释的次序所致。有的实际转引自他人的论著，却不标明“转引”，而宁愿冒着跟随他人犯错的风险直接照搬，让人以为他也看到了原始文献。针对此类情况，1994年11月，我在刊物上公布了《关于本刊若干技术处理的规定》一文，参照国家出版部门有关规定和同类刊物的经验，对论文写作中的注释标注问题，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初步规范，并在此后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于2004年1月形成、公布了一个新的修订稿，沿用至今。

其次，推动学术书评的开展。优秀的学术书评，无不具备“鉴定”与“监督”两大关键性功能，所谓“鉴定”，就是对所评著作的优劣、长短、得失，做出鉴定。所谓“监督”，就是表彰其优长，期其发扬光大，批评其失误，促其改正更易。这两大关键功能，决定了学术书评具有繁荣学术、净化学风的重要作用。因此，《近代史研究》历来十分重视书评工作，1995年就曾先后发表两篇批评性的书评，对学界粗制滥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1998年11月5日，针对当时学界“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抄袭事件时有所闻，以及捧场应景式的书评泛滥成灾的现状，又在北京发起“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讨论如何利用和发挥学术书评繁荣学术、推进学术研究的作用。此次会议，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与支持。会后，《近代史研究》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书评》一文，就学术书评的写作提出了四点要求，并且公开向学界承诺：1．不发吹捧性、广告性或敷衍塞责的书评。２．给优秀书评以优先发表的机会。３．充分发挥读者对本刊的监督作用。此后，由于《近代史研究》公开表态不欢迎捧场应景式的书评，作者主动来稿，日见减少，所发书评，多数由编辑部组织而来，但质量却大有提高。就性质而言，有批评性的，也有表彰性的。

再次，关注学术动态，对某些倾向性意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讨论，交流看法，以引起学界的思考和重视。1995年12月12日，《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广州邀请部分学者就“如何评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等问题举行座谈会。

2000年4月3至4日，为总结改革开放20余年以来，我国内地史学界借鉴当代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方面的利弊得失，《近代史研究》联合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华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南开大学召开“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现在不是该不该“借鉴”的问题，而是怎样“借鉴”的问题，并针对“借鉴”中的不足及问题，提出了5点颇具建设性的意见：１．借鉴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最终目的应是建构反映时代精神、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史学理论体系；２．“不能盲目跟着西方跑”；３．不应由此导致对唯物史观的否定；４．不能忘记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５．不要空谈“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要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做认真研究，拿出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为国内外学术界称道的研究成果来。2003年初，《近代史研究》又就新时代的学术文明建设问题，提出了刊物自身的六大努力方向，其中5个可说均与维护良好学风有关，甚至本身就是维护良好学风的重要措施。它们是：1．坚持为社会进步服务；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证研究；３．坚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平等探索；４．坚持规范化的学术创新；５．坚持白话的朴实的大众文风。

问：历史研究常常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近代史研究》作为坚持以学术为本的史学专业刊物，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答：《近代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要求，高度重视探寻历史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曲解，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如所周知，历史研究领域向来存在意识形态的干预，有的来自外部，有的来自内部，有的来自上层，也有的来自外部或上层影响下的下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即如已跨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我国内地史学界，也在内部某种历史惯性和形形色色的外部势力的作用下未能全然幸免。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发生过有关方面要求史学刊物自查是否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有无“精神污染”的问题。

此外，还有人罔顾历史实际，生搬硬套某些深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硬将所谓“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对立起来，倡言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转换“范式”，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意识形态与历史曲解是一对孪生兄弟，不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预，就难以保证历史不被曲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个史学专业刊物而言，尽管可以轻易拒绝来自下层非权力部门的意识形态的干扰，而要拒绝来自上层权力部门的干预，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考求史实，揭示历史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曲解，是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第一要求，也是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做好这个工作，对历史的考察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因此，不管压力有多大，拒绝有多难，都应本着社会责任和科学良知，拿出勇气，做出应有的选择。

问：与其他史学刊物相比，《近代史研究》在采用稿件方面，有无特别之处？

答：《近代史研究》和其他史学专业刊物一样，虽也以有无新观点作为采用稿件的主要标准，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在实践中一再强调：观点固然要“新”，但也要“正”，所谓“正”，就是站得住，有根有据，符合历史实际，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史料则要“富而当”，所谓“富而当”，就是丰富、充足、真实、可靠。任何观点，无论新旧，都要有可靠史料的充分论证。从而有机地将观点与史料、观点的“新”与“正”、史料的“富”与“当”，结合成为一个互为依存的统一体。因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不占有大量史料，不对史料去伪存真，就不能弄清史实，就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就不能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由此产生的所谓“新观点”，就只能是沙滩上的大厦，稍一碰触，迅即倒塌。《近代史研究》发表过很多有别于传统观点的论著，也发表过不少仅就基本观点而言，与传统观点并无多大差别，甚至相同的论著。

此外，为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近代史研究》大力倡导史学论著不能只是提供历史的最终结果，而要真实叙述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使人知其所从来。因为历史发展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历史论著如果只提供最终结果，而不使人知其所从来，那就等于把所有的真实内容都抽掉了。因此，还原历史真实，就必须展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矛盾侧面，甚至应如恩格斯所说，如果私事涉及重大，也应当写进历史：“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

问：众所周知，近代史研究中有许多敏感问题，您是如何处理“宣传”与学术本位之间的关系的？

答：不刻意追求学术以外的“宣传”效应，是《近代史研究》坚持学术本位的又一表现。宣传，作为一种取得和巩固权力的有效手段，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阶级、政治势力，乃至个人都要采用的手段，这是一个无庸讳言的铁律。但是，历史研究与此不同，不仅不容许意识形态的歪曲，也不容许由“宣传”导致的片面性或其他不实之词，唯一的要求就是力求如实还原历史，不给历史留下遗憾。因此，拒绝一味呼应某些“宣传”的需要，乃是史学专业刊物应有的操守。《近代史研究》素以“不争宠、不媚俗”为办刊方针，对认识有分歧的历史问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学术讨论，不先做是非对错的判断。对各类历史纪念活动，即使是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也一律以学术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不全以有无“宣传”价值为取舍。因为任何形式的“纪念”，都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说白了，不过是“宣传”的代名词而已。所以，有人戏称这类历史纪念活动为“纪念史学”。当然，对历史的“纪念”，也是必要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但是，也有一个怎样纪念的问题，是宣传性的纪念？还是学术性的纪念？“宣传”刊物与专业学术刊物理应有所不同，“宣传”刊物可以有纪律，也应该有纪律，而专业学术刊物，则不应有禁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例，它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伟大事件，但为此举办的纪念活动，却可按不同性质的刊物，大别为宣传性与学术性两大类。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纪念，《近代史研究》倘若如宣传性刊物一样，组织、发表若干篇阐述这一事件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当然也无不妥，但却不免有失专业刊物的学术定位。为此，《近代史研究》一反流俗，独辟蹊径，于1999年9月，推出一期《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辑。后于2000年4月推出《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这期刊物和该书发行后，受到学术界的欢迎，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刊物出版后，不少读者致函编辑部求购，有的高校历史系学生甚至每人一册，成为《近代史研究》若干年来发行最多的一期。《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竟初版脱销，又于2002年7月出了第2版，2003年被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工程“十五”建设重点项目之一——“高校经典教材数字图书馆工程”列为入选书目。

问：当前，学术论文发表方面的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学术腐败中最突出、最普遍的问题，您长期担任重要学术刊物的主编，能谈谈您对此问题的看法吗？

答：我认为这种说法，虽忽视了绝大多数刊物的编辑还是兢兢业业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未免说得有些过头，但就我所知，时下也的确存在一些以敛钱为目的“黑心”刊物，尽管数量不多，影响却很坏。我就不止一次听到学者们抱怨：有的刊物不明示作者投稿须交版面费，却在暗中收取，而且谁交得多，就采用谁的稿件，实际并无一定学术标准；有的刊物明目张胆利用教育部门硬性规定研究生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若干篇论文，才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大发“学位”财，近乎敲诈勒索；有的刊物只要你或者所在单位能忍痛“放血”，就能保证你或者所在单位每年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至于所发论文有无学术质量，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有的刊物则专登所谓“名人”、熟人的文章，对一般作者的来稿极不负责任，有时连信封都懒得拆，便扔到字纸篓里去了，成了名符其实的同人刊物，等等。这些抱怨，真实反映了时下的确存在一些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对学术事业和作者均极不负责任的“黑心”刊物，以及绝大多数学者对这类“黑心”刊物的强烈不满。

但是，作为刊物投稿者就个个都是光明磊落，不求闻达，一心只为学术的“正人君子”吗？当然也不是，不但同样有心术欠正者，而且严重程度也未必亚于某些“黑心”刊物。其主要表现是不按学术规则办事，走甘坐“冷板凳”，做扎实研究，以质量取胜之路，总希望通过拉关系、钻门子的歪门邪道，达到推销劣质产品的目的。我当年在编辑部就有不少这方面的亲身体验。有的作者自以为是没有“上面”的“硬”关系，所以退稿了，往往会“更上一层楼”，找个编辑部的上级领导，自上而下转交其“大作”，以为有了这层“硬”关系，就万无一失了。有的作者不仅千方百计联络我本人，还依据“知己知彼”的古训，不惜时间和精力，“全方位”考察了我的人际关系。谁是我的“铁哥们”，谁是我的一般朋友，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能耐，那些“铁哥们”，还真有一二成了他的说客。其用心可谓良苦，谋划不可谓不周详也。有的作者则深信“金钱万能”，公然致函编辑部：你们开个价吧，只要接到采用通知，我立马汇款过去。

更有甚者，还有那么一位高等院校“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了发表一篇毫无新意的所谓“论文”，先是死乞白赖套近乎，后则屡借他人之口，胡吹其文如何受到“好评”，预言发表后定会被其他报刊转载、摘登，为“贵刊增光彩”，最后又趁春节之机，非要“意思意思”不可，给我汇来1000元人民币，说是让我“买点补品，补补身子”。但是，当这一切都被最终确认为无济于事时，其水浒故事中“牛二”式人物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他初以电话为武器，车轱辘话一大堆，没完没了，你扔下不听，他就上演“永不消逝的电波”，铃声不断，不信你能长此忍耐，永不让步。最后没辙，竟图穷匕首见，反诬我向他“索贿”，声称中纪委有他认识的人，扬言要告我。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多亏从他与我第一次通话联系起，我便凭直觉感到此公不是“省油的灯”，已有所戒备，当他汇来1000元“意思”款时，二话没说就退回去了，二次汇来，照样退回。

令我倍感欣慰的是，事后发现，邮局还特地在其汇款单上签注了“收款人拒收”一语，否则，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当然，这种反咬一口的事，在我个人的编辑经历中，也仅此一例而已，但就刊物而言，试图以钱财为交换条件，并付诸于行动的，还真不是个别现象。

问：《近代史研究》在遏制学术不正之风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答：一是倡导奉献、敬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作者和学术事业服务。编辑工作本有“为人作嫁”之说，加上《近代史研究》属于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其编辑人员虽与其他独立于研究所的刊物或出版部门的编辑人员一样，做了大量费时耗力的事务性工作，但地位和声誉却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其他独立于研究所的刊物或出版部门，编辑人员是主流群体，享有最高声誉，而《近代史研究》的编辑人员却因身处研究所的缘故，既无同处一所的作为主流群体的研究人员的耀眼光环，又无法像研究人员那样，专心致志做研究工作，难免产生或多或少“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消极情绪。因此，为净化学风，《近代史研究》较其他独立于研究所的刊物或出版部门，更有提倡奉献、敬业精神的必要。

二是拒绝诱惑，坚决抵制人情稿。学术刊物一向依据一定学术标准采用稿件，作者投稿，任人评判取舍，编辑秉公执业，择优采用，无人置疑。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行情突变，为发表文章，作者到处拜门子，托人情，而某些无良刊物，又趁机推波助澜，大发“人情”财，偌大个中国，几无一片净土。因此，《近代史研究》将刊物身体力行，坚决抵制人情稿，提高到当前历史条件下拯救学风的关键地位。事实证明，坚决抵制人情稿，不仅对维护良好学风，保证刊物学术水平，十分必要，也是绝大多数作者所能理解和期望的。

三是发扬学术民主，坚持主编主持下的集体定稿制度。奉献、敬业与抵制人情稿之类的道德自律，固然是维护良好学风的重要条件，但如无制度保证，其作用也是难以持久，甚至是有限的。为此，《近代史研究》依据本刊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了一个集体定稿的制度。所谓“本刊实际情况”，就是本刊编辑都是学有所长的专职编辑，而且彼此有所分工，各负责审阅近代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方面的来稿。所谓“主编主持下的集体定稿制度”，包括一个基本点、两个结合、三个过程。一个基本点就是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精神，在主编的主持下集体定稿；两个结合是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相结合、相关分管编辑非匿名审稿与专家匿名审稿相结合；三个过程是从相关分管编辑非匿名审稿，到专家匿名审稿，再到全体编辑共同定稿。

刊物接到作者来稿后，首先由相关分管编辑非匿名筛选，留下所当留者交由专家匿名审稿，然后再交各编辑传阅互审，最后召开编辑部定稿会，经编辑各抒己见，逐一讨论后，在主编主持下共同定下最终用稿。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给不正之风留下存身之地，保证用稿公正、透明，刊物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较为有效的制度。

问：《近代史研究》发表了很多初出茅庐的青年人的文章，编辑部在这方面是否定有专门的措施？

答：《近代史研究》认为青年学者“是学术发展的希望和未来。作为学术杂志，除了发表一流的研究成果，提供最新的学术信息，引导正确的研究方向外，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为新一代学术干才的成长铺路搭桥。”就其30年的发展历程来说，它对青年人的支持，在方式和力度方面，还是有变化的。早期的支持方式比较单一，主要停留在为青年人提供一定的发表机会。文章是青年人自己投来的，学术质量也大体符合要求，刊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稿件的选择和发表方面，支持力度显得有限，作用也相对被动。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同了，除继续注意从众多来稿中选择、刊发青年作者的文章外，还特地加大了支持力度，主动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有志青年尽快进入学术殿堂。

编辑部充分发挥编辑的指导作用，尽力帮助青年作者提高稿件的学术质量。综观青年朋友的来稿，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比较成熟的，基本可用；二是选题、资料、论述均有可取之处，但不太成熟，尚须作一定修改，甚至较大修改才可采用；三是没有采用基础的。难以处理的是第二类，是简单弃用，还是提些实实在在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完善、提高一下，予以发表？就看刊物的态度和决心了。如选择前者，一退了之，当然痛快，少了不少麻烦，也无大不妥，但作者不明所以，修改无方，信心自然受挫。如选择后者，情况就不同了，费时费力，为人作嫁，但作者所受鼓舞，却是外人难以完全理解的，或许还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近代史研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大凡有修改基础的青年作者的来稿，都会尽力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反复与作者勾通，促其认真修改，提高学术质量，努力达到刊物的发表水准。

2003年第3期起先后开辟《治史箴言》、《名家访谈》两个新栏目，“不定期刊登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希望藉此对青年朋友们有所启发和帮助”。青年学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勇于探索，善于发现问题，但却如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培根所言，“青年人比较适于发明，而不适于判断”。因为判断很大程度上需要经验，而经验的取得又需要时间，等到有了经验的时候，年事已经很高了。可见，及早向先进前辈学习，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虽然所发文章数量还不够多，作者也仅限于我国内地，未能扩大到台、港、澳地区，甚至海外的知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但其内容，特别是那些治学理念方面的内容，却触到了今天某些青年学者的软肋。

自2003年第4期起所刊专辟了一个栏目，叫《学位文选》，专载40岁以下的学术新人的优秀成果。《近代史研究》所以将此栏目定名为《学位文选》，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今天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青年群体绝大多数是博士、硕士研究生，甚至还有本科生；二是他们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之下，以极其纯正的学术研究心态，严格按照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一步一个脚印地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因而往往是他们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值得学术界密切关注。”迄今为止，这个栏目已先后发表10位新秀的论文。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个栏目的作者署名与其他刊物的最大不同是学生不与指导教师连署，而是在署名作者介绍之外增加对指导教师的介绍。《近代史研究》这样安排，一是为了突出署名学生作为论文真正作者的地位；二是指导教师为署名学生的论文写作付出了辛劳，也应受到尊重；三是为社会检验指导教师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树立一个评价标尺。当然，对于某些热衷于将自己的名字摆在学生前面的指导教师来说，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是个小小的不便。

采访时间：2010年

采访者： 杜丽红

编辑： 高山、萧韵

（本文转自明德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