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黑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2009年6期，第94～96页
作者简介：霍明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6）；黑龙江大学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霍明琨（1973－），女，山东掖县人，副教授，博士，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史学史、文化史研究。

内容提要：东北近代著名文史大家金毓黻先生早年在治学之路中有一次重要转折，时值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下旬至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初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期间。这一时期正是他决心远离奉天仕宦纷扰、确立此后研史志向、展开宽广治学视野的关键阶段。

关 键 词：东北；金毓黻；《静晤室日记》；黑龙江

    近代著名文史大家金毓黻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学成后返回东北，历任多个行政职务。自1922年起“基于忧乡之心”，致力于乡邦舆地故实之学，成为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于金毓黻的治学历程，研究者多以其自撰《千华山馆书目录序》中所言“迨癸亥（1923年）讫今，则致力于乙部”[1]6，推定金毓黻先生在三十七岁以后，治学兴趣和重点转向研究史学。笔者经过仔细研读他四十年书写不辍的《静晤室日记》，发现早在金先生矢志进行东北史研究之前，在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下旬至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初，他来过当时的黑龙江省，任省教育厅科长。在仕宦生涯转折、由奉至黑龙江的时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也正是在此时，这位史学大家确立了自己“此后从研究史学入手”的方向。因此，本文对金毓黻早年在黑龙江省的仕宦、读书生活及相应心态等进行梳理解读，以使关注东北史的研究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国学大师的心路历程。
    一、离奉北行的原因
    金毓黻先生1916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返回东北，任教于沈阳文学专门学校，兼任奉天省议会秘书，后升任议会秘书长。1920年，先生时年三十三岁，任奉天省议会秘书长，正是仕宦生涯之始，刚刚升任，可谓青年才俊。那么他为何在正是一路升迁之时，从奉天辗转远赴黑龙江，任一省的教育厅科长呢？在金毓黻先生四十年撰写不辍的《静晤室日记》中，其心路历程、治学经过历历在目，是研究这位学者的第一手资料。笔者通过认真检读，将其北行原因陈述如下。
    金毓黻年轻时性情急躁，心浮气盛，他意识到这一个性给自己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余作日记前后十年有余，积至十余册，偶一覆视，无一页不有脱误，性躁气浮，难与入道，宜乎学业之不犹人也！”[2]17而且自己身体的疾病也与急躁的性情密切相关，《静晤室日记》五月十九日记道：“余之咳疾，两月未愈……尝求其致疾之原因，一由于事繁，一由于性躁……性躁则不能容物，不能容物则有时不应怒而怒，怒久则疾生矣。”[3]37怎样彻底根除浮躁之病是年轻的金毓黻一直反思的问题。他在民国九年三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人惟守‘动中求静，静中求乐’八字，则涵养天趣，泛应曲当，而无患于昏惰矣。”[2]6外界烦恼喧嚣之“动”既然不可尽去，就只有在内心中求“静”，“程子曰：‘主静之宜，譬之置烛静室，风不吹，烛亦不灭，人善养生则长寿，亦用此理。’”人如果能“于至动之中，以求至静，然后能以静制动而不为外诱所夺”[3]33，才会在修身之途上日益精进。他之所以给自己的书斋起名“静晤室”，自言“静晤者，期以静中有所晤也”[1]22，盖欲摒绝外诱，潜心治学。虽然有此意向，但是人在官场，百事扰心，金先生每每感叹身不由己，“倦于酬酢”[3]45。纵观他早年日记，即便身为一省议会秘书，金毓黻也没有丝毫官僚气和市侩气，每日所记多是读书心得和悟道体会，心志所向，仍为谆谆学者之风。但是耽于官场冗务，时日既久，除了心境难静之外，金先生还深有“日月不居，年事渐长，自省所业，百无一成。每一思及，盖不胜薄冰深渊之惧也”[4]62。谨就《静晤室日记》前四卷粗略捡拾，因公务繁杂无暇潜心读书治学之语频频可见，“公务稍冗，未多看书”[4]76，“公冗，无暇读书”[4]83，“忙碌竟日，未习一字，未读一文”[5]115。在这样的生活中，金毓黻深感压抑：“以自由之身心，受无形之桎梏，此人生之大不快事也。”[5]115“数日内疲于酬酢，百事未治，心君不宁”[4]76，“长此以往，何能成就！”[4]94
    就在这样的心态之中，金毓黻逐渐萌生了罢此职位、另谋去就的想法。他想另觅一处杂务不多、相对自由的差职，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潜心于治学。恰逢此时，时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孙钟午向金毓黻发出召唤，邀他去黑龙江就职。此前孙钟午也供职奉天，于民国九年八月十一日升任黑龙江省教育厅长。孙钟午的邀请促使金毓黻下定了决心。他在民国九年九月十日的日记中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语云：‘需者事之贼也。’又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需而不断，世间一切事皆不能成。丈夫做事，唯有一刀两断而已。”[5]110后来遂“摒弃一切”，“北行之计已决”[5]143。金先生即于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赴黑龙江任职。他自述当时心态说：“此次应召，欣然就道，发于本愿，非有人迫之使然。”[5]43因深感在奉天议会工作的四年中，“最后一年，则意兴萧索……暮气滋矣”。如果再不断然弃旧向新，恐怕人生难有进步，所以“欲假易地迁职，以作我朝气”[6]144。
    二、治史之向的确定
    在黑龙江生活之初，金毓黻内心极为矛盾。他时常感到“心中俶扰不自安”。[6]149“心君扰扰，踧踖不安”[6]154，究其原因，“私欲塞胸故也”[6]149。这个“私欲”，就是汲汲于仕宦之心。回顾此前，他在奉天省议会已有相当不错之政绩，此次来黑龙江教育厅任一科长，决定是否正确？一天在镜中看到自己“面色枯黄，殊不如在奉之日”，不由得产生“远来何为耶？此理不能自喻”[6]156的感叹。对自己的这种状态，金毓黻深感忧虑，并且时常自省，告诫自己“惟有确守朱贤之说，壹志绝欲”，才有可能“拨雾见天，而心君有泰然一日也”[6]154。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毓黻原来的“心绪纷扰”[6]134之态逐渐趋于安宁淡定。心志一定，“陶陶之乐，油然生矣”，残留的私欲就此去除，也不再受官冗纷扰，“今昔之情，何其殊耶！”[6]162
    自此以后，金毓黻认识到，自己应该继续走这条从政为辅、治学为主的道路，决心不再像以往那样摇摆不定了。他在民国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余……祁向不定，而心好动……今日思读书，明日忽讲交际，泛泛若不系之舟，浮水之萍，心无定见、行无定向……以致今日学问无成……自今日起，应……勿动于浮说，勿劫于外诱，笃志力学，始终弗懈。期以十年……或能有所树立。”“自古哲人名儒，所以能自成其学者，不外数事：一曰用心专一，二严立课程，三砥砺品节。凡人有所不为，始能有为，即是用心专一。”[6]164此时，金先生经过对以往生活和治学的反思，诫告自己今后当笃志专一于用心治学，并且自忖以此前基础，当以十年为期，或可成就。这里还没有明确指出“笃志力学”的具体方向究竟是何志何学。十二月二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刻所拟读之书，厥为史传、地志、政典……学以致用为归，否则文似韩、欧，诗如李、杜，亦奚以为？”“此后所业，即用是为职志，不止于浅尝……持此不懈，期以十年，或庶几得偿宿愿乎？”[6]167至十二月三日，金先生明确写道：“余此后既从研究史学入手。”并且决定此后对于自己也感兴趣的哲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学问，“略知其大凡即可矣，不必过事详求也”[6]167。应该说这是金先生确定此后治史道路之始。一旦确立了今后的人生走向，免去应酬、潜心读书；又适应了在黑龙江的饮食生活，心灵自由、体适安畅，金毓黻真切体会到“为学必先曰求放心……身可受桎梏，而心不可受桎梏”[6]162。“杂念去而心君宁，俗累少而真乐出。脱去缚羁，还我自由，无思无虑，独往独来”[8]184的境界。此后虽然多次有朋友劝说他再回奉天参加议会选举，他自己也明白“若不来江，在理在势于参议院定占一席”，但是“已决计不为”。即便家君一再来函促作参议，不愿他在黑龙江久留，金毓黻也决意不为。他认为，家人朋友之议，出乎关心，但只有自己才明了“妄念既去，便觉心中莹然，最为快活”[8]的感受。他人之不解金毓黻宁肯选择清闲职事读书治学，以为自讨苦吃，金毓黻也毫不在意。“他人之所谓苦，正余所谓乐，既乐事此，何苦去之？”“夫亦从吾心之所安而已！”[9]
    三、为学视野的展开
    金先生青年时即已具备优秀的从政素质，在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半年后，他又随长官赴吉林，自此来往于沈阳、齐齐哈尔、吉林、长春之间，直到1931年升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为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一直未脱仕宦生涯，但是其心志并无意于此。在此期间，他利用从政的便利条件，四处考察、广为搜求，组织“东北学社”，创办《东北丛镌》。公余之暇，博稽古书典籍，整理研究东北历史文献资料，并有所著述。正像他后来自述这段经历时说：“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国数千年之惯，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问、政治无明确之界划，故学间之士非投身政界无以谋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1]3
    金毓黻先生在齐齐哈尔的这段仕宦读书生活，也正是上述思想的反映。从《静晤室日记》中看，那段时间的确冗务不多，可以有一定的身心自由读书治学。他在十一月七日日记中写道：“公务稍简，拟以两月之功专治古文辞及诗。”[6]150按照自己的设想，金先生在齐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史学名著。其研究阅读的文学著作有：洁珊先生的《诵诗随笔》、《抱润轩文集》、《文选》、《儒林外史》、《白华阁诗集》、《宋诗钞》。史学著作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思想论》、《欧洲政治思想史》。语言著作有《实用国语文法》，学术札记类著作有《越缦堂日记》，游记类著作有梁启超《欧洲心影录》、侯保三《南阳旅行记》等。
    在诸多书籍之中，金先生致力最勤，耕读不辍，日有札记者当属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其中收录先秦至梁的各体文章七百余篇，为历来治文史者必读必备之书。在研读过程中，金毓黻细致体味、研精覃思，多所心得。他对古文的喜爱由来已久。“自戊申（1908年）讫壬子（1912年），则喜购古文家专集”[1]6。也就是在他二十二岁至二十六岁期间，即勤于文学修习，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后来金毓黻先生主张研究史学必须以文学辅之，认为史之文字尤其因该“翔实高简”，既要“雅而能健”，又要“举重若轻”，此外不能有“格格不吐”之病，与他早年的古文功夫是密不可分的。他曾收集《史记》和“苏诗”的妙言佳语辑录成集，以备写作之用。《静晤室日记》中有大量的诗、文、记、联等文学之作，均用语工整、意境深远。与此相关，学诗写诗、以诗会友，也是他在齐生活中的乐趣之一，民国十年一月一日至十四日，与挚友查安荪、黎雍共同倡议，连作八集诗钟会，以不同字嵌入诗中作联，其乐陶陶。在研读诗书之余，金先生还沉心书法，日记中多有提到自己在悬腕、运笔、铺豪、临帖等方面的体会、切磋、进展。
    除了研读各类著作，金先生还经常翻阅载有新动态新思想的报章杂志，主要有《新青年》、《建设》、《大学月刊》、《时事旬刊》、《新潮》、《东方杂志》、《民铎》、《小说月报》、《时事新报》、《评论之评论》等。
    在这一阶段，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涨、西方哲学理论东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关键时期，金先生及时关注了学术界的新动态，在以往研读古史的基础上，对史学方法有了更多的思考，并接触、接受、辨析了一些国内新史学、西方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观点新方法，治学视野为之展开。如他谈到梁启超和胡适时说：“近顷能以白话文谈学理而又引人入胜者，厥惟胡适之氏，实可与梁任公并立两大。”[6]160评价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于世界现势及政治学说，均用综合法出之，附以批评，并加之以推测断案”[6]160。谈到胡适论清代汉学家之科学方法时，认为其右汉而左宋，自己与其见解不同[6]166。
    这一时期随着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翻译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也有一些有影响的外国哲学家来华讲演。1919年4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人邀请，来华访问讲演。前后在上海、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11省，讲演一百多次，1920年7月离开中国。杜威开始系统地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金毓黻在民国九年十二月四日日记中提及杜威的“新历史的研究”及陶孟和的相关阐释，认为这种观点是历史学的“新旧之分”，高度评价杜、陶二氏所发之言“足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6]168。
    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也于1920年9月应邀来华，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做了多次讲演，受到青年学生热烈欢迎，直到1921年7月告别中国。金毓黻先生在日记中也谈及了罗素在北京女师的演说[7]216。由于杜威来华讲演的宣传，国内对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柏格森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增多。金先生在日记中也提及柏氏将于1923年来华讲演的消息[7]218。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随即大量地传到了中国。1919年5月的《新青年》六卷第五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金先生也非常关注，他谈到李大钊论“唯物史观”一词，及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观点：“人类之生活为社会全部之生活。往昔历史专详政治，此为社会一部之生活，故为新史学家所不取也。”敏锐地指出“此为唯物史观之胜义”[7]219，可谓切中肯檠。
    虽然综观其一生，金先生仍是走理、文、小、史四途，以传统史学之路立身治学的学者，但是从他早年的札记中即可看到，先生丝毫没有固执己见、胸襟狭隘，而是海纳百川，终成其大家风范。
  

 参考文献：

[1]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前言[M].沈阳：辽沈书社，1993.
    [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一[M].沈阳：辽沈书社，1993.
    [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二[M].沈阳：辽沈书社，1993.
    [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三[M].沈阳：辽沈书社，1993.
    [5]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四[M].沈阳：辽沈书社，1993.
    [6]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五[M].沈阳：辽沈书社，1993.
    [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六[M].沈阳：辽沈书社，1993.
    [8]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七[M].沈阳：辽沈书社，1993:225.
    [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八[M].沈阳：辽沈书社，1993: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