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博览群书》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汪之诚

官无封建 吏有封建

问：您在新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谈到了近世中国历史关键点的问题，您认为中国历史的关键点都有哪些？

韩毓海：历史的实质就在于变化，而只有抓住历史变化的关键点，方能透悉历史规律——即变化之所以然。

考察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整个汉代乃至古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上层贵族与基层豪族之间的争斗，而国家只有抓住了盐和铁这两个最大的社会财富，才能调停贵族与豪族两大集团之间的纷争，如此也才有能力保持社会的稳定。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前进的目标，就是摧毁贵族制，并代之以国家官僚制，因此，从九品官人制到科举制的发展，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关键点。唐代最大的问题已不再是贵族作乱的问题，而是“军阀”和“兵乱”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多民族帝国中，边疆握有兵权的少数民族节度使与中原地区的文官官僚制之间的矛盾问题，唐玄宗以佣兵制代替府兵制，这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宋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期，是中国史从中古进入到近世的转折期。其关节有二：其一，长期威胁中国社会稳定、造成中国内部战乱不休的文贵族和武贵族势力基本被荡平了，社会精英力量一变而成为通过科举而依附于皇权国家的士大夫阶级；其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国内、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力量、商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有了根本性的上升，从而形成了一个皇权国家直接面对市民社会的近世结构。

那么，中国近世的问题何在呢？一，相对于古代和中古时代的文贵族和武贵族而言，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阶级的政治能力、行政能力是大为受限的，其作为更是与旧贵族阶级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固然没有造反和篡夺的能力，但是，治国理政的能力相对也比较差。同时，宋以后，无论文官还是武将，都有频繁的调任和调防，从而形成了所谓“官无封建”的制度，说白了也就是士大夫阶级、官僚阶级无能。二，由于官员的治理能力差，并受到许多的限制，所以就不得不将基层财政、司法、税收等事务交由吏代为处理。胥吏并不是国家正式官员（宋代称为“流外”），其收入只能从承包基层事务中的强取豪夺获得，这就形成了“吏有封建”的制度。所谓“吏有封建”，也就是胥吏盘踞地方，土豪劣绅是社会腐败的总根子。而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实质就是：一方面是士大夫阶级的官僚集团“无能”，而另一方面吏则是“腐败”的渊薮，这是近世中国政治的最大痼疾。

因此，无论宋代王安石变法的“市易”、“青苗”之法，还是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核心都在于“考官治吏”。所谓“考（核）官（员）”当然旨在提高官员的执政能力，而治吏的核心，则在于动用国家财政手段，来改革和取缔“役法”，同时力图动用国家财政资源削弱土豪放高利贷的能力，节制资本掠夺。为什么如此？一方面当然因为吏是从役法中产生出来的，从基层事务由民间事务员轮流担任的“役法”中，方才产生了吏这个阶层。而另一方面，则在于进入近世，经济的、市场的和资本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吏这个阶层不必“掌握武装”，只要“掌握钱粮”、掌握资本就可以支配社会，因此，治吏仅仅依靠行政手段不能奏效，必须依靠国家财政手段才能与吏对抗。

进入近世以来，“理财”就是最大的“理政”，国家信用乃是国家能力的最根本体现。王安石、张居正，包括晚清的康有为都看到了中国近世政治的痼疾，而他们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最终不能成功，乃是因为近世以士大夫为官这种制度本身，决定了它没有深入和组织基层的能力，因为士大夫这个阶级本身就是脱离基层的。其次，更在于国家没有形成统一的财政制度，建立基层组织和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这是在毛泽东、共产党的手里最终完成的。这就是现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最大成就。

问：请您具体谈一下中国向近世转变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

韩毓海：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变，发生在公元10世纪左右，即唐宋之间，这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唐宋之变”。观察这一转变，有这么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交通，因为交通与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或者说，与通货和商品的流通关系最为密切。其次，它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密切，交通的要害往往是文化交往和行政权力集中的地方。

中古中国交通的要害在西部，核心是长安，长安除了具有关中之富，更重要的是有七条大路通向世界。而由中古向近世变化，首先表现为交通更依赖于运河，北宋把首都建立在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城市开封（只是在元代取直之后，运河才不再经过开封），南宋依然把首都定在运河南端的杭州，而元、明、清都把首都定在运河北端的北京。可以说，中国的近世，是一个以运河交通为核心的时代。

第二，从经济上说，从唐代中期开始，民避徭役，逃亡渐多，而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如此，国家就不能再依赖于土地税了，于是，国家主要只能是靠盐的专卖来支持税收。到了宋代，田赋还占不到国家税收的一半，另外一多半来自盐利、工商税和关税，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当然就不能说是农业经济占主体了。明代开始了田赋纳银，正统元年（1436）江南官田折纳“金花银”，这意味着国有土地第一次变成了货币资本，皇家也由大地主变成了大土地资本家，如此货币经济就很普及了。而随着工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大的都市开封、扬州、杭州在运河边形成，分工扩大，技术发展。

第三，从政治上说，中古时代的社会精英是贵族郡望，即所谓的“旧时王谢”。五代十国的战乱消灭了中国的贵族士族，宋代的社会精英主要是从都市的土地资本家和商人中产生的，他们不是靠门第和郡望，而是靠经济实力支持的读书考试获得地位的，这种地位是不能世袭的，这就是所谓的士大夫阶级代替了贵族士族成为社会的精英。

第四，从文化上说，中古（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是一个佛教鼎盛的时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儒家的主要工作是注经，中古时代儒家文化是以《五经》为核心的，因此，中古时代有经师、经生，无文人。宋代士大夫的主体性增加，他们不重经书，而是重发表自己对于经书的议论，近世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以议论性的《四书》为核心，王夫之的《宋论》，就批评宋代是一个太重议论的时代，结果是大敌当前，朝中却久议不决。

“漫长的16世纪”模式的终结

问：您认为明清衰亡可以作为中国历史的拐点。为什么？

韩毓海：我认为：明清的衰亡，不仅仅是两个王朝的衰亡，而是一种发展道路的衰亡。这种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失败，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历史学界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的终结，漫长的19世纪的开始。

什么是“漫长的16世纪”的发展模式呢？简单地说，它把社会理解为为自然秩序所支配的，国家和政府的目标就是顺应自然秩序，而不去干预它，国家不应该干涉市场和自由贸易，甚至不应以财政和货币的手段去调控社会，而是把维持社会安定、避免战乱、把“无为”当作政治和治理的根本目标，同时主张通过贸易和商业的方式来化解战争和冲突。这种学说的代表，在西方就是“重农主义”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就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货殖论。

在漫长的16世纪（1368－1850，约500年），中国就代表着上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例如，明代对蒙古，清代对俄国，都采用的是以大规模的跨国、国际贸易代替战争的交往模式。总起来说，明清经济不但不落后于当时的世界，而且是当时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据研究，乾隆时代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今天美国的比例。因此，中国近世的发展模式，曾经对整个世界都有示范作用。

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中国比整个欧洲的生产能力都强，比整个欧洲都富，他把当时中国、也就是宋明清的治理经验视为西方学习的楷模。斯密的学说是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政策的理论化，而杜尔阁的政策，则来自于法国社会对于中国宋明王朝“无为”的治国理念的理想化。所以，如果把斯密那一套拿来描述中国近世王朝，恰恰是合拍的。

但是，随后的世界历史、特别是19世纪以降的欧洲历史，完全没有按照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发展，而是按照他讨厌的那个人——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方向发展。马尔萨斯反对以贸易代替战争，相反，他主张用战争消灭人口。与斯密不同，马尔萨斯认为生产、贸易和市场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不打仗，不消灭人口，供给就永远赶不上需求。在19世纪，欧洲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并不是生产、贸易和市场，而是由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所决定的供需关系，其经济学的真正代表是马尔萨斯，并不是斯密。

问：您在书中说：“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国家货币主权。”怎么理解？

韩毓海：第一，一个惯常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即中国自1434年完成最后一次发现世界的大航海之后，从此就陷入到闭关自守的自我封闭之中，直到1840年被西方的枪炮打开了大门，才被迫开放。应该说这种说法彻头彻尾的错误，必须得到纠正。1434年后中国不但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且恰恰是自宋明以来中国对于白银的日益强大的需求，把西方卷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西班牙发现美洲，且不说他们的航海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不是在美洲误打误撞地发现了白银（主要在墨西哥和秘鲁），如果没有中国对于白银的渴求，美洲的发现几乎毫无意义，更不可能组织起一个“世界经济”。

第二，明朝中期放弃了洪武八年（1375）发行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而改用白银为货币，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的前人顾炎武、王夫之早就指出过这一点，黄仁宇、滨下武志分析得更为清楚。滨下武志指出：中国是银十分缺乏的国家，却选择了白银做货币，竟然还自明延续到清乃至民国初期，这多么荒谬。

第三，用银做货币，银又要从西班牙美洲进口，等于说货币主权在外头。而最主要的问题是银的产量会影响中国经济。搞世界史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从163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出口量减低了一半，但却不太追究这种白银出口的锐减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具体说就是对于1644年明朝的瓦解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而1832年英国尝试金本位后，首先导致各种成色的白银都拥到中国。又因为中国纹银（也就是质地最好的银）被投机到印度去套利，劣质的银跟着进来，两者夹攻，中国的货币体制在1840年之后逐步被攻垮了。这才是更细部、更真实的历史过程。

因此，近世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资本缺乏、生产无力和贸易不畅，根本问题是国家没有信用，国家也没有发行信用的机制，国家连法定货币都自我废除了——这就是我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没有能力”。

新中国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项伟业，就是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人民币是1948年12月31日开始发行的，但在当时，人民币在城市里几乎是没有人认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因此，确立人民币的权威、制止通货膨胀，这是新中国能否站得住的关键所在。1949年5月31日，党中央、毛主席责成成立的以陈云、薄一波为首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汇报说：为了解决目前空前的财政经济困难，必须一方面努力恢复生产、适当加强税收，并辅之以发行公债，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严格财权、统一财经、迅速制止财政的多头管理，如此才能防止乱花钱、乱调拨。一句话：只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严格的财经纪律，才能节约开支、实现收支平衡，在根本上抑止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的国家法定货币地位。而对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严格的财政管理——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历朝历代，包括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做到，凭什么共产党就能够做到？中财委说：就凭我们是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党，就凭我们是一个从中国最基层组织起来的党，就凭我们是一个“一心救中国”的党，中共能够做到“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支出降下来”。可以说，人民币权威的确立，是500年来最伟大的奇迹，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真正基石。

中国的复兴在于基层

问：从世界史的视野看，1500年以降，是世界史的大转折时期，其标志，就是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体制在西方的兴起。这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韩毓海：1500年之后，被后来的斯密和康德所深恶痛绝的战争国债制度就在地中海地区发生出来了。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向国家间战争所放债务而获得的巨额利息，是资本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

具体说，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之间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催生了地中海地区现代银行家阶级的发生与国家战争债券的诞生，这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在欧洲兴起的标志。于是资本主义体制在欧洲滥觞于地中海地区，崛起于荷兰，成熟于英国。而现代民族国家，则是通过漫长而血腥的宗教战争，从宗教帝国中演化而来。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著名的说法：国家是从宗教黑暗的王国，逐步走向现实的金钱王国，从天上走向了人间，而其核心，则是围绕着战争动员而建立起来的全民征税制度，随之赋予纳税人以相应权力的制度，国家以税收为抵押发行信用、借贷的制度，这三者可以说是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创制。

尽管10世纪的宋代中国的贸易活动就是世界性的，尽管元代和明代进一步从陆地、海洋方向扩大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市场，尽管利用煤炭冶炼的技术早在汉代的冶铁、宋代的磁州窑中已经成熟，一句话——尽管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世界生产、贸易和市场的核心，但是，中国所代表的16世纪的发展道路，不会产生出全面征税、纳税人权利均等，特别是战争国债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只有在持续的危机和战争状态中才能产生，在持续的和平时期它就不太可能产生。而明清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财政税收统一，没有实现国家货币的发行，没有产生发行货币和信用的金融体制。可见，中国并不是一般地没有财富，而是没有以国家财政金融机制把全社会凝聚起来的手段，这是清王朝终于被英国击败的基本原因。

问：一般认为，50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衰败的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吏治”，但根源则在“官制”，即士大夫阶层。所谓“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世风难”。您怎么看？

韩毓海：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可能有违世俗或者“士风”。我常常想起柳宗元《封建论》中的一个说法，他说自秦以来，中国政治之缺失，在“政”而不在“制”，意思是说，缺失并不在郡县大一统“制度”，而在“行政”和“理政”能力。包括秦始皇在内，他的错误也不在完成国家统一和实行郡县制度，而在于他的“苛政”和劳役“政策”失当。中国在唐宋之间削平了文武贵族势力，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内部的分裂和战乱，这种消灭文武贵族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应该说没有贵族特权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对照来看，1500年以降的欧洲之所以战乱不止，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推翻了教士和教皇，但没有真正推翻贵族，相反，贵族和商人的结合，才产生了军商合一的军国主义体制。不过，话说回来，唐宋以降的中国制度，其长处虽然在于维持长期的和平统一，而代贵族和豪族而起的近世士大夫官僚阶级却是一个在军事、财政、司法上充分无能的阶级。中国不像欧洲那样500年来充满战乱，由200个国家打成今天的二十几个国家，而是实现了数百年长期的和平，这当然是一种进步。而反过来与欧洲相比，近世王朝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无能，行政上的“无为”——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

就今天来说，我们也不能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利润最大化，而根本上说并不是鼓励生产和市场的发展。相反，为了实现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特定时期必须破坏生产和市场，这对一切资本家而言都是常识，这使得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危机。因此，我们既不能说所有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更不能说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同样的，中国也不是没有民主、没有监督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然就是民主监督制度，而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有力地实施和实行，关键在于建国初期那种“全党饿肚子也要治住通货膨胀”的能力，所以说，今天的问题恐怕也是在政而不在制。

漫长的500年（1350－1850）之间，所谓中国之先进，是和平发展、重视生产与贸易，而西方之先进，是平等税收体制和国家信用制度之先进，是战争动员机制之先进。19世纪中叶，中国由最先进变成最落后，根源并不在市场、生产和贸易，而是财政金融体制的落后，以及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的缺乏，而后者不过是前者在政治上的表现。中国的治理能力低下问题是长期历史造成的，汉唐以来，中国一直追求最小的治理成本，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这特别表现为中国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于是税收和财政一片混乱，国家也就很穷而没有能力，吏反而很阔气，官的腐败来源也是吏。一盘散沙、腐败，就是这么造成的。

隋唐科举以来，国家选拔官员采用考试制度，讲究起点平等，但是关键还在于考什么。正如王安石、张居正都指出过的，士大夫所学者，科举制所考者，其实都是与治国理政的本领毫无关系的内容。而且，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精英是士大夫阶级，他们主要来自运河沿线特别是南方城市的土地资本家、豪商集聚的地区，中国所谓的舆论，主要是被他们掌握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反对一切国家税收政策，反对国家以发行法定货币取代白银的政策，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申报财产，而白银相对于纸币尽管不利于流通，但有利于窖藏，便于成为其读书上进的资本。既然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科举）制度所学者，无非记诵课试文章，与“天下国家之用”无涉，而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政司法财政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吏其实也就是黑社会。

可见，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所描述的“职业政治家”、“有机的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以君主和贵族为服务对象，也不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而且——他们也没有服务于上述四种力量的能力和职业操守，他们只是附着于各个势力之上的“皮毛”，实质仅仅为自身谋利益而已。——于是（也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一旦这样一个不以君主和国家为服务对象、又如此缺乏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的阶级垄断权力，那么，所谓国家能力、国家效率非但完全谈不上，甚至国家实行什么好的制度也都不能持续。——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讲政治、缺乏治理能力，即使制度再好也没有用。

因此，中国的复兴，中国国家能力和国家信用的提升，归根结底，需要重建一支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具备严格的政治伦理、专业的服务技能的职业政治家队伍，即一支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具备高效服务能力的国家公务员队伍。而要造成这样的力量、这样的队伍，就非要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做起不可，又非要彻底改革中国固有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不可。而这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文献，作为政治学经典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就是张思德、雷锋、白求恩、焦裕禄身上所具备、所代表的政治理性精神。因为正是500年的历史兴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非有这样“政治的自觉”、非有如此政治的伦理，就不能提升国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国家之信用，更无从完成中国的现代复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