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李福莹  2011年09月18日

 作为日本当代最有成就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沟口雄三先生不仅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的中国学研究影响巨大，毋庸置疑，他是一位世界级学者。不过，对于大多数中国普通读者而言，沟口雄三先生的面孔却显得有些陌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日本学者是以多么大的热情，力图用“中国的逻辑”来把握中国。他的研究与思考，他的自觉与反思，他留下来的学术与思想遗产，都不应被我们忽略，而应该作为一个新的阅读起点。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黄兴涛教授，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为读者深入浅出地解读沟口雄三先生。去年７月１３日，沟口雄三不幸因帕金森综合症去世，黄兴涛曾以清史所的名义发过唁电。时间仓促，当时他无法对沟口雄三作出全面的评价。最近，黄兴涛再次精心阅读了三联书店新出版的沟口氏的四本著作，沟口雄三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愈加清晰起来。采访中，黄兴涛教授主要谈论了沟口雄三的三个形象，谈话间，除了敬重之情，他也保留了对沟口雄三部分结论的反思。

 沟口是具有深刻反思精神和厚重历史感的思想史家

 黄兴涛介绍，沟口雄三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性是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他认为，没有必要用“西方近代逻辑”来硬套中国的历史，应该用“中国的内在逻辑”来解释，把思想放在其自身历史的脉络、特别是放在中国历史的语境里解读。比如他提出了“中国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特道路”；还比如他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认识是“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而建立起来的”，但存在“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世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基本上不能套用欧洲标准加以把握的世界”。沟口雄三是一位有深刻历史感的思想家，也是具有强烈反思精神的历史研究者。当他以此观点来自觉阐说中国的“前近代”历史时，显得更为深刻。

 很多人不理解，沟口雄三是一位日本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视角？黄兴涛解释，可能恰恰因为沟口雄三是日本人的缘故。在日本，存在不同类型的历史学者，许多人延续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的思想脉络、完全以西方近代价值观为价值，直至今天仍在日本占主流地位。还有一类学者则力图将西方近代价值相对化，试图从历史中真正把握日本自身的个性，而日本历史又受中国影响极深，因而对中国思想文化也格外关注。沟口雄三便属于后者，他对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个性的强调，毋宁说乃是其极端重视日本自身历史文化特性的“自然延伸”。

 沟口是自觉努力地整体把握中国独特性的中国学家

 沟口雄三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度关怀，他一生研究中国，对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近代、前近代，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自觉地加以整体把握，最终也的确有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视角。

 比如他从“公私观念”这个角度深度切入，来透视传统中国及其近代演变，把中、西、日文化放在同一个文化平台上比较认知，就相当敏锐和深刻。同时，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思想史家，沟口先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所研究的问题具有融合社会史视野的综合把握特色。比如在他看来，日本实行毫不含糊的财产长子继承制和明确的职业世袭制，因而私有财产概念十分明确，更容易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家族、宗族实行分产制，注重团结互助，有史以来便具有“大同”思想，最终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等等，都绝非偶然。

 再比如，沟口雄三对辛亥革命的解释，也很独特。他认为辛亥革命不仅仅是受西方民主、共和等观念影响的产物，同时更受到中国自身逻辑的影响，是明清以来中国地方分权的持久趋势作用的结果。诸如此类，还可举出不少例子。

 黄兴涛说，当然沟口先生的一些具体结论仍有再讨论的空间，他个人觉得沟口雄三尽管强调要历史地、动态地把握“中国”，但这种思想文化的整体性把握是很难掌握分寸的。有时，难免把某段“历史”的特点“固化”。就像美国部分“新清史”学者曾经从中原地域和汉族族群来把握“中国”一样。沟口雄三的方法对“近代中国”的把握，可能存在思维的缝隙。因为在清末民初，且不说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近代西方”，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简单地、单方面地过分强调“中国内在逻辑”，并不能全面准确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应当说，中西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本身，增加了“相对化”把握中日传统的难度。沟口雄三一生绝大多数时间使用带引号的“近代”这个词，来认知中国和西方接触后的这段历史，我觉得反而更好地体现了中西互动语境下的真正复杂的“相对化”情景。他晚年干脆彻底放弃使用“近代”这一早已融入中国人内心、且深刻影响了中国那段历史的概念，我并不理解。

 但无论如何，沟口雄三强烈的反思精神，对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和前近代的复杂历史具有深度的启发价值，却是毫无疑问的。

 沟口是拥有“亚洲情结”和思想责任感的真正知识分子

 让黄兴涛十分敬佩的是，沟口雄三拥有强烈的“亚洲情怀”，他超越了本国本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理想的、富有责任感的“大写”的亚洲知识分子。比如他曾创建“中日知识分子共同体”，想通过东亚各国内部知识的交流和学术思想的沟通，来准确地把握中国的自我，日本的自我，也把握亚洲的自我，进而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人文情怀。

 沟口雄三坚信有５０００多年历史的中国，一定拥有人类值得也应该共享的“美好的东西”。他曾说，他的研究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黄兴涛则认为，现今的“世界”不过是民族国家的放大，或许改一下更符合沟口先生的本意：“以中国为方法，以人类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