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倖仔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微信公众账号

2016年10月24日下午，正逢节气霜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办公室里，却荡漾着春天一般的暖意。一位器宇轩昂的美国学者与一位须发皆白的中国长者的手紧紧相握。年轻的美国学者说：“90岁不算大，要活过100岁嘛。”长者则开怀大笑：“我努力!我争取!”场面的热烈驱散了晚秋萧瑟的寒气。

这位美国学者就是哈佛大学副教务长、美国清史研究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长者则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清史工程的执牛耳者、“国宝”级史学大师戴逸先生。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清史的头一把和美国清史的头一把会师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意义重大。”这一会面无疑是中国官修史书与国际史学界的一次高端对接，促进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阐释方式之间的交汇融通，是中国清史工程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的关键一步。有幸作为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唯一见证者，笔者忠实记录下两位巨人相遇相惜的全过程，谨以飨读者，以存史证。

戴逸，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期间曾受郑天挺、吴晗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关怀和扶持。后因投身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幸得胡适营救。他撰写了《中国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主编《简明清史》等。2002年8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纲，他感叹道：“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欧立德(Mark C. Elliott)，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双聘教授，其清史研究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代表作《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他身兼哈佛大学多个学术和行政职务，刚刚卸下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之职，升任副教务长，相当于中国高校的党委副书记，负责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2014年他的第二本著作《乾隆帝》中文版问世，后被哈佛校长作为礼物送与习近平主席。

就座甫定，戴逸先生就谈起了他念兹在兹的清史工程。他特意介绍说，清史工程如今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正在进行第三次审查，预计2018年上交初稿，主体部分100册，有二十四史加在一起这么多。欧立德教授笑言，如果乾隆皇帝知道大清朝的历史能写100册，能有这样的规模，一定会非常高兴。

戴先生称赞欧立德教授的中国话说得好，闭起眼睛听，就像中国人一样。教授很开心，坦言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学习汉语。他回忆说自己开始学中文是1979年，正好是中美建交那一年，那时候美国学中文的人很少，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美国人学中文的很多，哈佛的学生选修外语最多的是西班牙语，第二位是法语，第三位就是汉语。不光是大学，在中学乃至小学，小朋友们在学中文。这个趋势近二十年以来越来越明显。他有些得意地透露，好几次在中国打电话订餐，等到当面取餐时，服务生都很惊讶：“您居然是个老外?”

1979年，对当代中国来说，无疑是惊蛰的一年。一切都即将开始，一切又还不明朗。作为中美关系破冰后第一批自发学习汉语的美国人，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和感情，更是出于对中国前途的关心和信心，甚至还带着几分宿命的认定。

这一生，教授选择了中国，先生则选择了清史。

戴逸先生对于国际史学界的新思想、新观点始终非常关注，他的学术胸怀总是如此的宽广。戴先生对欧立德教授说：“你们‘新清史’研究的问题对我们很有帮助，很有启发。您的文章我也读过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的关系。你们花的力气很大。”欧立德教授说：“您太客气了，我做的还很不够。现在中国国内也非常强调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重要性。人民大学清史所已经设立了一个满文文献研究中心。我有个学生在密歇根大学办了一个满学会，还和中心有互动。我的学生到北京来学习，该中心也都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样的来往和学术交流的网络，对新一代的学生们非常有利。”戴先生追问：“美国有多少人在学满文?”教授说：“我就在哈佛教满文，每年都有学生在学，虽然人不多，但是慢慢积累起来也有不少。”先生表示：“相对于数量巨大的满文文献来说，中国学习满文的也不算多，大家在这方面的努力都很有意义。”先生曾在多个场合谈到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对清史编修的重要性：“满汉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汉族同样也吸收了满族的文化，诸如对满族的语言、服饰等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档案’二字，即出于满族语汇中的‘档子’。所谓‘京派’‘京味’，其实都保存了大量的满族文化。”

从语言学入手把握文献是从王国维、陈寅恪一脉下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最正宗的路子，也是国际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戴逸先生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兼容并包，增进了不同文化、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进而为后辈学人创造出了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先生一生桃李满园，他的学术格局与胸怀就是一面旗帜，标志着中国清史工程的高度，影响着中国清史学界的后劲。戴逸先生就是大江大河，他用生命的巨浪把年轻一代推向浩瀚的海洋。

说到清史编修的难度之大，戴逸先生感叹，清朝的历史和以往各个朝代的历史都不一样，出现了很多新事物。另外，档案文献层出不穷，数量之大不可想象。即便是清史这一门专业，一个人投入毕生精力，也只能接触一个角落——欧立德教授感同身受：“还只是很小一个角落。”——我们搞这个大清史工程，要把整个清代历史的汪洋大海都描绘出来，实在是困难啊。此外，史书的编写自有时代的局限，过若干年再回过头来看，就又不行了，这是必然的。欧立德教授对戴先生的忧心倒是看得很开，他宽慰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其实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古代罗马也是如此。这恐怕是老故事了。我们还是要有所期待!”两人相视而笑，先生的笑容里更是多了一份难得的释然。对修史事业的敬畏使他习惯了对所有的细节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所有他力所不能及的遗憾都如梗在胸，意欲以一己之力强而为之。他就这样在执拗和较真中度过了寻常老人得以安享晚年的15个春秋。

欧立德教授非常肯定清史工程在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的贡献，说这些研究成果他们都买了，这都是戴先生的功劳。说到这里，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戴先生眼中波光一闪，欣慰地笑了，他的付出、他的执着、他所有的努力，有人看到了。服务清史工程6年，作为一名青年学者静察旁观，笔者无数次地感受过先生的坚持。每次先生来开会，那颤颤巍巍却坚定如一的脚步;每次去看望先生，那伏在窗前的书桌上看稿子的侧影，这些定格的画面叠加着眼前这双久久相握的手。先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离开时，我们执意不让先生送出房间，怕霜降的寒气侵了他。先生只好扶着门框不无欣慰地目送我们，欧立德教授频频回顾，不住地招手。走廊很长，先生的身影渐渐远去，渐渐模糊。欧立德教授默默地走着，突然说：“这是一位可爱的老人，”顿了一顿，又说，“非常可爱。”之后，又是久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