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六版），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茅家琦、钱乘旦校，徐中约审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学问严谨，著有《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

书评：

宽视野的400年断代痛史 

沈 宇

原载《新京报》，2008年2月22日

转自： www.thebeijingnew.com

一

　　或许我们可以饶有趣味地来打量明末这场尚“奇”的运动，想象它若未被八旗南下而打断会走向何方？从明万历二十八年开始的叙事潜藏着中国近代化的因子：商品经济急剧扩张（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我国以及白银的货币化）、思想与宗教生活走向开放（三教合流，王学末流走向“狂禅”以及耶稣会士来华带来的西方科技）、城市文化繁荣、社会阶层的界限浮动消融……

　　比较政治、艺术史博士白谦慎关注的是明朝中后期的社会风气，徐中约的重点则很明显地落在日益兴起的满洲人一方。1600年的时限是权衡两派观点的折衷，欧洲沉沦在烧死布鲁诺的愚昧中，东印度公司才刚成立，努尔哈赤还没有建立“八旗”制度。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急遽坠落毋庸置疑，但如果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全面评判和深刻理解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变化就变得非常困难。

　　传教士的到访不值一提，他们的影响只限于少数士大夫，他们带来的西方科学被视为淫巧奇技，少有王徵那样的知音，生命的太多时间也耗费在政权更替中，卜弥格为此客死异乡。而多少能够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的事件被人用放大镜看了又看细细端详，“礼仪之争”、“尼布楚条约”、“马戛尔尼使华”不外如此。徐中约选择的则是少有人关注的“两度遣使赴俄”和“对外贸易的广州体系”，前者牵涉到自近代以来一直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俄罗斯，后者则隐隐地出现在鸦片战争的缘起。

二

　　历史往往是身处其中的人莫名其妙的。马戛尔尼并不是日不落帝国的使者，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取得的成绩尚极为有限，远没有显现出未来几十年后的那种有资本有实力撑腰的霸气，大清王朝也一向怀柔远人，努力端正朝贡的世界体系，即使以“西洋缅甸道远，贡无定期”来解释洋人的忽然出现。巴麦尊在得到“割让香港岛”———一个未来不可限量的小岛———的草约后仍大骂义律：“你违背并藐视了给你的训令……从头到尾将之视为废纸……你居然同意撤出舟山……获得香港，一座几乎没有任何房舍的荒岛！”也就不难理解了。

　　接下去的历史事件都非常明晰地被表述，无论是太平天国、同治中兴、义和团还有百日维新，参考书目中也随处可见费正清、魏斐德、孔飞力，芮玛丽、柯文等大家的洞见之作。徐中约对历史人物大抵怀有善意的理解，即使是洪秀全和汪兆铭。不因为洪秀全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就陷入旧式农民起义无法诞生先进制度的路子，也如实指出洪秀全后期迷失原初目标将宗教凌驾于民族革命之上，拒绝援助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狭隘执念；不苛责汪精卫作为不掌握实权的浪漫文人型领袖的意气冲动，又不隐去其与侵略者媾和的一桩桩事实。

　　在中国，无论海峡的哪侧，孙逸仙的革命先行者形象也渐次被制造完善，他根植于“反清复明”以来的反抗传统，亟待打破乱治更替的封建循环、建立共和民主。从幼年听村老讲演太平天国、誓为“洪秀全第二”，到执业澳门广结人脉，再到上书李鸿章遭冷遇、坚定推翻满清统治的决心，以往附着在孙文身上的种种故事都刻意地将之表现为一个崇高的完人，全然忘却以设身处地的心态来体会当事人的况味、以收敛的春秋笔法写史引而不发。徐中约则兼容并蓄，“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新闻将广州起事称为‘起义’而非‘非法叛乱’。孙受宠若惊，命令以后的起事均应称为起义”，“这则绑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它使孙在一夜间声名大噪。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加入洪门组织，并被选为‘洪棍’（首领）。由于拥有这一头衔与身份，1904年，他作为‘孙大哥’为美国洪门组织热烈欢迎”，时时不忘提醒孙也是个凡人，历史的进程并不全是冠冕堂皇那般华丽。历史人物和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焦虑，面对种种遭际，他们的抉择固然会牵动历史的神经，但对他们而言，只是当下的平常，猜测与慌张皆是。纵览全局的读者以后见之明来观照历史，诚过于失真，也无法在中国发现历史。

三

　　此书的简体字版将副标题定为：1600—2000中国的奋斗。重新站上世界舞台、成为联合国创始五大国之后的五十多年时间便显得尤为重要，惜同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简体字版一样，清朝、民国、1949年以后三足鼎立的均衡被打破，奋斗的历程变得一马平川。

　　第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开始于两枚原子弹的投下，既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战也拉开了几方争夺日军撤离后地区利益的大幕。国共美苏政治角力的白热化是内战的枪声，美国错误地以美式的处事思维来对待中国问题，既希望存在一个统一的能够抵挡苏联渗透的中国，又不想忤逆国内将士重过平静生活的情绪、不愿过多干涉。国民党政府在金融问题上也被美国拖累，罗斯福总统实施的白银购买计划，大大抬升了金属价格，而中国是当时惟一实行银本位的国家，白银外流导致国内流通不足，只得放弃银本位代之以不兑现的纸币，国民政府对于刺激经济复苏无计乏善，滥发货币又不加以约束，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循环最后尽失民心。蒋介石对民主党的这一做法很失望，指望着愿意向中国提供大规模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共和党人杜威能当选，岂料事与愿违，杜鲁门在大选中获胜，美国失去了他们从未拥有过的中国。

　　共产党人在掌握政权后，虽然身处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在抗美援朝、日内瓦及万隆会议上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姿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更让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老大哥，这与美国态度的缓和一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抬回了联合国的席位。尼克松的到访，中日恢复邦交，让中苏交恶后的世界情态变得多极化，台湾方面的反应也不怎么明智，一度禁止日台之间的航空往来，但时至今日台日、台美的关系还是以非官方的协会形式存在。

　　“政策制度”、“民族抗争”和“求生之道”三条线索很好地描摹出近代中国发展的脉络。不过视角逐渐拉近的同时，写史的难度也在增大，徐中约自身的立场很难让他对时政化的历史保持端平的态度，更何况有些历史事件的后果远不是几年就能显现出来的，而徐中约固执地把叙述的时限在一次又一次的修订中延伸至最近的2000年，国人则更激赏“留待后人评说”的态度，这恐怕是个不小的遗憾。

　　全书的尾声是在香港回归的隆隆礼炮中响起，这与封扉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军炮轰天安门的照片———一个新兴的帝国向古老王朝发出的挑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中美关系正是本章“中国的崛起”的重点，最后展望未来的“21世纪初的中国”一节，强烈的调和色彩像极了舞台上迸出的那句“中国不能亡”，吊诡的是闻者却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