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全有：《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读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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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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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全有
来源: 近代中国网 在史学研究的百花园中，社会史已经成为目前最惹人注目的一支奇葩，她，俨然已由“灰姑娘”跃居而为“历史研究的皇后”。而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其中，严昌洪教授是先行者。
严昌洪教授早年师从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硕士毕业论文就是以该时期的暗杀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此后不久，严教授一转而投身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相关系列论文数十篇，另有代表性著作《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及《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上述二书是建国以来最先以风俗嬗变与近代化关系为主线的专著。作为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的领潮者，严教授于2007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一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是国内第一部贯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生活史，是一部穷十年之功打造的力作。通观是书，其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如下：
一、跨越政治等传统的界定模式，贯通20世纪的总体史式研究
历史研究要注意观察的距离。历史研究取径有二：一是近距离微观，二是远距离、长时段宏观。对宏观、微观任何一方进行高估、低估都是不可取的，二者的相结合乃不争的事实，争论这样的问题，是可笑的，也是一种浪费。但是，纵横寰宇内，像汤因比、韦伯那样着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整体描述的哲人型史学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剥茧抽丝、精雕细刻、管窥蠡测的小工。在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之间，我们更缺乏的是后者，因为目前学界是宏观<中观<微观。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有《白银资本》(“Re Orient”)，致力于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肯定亚洲的活力，在书中他强调的是：宏观、共时性。从解释学的意义看，学界需要新式解释框架——长程历史观式。年鉴学派需要借鉴之处，首要在于研究方法——长程史学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作为对上述学界缺憾的应对，其突出的特点是打破传统的朝代断划，将近现代与当代的历史衔接起来，予以打通。
长期以来，致力于古代、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一般多不涉足当代史，以至于目前学界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成果，多是集中于古代和近现代，当代史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很苍白，除了个别的专题研究之外，多是付之阙如。其实，社会生活史方面的变化，有许多的时候，并不随着所谓的近代、现代界划而变化，因此，只有进行长期的考察，方才更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从这一意义上讲，打通整个20世纪，乃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内在需要。
将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研究范围，很有意义，这是类同于费正清等西方学者那样的切入现实，而非逃避现实。何况20世纪，无论是内容的丰富，还是与研究者的关联，都无与伦比。正如刘志琴所言：“这一百年变化之剧烈，发展之迅猛，气象之纷繁，却是五千年来所未有。这一百年又是那么亲切，因为不论是你、我、他，都从这一百年走过来，沿着这百年轨迹走到了新世纪，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又同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人。”（见该书的序言）
20世纪的社会生活史，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从男人垂辫、女人缠足到男人剪辫、女人放足；从姑娘束胸为窈窕到隆胸为美貌；从新娘大红为吉庆到白婚纱为时髦；从五世同堂到核心小家庭……此间，有的变化实在是太过于快，简直就是风驰电掣，天壤有别，如上世纪80年代之初，牛仔裤、迪斯科还被视为异物，甚至被斥为精神污染，转眼间数年一过，竟然不分老幼，风靡全国。这许多的变化，有的与政治关联密切，如剪辫、放足，也有的与政治关系并不紧密，如女子修美等，因此，贯通20世纪有助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切近真实。
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点之上，该书对20世纪社会生活的演变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归纳、总结。作者认为，20世纪社会生活的演变，就其特点而言有三：
首先，从生活方式来看，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20世纪是现代生活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并使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代。
其次，从生活内容来看，出现了中外风尚由冲突走向交融的趋势。中国人生活中西化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与国际接轨”已在生活领域里率先实现了。
第三，在生活质量方面，呈现出逐步提高的趋势。即使是在旧政权统治时期，许多地方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949年以后，除了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外，50年来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人们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演变的原因，乃是因为在这一百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首先，政治领域里的变革十分迅猛，不同性质的革命风暴相继激荡，政权的更迭比较频繁。
其次，经济领域里发生了重大转变和巨大进步。经济的转型必然引起衣食住行的演变，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第三，外来文明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容忽视。
总之，社会生活的演变既是一百年来政治变迁、经济转型、外来影响等作用下的产物，又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变革的表征。社会生活的演变反过来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又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推动各个领域里的改革更加深入进行。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直接影响到政治改革进程，使政治环境趋于宽松，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生活方式的变革，在思想领域里引起连锁反应，使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思维更加活跃；同时带动了生产的发展、商品的流通、土地的开发、资源的利用，以及外贸的增长，使经济领域充满活力，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社会生活不是细枝末节的生活小事，而是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大事。
二、努力寻求向下突破，致力于界定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范围
《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作为以生活细节变化揭示历史变迁的专著，就其研究内容而言，应和了学界向下突破的倾向，乃是对精英史学的背离，并复归大众史学。
20世纪的中国，脚步太过匆忙，史学研究也随之浮光掠影，着意于表态的廓清层次——显性历史，从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盲点，即历史记忆的缺失——忘却的历史、历史背后的历史。此中，下层史学就是需要打捞的历史。
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的是精英史学，它占据着主流史学的地位。治史者喜欢研究少数，不喜欢研究多数，喜欢研究另类，不喜欢研究同类。但问题是：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是民众还是精英？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更多的是纤细的小手，还是布满老茧的大手？
精英史学的危害太深、太大了，其结果是：历史成为智者的历史，思想史成了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更是精英史，英雄史观就像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幽灵。二三流的人物大多忽略不计，如酱缸般腌制标本，智者成为孤独的受难图像，而民间人物与思想——历史上的黑洞被视如粪土，民众被边缘化了，是游荡无依的孤魂野鬼，只有在反抗斗争中才身影偶闪；幽深难测恰可对应现实研究中的浅薄与苍白的民间话语，却无人问津，散落漂流于真空之中。宏大叙事掩饰了历史多种可能性，历史仿佛光荣榜，宁缺毋滥；错置历史，时空倒错，地方性知识——普遍知识匮乏；后设的价值支配着选择，这也决定了那些是凸显的焦点，那些是含糊的背景。
其实，不仅精英、经典需要历史浓墨重彩地书写，很多没有所谓亮色的芸芸众生，他们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们深深思考，着力描绘。也就是说，史学既应写凸显者，也应写蛰伏者，既要书变异者，又要书“绵延”者，既要关注主流文化，又要关注边缘性文化，既要重视精英文化，又要重视民间性文化。美人永远需要小丑，英雄永远需要民众，也离不开民众。贬低“低”层次民众意识，不公平。乡土社会仿佛不同生态中的物种，“普同性分类”（universal catalogue）需要修正，简单国家动员的乡土化演绎或许不足彻底解决地方性问题。民众史学可以打破朝代的断划，与民众的目光相遇，将置身于神郎与紫色的云雾之间。潮起潮落，新词常堪唱新曲；斗转星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远比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更能让我们明了历史的真义。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忽略形而下乃历史的遗憾。毕竟，历史是万民与自然合力造就，而英雄却是平民的鸦片。
历史描述显然需要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轻其所当轻，重其所当重。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从帝王将相的谱牒向集体的人群复归，如平民史学、大众史学、街头文化、乡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草根文化（grass-roots culture），强调的是受众、回路。赵世瑜提倡“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主张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以及黄仁宇书写《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个所谓的没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都是抛开快底层半拍的精英圈，而去关注民生，将交错盘桓的下层或“不重要时期”纳入视野。
总之，史学研究的内容，不仅仅应该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还应该有更多的其他，而所谓的“其他”，方才是人们所最为关注的，也是最能勾起人们无限兴味的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流行的是史学危机的忧虑，而今尽管人们不再如过去那样的热衷，然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喊哑了嗓子，尽呈疲态而已。与此同时，社会史则伴随而兴，这不由地让我们联想到，社会史研究似乎是一把解开史学危机的钥匙。
具体到《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而言，社会生活乃下层史学重要组成。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空间，如专史说、通史说等，但是有一点可以断言：社会生活史肯定是其中的最重要的组成。
长期以来，社会生活史并不为学界所重视。传统史学重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礼乐教化、食货经济等的记载，新史学则重政权更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调适等等，广大民众在历史风云变幻下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消闲娱乐、风俗习惯等生活情形，根本不受重视，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不屑笔录，以至于当今的人们，对历史上人类的社会生活，所知寥寥。这一情形，我们从学术史的梳理中亦可得到佐证：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值得推许的无非是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李亚农之《殷代社会生活》等，其他专述社会生活的著作并不多。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的复兴，社会生活史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为学者所重视。通史或断代通史以之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等，就专题触及了社会生活，此外，另有专门的社会生活史著述，如冯尔康、常建华合著之《清人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还分别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系列和《中国古代生活丛书》。
研究的逐步展开，问题亦随之而生，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涉内容的不一。大致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衣食住行、婚姻人口、习俗（生育、养老、娱乐、丧葬、信仰、交往等）等，如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一书，从当时的衣冠服饰、饮食习俗、城市宫苑与园宅、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娱乐等方面论述了各阶层社会及其世俗生活；朱瑞熙《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关涉宋辽西夏金代的服饰、饮食、居室和居室用品、交通与通信、妇女、婚姻、生育与养老、丧葬、社会交谊及礼节等；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一书，介绍了元代的行政区划与生态环境、人口分布与身份职业、民族分布与文化交流、婚姻与家庭、服饰、饮食、皇室住房与御用品、居民的居住条件、民间主要生活用具、交通与通信、丧葬习俗、礼节等；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论述了明人上层社会及其生活，社会下层众生相，及其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宗教信仰、娱乐等社会生活状况；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内容包括饮食生活、服饰风俗、建筑与居住生活、行旅交通生活、婚姻生活、生老礼俗、卫生保健习俗、丧葬习俗、生产与行业生活、社交与节庆风尚、娱乐生活与风尚、信仰习俗等12个专题。
当然亦有超越上述范围之外的，如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版）一书，除了考察夏商时期的环境、居宅、邑聚、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之外，还提及了医疗保健；徐杰令《先秦社会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除了讨论先秦时期人们的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娱乐、丧葬等之外，还涉及到战争；周俊旗《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除交通、邮电、衣食住行、文化生活与社会风情等之外，还论述了天津工商业、城市设施、新闻报刊等内容；至于李民《殷商社会生活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论述范围广涉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殷人的精神生活、衣食住行等。
社会生活史是研究人们生活方式、生活习尚及生活状态演变过程的一门专门史。这一观念界定较为宽泛而笼统，以之进行内容归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就研究内容而论分十二个方面，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两性及生育养老观念、节日与娱乐、社会保障与风尚改良等。这十二个方面的内容又可归纳为三点：个人生存（主要是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丧、两性及生育养老观念、节日与娱乐等）、社会控制（社会保障与风尚改良等）。笼统来讲，这些内容都属于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交活动。我们从该书的框架大概可以洞悉作者关于社会生活史的内含界定，这极有助于构建社会生活史的基本知识框架。
三、以通俗表述方式为外在，溶学术于内核之中
《光明日报》2007年5月18日发表了黄朴民《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一文，文中指出，阅读历史有三种读法：第一种读法是很高雅的，也是绝大多数专业历史工作者的惯性，即复原历史真相，探究历史规律，寻觅历史启迪，这是纯学术的诉求；第二种读法是大众读法，主要是了解掌故，增添谈资，享受乐趣。第一种读法的优点是科学真实，缺点是难以走入寻常人家而被边缘化；第二种读法群众基础广泛，然不免滑入戏说庸俗，科学理性与教育意义悄然消解。有鉴于此，作者提出第三种读法，即专业研究者自我救赎，走出象牙塔，关照社会，与大众分享历史，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走健康的通俗化与精深的专业化相衔接之路，既未丧失应有的专业旨趣，又超越以往大众历史解读上的戏说境界，从而得到双赢的效果。
黄朴民的看法道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史学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成了在史学界范围内流浪的幽灵。比如，在书写话语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文学味道太淡，更谈不上优美如歌了。为什么历史学影响不及文学，就是因为历史学忽略了人们对美的追求。试想，历史学如若失却读者，岂不就是无水之游鱼、无根之浮萍？
走出史学界，这是近年来史学界发出的呐喊，而《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就是有力的回应，这可从该书的一大特色：通俗的外在与学术的内在的交融中看出。该书寓理论于史实叙述之中，寓历史真实于生动活泼的文字之中，将老照片与20世纪的历史熔为一炉，将观赏性、知识性与思想性融为一体。作为学术著作，或“第三种写法”，此乃表述方式上的革命。
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该书以史识图，以图证史，将书斋中的学识，用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有形有色地描绘了20世纪一百年中国社会生活演变的全景图像，并揭示出这一变迁的内在动因和深远意义。
史学研究以文字表述为主体方式，长期以来即是如此。然而，社会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衣一帽，一饮一食，无不有具体的生动式样，文字描述尽管亦可对之作外在的说明，然更多的时候往往是传其形而未传其神。以近代仕女的时装擅场刺绣，精缝细绣，细致入微，镶边多至十八层，俗称“十八镶”，如此的重叠垒加，即使生花妙笔亦难形神兼备。对此，若以图象边衬，读者则可凭借这一形象，品味到其中的妙味了。衣物如此，居家器什又何尝不是如是呢？那些凝重厚实、雕琢雅致的家具，气度恢弘、装饰瑰丽的厅堂，非有实景欣赏，哪能领略、品味到其中的文化情调？因此，历史图片是形象化的历史，它最便捷、最生动地切入生活，引读者进入历史的场景，感受到时人的民情世态、生活氛围。正如该书的作者在前言中所道：采用“图史”的形式是本书题材和内容的需要，或许这几百帧“老照片”和“新照片”，能比较直观、比较生动、比较系统地再现这一百年社会生活的历史景观和演变轨迹，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场景，去重温昔日的现实和理想。我们希望，描绘一幅20世纪社会生活的全景画卷的这种尝试能为历史研究走出象牙之塔，历史知识普及民间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剔除所有的非学术作品，图文结合也并非《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的发明，早在此书出版之前，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夏明方、康沛竹之《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一书，2006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了龚书铎、刘德麟主编的《图说天下》系列，包括夏商西周、秦汉、宋、元、清等。但是，作为学术著作，《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力作。
学术的作品能不能装衬通俗的包装？在学界与大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能不能搭建起自由流动的阳关大道？史学能不能真正地深入民间？《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解答。
由上可知，《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一书，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具有启发意义。当然，该书也存在有值得推敲完善之处。以界划为例，该书尽管打通了20世纪的社会生活历史，但仍有形或无形之中受到传统时段划分的局限，政治影响划段依然存在。当然，在20世纪，政治生活可谓是风起云涌，其影响自毋庸置疑，问题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二者之间的互动，也并非环环紧扣，那么，又有什么滞后性的变化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超越政治制约体制之外的稳定结构呢？上述等等，乃该书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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