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赵晓阳 著，2019年1月）

赵晓阳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攻读博士学位，潜心研究《圣经》翻译及其与晚清语言变革的关系问题多年，最终完成了一篇颇见功力的学位论文。答辩之时，即得到各位专家的一致好评。毕业后，她又对论文反复打磨、增补完善，这就形成了目前这部题为《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的厚重书稿。现该书得以公开出版，作为指导教师，我在感到欣慰之余，又得先睹之快。因略写几点感想于前，聊充序文。

晓阳治学，以基督教史为大宗。来人民大学攻读学位之前，已经学有所成。入学不久，她就出版了专著《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史料翔实，论述谨严，颇受同道称赞。在进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她曾长期留意收集各种类型的圣经中译本，特别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工作的两年期间，收获最大；后又赴英美等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各大图书馆寻珍淘宝，所获益多。在动笔写作之前，她所掌握的各种汉字、教会罗马字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圣经译本已达81种。章开沅先生称她或许是“目前国内圣经中文译本涉猎最广的学者之一”，我对此亦有同感。可能还不限于国内，甚至包括国外。由是也可见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和积累之富。此种长期养成的资料收集功夫，使得她有条件对《圣经》中译本及其语言文化影响的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相当高的起点上，从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书中，作者先是对最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予以简略钩沉，尤其是关于“二马译本”的探究，很有学术贡献，这对于整体把握中文圣经话语体系的形成，具有基础意义。所谓“二马”，是指在印度传教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首位来华传教的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们二人曾分别于1822年、1823年在印度和马六甲，公开出版了历史上两部最早的完整《圣经》汉译本。但这两部一前一后的汉译本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未能真正弄清的问题。作者根据所掌握的较为充分的资料，详细对勘二者以及此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白日升未曾出版的《新约》译本，终于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原来两人开始翻译出版《新约》圣经部分时，都曾“严重依赖和参考了白日升译本”，但关于《旧约》圣经的翻译部分，则属于各自独立完成的成果。1813年以前，马士曼曾单独翻译出版部分《新约》，不过质量较差。1813年以后，他参照马礼逊出版的《新约》全文和马礼逊寄给他的白日升译本，重新大规模修改了自己的《新约》翻译。因此，最终出版的完整的“二马译本”虽都有新的创造部分，且两译者彼此之间也始终有沟通，但就《新约》那部分翻译本身而言，“马士曼译本（还是）更多地参照了马礼逊译本”。这一点，马士曼本人未予承认，马礼逊则因为自己的翻译同样以白日升译本为基础的缘故，亦不愿公开提及。

通过这一精细的对勘研究，作者不仅弄清了一大公案，还使今人对于白日升译本——那部从未正式出版、一直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新约》译本——在圣经神学专名的创译上延续至今的“无可替代的影响”有了更为清晰和明确的认识，而“二马译本”又推进了这一中西宗教话语的转换过程。由此深入，作者进而集中透视了基督教圣经话语体系向中文整体转换的关键问题。这一透视是从两个角度切入的：首先是抓住其主神名号（如“Deus”或“God”）的翻译过程和中国人的接受历程，深入揭示其间所历经的长时间的各种争论（如是译成“天主”“神” 还是“上帝”），它所包涵的西方教会不同的传教策略、对待中国传教区域本土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中国的不同传播方式与接受效果等；其次是抓住重要的圣经新译词的形成和流布，对它们的结构特点和主要语词的源流予以考证。作者有关这一话语体系中西转换的研究很见功夫，其所呈现的内容既构成晚清语言变革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深入考察分析圣经中译与晚期语言运动其他部分之历史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但本书最吸引我的部分，还是关于圣经中译对晚清语言运动历史影响的研究。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圣经中译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汉语言文字变化极为剧烈的阶段。圣经中译对汉语汉字的变革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创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是作者最为关切的核心主题。

该书从追求“言文一致”的圣经白话翻译实践、“欧化白话”的形成及结构特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各种尝试与努力，以及西南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等多个方面，展开对上述主题的探讨，内容丰富、全面而系统，就其整体性把握与研究而言，在学术界尚属首次。书中对许多内容的呈现，都具有新鲜性；对不少具体问题的考察与分析，均具有探索性。如作者注意到圣经中译本是涉及中国各地的方言白话最多的书籍，白话圣经汉字本几乎包括了吴、闽、粤、客家等各种南方方言及其主要分支形式，乃至南北官话方言，因此首先细心地将其一一加以揭示，然后指出其清末实践和书写白话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意义，以及今日学者据此透视方言特性的语言史价值。层层推进，清晰明白。

在作者看来，此种白话实践既与基督教注重底层民众的传教取向有关，也与基督新教在华传播从方言最为复杂的东南沿海进入内地有关，还与基督教有别于天主教，各个差会都能各自为政有关。而其之所以能在中国开启现代白话的过程中发挥格外重要的作用，更在于其由此涵育了一种超越中国传统土白的“欧化白话”之风格与特质。这一点，正是古白话与现代白话的关键区别所在。书中以圣经汉译本为例，对“欧化白话”的诸多特点，诸如“句子的延长”“被动式的增加”“限定性词汇或句式增加”“定语增加”“状语后置”等一一落实，使五四时期和民国时代新文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如胡适、周作人、朱自清，以及王治心等基督教研究者关于圣经翻译曾有力地影响现代白话文学的言论，获得了生动具体的说明。

以拉丁罗马字母拼写汉字，被作者视为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另一重要方式。书中对各地方言罗马字圣经译本的搜集种类之繁令人惊奇，作者条分缕析，穷源溯流，娓娓道来，对传教士如何辨别汉字的读音，并在此基础上创制能准确表达语音符号系统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并将其放置于晚清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中，加以恰如其分的把握和评价。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努力。倪海曙在《拉丁化新文字概论》一书中，曾强调“教会罗马字运动最重要的贡献，是替中国的拼音文字运动奠定了‘拉丁化’和‘拼写方言’的道路”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概论》，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第26页。，由本书的具体讨论来看，的确所言不虚。

近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圣经中译本达到96种。在翻译和传播基督教圣经的过程中，传教士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接触和调查，利用自己母语的拼音优势，为那些仅有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创制了12种民族文字，其中景颇文、西傈僳文、柏格里苗文、拉祜文等使用至今。这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重要影响，也是近代中国语言运动的客观事实。本书对有关史事的梳理细致而系统，表述专业而清晰，不少内容，鲜为人知，可以说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创制或改进的文字，一般也都是基于本民族发音而采取拉丁字母来拼写，可以说直接借鉴了传教士的有关成果和经验，丰富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语言文字。

圣经中译及其在华传播的语言文化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书融合历史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的有关知识和方法，将在华基督教史的研究带入一个更为宽广的视域，努力拓展出一片学术的新天地，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本书也还存在可以继续深化探讨之处。比如，在讨论圣经白话翻译，特别是“欧化白话”的影响时，似还可以进一步结合清末最早的白话报刊中的有关类型例句，将其与圣经中的示范表现进行对比分析；谈到清末各种汉语拼音方案时，也可以将其文字的具体拼法与圣经各罗马字本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清末圣经罗马字翻译本的具体影响有更为细化的把握和揭示。好在晓阳已经自觉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期待她的后续成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