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评《动员的力量》｜上海与五四，再到近代中国

王东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布罗代尔尝言：“事件”犹如夜空滑过的一束烟花，虽然耀目一时，却也转瞬成空，真正掌握历史面貌的乃是那些“不变或几乎不变”的“结构”。在刹那爆发之后，“事件”仍要跌回“结构”的沉沉暗夜中——然而大多数史家智若孩童，喜欢被瞬间光华吸引，反倒错过了历史的真正主人，这令他颇感遗憾。布罗代尔诚然是伟大的，可是伟人的发言，即使是最为得意的主张，也未必可以句句着实，让人信以为真。事件的确是突发的、瞬时的，却并不因此就只是消极的力量，而无法产生深远和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如果一个事件不断引来学者重访，那必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意义潜能，绝非短暂的幻相所能涵盖。这样的“事件”，自然不是布罗代尔心中（地理性和生态性的）“结构”，但它一定是其来有自，在突发的表象下，隐藏着更加绵长的线索，也因此能对后续历史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其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未必比“结构”来得轻。

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事件”之一。自其发生以来，百余年中，论者因立场不同，下笔各异其趣，却无不试图把握对此事件的解释权，借由叙说过去以干预未来。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开辟性的历史事件，真正有分量的史学著作却相当罕见。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问世已超过一个甲子，仍是这一领域无法绕过的巅峰；彭明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则带有过于鲜明的政治取向，而出版也已二十余年。不过，最近十余年来，学界对此一事件兴趣大增，许多事实得到清理，观察视角也更趋多元，极大地刷新了学界的认知。陈以爱教授最近推出的《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一书，可以看作这些新的学术努力的代表性成就。

作为作者计划中“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本书厚达六百余页，其内容之丰富，亦足与外观相副。此书聚焦1919年的上海学运，看来并不算开创性的题目，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似乎人人略知一二，但又皆语焉不详的主题。在大陆地区的流行叙事中，五四运动由两个阶段构成：在5月份，运动的主体是北京学生；到6月份，由于上海工人的罢工，主战场也转移到沪上——这一行动标志着无产阶级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按照这一看法，上海在此事件中的地位实应在北京之上。然而大家平日说到“五四”，首先想到而且主要关注的也还是北京，上海的故事被视为北京故事的延伸，不具独立地位。事实上，真正对上海五四运动展开研究的，反而是海外学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陈曾焘、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先后推出两本专题著作，但从影响力来看，仍没有打破北京学生对五四运动叙事的“垄断”状态。

近些年，一批学者将注意力下沉至基层（包括从省到镇的不同层级），更多地注意到五四运动多样化的在地面貌，以北京指代全国的情形亦大有改观，但有关上海五四的论著仍然乏善可陈。陈以爱教授此书的出版则不但弥补了这一缺憾，更将“在地化”的研究路线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五四时期上海学运牵涉力量众多，头绪纷繁，为史家留下了大量史料，而陈教授又不满足于此，“自讨苦吃”，勤勤搜寻近年开放的电子资源，给自己增添了大量阅读负担；更因史料提示的线索半含半露，若现若隐，如欲解说得当，既要大局优先，通盘考虑，又要细针密缕，不漏分毫。因此，要做好这个题目，委实不易。而陈书的处理清晰精准，不但开掘出许多先行研究未及深触的史实，纠正了不少流行说法的疏失误断，其叙事亦一如既往地畅达从容，娴雅可亲。它让我们看到，无论就主题还是层次的复杂性来说，上海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逊于北京——事实上，目前关于北京的五四运动，还没有一部可以和此书相媲美的作品。不夸张地说，由于有了这本书，上海五四运动的研究可谓后来居上。

陈以爱的研究一向心思缜密，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微细“末节”。不过此前由于她处理的多是学术史，这方面的长处尚不能完全突显，此次转入社会史领域，发挥得更加淋漓。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对特定历史节点的把握，特别是某些物质信息，如地点和建筑物等。这些细节关联的知识对当事人来说不言而喻，但对外人（史家亦外人也）则全然空白，犹如一片雪原，掩盖了不少曾经繁闹的交错小径。这些节点是历史的隐秘“接口”。在没有被发现时，不同的主体似乎都只各行其是。一旦被人找到，原本孤立的点也立刻可以被串联起来，融进整体叙事，整个棋局就此盘活。比如，陈以爱注意到上海学联办事处、全国学联筹备处与环球中国学生会都设在一栋楼中，由此追踪到在沪外国人和基督教系统对上海学运的推动作用，令人惊喜。历史细节对宏观叙事的推动，得到生动展示。

有关陈书的优点，自有原书为证，读者不妨亲做验察，而我既未曾对这一题目下过深入功夫，也就只合欢喜赞叹。我写这篇小文，主要目的是想谈一下在阅读陈书过程中联想到的三个议题。

首先，此书成功地扩展了五四运动的舞台，将上海从人们对北京的排他式关注中拯救出来，然而这反而提示了我，这两个城市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双子关系——实际上，它们是二十世纪中国好几对可以写成《双城记》的城市组之一，此外又如北京和南京、南京和武汉等，都曾在不同时段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相互纠缠，需要我们采用一种多层次的研究架构，既能分别处理它们各自的历史，也要透视它们的互动过程和结构。

陈以爱教授已经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在该书出版后的一次讲座中，她引用了蒋梦麟和黄炎培于1919年5月22日致胡适的一封联名私函，商议在5月9日蔡元培辞职出走之后的北大前途，其中提到北大南迁的可能，甚至考虑了资金的来源问题。之后，蒋氏更直接代替蔡元培出掌北大。蒋梦麟等在五四时期的活动久为学人关注，但学者很少将之看作以上海为基地的东南绅商集团的要员，来思考其举动背后的地缘意义。类似的事实提示我们，京沪双城效应是影响五四运动走向的重要潜因，而这自然又须追溯到上海晚清以来在中国政治与思想变革中扮演的发动机和推动器角色。事实上，如果从稍长的时段中来确定五四的历史位置，实不妨模仿王德威教授的一句名言：没有上海（晚清），何来北京（五四）？

不过，蒋梦麟事后在《西潮》中谈到上海时，使用的口吻却不怎么恭敬：“上海是金融的海洋，但是在知识上却是一片沙漠。”这一点和“崇尚意义深刻的艺术，力求文明”的北京形成了对比。他承认，上海是许多新思想的输入地，但又强调，这些观念只能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北京，才能获得生长——“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在其他各地发育滋长为合抱大树，在上海却始终高不盈尺”。这指责并不只针对华人，也包括在沪的外国人。比如，现代中国采用的“管理和生产上的外国诀窍”都是“直接从欧美学来的，与上海的外国人关系较小”。这段评述与三十年代文学界的京派海派之争等，都代表了许多（在不自觉中延续了士大夫品位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京沪形象的认知，并不足奇。但读了陈书之后，再看这段话，我们会产生奇异之感。蒋梦麟是陈以爱界定的“东南集团”的要角，他接替蔡元培在北大的事业，也被视作东南集团介入北京政局、“坐南望北”的重要步骤。然而在其回忆中，上海的形象却如此低劣，可知对上海的污名化论述，即使对东南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构成了强大压力。而事后学术界对五四叙事的畸轻畸重，多少也承继了此一心态。然而，上海读书人在五四时期的表现却表明，那里不只是新思潮的进口港，也是新文化成长的催生地。那么，在有关叙事中，它的光芒何以被隐没？要澄清这一问题，离开双城架构是不可能的。

其次，作为“三部曲”的开篇，此书虽以“学潮”为题，但并不把学生运动仅仅看作学生的戏码，而是关注到学生身后的力量，也就是“以上海为活动舞台”的一批横跨政、商、学、报界的社会精英集团，这就是陈以爱教授所说的“东南集团”，也是此书极力阐发的核心概念。此前我们讨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比如在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也会关注到“师生”差异对运动的影响，但主要还是视之为“新青年”（主要是学生）成长的过程，本质上仍是用“学运”的观念来理解之。不过，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在清末成长起来的较老一代的社会精英比如“研究系”中人在五四运动的发起和扩展中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此外，比如季剑青教授就注意到，最早在山东发起和引导五四运动的，就是更为年长的地方精英，而非青年学生（《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运动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与陈以爱在本书中的论述遥相呼应。不过，与山东比起来，上海的情形无疑要更为复杂一些。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理解为五四运动在上海展开的人事条件问题，而东南集团在此一事件中的作为与安排，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意义，远远不止是文学史上的。“五四”不是1919年，甚至也不是1915年造成的事件，而是伏脉千里的突现。只有把录像带倒回去二三十年，从东南士绅群体在晚清以来的政治和社会波荡中的流转应对讲起，许多现象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这不禁让我想到，过去二十多年中，学界多注意到，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终结，中国士绅的再生产机制也被阻断了，造成社会失去传统的重心。至于五四学生运动“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当然是脉承传统的士大夫精神而来，但那主要也只是“精神”的传承，而在社会史的意义上，他们和士大夫依托的脉络完全不同，可以说是被一条历史鸿沟划开的两个世代。

但这本书向我们呈现了东南社会精英从戊戌、辛亥到五四时期的延续、流变和转化过程。新旧两代读书人的知识社会学气质虽已有所变化，但无论是家世背景还是社会情怀，他们都不是此消彼长、新陈代谢的零和关系，而是紧密衔接的。作为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父兄，清末维新士大夫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和指导，也提供对他们的吸纳，实现了代际的更新和转型。从这一方面看，至少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士绅集团都还没有从历史舞台的中心淡出，相反，他们还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如陈以爱所述，东南集团在政治、实业、教育三种最为活跃的时代场域中建构起一个彼此循环相扣的关系网络，而它和传统士绅的社交和行动网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新网络是旧网络的扩展，离开传统的士绅圈子，它是无法形成的。

从代际分层来看，这个集团既有张謇这样早在戊戌时就进入全国性政治舞台的士大夫，也有新一代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而他们又来自同一社会阶层，体现了士绅阶层极强的历史适应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是一种“温故而知新”式的社会转型方式。这个容士绅与知识分子于一的群体，积极策划、引导和参与地方事务，在一个不断变革甚至可以说是不断变乱的时代里，维系着地方秩序，同时又将传统的天下意识和新式的民族主义观念顺利衔接，以东南为据点，积极推动着整个国内局势的转化。这种情形，和“新青年”通常展示给大家的“弑父”形象不无出入。那么，新青年（五四）和老士绅（晚清）的关联，对于五四事业产生了何种影响？这值得进一步思考。但毫无疑问，陈以爱、季剑青的著作已经提供了一个和惯常的认知不同的案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此视角是否适合转移至其他地区？五四运动的研究又是否会因此产生另一种解释架构的可能？

第三点是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组织和动员模式的思考。蒋梦麟在《西潮》中谈到，传统中国是“许多自治的小单位”的联合，不妨称之为一个个连续的地方共同体，却缺乏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组织，因此也不能将建立在家庭、行业和地方传统基础上的无数“自治小单位”联合起来，蒋梦麟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为了应对来自于“民族帝国主义”的挑战，中国也不得不将自己“组织起来”，以整体的姿态做出反应。它要从一个涵盖了多元异质性相对松散的“天下”转变为一个更为致密化和同质性的“国家”，从由天理良心、利益风俗维持的“世道”转变为一个通过暴力机器维持的“社会”，把那些围绕着自己生活为中心、各行其是的“匹夫匹妇”转变成为富有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和统一的价值观的“国民”。这就意味着，它必须采用一种适用性更为规范、行动更有效率，也更具备动员能力的组织方式。

然而，在这方面，传统中国很难提供多少可以借助的资源，这种大型组织的模型只能由外部引进。从后见之明来看，近年学界特别关注到政党，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从苏联输入的革命政党模型，如何在中国成为一种主导型的组织和动员力量。这是极为重要的课题，仍需进一步深化。不过，我们也切不可以为，革命政党的组织和动员模式就已经涵盖了此一主题的所有内容。陈以爱这本书就揭示出另一个组织源头，也就是基督教团体。她花了大量篇幅，展现上海五四运动的工作方式、构造系统、干部训练原则，是怎样为基督教青年会所形塑的。由此，陈以爱断言，青年会的会员才是上海五四的领导机构学联“学联”的“内在核心”。

对上海五四运动中基督教因素的发掘，是陈书最重要也最出彩的贡献之一。事实上，正如上海“洋场”一样，在华基督教在中国革命中的赞助作用（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被此前的历史学者大大低估了。比如，以梁启超为例，他与“东南集团”和五四运动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以他为中心的“研究系”《时事新报》在那一时期更积极投入对上海学潮的报道，但是梁氏1920年所作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却批评在华基督教会事业虽多，“然皆竺旧，乏精神。对于数次新思想之发动，毫未参加，而间接反有阻力焉”。此时历史的尘埃尚在飘浮，“非基运动”也还没有出现（陈以爱认为此一事实被人遗忘，与非基督教运动有关），但从这段话看来，任公对青年会在上海学运中的作用似乎一无所知，或者刻意漠视——无论如何，都反映了一种认知的盲点。此处无意追究造成这种盲点的原因，但很显然，基督教团体的作为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近年学界对基督教在华事工的讨论，试图重新评估其工作，亦关注到它们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相应的本土事业（教育、医疗、济贫等）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其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的影响，却很少被人提及。学者被“后见之蔽”所诱导，忽视了在革命政党模式之前另一种模式的存在。

在这两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革命政党模式）似乎更强调统一性，注重对核心意志的钢铁般的贯彻；第二种模式（基督教团体模式）相对来说更具弹性，强调每个人的参与感。它们关注的重点显然不同，提示出中国近代国家建设参照的“现代化”模型本来不止一个，彼此也处于激烈的竞争中。但这两种组织形态也都是外来的，背后都依托于西方历史上长久的规训传统，且它们之间也具有一定的承续与借鉴关系（第一种模式从第二种模式中汲取了不少养分）。尽管在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中，这二者的关联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看到的都只是它们的相异，但是，如果将这两种模型与西方的规训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考虑进来，就要求我们在思考近代中国“组织化”问题时，跳出那种单线条的叙事模型，采用一种兼具空间多元性和历史纵深感的视野。当然，这已经大大跃出陈教授此书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不过，正是她对第二种模式的揭示，给了我这样的提示。

有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陈以爱在书中注意到，此前的研究者，即使是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和华志坚这样的西方学者，也没有留意到五四社会动员依托的组织架构有着西方的背景。相反，他们几乎都把它们看作是对中国“传统”官僚等级制的挪用。白吉尔、华志坚这种近于本能式的反应，似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习惯的产物。他们大概都忽略了西方历史上同样存在着与“官僚等级制”近似的资源，或者即使想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先进分子”的西化程度超出他们的想象。实际上，即使那些身处新教育体制中的年轻人真的对于中国“传统官僚等级制”有切身的了解，大概也不会把它当作一个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样板来有意地模仿。总之，此案经过陈以爱的细心侦破，已可定谳。这再次表明，历史的实境往往跃出哪怕最聪明的历史学家的头脑，除了实证性的爬梳，没有第二条靠近历史的道路。

如果把我这里涉及的几个主题放在一起：上海、士绅和基督教社团，很容易产生一种奇异的混杂感：中国（传统）和西方（近代）的因素共同出现在五四这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中，毫不牵强，无缝连接；而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还需要我们适当地拉长视线，以晚清为起点来观察五四的起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是晚清以来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小结。此前曾有一个主导性的历史分期理论，就是以五四为界，将晚清以来的中国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段。尽管观察视角有所不同，但从本文的立场来看，这个区分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至少，它们展示了不同中西传统结合的两种可能。

最后，也许不是不重要的是，我想回顾我刚刚拿到这本书时的一个惊喜：在进入正文之前，陈以爱教授先摘录了一首英国诗人勃朗宁（R. Browning）的诗作《阿索朗多》，中译文出自胡适之手，采用的是文言，传达的是一种《离骚》式的情感：

吾生惟知猛进兮，未尝却顾而狐疑。

见沉霾之蔽日兮，信云开终有时。

知行善而不见报兮，未闻恶而可为。

虽三北其何伤兮。待一战之雪耻。

吾寐以复醒兮，亦再蹶以再起。

史学著作而以诗句作为开篇，已是久矣不睹（不知是否因为陈教授目前正在研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受了影响而采用此一体例，其有意乎，抑无意乎？），仅此一页，已令人感知此书自有机杼，绝非四平八稳的平庸之作。实际上，作者遵循了相当严格的学术准则，但熟悉她的朋友又不难在每一页上都发现她的神情趣味。此诗的形式，完美地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征，而陈以爱说，她瞩目此诗，是因为它出现在1919年的《复旦年刊》上，与书中人事正相匹配，且“适足以概括复旦精神”。而在我，作为读者，玩味此诗，亦深觉此情此景，不啻发为心声。再回到开篇所谈的主题，五四轰轰烈烈，热闹一时，虽然谢幕却永不终结。它在中国读书人心中，具有一种“不变的或几乎不变的”魅力，时刻扣响我们的共鸣。它是“事件”，它也在积淀为（一种与布罗代尔所说不同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