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定价： 98元

内容简介

回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社会史兴起于前十年，概念史凸显于后十年。社会史探究文本背后的情境，概念史聚焦于文本的语言与结构。本书四编十二章，第一编考察清统治下的满汉关系；第二编爬梳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第三编以宗教为视角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自/他关系；第四编涉及历史认识的方法问题。作为诠释中国“近代”轮廓的实证研究专著，本书认为，社会史方法与概念史方法的交互使用，不失为摆脱形而上学纠缠的可行路径。

目 录

自序

第一编

第一章 想象的血——异姓结拜与记忆共同体的创造

一 摹拟亲属：宗族社会的自我/他者

二 歃血结盟的理想型

三 异姓结拜与歃血结盟

四 创造记忆共同体

五 结语

第二章 太阳的记忆——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的知识考古

一 楔子：甲申三月十九日

二 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创造

三 太阳诞辰话语的文本化

四 记忆/忘却的再生产

五 结语

第三章 文本中的秘密——《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作者、底本与叙事

一 问题所在

二 文本之间

三 文本之内

四 文本之外

第二编

第四章 “东洋”的变迁——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东洋”概念

一 小引

二 南北坐标轴上的东西洋：传统知识的轮廓

三 东西坐标轴上的东西洋：西方近代知识的导入

四 附会的“近代性”：大瀛海话语阅读

五 余语

第五章 连续性与断裂——20世纪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

一 引言

二 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

三 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肖像

四 结语

第六章 布鲁门巴哈在东亚——“人分五种说”在东亚的传布及文本之比较

一 引言

二 来华西人与“人分五种说”

三 “人分五种说”在日本的传布

四 “人分五种说”在清末民初的传布

五 人种概念：一个比较

第七章 黄帝自巴比伦来？——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

一 楔子

二 从“语言科学”到“历史科学”：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

三 在“Orientalism”与“东洋学”之间：“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明治日本

四 本真性与外来性：“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清末中国

五 结语

第三编

第八章 基督教本土化序章——《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

一《北京条约》第六款汉文本与法文本之比较

二 汉文本《北京条约》第六款之实施

三 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之初读

四 结语

第九章 作为他者的“洋教”——19世纪基督教与中国社会

一 引言

二 “洋教”：作为他者的基督教

三 与他者的距离：宗教感情的龃龉

四 他者的回转：宗教组织间的交错关系

五 结语

第十章 表述宗教——“中国宗教”在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

一 宗教盛宴

二 最初儒人海西经

三 李提摩太的翻译

四 传教士的中国宗教观

五 来自日本的声音

六 从religion到宗教

第四编

第十一章 “中国有中国的尺度”——以橘朴与鲁迅的谈话为中心

一 那人是谁

二 鲁迅如是说

三 新思想与旧思想

四 橘朴没有说出来的话

五 话外之话

第十二章 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

一 引言

二 知识旅行

三 概念史的源与流

四 历史性基础概念

征引文献

索引

后记

概念史的源与流

中国“近代”的轮廓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加以深描，而概念史方法无疑是当下需要借鉴的一种方法。十余年前，有论者对笔者倡言的中国概念史研究提出疑义，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恰如当年梁启超或其他晚清士人将来自日本的“概念”曲解为“大概想念”一样，尽管有不少学者如方维规、陈建守以及冯凯（Kai Vogelsang）等先后对德国概念史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但各种误解似已蔓延，有“大概想念”重来之势。

两个挥之不去的影子环绕着概念史研究：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观念史”和以波考克（J.G.A.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为代表的剑桥政治思想史。

论者对概念史与观念史方法的区别似不在意，如《东亚观念史集刊》一名，这和林毓生主导的“公民社会基本观念”研究以及金观涛、刘青峰的著作的影响不无关系。冯天瑜嫌“语义学”/“历史语义学”（Semantik）不够中国化，生造出“历史文化语义学”。

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人试图将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勾连起来，受其影响，李宏图将“剑桥学派”视为概念史研究的一脉，因而遭到方维规的批评。

本来，观念史（history of idea）和概念史各有出自，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一个观念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事象，但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斯金纳批评观念史没有“真正的历史”（genuine histories）。由于中国学界对概念史存在不小的误解，这里实有必要对概念史的内涵做一番梳理。概念史是德国的学术传统，不过作为德国学术传统的概念史亦非一成不变。

现在被视为概念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8卷本《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与主编之一科塞雷克1970年代以降所阐释的概念史有不小的差别。

2002年科塞雷克说道：“我的概念史研究与《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这一庞大研究课题紧密相关。这部辞典30多年前（1972）开始出版，而其理论和方法论思考是我40年前就已阐释的，这至少对我来说成了理论上的束缚。

一方面，为了推动《历史性基础概念》这一共同课题，严格遵守理论设定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概念史理论却在不断变化。”

这就是说，虽然1960年代初科塞雷克与另外两位主编布鲁内尔、孔茨确立了大辞典的编纂方针，但在漫长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科塞雷克自己关于概念史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并没有反映在其后出版的词条写作中。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历史哲学》,该书是黑格尔去世后由其门人整理并于1838年出版的。黑格尔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原初的历史”（die ursprüngliche Geschichte）、“反思的历史”（die reflektierte Geschichte）和“哲学的历史”（die philosophische）。

“原初的历史”仅仅描述当下所见所闻的事件，不能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反思的历史”超越自身的时代，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具有批判性的历史。“反思的历史”近乎普遍历史，但还不是哲学的历史，比如艺术、法律、宗教等，可称为“概念史”（In unserer Zeit ist diese Weise der Begriffsgeschichte mehr ausgebildet und hervorgehoben worden）。

在《历史哲学》中，“概念史”一语仅出现过一次，撰写“概念史”词条的梅尔（H.G.Meier）认为黑格尔的用法十分特别。在黑格尔之前，1726年，J.G.Walch在《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Lexicon）序言中注意到“概念的历史方面”(historischer Aspekt der Begriffe)，但他对哲学概念的“历史介绍”缺乏批判性。

1774年费德（J.G.H. Feder）试图重新编写哲学词典，期望通过对概念的“真正内容和本源的启蒙”（“Aufkl rung des wahren Gehaltes und Ursprungs” der Begriffe）的介绍，得到更为准确的哲学概念的定义。

1806年，克鲁格（W.T. Krug）第一次提出超越概念的历史性、建立历史批判性的哲学词典的主张，“一部叙述所有哲学的概念和句子的作品肯定是很有意义的，它应该按字母顺序排列，应该论述概念和句子的本源、迄今为止的发展、变化、挑战与辩护、扭曲、更正，而且它应该说明它用了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作者与时间”。

但是，直到1879年由R. Euckens编写的《哲学术语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Terminologie）出版，德语世界才有了第一部涉及语言和历史的哲学辞典。

概念史成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并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开花结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0年代以降，概念史在德国一枝两叶（虽然二者在人员和词条上有关联）：哲学思路的概念史是将概念史当作理解当下哲学术语的背景，或者说完全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

与哲学思路的概念史不同，历史学意义的概念史之目的在于理解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特性。人们通常谈论的概念史是指后者，即科塞雷克与布鲁内尔、孔茨等主编的《历史性基础概念》，这项研究起始于由孔茨发起、布鲁内尔参加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小组”。

《历史性基础概念》第1卷于1972年出版，至8卷（第9卷为目录索引）出齐，费时二十余年。这部卷帙浩繁的大辞典收录的大小概念堪称字数多寡不等的论著，远远超出了一般辞典的内涵。

在第1卷，科塞雷克撰写了一篇《导论》，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衡量“历史性基础概念”的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化”。现今一些人对于概念史的理解，有将大辞典与科塞雷克的阐释混为一谈之嫌，其实所谓德国概念史，首先应该紧扣这部大辞典来讨论。

科塞雷克拟出的标准如下：（1）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和知识的普及，所有阶层都被卷入宗教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论战。但直到启蒙运动，政治词汇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前仅为特定等级所有的表述方式开始越过等级界限。与此同时，随着等级制度的解体，相关词义也在消失。

（2）时间化（Verzeitlichung）。基础概念被赋予了所期望的特征，如共和政体（Republik），曾是无所不包的法制（宪法）集合概念，现在成为党派概念，党派进而提出唯一合法的法制要求。当“民主制”取代“共和制”后，同样也有作为唯一合法的法制诉求。“-主义”（-ismus）构词的大量出现，成为区分不同阶层的动力和指标，但这些“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涵盖阶层分化的过程。

（3）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Ideologisierbarkeit有意识形态化的“可能性”之意。。概念的抽象程度越来越高，不能及时应对事件的变化或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复合单数词以其特有的普遍性和多义性来对应空洞化和模糊化，不同阶级根据其嗜好而选择不同用法，有些用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4）政治化（Politisierung）。语言操纵技术的发达，如口号，带有理论要求的概念按照自身意图对概念加以塑造或应用。

科塞雷克指出，上述“四化”标准并非绝对的，不同标准常常会出现交叉。重要的是这些德语概念虽然与法语、英语的相关概念不无关系，甚至其源头可上推至古希腊语、拉丁语，但都是在德国历史语境中成长、变化的。

换言之，脱离了德国/德语历史和文化，就无法理解这些基本概念。所谓德国/德语的历史并非漫无边际的——尽管每一个词语都可追溯到久远的过去，真正发生质的变化是在18世纪末以后。

在此，科塞雷克导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马鞍时代。科塞雷克认为，在1750~1850年从启蒙时代转向近代期间，基础概念发生了如同上述“四化”所表征的变化。

发生在德语世界的现象告诉读者，历史性基础概念需要置于特定的语言和情境中去理解；同样，在理解基础概念的内涵时也需要有意识地区分内涵的变迁——哪些是曾经有过的，哪些是后来叠加上去的。

在概念史大辞典出版期间，三位编者中的布鲁内尔和孔茨先后去世，科塞雷克成为第六卷以后的单独主编。如前所述，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想法也在变化。

如果比较《历史性基础概念》词条与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就不难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比如近400页的nation词条是关于词语、文本及其含义变化的冗长介绍，理论指向并不显明；

而科塞雷克198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则凸现出明确的理论指向，既不像布鲁内尔、孔茨拘泥于社会史，也不似传统解释学执着于概念的含义，而是追求更具涵盖性的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阐释。

科塞雷克显然意识到了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两座大山的存在——法国的“年鉴学派”和英国的“剑桥学派”。在历史时间的阐释上，科塞雷克继袭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现象学的时间诠释，既不同于“剑桥学派”关注关键“时刻”（moment）人的行动，也有别于“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建构。

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这一概念不是过去的经验所能解释的，因为它在18世纪末和新出的“进步”如双胞胎那样获得了新生，从此对未来的期待的地平进入历史概念，所谓历史即缩短过去与未来、经验与期待之间的距离。

基于历史沉淀于概念的认识，科塞雷克把概念史作为一个探究历史的单独单位而与社会史相提并论。本来，概念史是从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布鲁内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关于中世纪的著作《领地与统治》（Land und Herrschaft）至今仍是经典之作。

在这本书中，布鲁内尔批评19世纪以降自由主义的历史诠释，反对用“国家”“社会”等现代概念来理解中世纪历史，强调基于史料的概念建构，因此借用了施密特（Karl Schmitt）政治理论中的法制（Verfassung）概念，从法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角度去重构中世纪的历史。

该书在战后再版时，布鲁内尔隐去了与施密特理论的关联，但基本想法没有改变。布鲁内尔的这一努力也深深地嵌入《历史性基础概念》的词条写作理念中：用当时人的想法和术语去撰写历史。除此之外，科塞雷克一直在思考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认为概念史关心概念（历史）中的语言与结构，而社会史侧重于概念得以生成和变化的背景。

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阐释逐渐产生了影响。1980年代，“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席卷英美学界，历史叙述乃是由基于语言的方法和认识所决定的观点，唤起了人们对于德国解释学和概念史研究传统的关注。

海登·怀特（Hyden White）称科塞雷克为20世纪重要的历史理论家，在其主导下，科塞雷克的著作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科塞雷克的著作还被翻译为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丹麦语、意大利语以及日语、韩国语。与此同时，概念史研究方法正在向欧洲大陆以及欧洲以外的地方传播。在欧洲，概念史研究的中心目前已经不在德国，而在北欧。

里希特等人将概念史研究视为德国版的“语言学的转向”，试图勾连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政治思想研究。但是，概念史研究存在的局限招致了斯金纳的发难。

首先，概念史研究缺乏体系化，对历史的基础概念的实证研究不可能漫无边际，那么，边界应该设在何处呢？关于一个个基础概念的研究最终要建构怎样的基于概念的历史图像？答案并不清晰。

其次，科塞雷克认为观念史中的“观念”是个“常数”，概念史的“概念”则由一组相关的概念群构成，由概念群固定的概念发生变化后，必会产生新的概念，人们不可能对一个概念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态进行研究。斯金纳则认为，“不可能有概念本身的历史，只有争论中使用的概念的历史”，他将聚焦于一个连续的词语的概念史研究视为“词语崇拜”（fetishism of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