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17年12月3日。

读博时在历史系蹭课，时而看到一个让人疑惑的身影：面相老成如访问学者，执礼甚恭却仍是学生模样。若干年以后，才知道那是韩策，当初他毅然从法学转入近代史，目前则是北大历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成的新书《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颇得史学界前辈的好评。

韩策是尚小明教授的学生，从留日学生、学人幕府，再到民国以来大学教员，尚教授多年来专力于士人群体研究，形成了一套综合人物行迹与量化统计的独到方法。韩策选择癸卯(1903)、甲辰(1904)两科进士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当是得自师传。癸、甲进士是中国漫长科举史上最后两科会试的成果，但其意义决不止于“最后”。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自辛丑(1901)科举改制的“策论举人”，实为戊戌以来朝野不断争论科举改章的产物。

科举改章废八股考策论，扩大了举子的知识范围。而成为进士以后，翰林院和六部的改革，进士馆的设立，进士留学的派遣，又进一步补强了这批最后进士的“新学”背景，使他们走上了一条迥异于此前正途士大夫的进身之路。他们之间既是科举同年，也是新学堂(进士馆)的同学，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政学共同体。从后往前看，无论在科举史还是士大夫身份认同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

清末的官制改革、学制改创、预备立宪，为癸、甲这两科最后的进士拓展了迅速上升的途径，一改清中叶以来官场的拥堵局面。而随后辛亥革命的勃发，又使其出路严重分化。尽管如此，其中许多人如汤化龙、谭延闿、沈钧如、袁嘉穀、陈黼宸等，在民初政坛、法律界、文教界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前往后看，清季最后两科科举所奠定的人际关系，在民国史上依旧影响深远。

韩策的新著所关注的，正是这批介于新、旧之间的“最后的进士”。众所周知，“进士”是科举考试所能获得的最高身份，故从士的功名背景来讲，也可称其为“最后的士大夫”。这一选题和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其实颇具针对性。近年近代史研究界受外来新风鼓舞，颇张扬社会史、地方史、基层史等新视野；韩策此书讲的却是活跃于京城的士人精英，偏于梁启超以降新史学所不屑的“帝王将相”。其次，就晚清科举改制研究的小范围来讲，“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第16页)；韩策则更关注文教变革在中枢发动的机制，在制度史的基础上还原“活生生的参与者”，可谓有骨有肉。

中国诗学素有以身体比拟诗体的传统。明人胡应麟《诗薮》有云：“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其实“史之美善”也可作如是观。韩策此书便可称“骨肉停匀”，既关注“活生生的参与者”，又以制度和机构为骨干。

近年的许多近代史研究著作越来越偏社会科学，而日益远离人文性。这在我一个中文系出身而对近代史有兴趣的外行看来，诚为遗憾之事。我们或许该追问：史学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没有人、没有温度的史学有无独立存在的意义？中国固有的文史传统，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中，还有无容身之地？

了解这样一个背景，就会看到从尚小明教授到韩策，多年来致力于士人群体研究的意义。这些士人群体是近代史庞杂表象背后的精神所寄，他们有理想，有情感，有身份认同的自负(如韩策书中所举，翰林在进士馆中不服留学生教习的例子)，也有个人的小算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在科举展期争论中的算计)，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尚教授和韩策的研究，就是这样在不动声色当中，用扎实的考证、辨析和细节的呈现，延续着中国文史之学“把人作中心”(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的做派。

但是，人物研究不是写传记，人物群体研究更不是写群传。韩策所研究的进士群体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最后进士”的特殊性，是戊戌以来制度变革赋予的，要给这些血肉找到骨架，还是要回到制度史。所以他向前追溯科举新章的形成，作为科举制度史研究的延伸，接上了一个庞大且专门的研究领域；向后则以进士馆为中心考察进士的“新学”教育，又是近代教育史上新学制、新学堂的内容。具体人在制度和机构中生活，强调人物中心，并不是否定社会结构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韩策对制度框架的研讨又非静态。制度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和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晚清，甚至可以影响制度走向，关乎多数人的命运。在本书前两章，韩策对于辛丑科举改制中借闱、展期和分场等具体问题，特别是其商讨、争论和最后定议的过程，都有详细的铺陈，呈现了制度背后人际关系和势力范围的角力。其中令我特别惊讶的，是在教育史叙述中甚为趋新的张百熙，竟上奏强烈反对科举展期，不惜化身保守朝官的代表，诘责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第29-34页)这类细节的呈现，或可打破关于晚清人物新旧归属的一些刻板印象。而张百熙与张之洞之间的龃龉，有可能影响到两年后二人在京共商学制和大学堂事务的过程，其间纷扰亦非“新旧之争”所能概括。

韩策此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特点，是精于史料辨析和阐释。

近代以来流行的“平等看待史料”之说，其实甚有问题。史料从来就不平等，围绕同一事件，不同史料的物质属性、载体、文体有别，都将造成阐释有效性的差异。与发掘新史料同等重要的，是还原史料的文献属性，辨析史料层次。

比如前些年研究界颇为看重的报刊材料，其意义就有待重审。韩策此书前两章探讨庚子以后的科举展期、借闱之争和奏定新章的过程，就指出先行研究存在着过分倚靠报刊资料的偏颇。他利用档案、电报、信札等更可凭信的一手材料，考出许多报刊载录之不可信。如辛丑年三月报刊盛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申报》、《中外日报》等大报几乎众口一词，一些研究者也信以为真。韩策则在书中利用中枢与李鸿章往还电牍，证明李鸿章这一时期正为顺天山西等地乡试及北京会试努力交涉，不可能贸然奏请停考。(第40-41页)关于辛丑科举新章，以往研究也多从报刊钩沉，韩策则发现新章有众多版本，报刊所载之“八条”、“十二条”多有错漏，并非政务处与礼部会奏之“十三条”定本。(第50页)三个主要版本之间的分歧，涉及拟题者、命题范围和命题标准。最终确立的章程中，由皇帝钦命的题目只有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亦不包括《九通》内容。这些原则都跟报章所载有较大差异。

又如在科举史研究中，朱卷集成、乡试录、会试录向来是考察科场文字和衡文标准的重要材料，而韩策却指出这些文献(特别是其序文)所标榜的原则和试卷本身往往多有差池，应该结合阅卷的实际情况来审查，以免为表面文字所欺。阅卷过程中产生的日记、书札等材料，反映了考官心态和科场惯例，透露出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反而更加重要。

韩策此书依据新出史料纠正先行研究误判之处甚多，却并不矜才使气。所谓“史料辨析”，不仅仅是辨伪，更是梳理文献记载的层次。比如报刊记载固然把史实意义上的真实弄错，却往往能表现了当时舆情的真实(如第106-112页所举进士馆的舆论反响)，或者说是趋新派心态的一种真实，甚至可能是在放政治烟幕弹(第105页)。又如第151页指出“会试闱墨”普遍经过考官润色，固然不可当作考卷原样，却恰可看出考官眼光。所以，本书并没有因为依据了所谓“更一手”的史料，就把二手、三手材料一概抹消，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历史真实的不同版本与折射。每一次折射都有它独特的介质，其对最初事实的偏离，正可反映出介质的属性。其实何止是报刊，连笔记、小说、诗文集等文学性材料，都被拿来驱使。这正体现了史家的技术，也是特别予人启发之处。

此外，沿袭尚小明教授幕府研究的风格，韩策此书中载有大量表格和专业的定量统计。被他纳入统计的数据，多出于片段记载，一鳞半爪，散件于海量的档案、函电、题名录、诗文集等，需要很多联络、钩沉、拼接的工夫。但我所看重的，仍是韩策在数据面前的清醒。他注意统计方法的反省，更注重数据的分析，警惕过度分析。比如有学者根据癸、甲两科不同地区的中额，想要说明沿海与内地的风气差异，而面对内地少数省份中额较高的数据，又说这是人为调控的结果，结论先行，前后失据。相比之下，韩策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和解读就要复杂得多。(第167页)

韩策此书虽以考证、辨析、统计见长，却不是东鳞西爪的碎片化研究。全书有严谨的结构设计，从变改科举这件事情的根源谈起，到庚子以后的乡会试的展期之争，然后才是科举新章的制定和实践，以及进士馆建制的原委。这些都是癸、甲进士这一群人能够产生的前提。往后则进一步论及进士馆的出路、留学，并按照翰林、部属、即用知县等类别统计他们在仕途上的分化，看到最后两科进士的前程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黯淡；在有些层次上，他们的补缺、晋升，甚至改观了晚清官场拥堵的状况。

书末论及癸、甲进士在辛亥鼎革之际的浮沉，许多现象值得深思。比如这两科进士因为知识结构较新，且在进士馆或留学期间接受过一定专业训练，所以其中的部属人员在辛亥以后多留任，与翰林的凄惨结局形成对照。但从清末学部到民初教育部的转型却是一个特例，学部—教育部在鼎革前后的人事变动异常剧烈。这或许体现出文教事业与政治伦理的密切关联，即便在学部、教育部这样导入科层制的近代新部门中，亦未曾消解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缠绕。(第305页)

最后，作者还勇于尝试在史实基础上总结一些“模式”。比如论及清末科举由“渐废”转为“立废”的过程，韩策提出了“交互激进”的模式。(第83页)最初，只是袁世凯提出“增实科”，同时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改革后科举的新旧学对半开，旧额最终仍可保留。孰料号称老成的张之洞更为激进，声言“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袁世凯随即提出“渐废”旧额。下及1903-04年的三科递减方案，直至1905年的立停科举，都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陶模、端方等督抚之间竞相以趋新为政绩，“交互激进”而使变革加速度不断飙升的结果。对这一模式的总结，不仅可以阐释清末科举由改而废的机理，更可推而广之，用以观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趋势。

韩策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出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5

内容简介：

晚清的中国连遭挫败，被迫走上变成法、施新政的道路，科举制度首当其冲。本书即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档案、科举录、日记、书信、诗文集、报刊等大量新旧史料，提出了科举改章和开进士馆“两条脉络”的科举改制整体研究思路。首先深入探讨了科举改制的流变、论争与决策过程，接着将科举改制置于癸卯、甲辰会试和进士新学教育的实际运行中检视其利弊得失，进而讨论了癸卯、甲辰进士群体在废科举、预备立宪、从帝制到共和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和流风遗韵。

作者呈现了清季科举改制相对完整的实际运行图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同时，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进士精英群体为对象，探讨后科举时代士人群体的转型和命运问题，既希望分析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也观照其内部的分层、差异和复杂性，并将停废科举、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纳入观察，弥补了既往研究更偏重个体和乡村士子的薄弱之处，拓展和推进了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

目 录

绪　论／001

一　选题旨趣／001

二　既有研究／004

三　思路与内容／016

四　资料说明／018

第一章　庚辛政局与辛丑乡试展期之争／021

一　奏展乡试朝臣督抚大起分歧／022

二　乡试万不可再展：张百熙代表朝官诘责东南督抚／029

三　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034

四　士绅舆论对乡试展期的反应／038

五　《辛丑条约》与科举停试／043

第二章　辛丑奏定新章：科举改制的重启／050

一　新章的众版本与真内容／051

二　奏定新章的流变曲折／059

三　戊戌以来科举改章思路检讨／070

第三章　壬寅诏开进士馆：科举改制的扩大／085

一　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086

二　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091

三　枢臣关于进士馆的论争／098

四　诏开进士馆的舆论反响／106

五　官绅建言引发章程屡更／112

第四章　癸卯、甲辰借闱会试：科举新章的践行／118

一　借闱河南缘由新释／118

二　考题与答卷再析／125

三　校阅取中的程序、标准与内幕／140

四　两科贡士取中情况分析／161

第五章　甲辰年进士入馆：旧学新知的碰撞／173

一　进士馆正式开办／173

二　学员对入馆肄业的复杂态度／187

三　教习的尴尬身份与授业困窘／195

四　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211

五　出洋游学与毕业考验／217

第六章　浮沉进退：癸、甲进士的政治生命／246

一　癸、甲进士清末仕途分化／246

二　翰苑存废生死之争／274

三　领导各省谘议局／288

四　鼎革前后的出处进退／293

第七章　流风遗韵：癸、甲进士的人文事业／319

一　投身清末兴学潮／320

二　传承旧学与抵拒新文化／330

三　诗词结社的兴衰／341

结　语／359

征引文献／369

人名索引／394

后　记／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