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141-147页

作者简介：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48）

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马克思的这句话，让我们想到几个问题。其一，在马克思讲这番话之前，历史研究基本是在政治史范式下进行的，历史为政治服务，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历史体现着一种资政的功能。其二，政治与社会生活之间有着一种紧密而又深刻的联系。政治的明暗直接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归根到底政治应当是服务于社会生活的，社会生活是评价政治的一把标尺。其三，社会生活与生活方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表象与本质的关系。研究历史，如果仅仅从政治层面去切入，容易忽视人类社会的本体——社会生活，而研究社会生活却往往要把政治纳入历史的研究视野。所以说，社会生活是历史的深处。而研究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生活方式，也就是研究历史深处之一种途径。李长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下文简称《生活方式》) ，是研究清末民初中国人生活方式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部很有深度的新书，很值得研究近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学者认真一读。

一、视角与方法

李长莉著《生活方式》一书，是耿云志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九卷本中的一卷。《“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课题结项报告》在介绍本卷书时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卷，是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社会生态变动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空间、生活日用、衣食住行以及休闲娱乐等等方面的演变的考察。”这里特别肯定地指出了本卷的研究方法，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李长莉在《生活方式》的“引言”中指出：生活方式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近年国内外学界兴起的‘社会文化史’视角”(第10页) ；她又说，本书是“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生活方式的演变进行考察的(第12页) 。因此我们说，《生活方式》是一本社会文化史范式的学术专著。

国内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才渐次兴起的。其表现是：第一，社会文化史兴起虽晚，但关注的学者日趋增多，特别是有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对它的兴趣尤浓。因此，它是一块有广阔前景的学术园地。第二，感兴趣的人虽多，但迄今对社会文化史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和系统研究的学者仍少。第三，目前，社会文化史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对若干基本概念做一些厘清的工作。如刘志琴首先提出“社会文化”[2]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认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称为社会文化史”。[3]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4]；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第四，近年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文化史或接近于社会文化史的著作。如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分别执笔编写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运用编年系事的体裁，对1840—1921年间的社会生活、风俗习尚、大众文化、社会思潮、世态民情、生活方式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描绘了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全景面貌的变迁轨迹。严昌洪著《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宏观论述了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阶段和特征，是中国近代风俗史的开拓之作。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李长莉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生活与伦理》)等，是研究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变迁的专著，梁景和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研究近代陋俗文化演变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及人类精神进化轨迹的专著。孙燕京著《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研究社会风尚演变的地域差异、群体差异及其基本特征的专著。以上提及的均为或多或少运用社会文化史的理念进行历史研究的学术著作。

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既与中国史学自身深入发展的结果有关，又与西方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的影响有关，是两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西方新的史学流派，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底层的历史”，予以特别关注和研究，大大扩充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拓展了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社会文化史便是多种新的史学流派之一种。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与“方法”，显然是本书作者所着力加以运用并取得成功的主要手段。

二、概念与理论

《生活方式》一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活方式”，说起生活方式不能不提及李长莉的另一本著作《生活与伦理》，它可以视为《生活方式》的姊妹篇。可以说，李长莉的历史研究与“生活方式”这个主题概念息息相关。但在《生活与伦理》一书中，她并没有给“生活方式”作严谨的科学界定，还只是从外围来描述它。而在《生活方式》一书中，作者对“生活方式”从学理上作了明确的界定。她指出：“生活方式就是一个社会的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利用和摄取生活资源以维持并寻求改善生活的方式，是依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普遍性和典型性的日常生活及度过闲暇的方式。”(第2页)这个界定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其一，生活方式是维持和改善生活的方式，其二，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和休闲的方式。我们还注意到，这个定义里还有“社会环境”和“生活资源”这样两个重要概念。作者对“社会环境”没有界定，而对“生活资源”的概念有这样的表述：“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这个社会的物质条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及文化习俗等构成了人们的生活资源。”(第1页)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生活资源，这样的表述是全面的，也有助于我们对生活方式的认识。

作者对“生活方式”还有另一种表述，指出“生活方式是人们的物质生产、社会建构和文化创造等文明成果，最终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被人们享用的具体样式”(第2页) 。乍看起来有两个“生活方式”的定义，这好像容易产生认识和理解上的混乱。但仔细品读之后，我们并没有因作者前后表述有差异而产生概念含糊不清或前后矛盾的感觉。

然而，《生活方式》一书中确有一些命题的表述值得商榷。比如作者指出：“生活方式是人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创造物，属于文化的范畴”，“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决定其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基础”。(第2页)生活方式既作为文化的范畴，似不能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还有一处值得商榷。作者在谈到生活方式是文化传统民众化、大众化的表现形式以及生活方式是文化传统价值思想理念的外化体现时，又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以文字传承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和以生活方式为代表的世俗文化。书本文字是精英文化的主要载体，生活方式则是世俗文化的主要载体。”(第2页)作者讲的是“一般而言”。但我不认为社会文化史仅仅是研究社会下层或大众生活的历史。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既包含着精英阶层，也包含着大众阶层，所以社会文化史不是仅仅研究大众生活的历史。我们注意到，“大众”和“精英”两者之间并不能独立存在，它们互相衬托、互相依存、互相体认、互相启示、互相比照、互相涵化。所以研究社会文化史既不能脱离大众，也不能忽视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长莉所说的与精英文化相对应的世俗文化仅仅指的是大众文化，是值得商榷的。

《生活方式》一书最基本的理论概念是“公共生活领域”。看到这个概念自然会联想到这些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倡扬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是由德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始创的。20世纪60年代初，哈贝马斯在汉娜·阿伦特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系统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的理论开始风靡全球，显示出日益强劲的学术影响力，并成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和一种独特的理论派别。关于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是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开始的。[6]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运用了“公共领域”的理论。[7]中国学术界对本国“公共领域”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领域，一批学者为将这一理论资源予以本土化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8]

在我看来，“公共领域”理论的本质是政治文化理论。无论是汉娜·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他们谈论“公共领域”都是关涉政治领域。而在《生活方式》一书中，作者对“公共生活领域”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和界定。如作者说，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新趋向，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由以往地域性、自足性、家庭村社式的分散型生活领域，日益扩展形成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作者又说，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由传统小农生活方式向近代工商业为主导的生活方式演变，其主要“标志”就是“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逐步生长形成”。(第5 页)再如，作者又说，要“以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公共生活领域’的形成为内在主线，以求揭示社会生态、生活方式、社会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第12页) 。作者又指出，“是否形成了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其成长状况及程度如何，是反映这个社会生活方式近代化转变及公民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示”(第4页) 。由这些不同表述可知，“公共生活领域”这一概念是对近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化过程的高度概括。但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过程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场域”。“场域”突出近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化的空间三维性，即立体性。因其变化的内容多、形式多、状态多、维度多，这些综合性、立体性的社会变化只能在“场域”里进行，在“公共生活领域”的空间中进行。

“公共生活领域”理论内涵还包括对中国人生活方式近代变迁机制的认识。这个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启动原因、诱导因素、关键动力和内在文化依据。启动原因是指社会生态的变化；诱导因素是指生活资源优势的转移；关键动力是指社会制度的变革；内在文化依据是指传统实用生活伦理。其中决定生活方式全面转型的关键是制度变革。(第695页)

“公共生活领域”理论内涵同时包括对中国人生活方式近代变迁所产生的文化效应的总结。主要体现三个方面：其一，形成了社会心理阴影。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近代化演变，带有比较明显的“西方化”、“西洋化”，或仿效西方的色彩，从而滋生了或显或隐的崇洋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使人们的社会心理摇摆于崇洋心理和民族主义之间，成为影响所有社会文化变革的社会心理阴影。其二，新式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并立，新进与守旧的文化观念并存。其三，形成近代价值观念体系。“公共生活领域”的形成，成为近代价值观念产生的土壤和催生器。在近代“公共生活领域”的土壤里，产生了发展工商和科技的重商观念，这是近代社会的基本观念； 产生了自由、平等、自主、权利、民主的观念，这是近代社会的核心观念；产生了集体意识和规则意识，这是近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质；产生了公共舆论和公共意志，这是公民社会民主制度的基础。(第696—698页)

“公共生活领域”的理论内涵还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它的“社会文化理论”的本质特征。我在前文指出“公共领域”理论的本质是政治文化理论，而“公共生活领域”理论的本质是社会文化理论。但是，它与具有政治文化理论本质特征的“公共领域”理论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即“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价值观，追求人的权利。只不过它不是直接的要求，而是间接的效用。政治文化是零距离融入政治，社会文化是远距离透视政治。

《生活方式》一书在理论阐述上还存在一个不大的缺憾，就是对“公共生活领域”的理论及其内涵缺少一个鲜明的直接的合乎理论阐述规范的理论概括。设想《生活方式》如果鲜明地进行一些必要的阐述，可能“公共生活领域”的理论概念与社会文化转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生活方式变迁等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显得更加清晰、更好把握、更好理解，同时，也会避免一些论述上的分散与重复。

三、结构与逻辑

《生活方式》一书的核心概念是“生活方式”。前面说过，社会生活与生活方式，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社会生活是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社会生活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根据生活方式这一核心概念，作者设计了本书的篇章结构，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共分六章，即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衣服装饰、休闲方式、文化生活等。阅读全书可以理解这样的设计反映了研究近代生活方式本身的一种内在逻辑：

其一，抓住近代生活方式变化的主要方面。《生活方式》一书着重研究动态的历史，它选择的不是一般形态的生活方式，而是在近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六个大的方面，这些方面变化之大，对社会变迁影响之大都是显而易见的，其研究的学术价值可想而知。

其二，抓住近代生活方式变化的主要特征。通过全书的论证，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生活方式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是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商业化、城市化以及某些方面的畸形化等诸多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有助于理解近代新的生活方式所内存的正面价值及其负面价值。本书用大量的文字阐述社会文化效应，就是旨在探索近代生活方式所内存的正面价值及其负面价值，即探索近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层机制。

以上是从本书的结构来认识本书的逻辑的。本书的逻辑还体现在其他两个方面。

1. 语言叙述的特征。其一，语言叙述的高度概括性。高度的概括浓缩了大量的历史内容，内含大量的学术研究信息，反映着极强的专业性，这是站在学术前沿位置的体现。全书处处体现着这种语言叙述的高度概括，诸如对传统乡村和城市生活特点的叙述(第14—23页) ，对华洋杂处空间环境的叙述(第28—36页) ，对城市生态与市民生存方式变化的叙述(第55—65页) ，对日用消费与市场的叙述(第139—142页) ，等等。其二，语言叙述的贯通性。这是指本书在阐述近代生活方式演变的过程中，把相关传统生活方式的来龙去脉作了认真的梳理并作了必要的交代，使读者真正体会到传统生活方式与近代生活方式的迥然不同，进而感悟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表象、载体和内涵所在。

语言叙述的逻辑是为内容服务的。在《生活方式》中，有两处的叙述内容还值得讨论。第一，废缠足问题。本书作者把留辫、剪辫和缠足、废缠足放在衣服装饰一章中进行阐述是可以的，然而研究的突破之处却不明显。第二，文明新戏的问题。近年来研究文明新戏的成果很多，不但涉及文明新戏的引进和发展状况，也涉及它与开启民智的关系。[9]《生活方式》一书中，作者虽用“文明新戏开民智”一节来阐述文明新戏与开民智的关系问题(第558—565页) ，但是本节深层次的挖掘还显得不够。诸如对文明新戏和传统戏剧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和价值判断，如何影响着人们的休闲生活，等等。如果对此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创新研究的叙述逻辑就会进一步彰显出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第五章与第六章的关系问题。第五章谈休闲方式，第六章谈文化生活。第五章是从家庭村社休闲与公共商业休闲的视角谈休闲方式；第六章是从大众文化的兴起谈文化生活。就是说《生活方式》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叙述角度和侧重点是明确的。但是进一步扣问，休闲方式是否包括相关的文化生活，文化生活是否也涵盖相关的休闲方式? 两者是分离关系还是交叉关系? 显然是交叉关系。如果这样，就要对休闲方式和文化生活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或说明，以便读者对休闲方式和文化生活有一个学理的把握，而不至于混淆两者的本质差异，使读者陷入叙述逻辑以外的怪圈当中。

2. 三个中心概念之间的逻辑。《生活方式》一书是要探索社会生态、生活方式、社会观念三个中心概念之间的逻辑互动关系。这样的探究在国内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并不多见，所以说这是一次学术前沿的探索。

《生活方式》注重探索社会生态的变化。在第一章中，作者就着重论述了城市社会生态的变化。作者指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口通商。随之，西方列强竞相进入中国，开辟商埠，倾销商品，一批由进出口贸易带动起来的新型商业贸易城市兴起。这些通商城市具有新结构与新功能，打破了中国延续千百年的以农业为基础、农村为主导的城乡一体的传统格局，出现了与传统城市迥然不同的城市面貌和生活空间。通商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人口的聚集和流动，这使城市生态发生了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形成了资源优势。其一，城市的经济生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工商业发展形成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使城市工商阶层和从业群体不断扩大。其二，城市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吸引社会精英和各种人才聚集，形成了主导城市及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政、军、绅等社会精英阶层。其三，城市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资源，知识阶层在城市里的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生活方式》通篇都在展现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而生活方式变化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社会文化效应。这种效应实际上是近代文化转型的反映，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此书中，作者每在阐述生活方式的变革之后，都要对其社会文化的意义进行分析和剖示。例如，作者在叙述了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洋布的普及、服饰僭越之风、服饰洋化和多样化、男子剪辫、女子放足、茶馆休闲文化的兴旺、戏剧娱乐市场化、晚清上海新文化空间等等之后，对其社会文化的意义和社会文化效应均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作者有些阐释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例如，洋布衣成为中等阶层的主流衣着，在原来服制礼俗上下等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等阶层，从而使服制礼俗上下等级的悬殊差别有所减弱；服饰崇洋风是崇尚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映。将传统服饰赋予负面意义，而将西式服饰赋予正面意义，进而将废弃旧服而改易西式服饰，作为弃野蛮而趋文明、变法求强、强国强种的一种标志。又如，指出服饰的改易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子剪辫成了反清的符号、革命的标志；而西式短发成为文明、进步、健康、活泼等近代文明价值的象征；把女子放足上升到强种强国的高度。作者阐释分析严谨，层层深入，语到义出。比如，她指出，一些人以西洋装饰的“洋派”、“洋气”来显示与西洋、洋人、西洋文化的密切关系，显示自己在新出现的经济社会资源中的优越位置，以增加在中外商务活动中的优势因素。

书中谈到民国时期服饰趋于平等化、自由化、自主化的特点，指出，民国政府除对正式的典礼仪式制定了服饰规制以外，对于人们其他的服饰方式已经不再有任何强制性的规定，不再像皇权时代那样对于官民人等服饰的质料、颜色、样式等等作细密严格的限制规定，而将此大部分权利归于个人。于是，人们的服饰方式由个人自主选择。从而，人们自主的私人生活空间扩大，自由度和自主性大大增强。但作者同时也指出，民国以后人们的服饰方式虽然趋于多样化、自由化、平等化，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服饰方式仍然有所区别。其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别、职业差别、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贫富差别，等等。作者这种运用社会文化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的深层意义，启发颇多。作者在书中揭示出，近代国人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追求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即追求舒适、方便、物美、价廉、时尚、拜金、崇洋、标新、多样、健康、活泼的生活理念。作者的分析是在揭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近代国人也在树立一种现代意识，即自由、平等、文明、进步、独立、富强、自主、个性、开放、多元的近代文明意识。同时也揭示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近代国人开始摆脱传统落后的生活，即摆脱愚昧、奴性、封闭、保守、不求效率的生活方式。通过作者这样的论述和阐释，我们看到在近代生活方式变迁的过程中，蕴藏着近代社会转型和近代文化转型的真谛，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也清晰可见。

四、余　论

还有几个问题，在这里再说明一下。

首先，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的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概念。广义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经济生活) 、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社会生活是研究思考问题的起点，也是研究思考问题的归宿。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并列的社会生活属于狭义的社会生活，狭义的社会生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很广泛，但它有着最为基本的一些内容，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社会文化史首先要把狭义的社会生活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展，可能会向广义的社会生活领域开拓。生活方式是社会生活的载体，是衡量社会生活发展水平的标志。从生活方式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文化史是一条重要途径，尤其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初始阶段，生活方式研究视角的意义尤显重要。这就是《生活方式》一书学术价值之所在。

其次，《生活方式》一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当今世界科技、信息化及社会福利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与舒适，但同时也滋长了一些过度消费、功利短视、颓废消极等负面现象；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并行的急剧转型，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便利、满足和愉悦，另一方面也引起生活节奏加快、环境变化加速、社会矛盾增多、人际关系紧张、心理压力增大、观念冲突、价值多元、道德失范等等现象。作者提出了如何调适生活方式以适应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虽然作者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问题的提出反映了作者关注和服务现实社会的一种自觉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真正理解和读懂一本书是不容易的。本文是我对李长莉新著《生活方式》的一个评述，但评述一本书，难免有些地方是按评书者自己的想象和思维方式去解读的，这可能是读者阅读他人著作时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我认为，一篇书评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对某些学术问题引起进一步的讨论，通过讨论，作者读者都会受益。

注释：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2]参见史薇(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第87页。

[3]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32页。

[4]史克祖：《我为什么要研究近代陋俗文化———访青年学者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11页。

[5]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6]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罗威廉的学术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 》(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均以汉口为例，试图证明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雏形已经出现。

[7]例如冉玫铄在《精英行动主义与中国政治变革： 1865—1911年的浙江省》(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 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Calif1： Stanford Univ1 Press， 1986)一书中使用了“公共领域”的理论；大卫·斯特拉德在《北京人力车夫： 1920年代的城市人和政治》(David Strand， R ickshaw B 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London： Univ1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一书中也讨论了城市中的各种公共活动。

[8]如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版等。

[9]参见陈白尘等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年版；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