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朋园，生于1926年。海内外知名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所长等职。
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目录
萧公权先生序1
自序1
回归序1
绪论1
第一章共和建设之道——梁启超的政治理论基础6
（一） 拥护共和6
（二） 强有力的政府： 中央集权与保育政策10
（三） 中坚阶级领导： 政党内阁与二院制16
第二章政党政治——梁启超与进步党和国民党22
（一） 进步党之组成与兴衰22
1． 组党之议与结合各派22
2． 三党合并为进步党27
3． 梁启超在进步党中的领导地位及领导方式28
4． 梁启超与进步党的兴衰31
（二） 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隔阂和冲突36
1． 梁启超与国民党的隔阂和仇视37
2． 两党的正面冲突40
3． 对抗国民党的策略43
4． 两党调和与携手的可能性46
5． 两败俱伤的恶果52
第三章中坚领导——梁启超与袁世凯及北洋军人的关系55
（一） 从联袁到讨袁： 维护共和55
1． 梁袁关系56
2． 从劝说到反抗60
3． 反袁的基本理论63
4． 军务院的构想及善后办法67
5． 梁蔡反袁的志气72
（二） 研究系与北洋派之关系76
1． 梁与段祺瑞的关系77
2． 梁与冯国璋的关系79
3． 改造国会的理由80
4． 研究系之失势83
第四章国务大臣——梁启超与民初之财政、司法及外交89
（一） 财政总长89
1． 梁与财政关系90
2． 民初财政之困难与混乱91
3． 梁的财政政策92
4． 失败原因99
（二） 司法总长105
1． 民初司法状况105
2． 有理想而无建树106
3． 改良司法十论之检讨110
（三） 对德外交113
1． 外交方针114
2． 对德外交——从中立到参战115
3． 卷入外交漩涡121
第五章新文化运动——梁启超退出政坛后的动向128
（一） 引论128
（二） 介绍新知的学会活动130
1． 共学社132
2． 讲学社139
（三） 春风化雨142
1． 办学142
2． 讲学147
第六章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梁启超欧游之后思想的
变化153
（一）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53
1． 从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说起153
2．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61
（二） 发展实业——中国走向现代化之道166
1． 从反对阶级观念和唯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166
2．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取舍175
3． 北伐时期的反共态度182
4． 以发展实业对抗马克思主义188
第七章协同动作——梁启超退出官场后的政治生活193
（一） 五四运动194
（二） 国民制宪运动200
（三） 联省自治运动204
第八章师友之间——梁启超的人际关系213
（一） 康梁异趋与万木同学之累214
1． 康有为214
2． 万木草堂同学219
（二） 青出于蓝的后起之秀224
1． 蒋方震224
2． 张君劢、张东荪227
第九章言论依归——梁启超在民国之言论影响233
（一） 《庸言》、《大中华》234
1．《庸言》234
2．《大中华》237
（二） 《国民公报》、《晨报》240
1．《国民公报》240
2．《晨报》242
（三） 《时事新报》、《改造》杂志244
1．《时事新报》244
2．《改造》杂志246
结论252
书摘
绪论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绪论梁任公于民国元年十月回国，结束了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当时他正是四十鼎盛大有可为之年，以其戊戌以来所奠定的赫赫声名，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亦正是其时。惟当时的环境，是否容许他一展身手，仍是问题。
民国初年（在此指北洋时代，自元年至十七年，约与梁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相始终。）的社会有三大特色： 第一，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也是旧传统的延续；第二，中央权力由坚强而式微，地方主义逐渐抬头；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国在加速蜕变中。
就第一义而言，民国肇建，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可谓之为新纪元的开始；袁世凯掌握权力，旋即称孤道寡；洪宪帝制平复，宣统复辟随之，这一连串的帝制事变，可谓之为旧传统的延续。但是这新纪元与旧传统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加以伸引。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观察，推翻清朝的两大势力： 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同时以政党形式参加权力的角逐。政党为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此亦为开创新纪元之举。另一方面，北京的官僚群，大多数都是逊清的遗老，他们一部分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一部分则别有打算，他们的思想仍以旧传统为范畴，虽然新思潮已令他们震撼。
因此，在这新旧交错的时代，从开始便是三元竞争的局面。三元中的新旧人物固然有泾渭之分，革命党与立宪派也有激进与缓进之别。政治权力的分合，往往由连横合纵之运用而变迁。论民初三派人物，革命党与立宪派虽然激烈温和不一，但同时皆以民权政治为理想，应该有相互提携的可能性。立宪派与旧官僚大多有士绅的背景，同出一源，亦有某种限度的妥协余地。难于相合的是革命党与旧官僚，无论渊源或信仰，两者皆属南辕北辙。因此，立宪派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初的权力变化，立宪派实有密切的关系。
三元角逐权力，立宪派选择了旧官僚为妥协的对象，因为旧官僚为实力（军权）在握者；旧官僚志在打倒革命派，亦欣然与立宪派联手。但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立宪派与官僚派一新一旧，基本上难于持久合作，一朝旧势力藉立宪派的协助打倒了革命派，则立宪派亦不免遭受排斥。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革命党与立宪派在元、二年分别改组为正式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后不久，先后皆遭到袁世凯之排挤。
民国初年仍是旧势力占上风的时代。代表新潮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失势之后，旧势力一无惮忌，旋即走向反动，袁世凯的称帝似乎早在预料之中；但是，这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返回传统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弱的，激进与温和两派不期而然地联合起来，阻遏逆流，袁氏称帝失败似亦在意料之中。袁世凯死后，旧官僚之中复辟派转而得势。然袁氏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残余势力重心转到段祺瑞身上。段氏与进步党（时人称研究系）联合，击溃复辟，是为新旧交替中之又一次激荡。最后段祺瑞又与进步党分裂，旧势力继续控制北京，新势力则酝酿卷土重来。以上是为第一义。
就第二义之中央与地方盛衰而言，当袁世凯的势力占上风时，北京的政权是坚实的。袁世凯堪称为旧时代的最后人才，如果他的行为，不顽强地抗拒新纪元的开展，他的才能必然有助于新旧的交替。当时思想开明的人士，无不寄望袁氏做中国的华盛顿，为民主政治奠基础，为万世开太平。如果他有华盛顿的雍容气度，国民党和进步党，一激进，一缓进，未尝不是中国两党政治的好基础。即令排除政党政治，若不称帝，仍然可以坐拥大权，维持统一的局面。民国三至四年之间，全国趋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没有前此的更动频仍，各方面的建设已有逐渐推动的迹象。不幸，洪宪帝制破坏了趋向安定繁荣的机会。
袁世凯死后，旧势力分裂。由于旧势力之互相倾轧，演成军阀的混战局面，加上激进的革命党遭受排斥，南北对峙，中央权力遂由坚实而式微。经直皖、直奉之战，全国糜烂，地方割据主义亦自此嚣张起来。
再就第三义而言，由于中央权力的式微，军阀之忙于互争雄长，思想界得到了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这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眼见时局的混乱，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疾首痛心，呼吁救国，各抒所见。他们的思想无论是激烈的、温和的、进取的、保守的，各执其说，有的谈问题，有的谈主义，民主、自由、资本主义、马列主义，都一齐提到了，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这就是五四运动。在周策纵的笔下，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真可谓之为“万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的命运大半操诸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推动时代的巨轮，加速其转动。当然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中国的幅员辽阔，南北又是分裂的局面，何处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不仅发为言论，还要付诸行动呢！虽然这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宜妄加价值判断，但显然的，中国即将迈向另一个新的时代。
民国初年的情况如此，梁任公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有所作为吗？他是否已经完成了应有的准备呢？
梁任公，举人出身，属于上层的士绅阶级。无论他是否重视这个在传统中受人羡慕的身份，士绅阶层却视其为成员之一，以他为联络的对象，加上他的赫赫声名，士绅阶级更是要竭力笼络的。也许就因为这一个士绅背景的关系，任公在清季的激进思想是短暂的，他与革命党始终不能水**融。当他与革命党周旋受到挫折时，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士绅阶级，认为他们比较容易接近，可以引为知己。古人所言“物以类聚”，今人言“阶级意识”，使得任公不能脱离士绅阶级。士绅阶级主张君主立宪，人称之为立宪派，改组政党之后，是为进步党。任公是该党领袖之一，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在清季，任公的思想曾经一变再变，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他探讨过各类激进与缓进的思想，最后归结到缓进的路上。他同时也注意到实用之学。他知道终有一天要结束流亡的生涯，为国家做一番建设事业。他对于财政问题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于实业、外交、法律、教育诸学，亦同时有所研究。他是一个通才，与今日之讲求专精是迥然不同的。他以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为模范，希望在每一方面都能有所贡献。
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略可分为两大阶段，民国七年是其分野；在此之前，他从政，曾经两度出任阁员，先司法，后财政；在此之后，他退出了政坛，又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色，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角之一。任公从政，虽然有甚大的抱负，但为时短暂，实效不彰。他对民国政治的最大贡献，犹如其在清季，依然是他的言论思想。当然他能坐而言，也能起而行。至今仍为人称道不已的讨袁之役，先则发为言论，继则躬与其事，人谓其再造共和，功不可没。五四时期，任公从事社会教育，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与马克思主义者辩论救国之道，主张温和的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壁垒森严，仍然坚守缓进的立场。
本书以梁任公在民国年间的行谊为讨论范围，与拙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下衔接，权充民国部分之评传。全书十一章，分别探讨任公之共和理想、政党活动、联袁讨袁、改组国会、出任司法财政等之政治活动，以及退出政坛后参与新文化运动之种种，他晚年的兴趣言论趋向与影响等亦有概略叙述。
书评
张朋园笔下的梁启超
──从政界到学界
书评人 陈夏红 发布时间： 2007-10-16 15:05 新京报
张朋园先生在华文史学圈，因为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精湛研究，大小也算是一户人家。但因为两岸学术界之间的隔阂，张朋园及其著作在大陆地区往往只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坊间只有岳麓书社出版过《湖南现代
化运动的早期进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这本第一次在大陆地区面世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是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四卷本“张朋园合集”系列之一。
民国十年，乱相丛生，革命、立宪、共和、复辟诸多势力，或合纵连横，或孤注一掷，诚可谓众神喧哗、群魔乱舞。而梁启超先生，却又是这种种乱相之中，在较长时期之内一直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因之。要在此丛生乱相之中观察梁启超，没有快刀斩乱麻、四两拨千斤的能耐，是无法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画面的。
张朋园的这本《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论述的展开，从横向上来说，将梁启超在民国时期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这七年梁启超主要的精力在于从政，施展其“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政治抱负，先后掌民初各任内阁中财政、司法乃至外交等职，出将入相，也算是省部级高干了。而第二个阶段的展开，则是民国七年之后至民国十八年梁启超逝世，梁氏政治失势，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躬身从教育、文化等百年大计上做文章，喜也罢忧也罢，也就这么热热闹闹一生。从内容上看来，该书前四章大致都可归入第一阶段，剩下的章节归入第二个阶段。按说张朋园的这个两分法是比较科学的，而如此两分则使得梁启超在民国时期的经历有若泾渭之分。
张朋园的独到之处，不光在于其从时间上两分梁启超，更为关键的是其以梁启超为坐标点，对于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做了三国演义式的划分，这正是作者在绪论中提及的“三元角逐权力”。究竟是哪三元呢？不外乎立宪派（进步党）、革命派（国民党）以及旧官僚（军权）。在这种三国演义里，梁启超有如诸葛孔明，而张朋园亦如罗贯中了。梁启超贡献心力于进步党，不知道是梁启超耽搁了进步党还是进步党拖累了梁启超，反正梁启超和进步党紧紧捆绑在一起，在民国政坛上也和邓公小平一样是三起三落，到最后就像扶不起的刘阿斗，松坡病故、卓如守制，一时间树倒猢狲散，折腾到最后进步党居然连块革命根据地都没有，在习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民国政治中，梁启超等求偏安西蜀亦不得也。张朋园的分析、论述均将梁启超置于这三大力量的制衡博弈之中，如此一来民初乱相，反而清晰划一了。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首次出版于1978年。这是今天读者阅读该书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轻易以今日之史料、史观，臧否前人著作，恐怕一不小心就掉入全盘否定的泥淖了。萧公权先生在序言中，对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的优点列举了两个：作者不仅完整引用梁氏言论，亦着力分析相关言论的历史背景及来龙去脉；“征实持平，既无顾忌，也无偏袒”。这本书是萧公权先生在阅读了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并赐序之后，给作者的一个建议，“将梁氏壬子年之后的言行，作同样精密系统的述论”。事实上，萧公权先生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就对作者的史才史识评价颇高，萧公权认为梁启超逝世三十多年后，虽然有些论述梁氏事功的文字，但大都失之简略，而国外的著作又隔靴挠痒，大放厥词，只有张朋园先生的著作“第一次把任公1894年到1911年间有关的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作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贡献。”
近年来，梁启超方成为大陆学界的香饽饽，相关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泥沙俱下，甚至逐渐形成“梁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在梁启超的研究中，起了基础性的奠基作用，成为该领域研究绕不开的一个文献，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梁学”千里之行，实始于张朋园的两部评传的肩上。生前荣光、身后荣耀，梁启超地下有知，会引张君朋园为知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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