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作者简介：黄文治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场景。王奇生教授新著《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一种社会化或关键性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动角度，寻求历史演变的线索或脉络，并作了精致素描。本文从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全书流动的脉络、几点商讨与发散思考、革命正义道德去从等方面对其进行不失宏旨性评述，希冀能进一步透视作者的革命政治文化观。

关键词：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 新革命史 革命正义道德

一、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

上个世纪80年代，唐德刚先生曾在台湾《传记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就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精妙概括。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一个“绝对”是非，而是非一旦绝对化，则20世纪的历史研究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中世纪的“上帝”既可由辩证法证明其存在，则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1}因此，以神学为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往往流入重复、阉割、陷害历史真相的泥潭。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令别派史家诟病的地方。

王奇生教授继推出其国民党组织史研究扛鼎之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 ～ 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之后，再次推出其新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以下简称《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此书可代表作者把革命史研究从旧革命史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进行“探索”、“寻找”的一种努力尝试，同时也体现了两种历史研究转向。

一种转向是关乎作者个人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无疑已经表明作者从先前专门的国民党的“治党史”研究转向了中共历史及国共历史深入比较研究方面，这既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也是研究视域的扩展，这种思考脉络及研究理路的清晰呈现自不待言。相比较而言，学界颇多学人的文章已缺失这种取向，他们很多文章已反映不出学术发展的轨迹，不认真梳理乃至不尊重前人或时贤的创见，更别提批判性评析了。关乎此点，作者前期研究成果及新近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所呈现的一脉相承的学术仪范，的确值得学界不少学人学习、借鉴与标榜。

另一种转向是关乎革命史研究视角的。旧革命史研究，要么是自上而下的粗线条梳理，要么是低水平重复，要么就是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回应，很少关注下层、关注革命的微观机制，从而难以深度认识革命的复杂度及其困境之整合。总之，以往缺乏历史本真涵蕴的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使革命史研究陷入无穷困境，这基本敲响了此类革命史研究的丧钟。换言之，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严重削弱了革命史研究，那种旧有历史研究范式已经很难真实勾勒出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内在微观机制及其困境之整合，必然走向式微。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自序中作者亦有类似悟语，认为以往“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鲜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3}因此必须“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4}由此，打开革命史研究困境的钥匙，必然要另辟蹊径。

在探索新革命史研究方面，1991年中共历史研究专家张静如先生曾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提议“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他认为，革命史研究应当“利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诚如田居俭先生所言，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5}之后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入社会史角度，深入社会文化层面。《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站定社会文化变动视角，以问题为中心，以史料为立论，以国共两党组织史为考量载体，深刻追索了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缘起、行进及其流变，这种小心求证、演绎，还原历史本相的努力，某种程度而言印证了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新转向，同时也可谓这方面努力的极具功力性代表作。

因此，笔者认为要深化革命史研究，引入社会文化基础就成为必然，但加强新革命史研究，要做到这些，估计还不是历史研究灵性的全部。真正新革命史研究必须汲取实证学派及解释学派的相关优点，开辟新的研究范式。一般而言，历史研究视角的选取、运用都是以史料的解读为基础的，因此史料是第一位的，但如深化新革命史研究，还需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一些可资利用的理论、方法，来达到“深描”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发掘革命微观困境及其整合，探寻革命及其消解的意义价值等。

这无疑表明，建立在允许矛盾及非逻辑存在的多元实证基础之上的历史研究，同样也需关照那些要求自洽，且整合于逻辑的相关建构理论，如此才能走出黄宗智先生所言的理论上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6}。

历史已沉默不语，可史家应该激动不已。因为社会风潮及相关技术已为史家的研究从社会、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文化的表达性维度转移做好了铺垫，史家应该具有这方面“鲜活”的眼光，注重思想力的挖掘。

二、全书流动的脉络

当历史转入近代，中国的王朝体制逐渐被民族国家体制所取代，这是一种由被迫走向主动的大转型，但大转型同样带来多重困境与危机。当国人面对民族、国家危机时，他们对危机的看法、估计、认识、了解迥异：有的认为某个领域有严重危机；有的认为另一领域危机更多；有些人认为这些危机并不迫切，可以渐进去解决；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各个领域危机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整体联盟，而这个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没有迟缓的时间与空间了，要解决的方法只有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又必然是全面的。换言之，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而全面解决只有社会革命。这大体能够概括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演绎成因及路径。

邹谠先生曾说：“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则是应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和推进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7}所以中国２０世纪成了一个颇为特殊的革命世纪，因为只有在２０世纪，革命进程中才把激进的建构理性主义与革命的制度化勾连起来，如共产主义之于共产党、三民主义之于国民党等，它们都想通过全能主义政治去整合国家与社会，当然意图实现与否则大不相同。

那么这些激进的建构理性主义思潮是如何“发生”、“发作”的？又是怎样与政党制度相勾连的？在具体践行中，国共两党组织力深入中国社会样态如何？透视了怎样的比较意义？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虽是作者近年一些革命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的结集，却自始至终围绕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形散而神聚，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变动角度描摹了一幅新革命史研究的精妙画图。

下面笔者就《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流动脉络从“激进思想与激进思潮”、“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三方面作一不失宏旨性地整体梳理与评述。

（一）激进思想与激进思潮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一章，作者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刊载激进思想的《新青年》作为主体考察对象，对当时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梳理。认为“《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8}首先是1917年蔡元培聘任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陈独秀确实利用了自己的地位名声大大提升了《新青年》的供稿群体，让一个地方刊物变成了一个全国性刊物。而最为重要的是陈独秀这期间纯熟地运用了现代媒体的“炒作”技巧，陈独秀先是安排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双簧戏”，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之后陈独秀亲自出马，连续两次发文诘难当时发行量大且较为温和理性的《东方杂志》。文章不乏刁难、挑衅，甚至动辄给对方贴上“复辟”的标签。在陈独秀的轮番攻击下，《东方杂志》发行量急骤下降，主笔杜亚泉不得不因此而卸任。正因为如此，在陈独秀运作之下，当时颇多刊物与《新青年》之间都发生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权势转移过程，再加上五四激进民族主义的催化，最终成就了《新青年》成为近代文化革新的标志性刊物。宣扬激进思想成就了《新青年》，同时也是《新青年》成就了激进思想的发扬光大及深入人心。

而这股激进思想由涓涓细流演变为洪波巨浪般的激进主义思潮，又大体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体？《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二章，作者作了清晰的梳理，认为“五四前后的思想演进，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过程，其间可见‘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和‘社会’主义勃兴等几个环节。几个环节之间的关联互动虽然隐约，仍有线索可寻。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会主义也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而“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土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需要“组织”，这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9}中国激进主义思潮至此开始由思想、观念层面转入实践阶段，国共两党都选择“以俄为师”，进行社会革命。

（二）革命与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三、四章，作者认为，当社会革命与政党制度勾连，并进入践行阶段时，革命观念就激变为上世纪20年代的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及青年党的“全民革命”表态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个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至此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态势。换言之，三党竞相寻求同一类型的激进主义思想的支持，却将彼此视为异端而加以仇视，因此“与之相随，‘反革命’则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10}这样，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11}这样，“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唯己独革、唯己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改良’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消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12}不过此时，“反革命”还只是一种随意的道德指责而停留在政治污名阶段，但“北伐”吊民伐罪，攻下武汉之后，就开始模仿苏俄政府《国事罪条例》出台《反革命罪条例》，而其出台本身而言，“就具有虚实难辨的暧昧性”，因“北伐”加剧了局势的诡谲，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并且激化，所以出台《反革命罪条例》表面上是为了审判战败的“南征”顽将陈嘉谟和刘玉春，“实际是想吓阻蒋介石”，“武汉政府既拿它对陈嘉谟和刘玉春审而不判，又拿它对蒋介石判而不审。受审的陈嘉谟和刘玉春最终并未因‘反革命罪’而受到惩治，而不曾受审的蒋介石却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致声讨的‘反革命对象’”。{13}而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14}这样，“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以前，‘反革命’只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以后，‘反革命’既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法律罪名”。{15}即使国共分家之后，两党仍然各 自沿袭其体例惩办“异己分子”，而“反革命罪”的“自由心证”特性，却也衍生颇多“疾风暴雨的故事”。{16}

（三）国民党与共产党

如果说《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就国共两党组织力进行比较研究还是隐性的，那么《革命与反革命》这方面比较研究就走向了显性。《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第五章到最后一章，都是这方面的探索表现。

作者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说“俄共组织模式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连”，{17}表明俄共是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党，意识形态牢牢控制党员，组织结构全面而有力。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其实都是俄共这根藤上结出的瓜，但国共两党师俄程度不同。从内部的组织形态上讲，国民党是“弱势独裁政党”，共产党则不同，所以“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力”。{18}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继续这种比较研究，所得结论也有所修正。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七章到第十三章里，作者继续对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演变、大学校园里的党团组织、国军的政工与党务及下层官僚机构进行进一步研究，证明国民党依然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控制力及组织力都很虚弱。而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内容，应该是王奇生教授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博士论文《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以1927 ～ 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的截载，从这些截载内容来看，其十分详实地论述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在“假托自治”（1927 ～ 1934）、“重建保甲”（1934 ～ 1939）及“新县制”（1939 ～ 1949）三个时段的表征，透视出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虚弱更加明显，它“不是将合格的党员转化为基层干部，而是将不合格的基层干部吸纳为党员”，{19}因此，在乡村，“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空虚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20}反观中共，当然也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强组织力特性。关乎此点，《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是对《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深化、细究与微调。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五、六章，通过对上海、广州中共地下党深入研究，表明1921 ～ 1932年中共至少在这两个地方并非具有强组织力，颇多“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教育训练，入党、脱党均甚随便；党的纪律无法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意旨难以有效地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21}的乱象。这种研究结论可以指向普遍，笔者在对同时段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些乱象并不是孤悬存在，因此笔者的累积研究可以验证《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作者的这些中共研究先验论断。不过，中共要想在白色恐怖中得以生存，就要不断锤炼、提升自己的组织力及应变能力。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组织力、凝聚力、信仰力、动员力才真正达到炉火纯青之境，中共的“军事全能主义体制”{22}才真正确立并发挥效用，因此中共的强组织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并不断打磨、锤炼、固化的结果。

这样，长时段来看，国民党依然“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故其胜负就可想而知了”。{23}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作者承袭了其国共比较研究的结论，固然无可厚非，从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要整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与社会的碎片化，还需求助于全能主义强权，但从自由、民主角度而言，或许弱势独裁才是一种进步，这或许也是一种历史的逆淘汰。从书中所建构的史实来看，作者旨高意远，揭示了历史所不能公开示人的灰暗一面。

三、几点商讨与发散思考

应该说，《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拜读后，一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兴趣，颇多也是观念层面的，下面就三个问题作一些商讨及发散思考，有些可能还是求全责备式的。

（一）统计方法泛用后果

《文学报》2009年曾刊载陈漱渝先生《王奇生的“幽默”——用统计学能鉴定“五四精神”吗？》一文质疑王奇生教授用统计学来“统计”复杂的文化现象。{24}关于此点质疑，笔者认为陈漱渝先生关于在文史领域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应该特别慎重，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方法的倡议，有可取之处，其实清楚统计学使用的边界比统计学本身更有意义，笔者这里不想就此问题纠缠，只想就泛用的结果进行商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三章中作者利用统计学统计文化现象，得出后五四年代，“‘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的结论。{25}笔者不赞同此看法，此处仅举“革命”与“民主”、“科学”话语之间的关联进行阐释。其实“革命”话语与“民主”、“科学”话语并不相斥，某种程度而言，“民主”、“科学”话语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其一，“革命”话语之所以具有普世及现代性意义，在宣扬暴力的同时亦包含有“民主”的某种承诺，比如妇女参政等，因此“民主”话语与“革命”话语并不矛盾，某种程度而言，“民主”话语还是“革命”话语深入人心的铺路石。其二，关于五四的“科学”话语，在社会领域其实是一种“唯科学主义”。革命者一般都迷恋建构与糟糕现实相反的理性的乌托邦图景去吸引民众，而民众的“类逻辑”思维又把这种乌托邦图景论证为科学规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一切反对这样做的企图都会被论证为反科学、反历史规律的、阻止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邪恶东西，而清洗它们就成为最高道德，成为实现人类普世幸福的铁律。这样一种论证，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精神层面的宗教品格，另一方面，又具建构理性主义赋予的理性通行证，当“革命”具有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内蕴，它是世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２０世纪革命的魅力与力量也就在于此。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建构理性主义具有如此双重性，它既是一种被“类逻辑”修饰起来的深层的浪漫愿望，同时也可以说是植根于深层的浪漫愿望的“类逻辑”理性主义，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类逻辑”，按照萧功秦先生的解释是指“形式上具有逻辑特征而实质上‘志在信仰’”与“善”，并非具有“真”的特点，{26}其实就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是用一套形式上的科学论证，来证明一套乌托邦言说是合乎科学的真理。概括地说，五四社会领域的“唯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的形式来建构意识形态，武装意识形态。这样，意识形态就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使相信理性的青年一代，成为意识形态革命的俘虏。

如此，“革命”话语与“民主”、“科学”话语其实是相伴而生的关系，彼此并非绝对排斥，当“革命”独占历史舞台正中央，成为道德至高点核心话语时，“民主”与“科学”话语一直是伴行者，并未让路或退出历史舞台。

（二）虚党体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已有学者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现实形态进行考察，其中的代表作，一为鲁学瀛先生所著《论党政关系》{27}，一为陈之迈先生所著《中国政府》{28}。他们都指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党治”形态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差异，即中央是“以党统政”，地方是“党政联系”、“党融于政”。而且，他们还注意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形态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王奇生教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尽管其主旨在于研究国民党的“治党史”，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其实仍然在于揭示了国民党“党治史”的“虚有其表”。该书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法理形态与现实形态的差距，作了更为细致、也更为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在史料挖掘和实证分析方面都有新的学术成就。但是，由于全书主旨的关系，该书对国民党“党治史”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而未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全局予以展开。《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仍然延续上述思路，着重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出发，呈现国民党政权“党虚”的多重面相。即使《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九章，也谈到蒋介石为全民同仇敌忾抗日，有意加强军队党务、政工工作，却仍以失败告终，最终还是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29}

新近一篇博士论文，则以该书对国民党的研究为基础，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立论，进一步提出了“虚党体制”的概念。{30}该文认为，“虚党”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民党自身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虚弱；二是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中的权力虚化。“虚党体制”，即指南京国民政府以“虚党”为特质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党政军混合体制。由于“虚党”的第一层含义，在王奇生教授所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已有深入细致的讨论，因此该文侧重探讨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国”领袖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和党政关系的认知。该文发现，蒋介石和胡汉民尽管并非全然有意“虚党”，但其思想观念当中，事实上颇多“虚党”成份。而此二人基于各自观念的现实举措，则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与其他派系力量一起，共同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虚党体制”的形成。就观念史的研究路径或取向而言，该文与《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其实都反映了学术界研究国民党史或国共党史的一种新趋势，值得我们注意。而就该文提出的历史命题而言，尽管“虚党体制”尚需概念上的进一步廓清，以及史实上的扎实论证，但这毕竟扩大了国民党组织形态研究的视野，抓住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概念可以提醒我们，在对国共两党及其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不仅要注意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异，更要观察两党在各自政权及其政治体制中的角色差异。如此，“革命与反革命”，既能从政治观念或文化的视角得到诠释，也能从政治体制的差异当中找到某些答案，从而使国共两党观念史的研究内涵更加厚重。

（三）革命理想信仰与传统行为规范

中共通过运动群众干革命，这包括运动学生、运动工人及运动农民等，而1927年是个转折点，前期偏向运动学生与工人，后期偏向运动农民，但微观考察远比宏观梳理更为复杂。笔者早年读A•B•巴库林所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时发现，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将运动群众推展到群众运动后，一个只有3 ～ 6万党员的中共，因疲于应付国民党右派、左派上层人物及军政工作，颇难分出人力等相关资源控制泛滥的群众运动。换言之，群众运动在北伐运动不断深入中，造成爆炸性参与，这肯定为北伐奠定了群众基础，不过，中共当时社会控制意识却没能跟上社会参与意识，群众运动已深深滑出中共实际控制范围。《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记载，农民一旦被动员就是要追求“农民的天下”，“政府要是打算限制农民运动，搞什么减租那一套，贫农就要起来反对”。{31}因此，中共开始节制群众运动，也只能成为群众运动的“尾巴”了。其实，“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而不是下层人民引发的。但是，一旦人民挣脱了枷锁，革命的威力属于人民”。{32}革命的威力一旦属于非理性的人民，就会造成非控性民粹泛滥。因此，A•B•巴库林所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给我们提供了历史解释的另一维度。成立之初的中共，面对动员起来的群众运动，控制方面并非得心应手。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五章，作者阐释上海中共利用传统社会资源联络帮口帮会，却又被帮口帮会绑架、利用的论述，可谓对《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所持观点的一种史料挖掘式佐证。不过，中共与帮会扯在一起，初看不免泛起矛盾：一方面中共必须保持其迥然不同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信仰，于此同时又必须迁就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以便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并欣然接受其革命理想。而笔者认为，此点如放在民众动员角度考察，那么这种调适更容易理解。

另外，作者通过中共联络帮口帮会研究也得出相关结论，认为“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其实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帮会组织之上，两者的调适既非易事，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组织的有效性更难保障”。{33}此结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复杂性也并非三言两语能明晓，必须深入内理进行分析。笔者在此选取中共与皖西大刀会为例，作进一步发散阐释，或许能够透视点历史本相。

皖西大刀会，作为群众性自卫武装团体，带有浓厚的迷信神魂传统思想，其承担了乡村社会敬神祭祀、地方治安及自我保护等官府难管也管不了的事务，对乡村的权力网络结构是一种牵制。最初，中共进入乡村干革命，也曾试图派同志到大刀会去组织分化、改造工作，但因乡村大刀会有自己的武装和信仰，能给农民带来和平并保持地方秩序稳定，因此农民多加入大刀会组织，而不迷信中共。这体现了初创阶段中共还比较弱小，进行民众动员时存在客观困境局面。面对如此困境，当时的中共进行了颇多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中共不自觉中已把“反文化”传统与“反传统”文化的思维勾连起来，践行把豪绅地主阶级及其文化打入死牢，同时唤醒下层民众并汲取其能与自身共存的“宗法农民文化”{34}滋养。两者的调适虽非易事，却是生存法则。于是，为分化瓦解大刀会组织，进而壮大自己，中共极力吸收、利用乡村大刀会组织中与中共革命相融的东西，比如不排斥其依附人格、宗教意识、表象思维定式等，但坚决排斥相异要素，从而达到改造大刀会为阶级革命所用的目的，甚至可以另组织革命的大刀会，造成直觉主义错觉，吸收集体无意识农民，与异己势力作斗争。而具体调适中，首先是中共一些地方骨干及一般农协干部等极力打入了大刀会组织内部，他们利用当地农民容易接受的传统乡风习俗如“结拜兄弟”、交朋友等方式联络情感，考察其内容与活动习惯，向会众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的阶级革命意识及革命的乌托邦理想社会图景，并极力吸收农民会党和进步分子入党，进行开拓进取。在这些人打入大刀会组织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不免就存在郑建生所言的两种意识的区隔与交融，“一种是地域性的群体意识，另一种是阶级的群体意识”。{35}豪绅地主利用保守乡土的地域意识来对抗中共保护自己的利益，反过来，中共则靠阶级意识向地方既存特权势力展开夺权，而两者之间的区隔看似很泾渭分明，其实伸缩有余，即使保守乡土地域意识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贫富不均、豪绅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共必须在民众容易理解的与之有类似的经验下才能转化保土意识，型塑非地方性的集体意识，而转化、型塑这样的群体意识，将阶级觉悟直接简化为亘古以来就存在的“贫富对立”的模式进行宣传就成为最好的方式。当农民的“贫富对立”情绪被激发，所谓的阶级共同体意识就确立起来，阶级边界意识{36}也同样被激活与加强，于是，产生伤害性互动，但它的根源又不仅仅在于剥削，民众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集体自我意识的积累也在泛滥，并且冲破家庭及村庄的地域范围。这仅靠“建构”是难以达到的，它是真实的存在体，而非“想象的共同体”。{37}因此，斯诺及其同事的框架调整理论能够帮助解释此问题。框架调整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从传统话语中遴选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运动话语及符号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因此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的策略性框架的过程。{38}所以，在此框架转换、延伸、借用过程中，宗法农民文化无疑是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的工具箱及行动库，革命者总能找到有效打动行动的优势文化行为脚本，于是，当建构的一般信念与宗法农民文化沉积及情感积淀勾连，并被内化为民众的本能与习惯时，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基质就已成型。一般而言，中共是一个服务于全国性目标的政党，它必须通过框架整合唤醒民众的阶级觉悟，并通过其它手段如苏区内连续的反帝大同盟游行等方式唤醒民众的农民民族主义情绪与观念，打破大刀会会众的宗族、乡土观念。而达到此目的，辅以有选择性的物质奖励与政治回报去达到自己目的的迹象亦不可忽略。作为社会交换活动，这些游移出来参加革命的贫雇农会众不仅分得比较好的土地，解决了经济危机，而且社会地位也能得到向上流动，因此在集体从众效应作用下，许多会众纷纷走上脱离大刀会组织，加入农协及中共其它基层组织之路。如此，伴随着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压力，中共在苏区分化瓦解了豪绅地主指挥下的独立、半独立性的民间刀会组织，会众被解放出来，加入的是替代建立的中共一元化领导、强化控制的各式乡村政权体系。

我们从中共动员皖西大刀会这个个案研究来看，革命理想信仰与传统行为规范之间的调适确实很难，但也不是一筹莫展，中共动员大刀会会众革命与中共动员帮口帮会革命应该具有某种亲缘同构性特征，可类比发掘。这可以透视中共力图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也并非只想追求组织的纯洁性，国共分裂后的中共更趋现实化，至少在皖西，中共已把“反文化”传统与“反传统”文化的思维勾连起来，努力汲取宗法农民文化进行农民革命。毕竟白色恐怖之下，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因此，从中共动员皖西大刀会这个个案研究之中，所得结论，某种程度而言是对《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修正、补充阐述。

四、革命正义道德之去从

王奇生教授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前言中说：“国共之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不可能共存双赢”，{39}这肯定是革命人缺乏妥协共存思维的表现，但是全赢全输的零和博弈，未必是历史的最优选择。另外作者对“革命与反革命”主题的论述，无疑已触及到革命的正义道德问题，他说“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砝码”，不过，“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因此需要探索这种变动革命政治文化的来龙去脉。{40}那么，梳理清楚这些，我们又该如何正视其中的革命正义道德去从问题呢？因此这部分笔者就此主题进行论述，并非多余的话，可看成是对《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延伸理解，而这种穿透认知却又是任何研究革命史的史家都难以回避的问题，下面笔者谈点自己的看法。

有关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话语，并非直接来源于传统。在中国传统儒家论域里，“革命”其本身含义，是变革天命，或者说是顺应天命之眷宠而变革社会，它的标准模式就是改朝换代，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变革方式。换言之，传统话语体系中的革命有扯“天命”大旗作“变革”虎皮之意，应该指“和平禅让”与“暴力颠覆”双重历史运动模式。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话语，是经过长时间的消寂之后，从日本输入、引进的文化现象。据陈建华先生证言，“革命”一词，源自日人用汉语中的“革命”翻译英文词语“revolution”，是一种“跨语言实践”，{41}因此夏中义先生把这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总结为“三维二元”怪象。所谓“三维”，是指汉语“革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义翻新过程中，乃借助日语作为中介，对英文“revolution”的对应性意译，它横跨汉语、日语、英语三大语系；所谓“二元”，是指“革命”一词的语义含有双重指向，即和平改革和暴力颠覆指向。{42}应该说，日人此种翻译，不但对应了西人“革命”的两种语源，如英法近代意义上的“双轮革命”，{43}同时也映衬了日本近代历史本相。不无遗憾的是，“革命话语”从日本翻译到中国来，却对中国传统的“革命”观念造成某种微妙的错置。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维新”二元对立情况的出现，是在革命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起，“革命”与“改良”相对立，且滋味诱人，遂独占道义，并化约为“暴力”象征及崇拜。这样，“革命成为一种美德，名誉归之”，{44}并被视为神圣，而暴力却昂首前行，被提升到最神圣的权力之上，激情裸奔。

中共革命，承续了中国传统的革命正义道德，却只与暴力颠覆发生亲缘关系。暴力革命来源于阶级利益，同时也促进阶级利益。为了阶级利益，革命成为历史火车头，相伴而生的暴力就成为历史助产婆，于是，暴力革命继而不辍。当暴力仪式的潘多拉魔盒敞开无遗之时，暴力革命就如宗教般通过预言与布道不断深入人心，所谓不革命、改良即“反革命”。这样，暴力革命的两极性就会被极端放大，革命具有了神圣性、正义性、崇高性的同时，又带有浓烈的任意性、专断性、排异性。应该说，整个中共革命运动中，那些站在道德理想至高点的高调人及乌托邦病患者不断鼓吹激进民族主义，泛用颇多民粹式反帝、反封建、反修正主义标签，以强制性话语操控所谓人民公意来确定反对、弹压、消灭的对象，造成了无以复加的反资、反智、反传统及人道主义危机。革命的社会成本巨大，这是难以否认的史实。

但随着中共革命的发生、发展与胜利，革命习性已铭刻于事物，扎根于思维，且在革命中不断锤炼、固化，后革命时代又经革命胜利者不断装扮、精致化，日久弥新为单一话语结构及体系，因此革命正义道德在国人心目中，已经享有至高无上、至爱无双的崇高地位，铺天盖地都是革命的正当性宣传。任何人似乎只要扯上革命的大旗，就占据了道德召唤的至高点。但这种剧场效应，它的负面遗患及“左稚路径依赖”{45}所造成的恶果也不能忽视，同时靠隐藏、阉割甚至陷害历史而换来的所谓现代“历史传统”也无力支撑起一个像模像样的革命正义道德权威。

因此，不管是间隔期短的小回圈，还是长时段周期的大循环，随着“事件”的过去及意识形态魔力的消散，组织系统内骨干分子与民众分离、游移都将无可避免地愈发突出，并导致组织体系及其凝聚力的瓦解、销蚀，直到新的“事件”再度来临。中国现今好像又在逐渐进入这个一以贯之的传统革命正义道德轮回机制的漩涡之中。

而谈到革命及大规模社会运动，如托克维尔先生言法国革命，其初追求的都是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理念，但革命后的社会只会更加专制，这是历史的传统在延续，因为革命本身是国家集权的结果，但极其吊诡的是，革命及后革命年代则又加剧了集权的程度。{46}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中共革命无不体现这一逻辑。现今，如因相对剥夺感及官民矛盾引起的怨恨累积无法消解至突破临界点的话，底层人们将再一次爆发反体制的叛乱或革命，那其破坏性将是无以复加的，而且这一历史的周期也不会比前一段时间短。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47}历史穿越弯曲的时空隧道，给后人带来颇多经验教训：既然“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别，也不能随意鼓噪”，{48}那么就突显出自觉理性的改良比暴力仪式性的革命更重要了。

因此，如何打破上述革命正义道德轮回机制，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问时，只笼统地说我们找到了“民主”，其实也只是“历史先声”的后发余音，并未发展成中国式的民主架构。其实，按照亨廷顿先生《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核心观点来阐释，社会变迁本身不会产生革命及大规模社会运动，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社会变化不能及时调节或者说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会成为大规模集体行动甚至革命的温床。{49}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制衡及制度化抗争是消解这种革命正义道德轮回机制的关键因素。

关于此点，缘于《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启发，但却是一种有关新革命史研究及价值取向建构的新想法，颇有历史与现实的积极意义。

五、结语

如果说２０世纪中国革命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那么王奇生教授新著《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可谓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变动角度精致描摹了这幅图景的颇具功力性素描作品，其间有全貌亦有核心元素。

应该说，《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研究价值取向，其不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乡村革命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从一种社会化或关键性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动当中，寻求历史演变的线索或脉络。因此，作者书中有关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些论断绝对有助于将我们从僵化的旧革命史研究框架中超脱出来，亦对深化民国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本文虽就《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所呈现的一些问题与作者进行了商讨与发散思考，有些可能还是求全责备式的，但无疑表明此书已对笔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引起了笔者对上述诸多问题的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及发散、延伸思考仅是个人体验，有的问题可能是“去熟悉化”理解后，难免产生的误解，而有的“愚妄”思考可能也无关主旨。

可以说，这本新革命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的确值得推荐，与金以林先生评价作者《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颇同，“有质有文，新意迭见”。{50}这本身已实属难得，真诚希冀更多读者能够“触摸”它，并“汲取”其学术、美感滋养。

注释：

{1}唐德刚：《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载《传记文学》（台湾）1988年2月号，第32页。

{2}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自序第5页。

{4}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01页。

{5}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4 ~ 5页。

{6}［美］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载《读书》2005年第2期，第7页。

{7}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70页。

{8}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2页。

{9}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64 ～ 65页。

{10}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67页。

{11}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95 ～ 96页。

{12}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00 ～ 101页。

{13}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19页。

{14}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载《蒋介石言论集（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3页。

{15}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19页。

{16}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20页。

{17}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8}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90页。

{19}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411页。

{20}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398页。

{21}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95页。

{22}邹谠先生认为“全能主义（Totalism）”概念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和西方理论家所用的政治学概念“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概念不同，它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第3页）。萧功秦先生认为“全能主义”这一政治形态的特点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经营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等”（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载《战略管理》1998年第5期，第43页）。其实，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雏形或言以军事为核心的“军事全能主义”已在苏维埃各区域，如在鄂豫皖苏区等地方萌芽并建立起来，通过军事全能主义达到一种工具化使用，不免造成过度动员困境，同时通过整合困境，军事全能主义在具体实践中也进一步得到了演练及锤炼。这是笔者博士论文《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样本研究（1921 ～ 1932）》一文提炼的核心历史概念。

{2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自序第2页。

{24}陈漱渝：《王奇生的“幽默”——用统计学能鉴定“五四精神”吗？》，载《文学报》2009年6月25日。

{25}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73页。

{26}萧功秦：《从政治浪漫主义到政治激进主义》，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380页。

{27}鲁学瀛：《论党政关系》，载《行政研究》第2卷第6期（1937年6月号）。

{28}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9}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288页。

{30}黎志辉：《虚党体制——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冲突和体制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31}［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250页。

{32}［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33}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43页。

{34}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35}［台湾］郑建生：《红枪会与农民运动——以1927年的麻城惨案为例的探讨》，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3年第20期，第337页。

{36}笔者提出的“阶级边界意识”概念，明显是受美国查尔斯•蒂利先生提出的“政治边界”理论的影响。查尔斯•蒂利先生认为明显的集体暴力涉及政治边界的激活与加强，当我们——他们的边界的激活经常促进伤害性的互动，比如种族、民族、宗教、性别边界等，笔者在此提出“阶级边界意识”帮助分析本文问题。可参见［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中文版前言。

{3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先生在探讨“民族主义”时，主张“建构论”，认为民族观念，非历史文化演进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杜赞奇先生在探讨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时也认为民族主义是被建构的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本文虽不是探讨民族主义观念，所谈的是大刀会会众群体意识的型塑与转化问题，非直接关联，但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包括民族主义观念，它型塑与转化，非仅为革命者的建构、发明，然后灌输给大众便可以产生，其实与民众原有的群体意识及历史文化铺垫亦不可分割。可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 ～ 42页。

{39}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自序第6页。

{40}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01页。

{41}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42}夏中义：《“革命”探源启示录——评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第130页。

{43}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7页。

{44}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载《梁启超全集（9）》，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9页。

{45} “左稚路径依赖”是指：在革命洪流中，因为只有“左”才能达到民众动员的目的；只有“左”才是革命的最坚决方式；只有“左”才不会犯个人错误。于是，革命践行中，左稚行为泛滥，但是集体泛滥的“左”又会带来灾难，甚至销蚀“革命”理想本身。而“两条路线”的斗争，只会是“将错就错”的“纠错”，通过这种方式的“纠错”，也只会更“左”，而更“左”的“纠错”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大的“错”。其间的路径依赖，恐怕是“革命”进行曲唱响过程中，最为吊诡的困境场景了。

{46}［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8页。

{47}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载《梁启超全集（9）》，第2612页。

{48}朱学勤：《这一千年的革命》，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3408。

{49}［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50}金以林：《有质有文，新意迭见——评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 ～ 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