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肖红松，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潘晓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2018年9月22—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七期“中国近代史论坛”——“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多重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在河北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7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论坛立足于广泛意义上的“区域”，强调历史空间与空间历史的联结与贯通，努力推进各区域史研究群的学术对话。会议研讨领域广泛，涵盖了区域经济、地方社会、边疆与民族、新文化史视角下的地方与区域、根据地与中共革命等多个主题，在新资料使用、视野多元化、新观点提出上均有所建树，在许多议题上深化了现有的研究，也对近年来区域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倾向与问题作出了积极的思考。

本次会议邀请北京大学李伯重、四川大学罗志田、中山大学刘志伟和南开大学王先明四位教授作了专题报告。四位专家普遍强调区域史的发展需要研究理论、视野和方法的创新。李伯重在全球史观的关照下探讨了江南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呼吁区域史研究要注意区域史、全球史与国别史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要将区域史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只有在区域史和全球史的视野中才能清楚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时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区域间的关系也是了解中国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关键。罗志田表示，要对一切画地为牢的研究取向“说不”，区域史研究需要突破一些众皆认可的规范或规矩对青年学者的束缚；区域史所规范的地方可以是世界或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在地方取向上要注重自下而上的视角；区域史研究应该回归史料，应“承认差别，不强调对立”。刘志伟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会社”出发，探讨明清以来民间会社组织的发展状况、相关制度转型和社会文化演变，指出民间社会的“自治化”产生许多相当自主的社会组织混合体，出现碎片化和网状化的社会控制模式，这些民间会社的合法性通过满足“成为国家制度运行的辅助环节、在文化价值上与官方正统的政治理念相一致、承担更多的国家期待的社会控制职能”其中一个或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获得了所谓的国家“授权”。王先明梳理了近年来区域史研究在空间单位选择和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以及新的解释框架和体系建构方面的变化，反思了目前区域史研究的地方化取向及碎片化问题，指出区域史不仅仅是相对于民族国家的地方性历史，也应该是一个新的整体史的研究方法；并指出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时段理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有助于我们对区域史的规范性建设思考，尤其是短时段向度下的近代区域研究，在学科规范的建构体系下，应该会获得一个时代的演进。南开大学李金铮在评论中进一步指出，“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特别需要注意空间的联系，区域史研究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区域或地方，但是一定要有它的限定，关键是通过地方或区域的研究要说明什么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如何理解。

一、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参会论文主题涉及金融外汇、财政管理、商品走私、民族产业、乡村社会等诸多方面。

金融、外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城市经济的近代化转型、调解资源配置、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通过梳理大连的钱钞交易市场、大连与上海的汇兑机制、大连与东北货币市场的关系，考察九一八事变前以大连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指出日俄战争以后大连逐渐超越营口成为东北地区的主要贸易口岸和金融中心，与东北内地和上海的经济联系紧密，在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乃至全国经济联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青岛大学冯剑通过探讨天津典当、票号、钱庄、银行的变迁，认为天津民间金融市场结构的变迁是世界贸易发展的结果，体现了近代天津从一个传统城市向近代经济转型的轨迹与近代天津社会经济殖民性特点。中国传统的货币金融制度和流通体系是相当复杂的，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地方性差异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讨论了抗战时期马来亚的侨汇与侨捐的演变过程，以及战时统制对其的影响，认为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的侨汇和侨捐是中国外汇的主要来源，也是支持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力量。

财政关乎国家命运，暨南大学刘增合从晚清内务府“逾界”管控角度入手，探讨了皇室“特殊利益”对军国财政运作的复杂影响，并剖析皇室财政“逾界”频现的隐情，以探察帝王“家天下”理念的真容，认为在皇室财政的监管上，帝王裁决虽然是关键，但是也受到内外属臣作为和时势嬗替的影响。河南大学岳鹏星讨论了晚清时期沪宁铁路厘金的出现及其影响，认为沪宁铁路厘金是伴随着沪宁铁路的修筑过程而发生的，它对沪宁铁路的运营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成为清政府的弊政之一。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体现在武装走私、战时环境下中国民族产业的变迁等方面。河北大学肖红松通过考察1933—1937年华北地区的日本走私与中国反走私斗争，指出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伴随其侵华总体战略的实施而展开，其商品走私活动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津秦海关因处于华北反走私斗争的前沿被迫因应，与政府、铁路局及商会折冲互动，开展了有限度的重点缉私，但远不足以遏制走私狂潮。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梳理了抗战时期重庆机制面粉行业组织的变迁过程，认为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前所未有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统制经济的色彩，面粉行业组织的变迁也反映了全国粮食管理局与粮食部不同的施政理念及措施，呈现政治对经济的强烈干预与非常态下的政商关系。陕西师范大学郑康奇讨论了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的军粮政策和实施状况，以及军粮的运输与供应过程，认为陕西的军粮供应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利益争夺和中外贸易发展的双重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云妍通过对1900年开平矿案的重新解读，探讨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列强在华的利益之争，指出开平矿案始于西方资本势力在华的利益之争，其中又蕴含多方的金融合作关系。河北大学常忠义剖析了张家口开埠的原因和历程，认为张家口自开商埠的历史成因与这座商贸城市自身成长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上海社会科学院方书生从“口岸—腹地”的视角分析了单个地域化经济板块的形成与全国地域化经济版图的新组合，揭示了近代中国经济版图形成的过程与事实，并进一步解析了地域化经济形态的动力与模式。

乡村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南开大学李金铮依托对定县农村的个案研究重新阐释了农村雇佣关系，认为雇佣关系的形成是雇主与雇工自由选择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关键在于有无雇佣市场的需求；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尽管不能说是完全平等的，但是也不存在经济契约之外的人身限制，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相对缓和；雇工的工资基本上体现了其自身价值和供求变化之间的关系，其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均有一定增长。陕西师范大学黄正林以陕西关中农村为例，探讨了1933—1945年大量资金进入关中农村的影响，认为它部分解决了农村金融枯竭的问题；各种农贷和专项贷款的发放使该地区农业发展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农业的气息；现代金融进入农村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借贷关系。北京大学项浩男通过对1912—1937年绥远当局与鸦片泛滥关系的考察，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视角分析了绥远地区鸦片泛滥的深层次原因和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大任讨论了东北民族流通资本对乡村社会的多层次市场网络构建的支配关系，对其内聚性和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维持修复作用，同时也稳固了民族流通资本的支配地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池翔通过考察吉林省林业总局的创办和运作，探讨了东北地方森林管理与近代国家政策转型的互动及纠葛。四川大学张杨考察了1937年以后川西地区押租制的变迁、退押运动的目标、实施与影响及其与土改运动的关系，并探讨了退押运动与人民币信用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二苓考察北京郊区农作物的产销情况、物资流动，进而考察了北京郊区在城市农产品供给方面的作用，以及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郊区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二、政治视域下的地方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逐渐转变过程中，政权更迭、体制改革、党派纷争、社会变动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诸多变化对时人命运、央地关系、党政关系、地方治理等方面影响颇深。

地方是一个相对于中央的行政概念，代表着行政意义上的“区域”。清末民初政权鼎革、重大社会变革、体制变动对地方传统士人的意识形态、人生轨迹都有重要的影响。四川大学谯珊考察了西蜀士人尹昌衡“参与革命”后的命运起落，解读了尹昌衡在“多个革命党身份”和“剧烈的革命行动”背后，内心深藏的“旧意识”，以此呈现清季革命对旧士人命运的影响，尝试还原“个体是如何成为个体的”，而非“个体如何成为必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康以川鄂边区域黔江的温朝钟、彭阜成两位地方士子的日记为中心，通过梳理辛亥鼎革之际两位士人的人生轨迹，进而分析清朝何以会迅速土崩瓦解，革命为何发生且迅速成功。河北大学宋永林通过挖掘清末浙籍士人许宝蘅的科举情结，呈现了清末科举制变动过程中各色士人不同回应与调适的丰富面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德明考察了1949年前后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在北平解放到改造过程中的诸多变化，中共、美方与燕大的适时调适、磨合，以及在经费、宗教问题等方面存在的许多波折。

本次论坛中一些文章采取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拓展和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以山西“一二·一八”惨案为例，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地方权力格局的变动，指出该事件再现了宁粤对峙背景下“中央”本身的激烈变动，以及地方权力格局的动荡，凸显了央地与党政关系的复杂动态。南京大学张楠考察了1939—1949年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形态和政治活动，指出山西大学校内的政党派系复杂，国共之争、阎共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错综复杂。江南大学陈明针对学界较少关注的省制在各省具体实施的问题，通过对《省政府组织法》在安徽省早期实践情况的考察，勾勒了1927年围绕安徽省政府主席而展开的党派与名利之争问题的症结所在，展现了国民政府所颁省制在安徽的实施情况，由此观察隐藏在其背后的国民党高层派系斗争。邵阳学院汤太兵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实际运作两方面探讨了民初浙江第二届县议事会的职权，指出县议会职权主要是筹集与分配财政经费、议决自治事务、对与地方自治有关的事务具陈意见。

地方社会治理方面，中山大学珠海分校李晓龙通过考察光绪年间台湾新竹知县方祖荫对私盐的治理，探讨了私盐治理与地方行政的关系，认为在地方行政中私盐政策最后成为地方官与民博弈的重要手段，被利用来实现对盐场的社会治理。香港中文大学田芳从宏大叙事的角度解释了山西收回矿权运动，进而从地方社会脉络中探讨了地方社会近代化的复杂性，指出清代以来的传统社会架构和社会矛盾与新词汇、新方法交织融合，催生了一个快速变化的地方实体。曲阜师范大学苏明强考察了湖北内河航运业“官督商办”模式的形成，指出这是从自由经济到统制经济过渡中官商博弈的产物，由于双方力量不均衡，使得这种模式并不具有稳定性。攀枝花学院王同朝探究了晚清时期四川三费局设立的原因、运转情况和历史作用，指出三费局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了士绅和地方政府之间并不总是在竞争中取得对地方事件的控制，也可能是在协作中共进。

三、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与少数民族是区域史研究中值得重视且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的领域。本次论坛的一个亮点，即关于咸同年间西南边疆地带的研究，也有涉及蒙古草原地区和台湾问题的研究。

中山大学谢晓辉以湘西苗疆“筸军”的兴起为例，探讨了在一个相对缺乏科举功名者的新开辟的边疆地区，何以在咸同军兴后成为湘军的重要兵勇输出地，进而实现地方军事力量的重整以应对19世纪以来的社会动乱。中山大学任建敏考察了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策源地的广西，在咸同年间“堂匪”组织的发展变化，认为广西大量以团练为名形成的地方权力组织，对咸同年间广西大规模动乱下的地方社会权力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卢树鑫考察咸同苗乱之后，贵州东南部苗疆地区流官管理之下基层社会土司的存与废，认为这直接关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与秩序的重构。

河南大学柳岳武以内地商民人为考察对象，揭示了蒙古草原上内地商民人对维护清廷对蒙古草原统治、便利蒙古王公部众生活、促进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间融合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由此重新审视清代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的特色。华南师范大学杨思机考察了抗战胜利后至“制宪国大”结束之前，国民政府处理内蒙古自治问题经历复杂变化的过程，进而揭示近代外来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曲折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杨凯重新考察了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的“番地无主”争论，揭示“番地无主”问题中蕴含的民族国家与帝国这一想象的二元对立的复杂构造。厦门大学陈忠纯以“台海危机”为例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方略，指出两次“台海危机”间中共对台方略的调整，其背后所蕴含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高于一切的民族大义。

四、新文化史视角下的地方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文化史兴起，近年国内学者借助新文化史视角展开研究的也越来越多。本次研讨会不少论文或多或少都带有新文化史特征。

河北大学范铁权、王素君对1956—1966年中央政府组织华侨回国参观活动进行考察，指出相关部门在具体接待机构、接待人员、景点设计、宣传内容方面煞费苦心地向华侨展示被建构的“新南京”；认为政府通过该项活动，对华侨认同支持新中国、巩固和扩大华侨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台湾交通大学潘博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广州博物馆为中心，通过探讨陈列规划的思想来源与具体实践，考察了广州地方官员与读书人如何通过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民国政治研究来看，由相对集中研究国民党上层，渐显转向下层的趋势，即关注基层、目光向下，把社会视野、文化视野延伸到政治视野之中。西南大学谭刚从普通民众情绪和心态的角度，研究了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上海期间上海人与“重庆人”的矛盾和争论，反映了战时中国的分裂对不同区域民众心态的影响，对于研究不同地区民众的心理变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表明国民政府接收工作的腐败与其后来的失败有密切联系。天津商业大学杨东通过分析陕甘宁根据地在“特区”与“边区”名称之间曲折复杂的更替变换，认为“陕甘宁边区”体现为一种政治军事存在和特定标志的政治行政概念，为中共生存、发展和积极实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南昌大学罗桂林借鉴批判地名学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从行政、政治、日常视角，以20世纪上半叶北京的街巷地名演变为研究对象，探讨传统时期相对自主发展的街巷地名如何被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中，成为“雅化”和“革命”的对象。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建伟围绕如何看待北京史的研究现状、前景，如何理解北京史研究的特殊性问题，从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提出了“超越城市史”的设想和目标。

日常生活史和医疗卫生史的视角和方法，对于区域研究的积极影响在本次论坛上也有明显的体现。河北大学吕志茹以1965—1980年的根治海河工程为例，对集体化时期民工的日常生活状况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由于时代的缘故，当年民工的日常生活有很强的规律性和明显的政治色彩。长治学院王建华以晋东南地区的民间信仰为中心，考察同一历史文化区内民众对于自然体的信奉和尊崇的不同选择，进而分析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及其所映射的地方社会生活实态。中山大学珠海分校杜丽红长期关注近代东北地方社会，她从全球史的视野，讨论了现代卫生制度在地方社会的产生，指出营口卫生局的成立是多国跨国行动的结果，是各国通过强权政治强加给营口地方社会的。北京大学李彦昌考察北京中央医院从提议、筹建到开院的过程与历史情境，通过医院筹建与社会背景之间关系的分析，体现了近代中国现代医学自主化的艰难尝试。河北大学崔军锋、武小力梳理了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研究会举办过程，认为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研究会带有浓厚的殖民医学色彩和鲜明的卫生外交色彩。

五、根据地与中共革命

近年来，根据地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共根据地作为特别的区域，在本次论坛上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胡永恒在评议论文时指出，历史舞台像是一个话剧舞台，它有一个聚光灯，我们通常看到的大部分是聚光灯下的人和事，而聚光灯之外的人或者事往往被我们忽视，本次会议有关论文则指向了以往忽略的问题。北京大学张永从中共在北方发展军事力量的视角分析了1932年北方会议与华北建军尝试，认为北方会议是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对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北方的积极回应，对中共在华北军事活动的展开以及抗战时期在北方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自身因素与环境的影响，北方会议以及华北建军尝试没有取得重大成功。萍乡学院王淼华以安源工人运动为例，通过对萍乡煤矿的职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及其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安源工运时期中共地方组织与萍乡煤矿职员关系的考察，分析了中共在早期工运中对于企业职员群体的认识与态度。

革命是多面性的，除了政治面相之外还有经济和文化面相，随着近年来新革命史的倡导，革命史逐渐与日常生活史、经济史等相融合，本次会议部分文章对新革命史的学术倡导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河北大学郑立柱考察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粮款征收中的政策博弈，认为抗日根据地粮款征收的政策取向是政治理想和现实需要双重驱动的结果。士兵的衣装问题是研究中共革命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着力点之一，南开大学宋弘从士兵的角度对各根据地八路军士兵衣装作了详尽的梳理，并试图从中揭示其背后的政治意涵与象征作用。澳门大学安劭凡对京郊土改实验村之一的槐房村的土改过程进行了全景式考察，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共革命在情况各异的地方基层社会中的发动与调适。河北大学杨豪、代雅洁通过对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南方新区征粮具体实践情况的考察，着重探讨了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的融入性与适应性问题，呈现中共政权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的“区域”流动。南开大学孙建伟还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向中共中央输送黄金的战时路线，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党中央输送黄金，从物质上保障和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陇东学院崔溶芷、庆阳职业技术学院刘超梳理了陕甘宁边区盐业运输的背景、运输政策、食盐督运政策在地方的实施情况，认为盐业运输对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史论坛”每期都设定一个集中的话题或领域，目的是便于与会学者深度交流，以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区域史是近些年历史研究的热点，本次论坛立足于广义上的“区域”，从多重视角探讨了不同时间、不同区域范围内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会议论文所选区域，大到民族国家的历史，甚至跨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小到州县村庄或者一个组织机构单位甚至个人，研究内容涉及国家财政、农村经济、工商业发展、地方治理、党政关系、组织机构变迁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区域史研究的实质，正如王先明在主旨报告中所言，区域史可以是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研究。所以，从微观区域入手，在整体史、全球史的观照下进行研究将会进一步推进区域史的发展。

本次论坛在与会学者的规模、论文的选取方式等方面与以往有明显不同。《近代史研究》徐秀丽主编在闭幕式中指出，此前论坛邀请的学者多为某一方面或领域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立场、有比较大的成就以及得到学界认可的知名专家；本次会议则采取征稿形式，目的是为了寻求与发现更广泛的作者群，寻找青年主力军，为学术交流、学术创新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平台，通过论坛聚合更多的对近代史研究方面相关话题感兴趣的学者，进行更有广度、深度的讨论。

总之，本次论坛，与会专家主旨报告对加强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认识富有启迪；参会论文选题多元，研究视角、方法新颖；中青年学者踊跃参加，逐渐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希望此次研讨会为区域史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辟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范围，建构新的解释框架与体系，促使区域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