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为辛亥革命100周年，为此日本亦举行了为数众多的纪念活动。下面我将我所参与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东京会议“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The 1911 Revolution in Global History)”(2011年12月2～4日)，就其准备过程及会议的主要论点进行介绍，并整理日本及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动向。另外，准确地说，此次会议是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1911 Revolution)”的名义下，与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会(Sun Yat-sen Memorial Foundation)主办的神户会议(2011年12月10日，神户大学六甲校舍)联合筹备的。因为东京会议和神户会议是各自独立筹划举办，故本稿主要论述东京会议。关于在日本国内举办的其他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国际会议①，请参见另一篇文章《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 总括记录》。②
    一、在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
    在日本真正开始进行辛亥革命研究始自20世纪50年代。当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影响，众多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在重新追溯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开始关注作为革命出发点的辛亥革命。
    受到“共产革命”的冲击，50年代后半期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开始大力推动资料的编纂和出版工作，这对正式开展辛亥革命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中国大陆在1961年召开了政府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会议，在此前后时期，陆续出版了相关的文献和著作。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中的《辛亥革命》全8册(1957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全3卷5册(196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全8册(1961～1981年)等为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史料集。对此，移至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了《国父全集》全6册(1957年)和《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1961～1965年)等基础史料集，以图使自己作为孙中山革命运动继承人的立场正当化。
    在国民党政权指导下的台湾地区所进行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对日本的影响只限于局部。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多数日本学者，对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官定历史观，即“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论争的焦点是如何评价清末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如何理解中国近代化变革的进程，这些均为理解近代史的根本问题。其中，首先野泽丰认为辛亥革命虽不彻底，但却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课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③，继之横山英批判辛亥革命是导致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的“绝对主义”变革④，再之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只不过是保守且注重得失的乡绅主导的王朝革命⑤。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定位的论争呈现衰退之势。而在中国大陆，近年来资产阶级革命论之说亦趋向低潮。无疑这是与中国出现推行市场经济化和转变意识形态现象相对应的。例如，201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强调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意义，赞扬了推翻专制王朝的“民主共和”。但是，未曾有一次言及“资产阶级革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显而易见，在这半个世纪里(更准确地说是在1992年开始的“后革命”时期以来)，官方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标准由“阶级斗争”转变成为了“民族复兴”。
    在中国学术界，脱离“革命”的现象更为显著。2011年10月中旬，中国史学会在武汉主办召开了“辛亥革命和百年中国”国际研讨会，在其事先公布的征募论文题目中，未见有关过去曾激烈讨论过的革命性质的问题，会议上亦几乎未就此进行议论。虽然“资产阶级革命”论的官方认识尚未被取消，但是，在90年代，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张玉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各自代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就辛亥革命的性质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与之相比，此次会议似有隔世之感。
    在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亦曾出现过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质，与反帝国主义评价的问题结合起来，成为学界论争焦点的时期。但是现在，即使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典型的法国革命，仍有人指出其所具有的非资产阶级性和革命的复合性(例如，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认为法国革命是同时具有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都市民众革命和农民革命之不同性格的复合性革命，参见《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绪论》)。经过对革命史一元化解释的反思，即使在中国史的领域，革命史的单纯化叙述亦呈衰势，加之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的变化，可以说如今对此问题议论的范式已经远离了资产阶级革命论。⑥
    在日本辛亥革命研究史上，成为重大转折点的是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会议。现在回想起来，此次会议确实对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理由大致可分两点。第一，此次会议是中国在1978年将路线由“继续革命”转换到“改革开放”后，首次举办的大规模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有数十名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学者(但无台湾地区学者)参加，并由此促进了其后个人之间的交流，成为“文革”后中国历史学界与海外进行真正交往的重大转折。
    第二，此次的武汉会议创造出了一个以辛亥革命为主题，每隔10年举办一次大型会议的“纪念史学”的范例。所谓纪念史学，是中国大陆(或“民主化”以前的台湾)的历史学界的惯例，亦即非仅限于辛亥革命，还有如围绕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五四运动，以及孙中山、毛泽东等与“革命”有关的重要政治事件或历史人物为主，以5年或10年为单位进行的讨论，举办的盛大活动和会议。在纪念史学的称呼中，含有指责其与权力或意识形态相结合的非学术性之意，武汉会议是国际性纪念史学的一个出发点。受此影响，日本亦与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纪念会议及纪念活动遥相呼应，在东京、神户、京都等分别于1981年、1991年、2001年，每隔10年举办一次讨论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国际会议。
    我们在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实际上首先面临的问题，即是否举办与纪念史学相关的研究集会或关联活动。
    二、东京会议的组织和运作
    2009年1月末，三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聚集于东京涩谷，目的是为了商讨两年后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会议。讨论的内容不是如何举办会议，而是是否应该举办会议。因为2001年在日本女子大学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会议之后，至此在关东地区研究辛亥革命的基本组织“辛亥革命研究会”(1967～2005年)已经解散，故此出现了后继的主办团体如何运作的问题。我们事先也预计到在辛亥百年之际，特定的大学和公共机关或者财团、自治团体将会在各地举办集会和纪念活动。当时我们也产生了无需叠床架屋举办会议的想法。原本年轻学者已对辛亥革命或孙中山等的学术研究兴趣变得相当淡薄，因此对“纪念史学”产生了怀疑。但是，在几个人提出问题，反复商讨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举办会议的积极意义，于是决定以松缓的方式召集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于2010年3月成立了以庆应大学山田辰雄名誉教授为委员长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以最初会议的讨论内容为基础，于2010年6月30日归纳出如下的《旨趣书》：
    2011年正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大陆及台湾将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和会议。回想起来，1981年于武汉、檀香山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研讨会，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相呼应，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进行真正交流的重要转机。众所周知，此不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且对后来在日本开展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亦产生了重大影响。继而在1991年迎来辛亥革命80周年、2001年又迎来了90周年，与此有关的各种国际会议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相继召开，在学术方面跨越地区和国家的交往更加频繁。
    我们在回顾近30年来国际交流的步伐，同时总结日本的中国研究现状和课题，进一步认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中国”的重要性的时候，迎来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值此之际，我们在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界相互提携合作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举办具有日本特色的研究集会及做出一些社会贡献。
    为此，我们多次聚集在一起，探讨了在日本举办会议的应有方式。有幸能与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会(神户)合作，并达成协议，决定于2011年12月在东京和神户分别举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为实现此目标，我们做了相应的筹备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
    在筹备阶段的讨论中，我们认识到不应采取过去常见的纪念史学的方式，而是应从学术角度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日本的意义，决定以下述三条为基本旨趣。
    1.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
    在前近代以来的中国通史及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相互关联及比较中，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2.从日本看到的辛亥革命
    通过辛亥革命，对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及近代日中关系中的诸种样态，进行既深入又广泛的回顾。
    3.百年共和、宪政与辛亥革命
    为了探讨从清末预备立宪开始，经民国至人民共和国及战后台湾等各政权对宪政问题的态度及实践，关注作为起点的辛亥“共和”革命。
    当然这些尚属暂定方案，今后组委会将继续进行讨论。纪念研讨会的形式及日程安排，以及与社会相关的活动，以组委会秘书处为中心还将继续制定有关方案。
    此外，关于日程及会场，预定于2011年12月上旬分别在东京和神户举办一日至一日半的国际会议，并推出以下试行方案，即邀请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多位学者，同时以征募方式给予年轻学者(在读博士生、博士后、讲师)做报告的机会，除日文、中文之外，还将设有英语专场等。
    诚望各位在理解上述主旨的基础上，大力协助组委会的相关活动。
    组委会成员共20名，下设秘书处，独自承担会议的实际业务工作，是临时性的有志者联合团体。其特征是以无特定的大学和学会为后盾，亦勿与海外诸机关团体联合举办，具有独立性的组织运作为目标。故而需从零开始筹备资金，准备工作花费了近两年时间。如担任组委会副委员长的久保田文次所述，1981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会，是因“得到政界方面的理解，并邀请到学界泰斗出马，计划才最终得以实现”。而100周年东京会议的“计划、准备、组织、运作，基本上是以专家为主的组委会承担了全部责任。……此次会议得以举办是有赖于日本和中国、美国等国之间国际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学术交流变得相当自由的时势变化所赐之故⑦。”确实在邀请海外学者过程中，在颁发签证等方面均未出现问题，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学者在内，来自各国的与会学者有时对敏感或有争议的政治(及历史认识)问题，展开了冷静且颇具学术性的讨论，并取得了成果。自70周年至100周年的30年跨度，显示了环境变化之大。我们提出的以学术独立为主的组织方针，虽在人选和运作方式上略有摩擦，但最终结果还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
    从内容上来看，我们提出了日本和世界这个“全球在地化(glocal)”的观点；意识到研究者世代继承的问题，秘书处以主导方式决定了人选，并以征募方式让年轻学者做报告(call for papers)。这些在东京会议上所进行的积极主动的尝试是应该得到评价的。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在充分意识到“纪念史学”传统的基础上，举办了具有学术意义的会议，并将会议成果编纂成册，为后世留下了充满见地和观察力的论文集。笔者如此评价，自知难脱自卖自夸之嫌，但有幸的是，这些目标基本上都得以实现。若有读者质疑，务请参见东京会议成果《综合研究　辛亥革命》一书。
    诚然，这些成果并非只归功于组委会，也得益于在广泛意义上参与会议的各有关人员大力协助之故。当然，会议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人员要素。在此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包括“纪念史学”在内，数十年来前一辈学者在交流合作中建立起来的丰富的人际关系，东京会议则不可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三、主要的论点和今后的课题
    继2011年12月2日在东洋文库举办的特别讲演会之后，3～4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召开的东京会议，代表各国及地区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做了崭新的高水平的研究报告，评论人及与会专家和一般听众进行了颇见成效的讨论。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已历经百年的今日，重新出现了围绕革命在历史上的定位及其性质进行分析，并将之与全球化或地域间的关系纳入视野的报告，另外还有性别或地域、民族及边疆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的论文。会议程序及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前揭《综合研究　辛亥革命》，以下笔者欲就会议的主要论点和新的研究动向，分五个方面进行整理。
    (一)立宪派的主导作用
    如前所述，围绕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定位的论争早已呈衰退之势。特别是在“发源地”的中国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论的观点趋向低潮。在此次会议上取而代之颇受注目的是，在过去的“革命史观”中被称为“改良”路线，并一味强调其与革命派对立、妥协、软弱等负面影响的“保皇＝立宪派”的作用，就其对革命所做的贡献给予了评价。
    关注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主导作用的研究，早在资产阶级革命论在中国大陆成为主流的60年代即已出现。代表作有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和芮玛丽(Mary C.Wright)编的前揭书。前者对已成共识的以孙中山、国民党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产生质疑，用实证方法指出孙中山崇拜和革命派内部的矛盾，率先对立宪派给予了评价。后者是最早用英文对辛亥革命进行真正探讨的共同研究成果，即使现在仍不失可读性。在其长篇序章“Introduction：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中，编者芮玛丽指出“1900年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从民族主义、朝廷的各种改革、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革命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全方位地探讨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值得注目的是她认为孙中山等革命派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和贡献并不大，而是重视清朝推进的一系列改革和立宪派精英的动向，此种认识领先于现在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式的观点。
    被称为立宪派的政治集团，是指以1906年的预备立宪上谕为契机，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和谋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革新的乡绅和新型知识分子。其思想倾向和阶级基础原本并非坚如磐石，但他们在以“革命瓜分”论为根据，反对立即导入民主共和政体，迫使清朝彻底实行立宪改革，回收利权及振兴实业等国权主义政策上步调一致。亡命国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保皇派也在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去世后，寄期望于清朝内部的改革势力，实际上与立宪派合为一体，并担任了促进宪政的部分任务。特别是在1909年作为地方议会前身的谘议局在各省成立后，立宪派在政治舞台上登场，要求立即开设国会、公布宪法，对清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以此对改革施加压力。其所要实现的立宪改革，即以清朝统治为前提，推进一系列的制度革新，最终创造出以自由选举、开设国会、公布宪法三点为一整体的近代君主立宪国家。
    在辛亥革命之际，革命派在国内的权力基础并非强势，即使在军事力量方面，亦劣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其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是在革命的最后关头，立宪派厌烦了缺乏统率力的无能政府，如雪崩一般倒向共和的趋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这种妥协、互让的形式为结局，实际上是立宪派人士准确地掌握到北洋派已转向支持共和，并通过多种渠道在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进行了有效调停之故，其贡献甚大。可以说将革命派视作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论中，从各种史实来看，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今后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革命派和立宪派这种政治集团与阶级、阶层的错综关系。
    (二)变化和连续性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在政治制度和都市文化方面产生了重大变化。不论其如何“不彻底”，但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的确是一场大“革命”。然而，在农村的经济构造和社会编制上，革命带来了多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可以说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述的乡村基层社会那样，变化是外在的。在东京会议上，有人从性别研究方面提出辛亥革命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远远小于五四运动时期，达到可以无视的程度。总之，辛亥革命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实为甚不彻底。
    不过，巫仁恕的论文明证出明代中期以后频繁发生的“民变”，与在辛亥时期出现的都市民众的革命运动有连续的一面，同时还赋予了通过电报和报纸加速信息传达的新的性质。⑧刘世龙也强调了辛亥革命时期媒体在动员民众方面的重要性⑨。
    并且，辛亥革命以南方各省从中央“独立”出来的地方主导形式得以进行。其主力人员正是被称为地方(省)精英或权威人士的新的政治势力，是新政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同时还是清末出现的回收国权、保护产业的民族主义的承担者。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新兴精英群体的抬头和活动，给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带来了至此完全不同的新的内容，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
    如众多会议论文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并非给经济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同样的变化，需要留意其在变化上存在的“时差”和缓急的不同。此外还要考虑到关于制度和规范的政治课题以积存形式出现的连续性。对此，金子肇从财政构造变革的观点出发，对划分国税和地方税的尝试及其挫折的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整理。⑩有关国家统合的制度化即使在革命后亦未进行，而代表“民意”的议会政治，即使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漩涡中，作为不得改动的规范原理发挥了作用。可以说，这是清末改革带来的真正的中国政治的一大变化。如此，辛亥革命时期变化的要素(断裂)和未变的要素(连续)同混于中国政治之中，此与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向民主化过渡以及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重大政治课题存在相似之处，反映出辛亥革命所具有的“现实性”。
    (三)“边疆”的统合和“民族”的自立
    辛亥革命使“中国”主权领域的国家结构问题浮现出来，导致了力图以向国家统合为目标的和以自立于国家为目标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对立和竞争。尤其在蒙古和西藏等在清朝统治体制下具有独自统治系统和文化特色的地域，清帝退位加强了其脱离中央的离心力。但是，在过去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只将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性质视为反帝国主义和排满倒清，并提出清朝即“洋人的朝廷”论将两者联系起来，而未曾注意到“边疆”、“民族”的动向。
    对此，雷国俊(James P.Leibold)在其具有挑战性的论文中，考察出“汉人中心主义”遮住了通往“边疆”的视线这种历史认识的偏见(11)。不过近几年来，在从周边、少数重新捕捉中心、多数的问题意识中，表现出对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边疆”统合与“民族”自立问题的强烈关心。而对中华民国初年作为国民统合口号提出的“五族共和”的探讨有所增加，则与此趋势有关。其背后存在着目前在继承清朝领土和境界的现代中国，对近年来日益显著的民族问题(ethnic nationalism)的关心。
    在东京会议上，论述蒙古“独立”的橘诚论文和考察西藏动向的小林亮介论文(12)受到了关注。前者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蒙古内部不仅出现了试图独立的动向，还出现了驻京蒙古王公等支持清朝体制的势力，彼此之间并非团结一致。同时还论述到在内蒙古，针对博格多汗政权和中华民国的归属选择，单纯的“非彼即此”的二分法，不能表现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状况。后者着眼于辛亥革命时期西藏社会的动向，分析了在西藏东部的地域社会，北京和达赖喇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示了很难收敛于独立或“统合”的复杂的政治过程。
    橘论文和小林论文显示出来的是近代民族主义特有的相互依存和对抗的现象。亦即在围绕“中国”结构重编的政治力学中，同时意识到对“蒙古”和“西藏”的统合，民族意识的内容发生了变容。可以说从领土瓜分的危机中产生出来的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华民族主义，刺激了蒙古和西藏的单一民族意识，在“边疆”地区又导致出纷争和反目，此种状况通过辛亥革命暴露出来，而百年来未曾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直至今日。
    (四)清朝、北洋派的视点
    非从“革命”视角，而是从“被革命”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增加，是最近的辛亥革命研究最显著的变化。在美国，早在芮玛丽所编的前揭书和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的书中(13)，就对孙中山和革命派的作用评价很低，而强调的是在中国变革中，清末新政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大陆，与自20世纪80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相对应，预备立宪、教育改革、振兴工商业、保护产业等，对清末新政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周锡瑞在东京会议上的论述，对新政评价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显示辛亥革命研究变化的最大特征，几乎已无人再像过去那样将新政看做是清朝的具有欺骗性的反动表现，是最后的挣扎(14)。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因新政而产生的众多的新生事物，如新式军队、新式学校、商会等商人团体、新闻报道、铁道和电信网络，则不会有辛亥革命及随之出现的中华民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即使说新政是推行者为了“自我保存”而采取的政策，但毫无疑问，这些均成为了中国向前推进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梯。
    1912年2月，听到清帝退位消息的御史恽毓鼎，悲痛欲绝地指出“亡国三妖”，即“东洋留学生、新军、资政院谘议局”(15)。对于清朝来说，新政一半是被逼无奈而进行的改革，但万没料到天下大乱的结果，竟然变成王朝的“掘墓人”。
    将视角放在清朝方面上，所看到的光景并非只是作为中国近代化起点的新政的光辉遗产。它还迫使我们对过去以孙中山、革命派为中心的革命史观，即始自1895年的兴中会起义，经过1901年缔结屈辱的《辛丑条约》(《义和团议定书》)，最后达到排满兴汉推翻政权的一系列的“成功故事”进行反省。而尤其成为焦点的是对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派的历史评价。在以孙中山等革命派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史观中，北洋派完全是敌对角色，袁世凯是窃取革命果实的“窃国大盗”。
    然而，对于原本不是“革命”，而是在“共和”中寻求“辛亥改政”意义的北洋派来说，同盟会(国民党)对历史做出的解释是为了将其反对斗争合法化而提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革命”在民国初年的社会中，并不具备被广泛接受的象征性价值。实际上与此相反，正如在东京会议上颇受关注的唐启华论文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尽快收拾因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社会对袁世凯在和平中建立共和国的政治手腕评价甚高，正是因为包括孙中山在内革命派阵营亦期待通过袁世凯的统治而使政权安定，因此毫无异议地推举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16)。故此需要重新审视在过去的历史认识中认为中华民国是与清朝权力断绝的革命政权这一命题。如唐启华所指出的那样，“北洋政权继承的是清朝，而不是南京政府，从北洋派的视角来看辛亥，则连续性远远大于断绝性”。这种视角的转换，不仅迫使人们反省对狭义的辛亥革命的理解，还需要重新思考以往的叙述民国初年政治过程的认识框架，此框架即以自二次革命(1913年)至护国战争(三次革命，1915～1916年)作为辛亥革命的下限，孙中山以广东为地盘开展的护法运动(1917～1922年)与北京政府的对峙为主轴的认识。
    当然，辛亥革命使清帝退位，王朝灭亡，毫无疑问，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从清朝的视角对此进行审视，并非是要煽动人们对清朝产生怀旧心理，亦非对革命加以否定，而对禅让和复辟加以肯定。即使进入民国时期，末代皇帝溥仪仍以“小朝廷”主人身份，一直居住于紫禁城。而其被冯玉祥的军队突然逐出皇宫，则是在1924年10月(“北京政变”)。至此北京政府遵守清帝退位诏书中所规定的《清帝优待条件》、《皇族优待条件》、《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件》，从窘迫的财政中一直忠实地支给“小朝廷”岁费。而打破约定的是响应孙中山的国民党改组、建立黄埔军官学校的冯玉祥军队(国民军)。至此，可以说辛亥时期创造的南北议和的局面实质上已经崩溃，革命的第二阶段随之出现。将辛亥革命的终结延至1924年，所看到的历史新光景，则决非只有杀伐的荒蛮景象。
    (五)认知和记忆的过程
    处于辛亥革命准备阶段的清末新政不仅进行了制度和法律的改革，还成为从根本上转换知识结构的契机。制度的改革和知识结构的转换相互影响并发展，是近年来在概念史和学术史中被热烈探讨的问题领域，在东京会议上，桑兵就中央和地方、都市和农村、民族、教育等具体事例，狭间直树则对共和这个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体制变革关键词的概念，进行了仔细的探讨。(17)
    此外，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围绕历史记忆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本来将自1911年10月至翌年2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称为“辛亥革命”，这是事后才出现的各种“国庆纪念”活动，对“革命”的解释因地域、阶层、党派而出现很大的不同。辛亥革命一语，虽在民国元年早期即已出现，但并未在社会上固定下来。当时提倡的是“光复”、“反正”，被纪念的不是“革命”，而是“共和”。“辛亥革命”这种说法广泛渗透于社会是在武昌起义爆发10年之后的1921年左右(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对于清朝和北洋派来说，1912年2月发生的政权交替一幕是清帝的逊位(让位)，并非革命，亦非建国。而对袁世凯来说，将自己引向最高权力宝座的这场政治变动，则被解释为“改政(政体的改革)”。
    如上所述，即使对当事者和同时代的人来说，对“共和”及“革命”的解释和认识方法也是多种多样。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围绕权力的合法性，开始流行关于辛亥革命的“记忆的历史学”。有关对辛亥革命的记忆和纪念，罗福惠、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18)，不仅对政府和政党制定的“纪念制度”，还对民间团体活动和学术人物的评价，进行了详细且全面的论述。例如，作为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的纪念日，2月12日在民国初年曾被定为节假日，但似与袁世凯的权威失坠和命运同步，后来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此，纪念及记忆“共和”、“革命”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对辛亥革命的政治评价和政权合法化的解释互为表里的。若追溯上述的“纪念史学”的源流，则实可谓正是始自民国元年。
    四、结语
    “百年一度的会议”。我们嘴上如此说着，同时着手制定东京会议计划，奔走于筹备工作。并且在会议结束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完成了众多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难题。此外，尚有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着主体会议，我们还取得了对今后的研究活动和成果发表颇具影响的几个副产物。
    一个是面对一般听众的讲演会。先于东京会议，于2011年8月20日，在中国同盟会发祥地大仓饭店(旧坂本金弥邸)，举办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和辛亥革命百周年”讲演会。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汪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村上胜彦(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三位各以“关于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辛亥革命前后对国民教育普及的尝试”、“大仓喜八郎和中国革命”为题进行了讲演。另外，在东京会议的第一天，在财团法人东洋文库举办了特别讲演会。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以“困境中的坚守与前行：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为题，裴京汉(新罗大学校教授)以“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为题进行了讲演，并一致获得了好评，参加者多达70名以上。如此盛况使东洋文库发出希望再次讲演的邀请，故作为组织委员的久保田文次和村田雄二郎相继以“宫崎滔天和辛亥革命”、“从清朝看到的辛亥革命”为题，于2012年2月5日举办了特别讲演会。当日宫崎滔天的孙女蕗?{氏、曾孙黄石氏和与滔天渊源甚深的荒尾市有关人员也出席了会议，听众超过百人，讲演会在盛况之下闭幕。 
    另外一个是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在东洋文库博物馆，以特别展览的形式展出了与孙中山交往甚深且投身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的相关文物。孙中山、宫崎滔天的《笔谈残稿》、毛泽东致滔天信函、蒋介石致近卫文麿信函、革命派志士集于一纸之上的签名留念、鲁迅和章炳麟的字(挂轴)等，至此秘不出户的贵重历史文物对外公开展览，使我们重新认识到辛亥革命确实是以日本为其舞台一部分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日中关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之上的。
    重新思考辛亥革命，验证其历史意义的研究绝非已告完成。在展望错综复杂的日中关系的将来时，辛亥革命甚至可以作为照亮足下的“火炬”而将继续发射光芒。对此如何理解认识，这是超越“纪念史学”的本次会议留给我们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纪念活动主要有神奈川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史学会主办的“辛亥革命与亚洲”(2011年11月5～6日，神奈川大学横浜校区)，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亚洲主义、近代民族主义之再探讨”(2011年11月19～20日，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东亚近代史学会、福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等主办的“辛亥革命与东亚”(2011年11月29～30日，福冈ELGARA会馆)。
    ②久保亨等：《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 总括记录》，载东洋文库(编)：《超域亚细亚研究报告》第9号，2013年。
    ③野泽丰：《辛亥革命》，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版。
    ④横山英：《辛亥革命研究序说》，日本：新历史研究会1977年版。
    ⑤Ichiko Chuzo(市古宙三),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in Mary C. Wright(ed. ),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⑥久保田文次：《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载久保田文次：《孙文、辛亥革命与日本人》，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版，第171～218页。
    ⑦久保田文次：《代后言》，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东京：岩波书店2012年版，第590页。
    ⑧巫仁恕：《从民变到革命》，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第127～144页。
    ⑨刘世龙：《白话文与社会动员》，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第485～506页。
    ⑩金子肇：《政治整合难关》，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第301～322页。
    (11)雷国俊(James P.Leibold)：《吸收边疆》，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第347～369页。
    (12)橘诚：《辛亥革命与蒙古》、小林亮介：《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第323～346页。
    (13)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14)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重新探讨辛亥革命》，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第553～571页。
    (15)史晓风(整理)：《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
    (16)唐启华：《北洋派与辛亥革命》，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第529～551页。
    (17)桑兵：《辛亥革命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狭间直树：《东亚“共和”思想的形成》，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集编辑委员会(编)：《综合研究辛亥革命》，第65～84页、21～40页。
    (18)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