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1期，135-144页

作者简介：刘海静，女，河南新乡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卢朝允

内容提要：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学术；近代学术转型；传统史学；中西学术

2009年10月16日至18日，“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隆重举行。此次会议是上海大学历史系“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2009年度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国外的百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70多篇。

大会开幕式由上海大学陈勇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教授代表学校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时代，尤其是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因此转型问题尤其是传统学术的转型就特别值得关注。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着“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个共同话题进行研讨，这对于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推动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很好地诠释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谢维扬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系主任盛邦和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黄兆强教授、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何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美国加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陈启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胡逢祥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戴晋新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赵伯雄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在此后的10场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动力、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和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学者们各抒己见，学术气氛浓烈。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观点择要介绍如下。

一、传统学术转型的动力、路径与表现

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着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的动力、路径及其具体表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陈启云教授指出，过去学术界在讨论传统学术文化的转型时喜欢用“现代化”一词，他认为本次会议使用“近代转型”一词较之“现代化”、“后现代文化”等术语更为合适。一是近代是一个中性历史名词，不带预设的价值观成见，或成见比较少；二是“转型”是主体性的转变，且可能隐涵有“和谐”改革的意义，而不是扬弃主体的自我断裂。中国传统的近代转型实质上都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关，而且这种转型不单在学术，还牵涉了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和信仰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赵伯雄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的转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转型就不一定会发生。当然，学术转型本身是个渐进的过程。与西学影响相伴随，中国的传统学术本身也有一些变化，但这不是主要的、本质的原因。可以说，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事实上是合力的作用，主要力量西学的影响，辅助力量是传统学术本身的变化。

胡逢祥教授认为，讨论学术转型问题时应把握好传统与现代性两个概念。至今为止，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是西方的，在研究中我们拿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转型作比较，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就会认为符合西方现代性的就是现代化，不符合的就不是现代化，这会使我们陷入西方中心论。胡逢祥教授指出，现代化并不是西化，中国的现代性具有普遍性，也有其个性，可以承认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的直接刺激因素是外面的，但是其后的变化则是受到中国本土的底蕴和传统东西的制约。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但不是西方史学的复制，现代实证史学方法基本上延续乾嘉，不能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与传统性对立起来。中国史学的现代性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都要接受中国现实需要的检验。

与会学者就晚清学术近代转型的路径问题做了探讨。湖北大学雷平博士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始于晚清，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前者主要表现为官方在“时局”与“国势”激荡下的“言变”及对西学的倡导，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在救亡图强理念之下以经术饰政术，导致经学学术规范的解体，西学的倡导以及进化论的引入和宣传导致传统意义的学术发生转型。但中国现代学术却未能在晚清真正生成，其原因在于时代主题的多变以及学者以学问为手段而非目的。

与会学者还就儒学的近代转型、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诸子学的近代转型、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文化学”在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贵州师范大学陈奇教授论述了晚清、民国时期儒学的近代转型与开新的问题。陈启云教授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问题，认为钱穆的思想、文化、历史学的若干观念和立场，与最近西方人文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有不少相通之处。华东师范大学路新生教授以章太炎、胡适、梁启超的诸子学研究为例，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入手探讨了近代诸子学的转型，认为对诸子学研究转型的探讨必须考虑两个要素：一是西学的引入，二是诸子学研究的“平民化”，即“解放”诸子学，将它从贵族殿堂拉向民间。中山大学赵立彬教授认为，“文化学”在现代中国的学科建立，是中国学人在近代知识转型背景下主动“建构”的结果。“文化学”在民国时期的“建构”，为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提供了一个既显示共性、又体现特征的有益的补充。四川师范大学汪洪亮博士探讨了民国时期边疆地理学的转型，认为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是传统学术范式转移、理路改变和学术形态转变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员认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是一柄双刃剑，它有力地保证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正常运转，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同时也存在着限制学术自由、产生学术浮躁之可能。故现代学术体制的完善与学术自由精神的培育，学术研究主体与学术管理者关系的协调，“刚性”之学术体制与“柔性”之学术自由的调和，是近代以来始终困扰中国学人的重要问题。

二、经学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谈到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时，经学的转型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着眼，对经学的转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戴晋新教授借《春秋》论经学，认为《春秋》在历史上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模糊了《春秋》的本来面目，加重了它的神秘色彩。近代以来，疑古之风大盛，释古要求日新，学界对《春秋》之义的理解颇有归真返璞之势。《春秋》本身即含有本义与衍义之分、经义与史义之别。然而不论本义还是衍义，经义抑或史义，其义必须符合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同；只有这样，它的价值与作用才得以发挥。所以我们在阅读、诠释《春秋》之类的经典，要更为注重历史情境的重建，提供史事较为正确的历史位置与连结，以寻求较为正确的历史意义与认识，而不是限于一事一物、一言一行的个别考辨与还原。

赵伯雄教授就公羊学的复兴与龚魏新学的兴起来阐释近代经学的转型。清代乾嘉之世，以考证、训诂为旨趣的汉学研究盛极一时，但是随着汉学的发展，其流弊也日益凸显，其中脱离现实、不重实用的特点常为有识所讥；与之相比，公羊学则有更强的思想性，也更易于与现实政治需要相结合。由于庄存与、刘逢禄等今文学家的推崇与拓展，公羊学得以复兴，随后经龚自珍、魏源的提倡与发挥，公羊学逐渐被有改革思想的士人所利用，成了经世、救世的理论武器，之后又成为康、梁变法、改制的理论基础。从公羊学的转型历程可以看出，传统的经学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地变换着面貌，适应着时代的需要。

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以廖平的今文经学为中心，分析了经学在近代的转型。他认为，廖平用今文经学讲求微言大义的方式，依据《公羊》学孔子改制说，建立起了自己的经学体系，但他所讲的经学内容已不再是传统的今文经学，而是融合了古今中西的思想，有近代转型的学术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则从刘师培对康有为的驳难出发来讨论今古文之争的问题，认为刘师培对“古文伪经说”的驳难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从梳理今古文经的关系入手，阐发自己的看法；二是以《左传》研究为核心，批驳今文家的说法。刘师培对康有为的驳难还表现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即刘在学术上能包容部分今文说，康、刘皆有“以经术作政论”的理路。

厦门大学洪峻峰教授认为，胡适一方面接受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基本观点和疑古态度，另一方面又接受了章太炎古文经学“六经皆史”的观念和考据方法，以及章氏平视孔子与诸子的态度和诸子研究中注重义理的贯通工夫；胡适力图把疑古态度和考据方法结合起来，把康有为“学以致用”和章太炎“学在求是”两种治学态度结合起来，将“疑古”、“致用”建立在“考据”、“求是”的基础上，并提出“展缓判断”的主张以矫正疑古方法的偏颇，其科学方法“十字法”也已兼取两派之长。胡适的学术方法虽然与章太炎古文经学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但已突破清末经学的门户与家法，体现了对今文、古文经学两派方法的综合和超越。

在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经学由学术中心滑向边缘而史学由边缘移往中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湖南师范大学朱发建教授认为，近代许多史家以“六经皆史料”来诠释中国传统的“六经皆史”论，彻底破除“六经载道”的传统观念，消解了儒家“六经”中所含的意识形态权威；不仅将被神化的“六经”还原为史书，而且进一步将其看作待证而后信的“史料”，动摇其“信史”的地位。传统“六经皆史”论的近代诠释过程，既是对“六经”不断“祛魅”的过程，也是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化在史学观念上的体现。

湖南师范大学张晶萍教授认为，近代经学在遇到来自学术内外的冲击走向衰退时，有部分学者为维系经学命脉而作了不懈的努力，叶德辉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叶德辉对公羊学进行批驳，坚守传统经学的价值取向，全面地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与规范，以期确保经学的学术价值。他还试图强化经学的工具价值与道德价值，并以此来重建人们对儒学义理的信仰。尽管叶德辉的努力最终不能逆转历史潮流，但仍然有其价值，为今人反思近代经学嬗变留下了许多思考。此外讨论经学问题的还有大连大学葛志毅教授的《清代经学与近代史学》、江西师范大学王刚教授的《吕思勉学术体系中的经学问题》等文。

三、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蒋大椿研究员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转型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发动的史学革命开始，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下，经历了由传统史学到进化史学再到哲学史学、实证史学、人文史学这三种新史学的转变。他认为各种各样的理性主义史学方法的进入，是史学转型后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借助了大量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史学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直到现在，历史学还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与方法，并以此立足于科学之林。他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要将实践精神的思维与纯粹的理性相区别，要在进一步搜集、扩展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历史学家自己的思维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章益国教授也认为传统史学近代转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史学科学化，使传统史学失去了原先最有趣、最有特点的部分，“中国文化特质”中“美”的、“诗性”的、“艺术性”的领域，转型后的历史学都一一遗失。他认为与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不同的是，中国是“艺术精神”，而“中国传统史学的艺术精神”也是一个可能的存在，正如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两大门宗，我们可以对译为“科学/艺术”的二分。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的很多思想，在“科学”的掩盖下被误读或遗漏，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理解。

史学科学化是传统史学近代转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上海大学徐善伟教授肯定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影响，认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现代科学史学的一个关键，而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正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充分吸收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才得以实现的；也正是在面对西方史学的巨大冲击时，中国史学作出了积极的应对，实现了中国史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并迅速融入国际史学的发展潮流之中。河南师范大学王记录教授的论文以《禹贡》杂志为考察对象，从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译介西学成果及资料三方面探讨了该刊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认为《禹贡》半月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趋势。

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从史书编纂体例的角度阐述了史体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他认为，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是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和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以传统编纂观中的大段抄录前人文字而不以为抄为例，分析了中国编书传统的优缺点。他还对20世纪以来的史源考察兴盛的原因、意义作了解析。他认为，传统中国人的历史编纂观念与现代知识论意义上的学术观念是相冲突的，后人只能尊重前人的习惯，不必作史源学的理解考察。

上海大学张元隆教授认为以“新史学”为标识的“史界革命”是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的重要表征，而以西学传入与社会变革为基础的“史界革命”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学旧格局之后，如何处理史学“致用”与“求真”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真正的“历史科学”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四、古史辨派与近代史学

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简称“层累说”），从而引发了一场古史大讨论，并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用“历史演进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在破除“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经典当作历史文献来研究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研究近代学术，不可能忽视古史辨派的影响。与会学者从对待古史的态度以及治古史的方法等角度出发，对古史辨派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评论。

谢维扬教授认为，虽然“层累说”对于揭示关于中国上古历史的大量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有历史性贡献，但揭示古史记述资料生成原理这个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目前可以看到的新资料来看，“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他用了豳公盨、《子羔》篇、《容成氏》等几宗新出土文献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指出：“层累说”中粗糙的地方是对古史记述资料形成过程的实际没有真正了解和掌握所致。谢维扬教授认为：从对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的了解看，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还没有真正完成，还需要中国古史学者继续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李锐博士也对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提出了商榷。从对戴震怀疑思想与顾颉刚怀疑思想的比较、胡适对顾颉刚治学的影响以及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关系入手，李锐论述了顾颉刚“层累说”形成的渊源，认为顾颉刚的“层累说”与王国维的治学思想关系不大，而是在很多方面受到了胡适的影响——是在戴震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转手接受了胡适对于古希腊史研究的肤浅了解，而忽视了中国史料的特点。“层累说”的主要贡献在于注重从时间角度出发认识和整理古史系统，但这并不代表“层累说”本身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合适的方法。

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教授的论文借顾颉刚对《虞初小说》的研究对顾氏“层累说”进行讨论，认为顾颉刚对宋育仁《虞初小说》的研究反映了他疑古初期“分化层累”的研究方法和治史倾向。顾颉刚摧毁古史、经典的另一面，是以神话传说取而代之，而顾氏以小说写历史的计划也同样表明他是以研究故事的方法从事古史的研究。

上海大学宁镇疆教授对“古史辨派”考辨古史的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张荫麟对“默证”法的批评，恰好颠覆了顾颉刚“层累”说的史料学基础，而个别学者对张荫麟“默证”之“限度”的理解不够准确；他还认为，说“层累说”不关注历史本体也是错误的。所以，张荫麟对“默证”的批评非但不能被证伪，而且也没有过时，对于指导今天的出土文献研究仍然有现实意义。

随着出土史料的增加，学术界对顾颉刚“层累说”的质疑也在增加，但是，对于疑古派对中国古史研究的贡献，与会学者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何晓明教授指出，“疑古派”的学术理路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壁障，辨析史料，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疑古派”超越古代辨伪传统，直接从丰厚的民俗文化中获得鲜活的资料、分析的逻辑和思维的灵感。他们在史料学层面的“辨伪”，其精髓是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疑古派”的具体研究成果或可被超越，但其学术理路则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有永存之价值。

吉林大学黄海烈博士认为，受胡适与钱玄同的影响，顾颉刚走向辨伪疑古之路，之后他运用“疑古”的眼光全面审视宋儒、清儒的疑古辨伪成果，从而找寻到崔述和康有为两大思想库，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二者疑古的成绩与手段融为一体，推陈出新，最终成就其疑古辨伪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方法，即古史“层累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面对传统学术研究危机重重的局面，毅然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而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学说也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五、国学与中西学术

王国维曾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的确，随着时世变迁和内忧外患的出现，学术界也产生一系列变化。对清末民初学术界最具影响力并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是西学东渐以及中西学术的融合会通。与会学者就国学以及中西学术的交流融合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指出，并非今日之学术体系“强行”打乱固有的传统体系，而是固有“国学”体系在近代以来被证明已经失去其继续生存的土壤，经晚清至五四的先贤们通过反复讨论和实践后才逐渐靠拢到现代学术体系的，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科学与民主虽不能视以绝对化，但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精神是不可以被“超越”的，复兴中国文化不等于盲目地复原“国学”。中南民族大学张世保教授在《胡适国学研究的思想史意义》一文中对国学的概念及其内涵作了分析，阐述了国学与新文化建设、国学与传统的关系，并对当前的“国学热”做了评述。

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博士报告了他发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民国时期汉学史。他指出，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的国际汉学史研究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汉学知识从无到有，从翻译外人成果到自己独立研究，从少数人注意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从索引式的资料整理进展到专题研究，从个别汉学著作评论发展到通论性汉学史论著，从作为研究者的参考到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我国的汉学史研究逐渐以一专门之学显现于学界。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学界对于汉学史的研究几成绝响，所以，当今大陆学术界的汉学史的研究自然要另起炉灶，成为一项“无中生有”之事业。

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的英国学者雷敦龢教授一直注重利用国外文献考察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他认为，中国留学生在出国前接受的都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出国后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的文化世界里，只有极少的留学生能够接受西方文化的基础——基督教，这就造成他们虽然可以学习西方的现代技术与概念，但是却不能了解西方文化的全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上海社会科学院王维江研究员认为，可把新加坡视为中西交流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西方人可以看到中国，中国人也可以了解世界，但有时它所反映的情况是不真实的，是扭曲的。西方人从新加坡看到中国正面的形象，也看到了中国负面的标本，而中国官员去过新加坡后的游记报告则大都是“华夷之辨”威权之下的谬误判断，这也在一个侧面造成西方对中国的蔑视。

六、近代重要史家的学术与思想

首都师范大学江湄教授认为，梁启超对学术的理解始终具有浓厚的儒学性格，在晚清维新运动中，他特别重视阐发儒学作为人格养成之学的意义和作用，并考虑如何将之与科学相结合；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设想是将儒学之精义重新植入中国现代学术的体系之中。在他看来，这是应对时局、救治现代文化之偏弊的关键事业。香港理工大学区志坚博士以柳诒徵与其学生张其昀、郑鹤声、陈训慈、缪凤林等在传统学问上的传承关系为中心，探讨中国传统知识，特别是史学研究中的道德教化提倡在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上扮演的角色。

曲阜师范大学杨春梅教授主要探讨了现代著名史家傅斯年晚期史学思想的变化。她认为，与前期大力倡导“科学史学”不同，傅斯年晚年对早期绝对客观的史学追求有所修正，并为整合科学史学与人文史学的对立作出努力，他的学术理念也由早年的“客观主义”发展而为晚年的“多元主义”。日本学者岛田美和博士以傅斯年和顾颉刚的省内蒙旗自治理论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内蒙古自治的论争，认为在内蒙古地区近代化和变革的名义下，傅斯年和顾颉刚以及边疆工作者的内蒙古自治理论对汉族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一点上可看出战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学术的交汇。

盛邦和教授从倾心于民族史学的建立和文化中华观等方面阐述了著名史家陈垣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指出陈垣重视中国史料发掘与整理，其研究贯穿文化民族主义的主线，陈垣为建立中国民族史学、促进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台湾清华大学张元教授就当今学术界中不易出现大段引文以及陈垣先生选择大段引文的书写形式进行了讨论，认为陈垣的大段引文，不是资料的大段抄录，而是经过仔细思考、确证可信、精心与巧妙处理的。这些大段引文传达了思想与情感的深邃与完整。他还指出，随着史学的转型和书写形式的现代化，恐怕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读出“资料”的深意；而作为资料和证据的引文若还大段地出现就不合时宜了。

香港新亚研究所李木妙教授、黄国基博士把钱穆的史学定位为“文化史学”。他们在钱氏文化史学的思想渊源、文化史学的思想体系、多元结构，以及钱氏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成就和贡献等方面对钱穆的“文化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黄兆强教授从历史之必然发展、国家为历史发展之必然产物、历史发展之升降起伏、一治一乱、中国历史发展之动力与动向、中西精神之差异以及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之发展等方面论述了唐君毅的历史形上学。台北“中央研究院”廖伯源研究员对严耕望的古代政治制度史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严耕望运用归纳法，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归纳其共通之处，善于运用石刻史料，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重建汉代至南北朝的地方行政制度。

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在“学术交往和个人情谊”、“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地位及作用”和“对文献搜集的兴趣”三方面探讨了朱希祖与金毓黻两位重要史家的交谊，认为金毓黻、朱希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功不可忽视。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教授从陈寅恪的家庭背景、师友的影响以及自身的求学经历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这些是造成陈寅恪独立特行、远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原因所在。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则从李思纯与陈寅恪之间相同的求学经历、爱好及相似的家世而结成深厚友谊的角度叙述了二人在藏学、中外关系史、蒙元史等多个研究领域中的交流和切磋。华中师范大学许刚博士以钱穆与张舜徽为例，讨论了家学与师友因素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认为家学对一个人产生潜在而长远的熏陶，其效果在学者生命进程中时有体现。

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经过考证得出结论：《中国女侦探》为吕思勉青年时期创作的一部小说。他还对吕氏的创作动因及小说的内容、形式与思想等方面的特点作了探析。四川大学彭华教授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对他们“同情之理解”的治学方法给予了详细的评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李勇教授的论文对连横的史学也做了分析和研究。

七、对清代学术的探讨

任何一种学术都不是突兀出现，它的产生必定是在以往学术积淀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清代学术是现代学术得以建立的基础，也与今天的学术息息相关，所以在探讨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时，不能忽视清代学术的作用。

台北“中央研究院”张寿安研究员指出，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观察，清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应是“学术史”学科的建立。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章学诚和龚自珍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组人物。章学诚建立了辨章学术的理论，倡言六经皆史，使史学脱离经学；龚自珍承袭章的校雠学，却另有转进，划清了经学与史学的界线，倡论五经大义非史学所能涵盖。

张寿安研究员认为，多年来学界把乾嘉学术定名为考据学实质上对乾嘉学术的误解，乾嘉学术本质上是专门之学。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多位学者就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和学术贡献展开讨论。上海大学陈勇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对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认为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最高水平，同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批评理论也有重要影响，章学诚所总结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果，具有中国人独有的思维特征和话语特征。我们今天往往比较关注西方的史学批评理论成果及其相关的史学批评话语，往往忽视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些特殊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应该反思的问题。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应从传统话语体系中去吸取营养和智慧。

安徽大学徐国利教授讨论了钱穆和余英时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的学术典范意义，认为钱穆和余英时对章学诚的研究既有各自特征和贡献，又有师承性和共同点。他们分别以“每转益进”说和“内在理路”说为基本立场来考察和评析章学诚学术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内在发展论”，也由此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近代以来梁启超、胡适等学者从“学术革命”角度来分析和评价章学诚学术思想的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王应宪博士对钱穆“常州之学原本惠氏”之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以惠栋为代表的乾嘉汉学家与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代表的常州今文学派，虽有今、古之分，但治经讲求“家法”却是彼此共通之处。钱穆认为常州学派治学重“家法”受到惠栋重“家法”的影响，既缺少史料的佐证，又于理不合，不足以支持“常州之学源出惠氏”之论。王学斌以戴望的《颜氏学记》为中心考察了晚清颜李学复兴的原因，认为戴望表彰“颜李学”的初衷是借“颜李”批“程朱”，以博得学术的话语权；同时秉着“大旨期于有用”的目标来发挥颜李学中追求实用的内容，以挽救社会危机。《学记》问世后，学界反响不一，从而拉开了改造颜李学的大幕。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近代学术及其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上海师范大学汤勤福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庾向芳博士讨论了史语所对内阁大库档案史料的整理及研究贡献。华中师范大学赵国华教授就中国近代孙子学的嬗变及其特点进行了阐述；上海大学刘长林教授考察了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南京邮电大学张雪蓉教授分析了科举制废止对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复旦大学郭永秉博士依据郭店楚简《语丛四》8、9号简的分析，认为两简的内容并非抄自《庄子·胠箧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剑研究员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的角度阐述了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认知演进；扬州大学周一平教授论述了20世纪以来西方唯物史观历史发展动力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讨论；南阳师范大学郑先兴教授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问题。华东师范大学贡华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郭美华教授、上海大学朱承教授阐述了孟子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上海大学罗珍博士分析了顾颉刚民众文化研究的意义，陈勇、朱恺讨论了现代学术史上的“说儒”之争，上海大学张童心教授论述了卫聚贤对长江三角洲考古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