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1年4期第90～101页

作者简介：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610

编 者 按：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年。如何承传百年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化研究，是学界垂注的热门话题。令人感奋的是，两年前，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经与中共中山市委、市人民政府联手未雨绸缪，并于2010年11月13-14日在中山市举办了“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受邀与会的31位学者大都是在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专家和取得突出成就的中年学人。高峰论剑，火花闪耀。学者们就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已有的成就、特别是今后发展的趋势、尚待开发和需要进一步拓展的课题、国内外史料的发掘、加强理论指导以及研究方法、采用新科技手段、强化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等问题进行了即兴的、精彩的探讨和交流。本次会议学者的论文摘要已在《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本文则是此次会议学者就上述问题即兴发言的观点汇总，其精到之处，相信会对该领域的深化拓展有所裨益。

一、关于辛亥革命研究

        章开沅指出，辛亥革命、孙中山的研究是一门显学，有相当高度，但严格说来，还很不成熟，很多资料还未完全挖掘出来，《辛亥革命》8本资料就没有好好利用。再者，因为受指标体系和功利主义所驱使，许多人开始做碎片化的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论文层出不穷，老材料被搬来搬去，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辛亥革命研究者不仅要盘点辛亥百年，还要盘点自己，哪些事情做得有用，哪些事情没有用，哪些事情有害，应做些客观思考。

        现在的研究成果缺少长时段、宏观的探讨。我现在提出3个100年。第1个100年是辛亥革命前的100年，这是孙中山自己提出的，即总结前100年的世界和中国，然后再来考虑中国革命问题。100年前中国发展的情况，我们研究不够，先要把这个100年搞清楚，“百年锐于千载”。再一个100年，即辛亥革命后100年研究不够。这100年的世界与中国变化很大，我们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否研究清楚，现在研究得太具体，我们是不是也能超脱一下？另外，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历史遗产究竟是什么？历史遗产是个大问题，历史是多维的，是立体的，空间大，内容丰富。孙中山遗产中的“五权宪法”及实践，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者应考虑如何将它搞清楚。我们现在有些是继承国民党的遗产，包括制度、政治、文化、社会风俗，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相关的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都要进行研究。今后的100年，是个什么世界，人类文明还会有什么问题，不仅考虑中国，也要考虑世界，要注目社会、能源、环保、人心，尤其是人性的消磨、堕落，即人性复归的问题。在宏观的背景下，再来研究辛亥革命、孙中山，写的文章就不一样。

        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值得肯定。有论者说孙氏一无是处，这样评判历史太容易了。不能简单地想事情，辛亥革命其他方面还有建树，譬如中华民族整合问题，值得研究。民生问题，没什么好的理论，孙中山在那么早提出，确实不简单。革命是手段，不是目标，最后目标是老百姓。

        金冲及强调，辛亥革命应该放在一个长时段里研究，现在已充分肯定它推翻了专制制度。不仅如此，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影响是方方面面的。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及历史大转型时期。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对以后的影响又是什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共和国的传统，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在这时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出现共和政治，而且深入人心？后来，袁世凯复辟，人民就不答应。这些大问题，回答并不容易。

        辛亥革命遗产很多。如民族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很特殊也是很重要的问题。革命期间突出“反满”的口号，1912年就提出五族共和，以后没有大的动荡。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未见像许多国家发生的长期种族残杀的惨剧。这是应该研究的。

        张海鹏指出，以往编辑出版的很多史料，还要深入利用和研究。如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武昌起义资料选编》，是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写的回忆录，应加强利用。南京临时政府、武昌湖北军政府的研究还不够，有待继续展开，对推动辛亥革命研究会有帮助。研究辛亥革命史，实质是要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辛亥革命百年历史，还要将其同中国近百年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考察，以更加深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同时，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也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

        熊月之认为，清末存在的三大思潮构成潮流。第一个是进化论代替循环论。第二个是民约论，由君主论变为民主论，即中山先生的民权论。第三个是民族论，殖民地改为独立论。这些思潮影响了我们。报纸、杂志等，日复一日，向广大民众、向年轻人灌输，大家就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把这类资料好好地理一理，对论证辛亥革命有重大意义。

         晚清出版的西学书籍，除教科书外，最多的是法学，其次是地方自治的，然后是立宪的。晚清出版西学的机构一共是143个，但我们今天知道的就40多个。如果从世界潮流来看，很多东西可以跟中国联系。可见，辛亥革命有待开发的课题和挖掘的资料还有很多。

        严昌洪说，辛亥研究已历百年，我提出要三个超越。一是超越清末革命派的认识，二是超越国民党正统观的认识，三是超越早期共产党人的认识。我们还需要开新，一是某些基本史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订，二是史料有再发掘的必要，三是视角的转换，仅仅从革命史范畴还不够，应该从社会史、整体史等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长时段、全方位的审视。如果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辛亥革命研究就会有新的提升。

        桑兵认为，过去研究辛亥革命主要从革命党人的立场去看，好像只有共和问题。其实，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包括很多制度都是在那时候提出来的。例如，民族问题，是辛亥革命后才有的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观念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各民族之上，又有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世界上没有先例，这很难用民族理论来解释，只能用历史实际才能解释清楚。不能只研究辛亥时期，还要研究中国的渊源。近代问题还要关注对外，这部分研究清楚是不容易的，对研究者的要求非常高。

        耿云志说，我是从立宪运动开始，介入辛亥革命研究的。因为立宪运动在辛亥有很大的转折，一个是铁路国有，一个是皇族内阁，表明清政府凡是有利其统治的都不肯放权。所以立宪派绝望了。很多省独立的时候，立宪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家提起辛亥革命，都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的社会历史变动的过程。这个过程里边，不只是革命党人在活动，立宪派也参与了。清朝官僚系统一些开明的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革命党人。我反对某些人走极端，认为承认立宪派的作用，就否定了革命派的主导作用。假如没有革命党的活动，立宪派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梁启超有篇文章，认为清政府是制造革命者的工厂。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之间一方面是平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互相促进。革命党为了避免清朝政府的立宪成功，也要拼命组织武装暴动。革命派和立宪派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去一刀切，说立宪派就是反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我的文章谈了三点，一个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功绩，是废除了帝制。中国的帝制持续了两千年，人们受的桎梏非常厉害。把这个东西去掉，人们会感到一种解放。再一个旧的专制体系还靠一套迷信的东西来烘托它。当然消除其影响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皇太后、皇帝西逃，威仪和神圣性已经淡化了很多。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要否定君权，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也提出皇帝必须退位。没有这么一系列的过程，恐怕取消帝制也没那么容易。所以辛亥革命是一个过程。第二个主要讲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革命党里边有很多人是不太懂得这个民权主义的，没有孙中山的一直坚持，帝制要取消也没那么容易。孙中山始终没有掌控全国政权，他的方案始终无法施行。他想通过自治，把民主制度在中国树立起来。但是他认识到，革命党要建设民主政治，党员必须要首先觉悟。第三是讲孙中山的领袖人格。在中国要搞事业，没有领袖风范、君子人格是搞不了的。偶尔搞成了，也持续不下去。这也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陈争平认为，提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坚持生产力标准的问题，研究经济史的前辈都坚持这一点，这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都是可以参考借鉴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想作出新意，要由广及深，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关系的维度上都要拓展。要把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对此，也有其他学者有不同意见，提出以民族复兴取代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但民族复兴在这个时代条件之下如何复兴？脱离现代化的讨论无疑是空洞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是紧密联系的，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方面要开放，要走向世界大同，一方面要坚持国家主权。要用这个眼光来重新审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中发现三民主义的积极内容。这样可能使辛亥革命得失成败的总结有一个新的思路。

        王晓秋认为，既要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在中国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应该深入研究辛亥革命重大的世界意义，应该从超越中国地域局限的大量外国史料和事实出发，进行认真解读。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首先表现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过去常常强调因为清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因此推翻清政府也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中，考察辛亥革命究竟如何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势力。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和援助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这也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实的。

        辛亥革命提出的思想和理念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思想以及世界大同等思想和主张，对亚洲及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这个课题很有发掘潜力，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李育民认为，深入研究辛亥时期的中外关系，不仅可以深化对革命本身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学界以往主要以革命本身为中心，涉及中外关系的论题也重在列强对革命的态度和政策，以及革命派对列强的态度与政策。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解析此类问题，或许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革命派的对外观念和主张，对全面了解其思想理论不无裨益。

        辛亥时期列强的对华方针，主要国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学术界作了较充分的探讨，且时有新的见解，但仍有扩展和深入的空间。即使是研究较为充分的传统论题，通过转换视角和挖掘资料，亦将会有新的发见。

        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是检视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视角，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背景，但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对此深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辛亥革命的背景。作为近代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民众斗争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民众运动不仅对中外关系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且与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其进展密切相关。除了加剧社会危机之外，其思想理论和斗争手段等方面的新态势，给勃然兴起的革命运动，尤其是革命党人的对外方针产生了什么影响，仍值得深入思考。辛亥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与中外关系格局的关系，亦有进一步剖析的必要。此类问题，如果仅从思想史或观念史的角度，难以解析清楚，需要进行多维考量，而中外关系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刘学照认为，辛亥革命解决了体制问题，开启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历程，中华民国建立，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建设新中国。孙中山再造共和也是要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在于两个层面，一是维新派提出的，创立中华立宪帝国，而孙中山要建立的共和民国，后来又演变成人民的中国。这个唤起中国人希望的口号是辛亥革命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图振兴，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衰败。

        周新国提出，研究辛亥革命史，还要注意抢救一部分辛亥革命口述史料。它可以把一个地方大的事件补充得更细。和文献、档案、国外的材料比较、结合，能够得出一些接近当时情况的结论。当然对口述史材料，也需要做大量的辨析和考证。

        过去我们认为江苏光复就是揭了几片瓦，但是新发现的材料表明，辛亥革命时期江苏光复远比上述情况复杂得多。江苏的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是继武昌之后最为壮观的革命，其复杂性和典型性，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省。当时不管是做官的，在军队里的，还是下层的会党和老百姓，几乎都卷了进来。

        朱英认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似乎已是官方与民间、海内与海外的共识，但也引起一部分人的质疑。历史记忆还需要不断强化甚至是不断建构，才能得以传承以起到延续国脉的作用。“人们可以有意地强化某些部分的记忆，也可以刻意淡化某些记忆，因此，‘遗忘’也是‘集体记忆’另一方面的表现。”实际上，官方与民间对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孙中山的纪念，在近代中国未曾间断。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并非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举动，而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当然也应该具有“百年”特点。不仅要重视纪念，更应注重“超越”。“百年超越”目标的实现，重要的是发扬光大“辛亥”精神，使中华民族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腾飞。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看法。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不是肯定辛亥革命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有责任对一些民众认识仍比较模糊的问题，从学理与史实方面给予解答。

        吴剑杰认为，这二三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立宪派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过去认为立宪派是投机的，其实革命派和立宪派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么对立。孙中山说是水火不容，是冰炭，实际上是就私人感情而言的。其实有些革命派，就是由立宪派转变过来的。当时对西方宪政研究较多的是立宪派，革命党人宋教仁就此也要求教于立宪人士。这说明，过去我们的一些认识确实是有偏颇的。

        过去谈到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就会提到列宁所说的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等。然后会指出很多的民变，很多负面的东西。其实清朝的社会不是不安定。张之洞在做山西巡抚的时候，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改革，他执政时期每年所发生的民变，不超过20件。即使是今天，群体事件都比那个时候还要多。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辛亥革命在武昌地区发生，确实有很多的偶然性。辛亥首义的发生有两个导火索，一个是保路运动，一个是皇族内阁。

        邱捷认为，目前对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成果比较多，这是研究的进展。今后怎样深入地研究，空间也比较大。一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经济必须总结，更进一步地推进研究。二是年鉴学派对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影响，值得总结。年鉴学派提倡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很可能造成“细碎化”的问题。有些研究社会经济的论文，好像忘记了大事件。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应该关注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事情，但是也要注意个案研究。这种做法我们研究近代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都可以效法。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成果，值得继承、发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无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还是研究其他领域，必须和研究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的学者沟通。

        说青年人不愿意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有失偏颇，仅就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来说，这几年三四十岁的教师，主要就是靠研究辛亥革命的成果评上教授的。所以一方面对青年人研究辛亥革命要鼓励，但同时也要给予指导。

        马敏提出，应从6个方面加强同盟会研究。一，更多研究同盟会国内外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思想环境，把它与军国民主义、民粹主义，与许多思潮联系起来。此外，立宪运动对同盟会有无分化，也应做更深入的考察。二，研究同盟会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同时，对中下层的普通会员也要进行研究。三，进行群体研究，如领袖团体、同乡群体等，并加强区域研究，对地方支部、海外支部做更具体的研究。四，从政党史、社团史的角度，对同盟会的组织构成、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从资产阶级正常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包括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五，研究同盟会各方面的活动，如教育、报业宣传。六，加强同盟会社会网络的研究，研究与其他革命团体的同盟，与会党、商会、立宪派、清政府的关系，梳理人脉，探讨其性质。要视角更宽，主线延长更远，让老树开新花，还可作出新成就，写出一部客观详实的同盟会史。

        王杰认为，史学研究讲究宏观、微观的互动。宏观高屋建瓴，微观做不好的话，宏观就失去了支撑。关于广东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有很多“是什么”的课题要探索，如广东的华侨、会党、新军、民军等。广东还没有一本辛亥革命的专著，这对我们来说，可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二、关于孙中山研究

        张磊认为，对孙中山的定性是基本问题。第一，孙中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者，有两个证据。其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民族主义者，可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其二，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之间，也没有鸿沟。第二，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没有接受。他对马克思主义非常称赞，是出于追求真理，还有后期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合作。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剩余价值，一是唯物史观，孙中山都不赞成。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赞成，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三，孙中山的思想基本上是西方的。民生主义是民族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但不能说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有了空想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他后期提出“耕者有其田”，也并不是社会主义口号。孙中山思想的核心是民权主义，也就是共和思想。这个思想是西方的，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是两个范畴。

        因此，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有社会主义思想，但不能因为思想里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就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讲民族主义，就是把孙中山定义在资产阶级范畴。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有资格代表民族、代表国家、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给他定性。

       金冲及说，有人问，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思想家？因为他的思想中概念不是那么明确，推理没有那么严密。但孙中山面对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时势，提出三民主义，也就是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并且要求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影响了几代人。我们党近年来就将民生问题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提了出来，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很了不起。孙中山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当然，孙中山提出了这些目标，却还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这就要后人继续努力。

        林家有认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辉煌过，表现在四个方面：研究人员多、学术会议多、学术交流多、学术成果多。但现在进入了不太辉煌的时期。

        过去对孙中山生平事迹纵向研究做得多，重大事件均梳理过，通过《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纂，纵向研究进展不少，但横向研究少。目前孙中山的研究整体上缺乏宏观的视野，而细枝末节的微观东西很多，流于就事论事，重复很多，开拓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比较少。另外，过去研究孙中山革命(破坏)比较多，对其建设(革命是建设的前提)研究得不够，还有很多课题可以研究。原创性研究要推进，要广泛进行学术交流。要广泛宣传，尤其对年轻人进行宣传，普及性的工作一定要做。应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从而整合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力量。

        张宪文认为，过去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评价还不够充分，孙中山研究基本上以毛泽东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为指导，文中说孙中山是我们革命的先行者。先行者到底怎样理解？先行者这个评价高度不够。过去，说起资产阶级革命家，有三顶帽子——革命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讲辛亥革命意义很伟大，开辟了新纪元，但是笔锋一转：“最终失败了”，把革命之后的社会改造问题的失败都套在革命上，因此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以前历史研究的思路。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孙中山的思想和理论、理想和追求，理解还不够。过去讲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最低纲领上是一致的，在最高纲领上不一致。事实上，孙中山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我们讲共产主义，与之最高目标也是一致的。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估价也不充分。中国历史近代以来三个转折点，最重要的就是辛亥革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辛亥革命功不可没。孙中山的功绩和思想，对今天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我们继承还很不够。过去研究偏重政治史，而对于辛亥革命对当代人类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研究得不够。

        在研究方法上，章开沅老师提出“三个百年”，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孤立地看问题，现在强调三性——历史的连续性、现代性、国际性，章老师讲的是历史连续性，我们过去常常割断历史，就事论事。过去是孤立地看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挂钩，没有与自身历史的发展挂钩。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孤立地看中国，忽视世界的发展。今天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应该要考虑到三性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的研究不够，实际上其作用和意义相当大，勾画了中国发展的脉络、框架，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它第一次用选举办法选举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公务人员做人民的公仆。

        汪朝光说，多数人都认为孙中山研究已经做得无可再做了，但是至今没有一本能够得到学界共识的孙中山传记。一个学科，连这个都还没做到，证明它的高峰其实还没到来。

        鲁迅研究生生不息，代际转移相当成功。相对而言，孙中山研究在代际转移方面不及鲁迅研究。300多年前的英国革命研究被认为已经无可再做了。但前年欧美学界出版的一本新书，完全颠覆了以前对英国革命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孙中山研究有非常好的前景。

        做历史研究，关键是史料，不说报纸、档案，就说经常接触到的，十几年前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史料，已经出到第15卷了，引用率一直不高。这套书对孙中山与苏俄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都会有很多新的理解。已经出版的书，很多还没有受到研究者关注。

        不研究孙中山的对立面，就不能了解孙中山。孙袁关系没有很好研究，孙中山的对立面清政府、北洋人物，没有很好的研究，对孙中山的理解，也会有所欠缺。

        总体观察，研究孙中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理解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跟当下有非常大关系的学问。孙中山怎么切近当下，就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近代以来的政治家，没有比孙中山更国际化的。对世界的理解，当时可以说无出其右者。而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孙中山身上体现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关系，恰恰就预示着当下中国发展的成就和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自绝于世界。但是又不能无限度地国际化，一定是有本土化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中国实现现代化，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真正把孙中山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关系研究清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有一个缓冲的时期，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

        杨天石强调说，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民革命家。

        王杰认为，说孙中山是平民革命家，其确实具有“平民性”，体现有三：他出身于平民，终生为平民奋斗；他的思想孕育于民间，又反哺于民间；他是从平民中走出来的伟人，伟人身后不名一文。

        盛永华说，深入全面地研究领袖人物，就必须顾及群体——首先是他的亲密的助手、战友与同志。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孙中山的战友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有许多空白或缺失，影响了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发展，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宋庆龄的研究是孙中山研究的补充，有待加强，以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孙中山研究的层面。

        三、关于史料与方法

        桑兵认为，辛亥革命研究也好，孙中山研究也好，显学的高潮是退了，看来这是一个趋势。热闹的学问未必就是好学问。好的研究比以前难，难也说明它好。一个学问在它很热的时候，不一定好，反而沉寂下来可能是个好事。既然是学问，就不会断下去，但不能简单地延续下去，一定要有改变，要做好的研究肯定比以前难很多，这也是一般年轻人不选的原因。辛亥时期的重要性远远要超出我们现在的预估，在此视角下去看历史，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与上古的关系，会看得比较通透。

        迄今为止，全国未有一份完整的西学翻译书目，翻译书则大量藏于上海辞书出版社。

        章清认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文章题目上不一定有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字眼。研究近代转型，同样能推进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认识。

        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认识，过去都涉及到新型的传媒，即使革命活动本身，亦依托于新的现代媒介方式。若从现代信息传媒角度做一新的定位，两者就可以契合。另一层面，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的确产生了碎片化的问题。从书籍史、阅读史来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能找到一些新的题目。对于孙中山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孙中山的这些文本，有无英文的版本。更重要的是近代报刊的发行渠道、发行网络，有多少人读，哪些人读。这些年出版了许多日记，可重建晚清民国阅读的历史，如关于《革命军》出多少版，怎样流传，在日记里有反映。包括《清议报》的流传，它本身不合法，但却一直在重印，以另外的方式流传，这些都有很多文章可做。

        孙中山的遗产，所谓记忆如何延续的问题，在国外这个问题很活跃。孙中山这个事件符号后来是如何延续下来的？如何被表彰？如何被继承的？文化符号存在非常大的信息，加以深入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会议主题。

        姜义华认为，我们到现在了解自己的历史还是常套用苏联的框架、语汇、观察历史的方法。我基本上不赞成资产阶级革命、非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这些都和中国关系不大，都不是从中国自身而来的。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这样一直传承，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巨大的分裂和混战，直到今天，欧盟建立，而埃及文明那么辉煌，现在到哪里去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为什么不能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重新认识自己？中华文明的根本特点就是“人为贵”。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新提出，其实是回到了中华文明的根本。

        孙中山晚年重新思考中国的心性文明，是经历了风雨之后的思考。在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说了解得那么广泛和深入，没有人比得上孙中山，他对中华文明的概括，从心性文明上确认，是对中华文明相当深的体认。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希望能够建立汉族单一的民族国家，“创立合众政府”，想搞联邦制，“五权分立”，想搞分权制，提倡搞两党制、多党制，但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上来。清末以来，很多人提倡地方自治，孙中山也一直非常欣赏地方自治，但到晚年他一再说，在中国搞地方自治就会变成军阀割据。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对苏联的一党治国、一党制非常感兴趣。中国现代化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在自己的文明中找到内在动力。

        王先明认为，辛亥革命生成的“革命话语”几乎纵贯和制约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以往辛亥革命的研究，大多限于事件史或运动史的叙述模式。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向社会—文化视野的转换，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

        社会—文化视野的建构，是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向之一。社会—文化视野的建构，可以使辛亥革命研究获得远比事件史和运动史更为深广的景观。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之源(无论从革命主体还是从革命话语而言)。孙中山关于“不断革命”的遗嘱成为一种获得历史正当性的标志。民国之后，革命日渐走向“普泛化”，而革命的本义却常常被淡化或异化。应该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的基础上，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革命之定义与目的，以及革命理论与社会实践形成的巨大张力，如何求得学理上的解释，而借助于这一学理框架或范式，重建近代中国历史，是当代史学面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革命与社会动乱的研究方面，在当代“告别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将革命等同于动乱的认识。革命与动乱虽然不无关联，但二者究竟是内在必然联系，还是表象上的形式关联，还缺乏扎实的研究。

        刘学照认为，历史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对“三个一百年”说，要从历史阶段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上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个特点，过去中国的现代化是“被”现代化，是由外因引起的。近年来西方的史学有重要的变化，即要在中国发现历史，对中国的变革较多地从历史连续性上认识。过去的辛亥革命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阶段性着眼，很多属于政论。政论不是不可以考虑，但还有一种史论，清朝维新被梁启超评价为假维新，是从政论出发，不必看做史论。

        现在史学研究中，理论思维非常薄弱，学习西方、学习现代思想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照搬套用而没有总体思考。史学方法应该是一导多元的，由马克思主义主导，但不是过去一些人讲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以前的认识不够准确，比如认为历史动力是阶级斗争，实际上人类历史长期是在渐进的状况下运行的，但在重要关头也需要激进的方式。有人否定辛亥革命是因为从短期看，只看到清末民初的乱象。孙中山说我们的革命是效法法国，而法国大革命之后经过80多年才奠定了共和政局。评断辛亥革命需要大量史料，但有些事也不完全靠史实，而是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

        四、关于理论的指导

        金冲及说，有人说我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没有讲资产阶级革命，这倒不是我看法有改变。我和张玉法先生谈到辛亥革命的性质，成为大陆和台湾争论的最大一个问题。大陆说资产阶级革命，他们说是全民革命。我说，如果全民都革命，那么是革谁的命？张先生回答，并非说这场革命是全民都起来革命，而是说这次革命代表了全民的利益。我说如果这样讲，你们也误解了我们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不是说这是一场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发动的革命。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说明它并非是社会主义革命。它所要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问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什么贬义。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也说自己目前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说它是一次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不是就可以不争论了？他说：那就可以不争论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就写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但这不等于我改变了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看法。

        讲到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些80岁左右的人跟年轻的人有些区别。我们不是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倒可以说是在国民党教育下长大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先有一个固有的成见，而是自己接触许多不同的学说和主张后，经过比较、选择的。那个时候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很大。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要求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来分析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来找一堆材料乱说。一切要从客观环境出发，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基本原理，今天还是离不开它。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主义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

        杨天石指出，恩格斯曾说过，原则不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原则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原则只有在符合历史的状况下才是自然的。多年的历史研究，有几个结论似乎是不需要证明的。例如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没有人写过文章，说明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历史学要靠史料讲话。千万不要把某时某人的结论当成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一方面高度评价马克思，但孙中山的思想的若干部分和马克思不一样。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不能回避孙中山和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不能采取一带而过的态度。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和创造，列宁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孙中山也提出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孙中山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呢？孙中山提出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时间是在列宁之前，给列宁那么高的评价，那么对孙中山的评价是不是相应也该提高一点呢？按马克思的看法，解决世界问题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革命，推翻、消灭资本主义。孙中山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认为除了革命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福特汽车厂的方法——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互利双赢。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孙中山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当然孙中山也说过，人类社会将来如果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那么最后人类也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时代。一方面孙中山承认，资本主义有它的发展潜力；但是孙中山也强调，人类将来还是要向共产主义发展的。

        对于孙中山的研究要敢于碰难题，他的思想，与马克思有不同，要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回避，也不要简单地采取否定的态度。

        耿云志认为，目前群众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我认为是两个盲目性造成的。一是老一点的人讲马克思主义，不一定都是对的，做的更不是很对，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年轻人经历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以为这些东西都该由马克思负责。二是一些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对马克思主义道听途说、产生成见的人，没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是盲目的。这两个盲目性，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

        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所有的人都做老实人，问题就解决了。首先要做到不懂这个问题就不要讲。能够用它来分析、解决问题时，再来讲。年轻人要老实，你怎么就知道马克思主义不行了，你没读过它，就没根据。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得出自己的结论。搞对了是成绩，搞错了要负责，不能让马克思主义替你负责任。

        张海鹏提出，研究辛亥革命，怎样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今天思想界更加多元、多变、多样，对以往历史有各种不同的新认识，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导。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放弃这一点，对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不能算是深刻的。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过去30年有过很多争论，最有名的是张玉法、章开沅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观点，现在也有不同认识。深入展开研究，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是需要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或是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是对辛亥革命的贬低，而是正确地指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从反对封建专制这个层面，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历史的进步，这是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很高的评价。讲清楚辛亥革命的性质，确定辛亥革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前后进程关系，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有好处的。当然对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不能简单化，需要结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加以分析。要坚持几十年来学术界形成的好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近代史、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指导。

        姜义华认为，孙中山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时国内没有多少人对马克思的了解比孙中山多。不要把孙中山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金先生将其定义为民族民主革命是比较准确的。中国不是到十月革命之后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始，就有人思考了这个问题。虽然对西方的东西很感兴趣，但在真正考虑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的问题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士从一开始就拒绝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选择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背景。

        今天我们用来观察历史的语汇体系是怎么来的，要好好研究。现在年轻人研究近代中国知识系统的形成，都是搞前一段的，还没研究到十月革命以后。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教科书，包括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原本都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其实这一套话语体系基本上是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几位理论家，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来变成我们宣传的主要理论根据。如果不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展出反映中国文明大转型的话语系统，我们怎么能够对世界说清楚中国的变化？真正坚持马克思，就要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形成自己的话语。

         刘学照强调，关于史学怎么走出危机的问题，要坚持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一导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多元包括世界的史学或者各方面的科学理论，也包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理论。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我们的框架基本上是经过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为什么近年来马克思主义讲起来似乎有些尴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是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发展，要中国化、时代化、现代化。文化方面也要坚持一导多元，以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西方文化要有所吸取，以新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有用的。比如现在的符号学，基本上是文化社会学的概念，对我们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拿某一个理论来概括整个历史就很难。再比如，如果力图从符号学来评价孙中山就不行了，归根结底还是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其他的理论只是在某一方面起作用。现在我们国家的思想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思想有相当地位，以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西方文化也有市场，但我们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金冲及指出，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排他性，它一定要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用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由马克思加以理解和消化，并改造成有用的东西。实际上，亚当·斯密、圣西门之后又是100年了，这100年里西方的研究成果难道都一文不值？我们的老祖宗有那种气魄，能够把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用的东西都拿过来，丰富形成自己的体系。那么这100多年来，西方一些符合实际的、有用的研究成果也都应该拿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从西方史学著作中受益，两者并不矛盾。

        郑师渠认为，辛亥革命研究近年来比较沉闷，这个沉闷是学术潮流发展的正常现象。按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的提法，学术思潮发展有四个阶段——启蒙、全盛、蜕化、衰落，经过这四个时期又进入新的潮流。辛亥革命研究高峰已经过去了，处于蜕化期，拾遗补缺，现阶段的寂静就是重新走向顶峰的过渡期，相信学术有其自身的生命规律，会走向新的繁荣。另外，学术发展与外部环境有关系，有政府支持容易有发展。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内部条件。

        辛亥革命研究的新发展应该关注时代，借用马克思的话叫做“从时代汲取诗情”。这个“诗情”应该包含时代精神、价值追求、问题意识、时代大视野。按陈寅恪的说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从学术和时代的关系看，“从时代汲取诗情”有两方面的意义，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汲取诗情才有可能超越个人、集团情感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情结，才能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现象。

        宏观问题很重要，太着重微观就容易碎片化。何兹全先生强调研究大问题，而且要用唯物史观研究大问题。唯物史观就是要解决大框架、大结构、大规律的问题。历史和现实是互动的，理解历史有助于把握现实，领会现实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历史。

        中华民族问题不是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叙述出来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在先秦、秦汉之间已经开始形成，特别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元朝、清朝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更加自觉的主体。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五族共和”的提出很快就被“中华民族”所代替。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概念，中华民族的主体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只不过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在的主体，经过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实现了自觉，变为一个自觉的主体。应该把晚清、民国、新中国打通去思考，这样的话，很多问题就可以抽取出来。

        改革是有风险的，晚清的新政可以看成是晚清政府的改革。辛亥革命史不仅是革命党的历史，也包括立宪派的历史和晚清政府的历史，是三者互动构成的历史。晚清10年，政府推出了新政，以前都是简单抹杀掉，现在已有所肯定。但换一个角度，从社会转型存在的风险来看，清政府搞改革是怎样应付风险以及成败如何，应该进行探讨。如果我们理解今天社会改革的困难，那么就得承认清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使其不得不搞新政。如果简单说这是拉拢立宪派对付革命党，因而是反动的，是不可取的，因为就政治而言，任何政权面对困难都要积极应对维持政权，这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应对是符合历史，还是负隅顽抗。我们要研究它成败在哪里，它始终没有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而且无法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新政的属性就是追求近代化，遵循民意，走向现代，但一些人却把新政变成争权夺利的盛宴，造成内外矛盾冲突。这对今天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李文海认为，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研究水平很高，成绩很大，要跨越、发展，要研究新的东西十分困难。武汉和广州的学者担忧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觉得现在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处于相对冷落、沉寂的阶段，主要是如何坚守阵地的问题。其实，学科非常热闹未必是好事，相对沉寂也未必一定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我以为，主要有四个因素造成了这种状况：一是学科范围的迅速扩展。过去辛亥革命研究的“热”，是以原来近代史学科的相对狭窄为前提的，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研究革命历史的两大事件：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这基本上吸引了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力量。近20年来，其他研究对象大大拓展了，许多新的学科发展起来必然会造成研究力量的分散。过去的“显学”，现在似乎不那么“显”了。二是以往一些非常权威的学者、顶级的学者，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再像20年前那样，在这个学科里继续冲锋陷阵、辟土开疆了。而现在一些中青年学者，虽然作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但要达到20年前那些学者的水平，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目前这种状况，也是新老交替造成的。三是学科的状况，就是大家经常讲的我们的学科起点很高了，要在高起点上不断前进，就不那么容易了。四是领导重视的程度。相对而言，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近代史其他领域相比，是比较受重视的。但我觉得，政治象征性的意义更多一些，学术文化性的意义，似尚嫌不足。

        从发展的眼光看，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还是有很大发展的空间的，也还有几个方面的不足。一个是学术研究层面，一个是宣传普及层面，一个是继承实践层面。

        学术研究层面的不足。一是要更宏观、更长时段地看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20世纪对中国来讲，变化是十分深刻的。不管是中国从古代向现代变化也好，中华民族从沉沦向复兴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折也好，都要看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在这个变化中间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从微观方面，把历史“碎片化”当然不行，但如果有很多具体问题把它进一步弄清楚，这对于我们更宏观地去评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也会反过来起重要的作用。既要从宏观方面去做，同时很多微观方面的东西也需要做。过去媒体喜欢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问题的提法上，只要提法上有一点改变，就认为这是学术的极大进步和极大创新。创新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概念上边、提法上边，我以为恰恰不见得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实际的历史内容中，得出新的观察、新的评析、新的解读。

         宣传不足的问题。我们的史学太脱离社会生活了，如何在社会上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值得讨论的。几年前我看到一个材料，国外研究拿破仑的著作有几千种，其中几百种是拿破仑的传记。研究孙中山的传记有多少呢，包括年谱在内，一共有10种。鲁迅有一句话，说一个人不懂常识，“就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可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孙中山的，恐怕相当多。

         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提供的历史遗产，我们的继承、实践，还很不够。十五大讲到20世纪的3个历史伟人。对这3个历史伟人的宣传，孙中山应该说是相对薄弱的。在孙中山身上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说他追求社会进步，对革命的执着追求，对民生的深切关注，对于个人名位、权势的淡漠。我们多宣传孙中山这方面的东西，对于整个社会风气，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对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很重要，对整个学术发展也很重要。可惜现在离这个环境距离还很大，原因有三：第一，大家都怕重犯“左”的错误。第二，对小平同志“不争论”说法的误解。第三，浮躁的学风，妨碍了严肃、认真、深入地学术研究争论的开展。这三条，可以具体地来分析一下。把健康的学术争鸣和“左”的东西，划清界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左”的表现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是非标准的颠倒，二是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三是言者有“罪”。严格地避免这三个方面的错误，不要重蹈覆辙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小平同志讲“不争论”，但从来没有讲学术问题不能争论，相反，他明确强调，不同学术观点要允许争论：不同学派要争论，取长补短，要交流。还有一个学风问题，如果浮躁学风流行，“双百”方针也难以贯彻。

        朱英、章开沅、金冲及在会上还介绍了2010年10月30日-11月4日出席由日本孙中山纪念会为主组织发起的“神户论坛2010——寄语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东京·孙文的理想与东亚共同体——如何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两次学术活动的情况。

        (参加本稿整理的还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金超、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杨新新、韦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