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合办的“纪念殷海光先生诞辰95周年暨自由主义与儒学关系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论坛围绕三个主要方面展开：殷海光先生关于自由、德性和信仰的遗产和启示；经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程之后，自由主义的学理呈现出一些什么面貌；如何看待当代大陆新儒家对自由主义的处理。来自武汉各高校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了讨论。

时间：2014年12月26日

地点：华中师范大学

形式：论坛

主题：自由主义与儒学关系

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张健康 整 理

1 【殷海光先生的遗产和启示】

去年12月是殷海光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的月份，虽然殷海光先生的生辰年份经李文熹先生对殷家晚辈的访问，提出很可能是1916年的推断，但鉴于殷海光先生本人以“五四的儿子”自称，其自传以1919年为出生年，家乡的学者还是按照以往约定俗成的时间来纪念他。两岸互通以来，已经举行四次纪念殷海光先生的研讨活动，其中三次是在湖北武汉举行的。

此次论坛以“近代思想史中的自由主义与儒学关系”为主题，缘起于这个问题既与殷海光先生思想相连，又与最近几年出现的新动向相应。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何卓恩说，儒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中枢，他们的关系意味着一个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处理方式。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思想界对此还没有确立起稳定的共识。过去走极端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先生当年也在内，他们认为要建立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就必须否定儒学“老一套”。但殷海光先生晚年经过痛切反思，转到要自由民主也要孔仁孟义的立场，总算扭转了西风压倒东风的偏颇。再往后在台港很少再有将自由主义与儒学对立起来的。大陆最近十多年重复反儒论调的也逐渐减少，出现儒学复兴的形势。论坛的目的，就是结合这种新形势，结合殷海光先生晚年反思，探讨整个近代思想史的演变。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对比了殷海光与冯契两位先生关于自由的论述，认为海峡两岸的现代哲学家殷海光和冯契虽然在政治理想和学术取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最终都把自己的学说归宗到对自由问题的研究上，都把个人自由的实现看作是理想社会的标志。殷海光由对“内在自由”的关注和阐发，提出了“健全的自由”的理想，进而对各种“镇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冯契则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理想，进而对专制主义和拜金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岭峻教授指出，殷海光的遗产在于他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不一定在于他的答案。殷海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也存在误区。他推崇海耶克，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一是主张要有政府，最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二是主张小政府，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以最大限度保障个人的权利。殷海光在这方面是比较契合的，但古典自由主义将理性有限作为依据，反对夸大理性。殷先生在晚年已经接近于这个观点，但好像没有最后想通，仍然对理性有较大信心，这也影响到很长时间他对传统的拒斥。另一方面，自由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治共同体不能存在就无所谓自由。普特南对意大利民主政治的研究发现，民主的运转离不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大家都要有遵守共同游戏规则的意愿，不搞投机，不搭便车。这一层殷海光关注得可能不是很够。

湖北经济学院夏明教授在发言中则突出了殷海光信仰问题的探讨。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否只能是“理性”的？是否一定不能有宗教性的信仰？很多人认为是。其实信仰是个体的，自由主义支持个体自由，就包含着自由信仰的逻辑。殷海光临死前确实进入了宗教信仰的世界，这不妨碍他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信教跟他在美国访学办学的经历和感受有关，也受到太太的影响，有爱情的力量，他们之间的爱，从小爱到大爱，到圣爱。自由主义是权力建构，可以有各种有生命力的道德学说和宗教信仰做基础。

2 【自由主义的学理面貌】

殷海光先生虽然已经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论题和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问题都提出来了，但离成熟解决还有一段距离，需要“接着讲”。论坛针对其中比较突出的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见解。

吴根友教授在主题报告中，回顾了自己十多年来对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思考过程，通过他14篇论文，阐释了“文本上的自由”与“实践中的自由”，“自由何意”与“自由何为”的关系。他提出自由意志不等于欲望，也不等于任意，自由意志当如康德所言，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是道德法则与立法原则的根基。自由意志虽是西方的说法，但中国传统思想中强调志、情的思想，与自由意志的说法相通。而作为政治上的自由，实际上即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诸利权；与诸利权相对应的，是自由人的诸责任。利权不是自然的力量或一种社会性暴力，而是在法律上所享有的一种行动或不行动自由决定与行为。不需要以“有无”来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念，而应当着眼于特色来讨论中国传统中的自由观念及其得失。

吴根友教授对于自由的落实问题，主张不局限于文本讨论自由问题，而要从理念与实践的双重角度来讨论自由问题。翻译自由主义的文本与提倡自由精神的文人、学者，除了在精神上提倡现代的自由精神，还要从文本走向生活实践。奉行自由的精神，将自由的精神化为一种现代人的德性，使宽容与容忍的精神与心态，不随流俗的德性，一贯性地得到坚持与落实。

对于吴教授的报告，众学者展开了讨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张斌峰教授分析了现行宪法内部的一些法理冲突，认为落实宪法中的权利需要克服自相矛盾；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储昭华教授认为养成平民自由人格任重道远，需要持续启蒙。不少人把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打着自由的旗号以成其私。自由民主不光是对政府的诉求，民众也有自由民主素质问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针对自由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实践，提出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固化在宏大叙事上，从小事、细节入手，点点滴滴做起，反而会有扎实的成绩。

3 【当代大陆新儒家与自由主义】

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家呈比肩之势，在走向自由民主新文明的目标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差异在于以往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全盘西化，对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显示出排斥的态度，而现代新儒家则主张强化自由民主与儒家价值的连接。伴随着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的反思和文化思维的调整，二者立场逐渐趋近。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谢远笋副教授认为将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公民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兼顾到固本和开新。他以上世纪80年代台湾官方曾试图以《四书道贯》做教材，鼓吹对当局的服从，引起新儒家反对为例，说明新儒家与现代公民教育应该结合起来，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并非水火不容。

当前中国大陆出现新一波的新儒家，田彤教授认为这是第四代的新儒家，前三代的新儒家，从梁漱溟到杜维明，都是道德至上，现在看起来有很多断裂，第四代应该在提升人格魅力和良知方面下更多工夫，致力于如何使自己和社会成员做一个有良知的高尚的人。

何卓恩则指出近期活跃起来的“大陆新儒家”（仅指明确自认“大陆新儒家”的人士，不含专业儒家学者），与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代新儒家，虽有联系，本质上却有较大差异。其显著的不同，一是从背景上说，以往的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思考的是中国从何处自救，是救亡之学；“大陆新儒学”思考的是中国具备一定硬实力之后如何发挥自己的软实力，使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是崛起之学；二是从取向上看，以往的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心存谦卑，主张返本开新，要开向世界现代文明，承认自由民主是现代价值。徐复观说他不甘心仅仅做一个自由主义，但不否认自己认同自由主义。大陆新儒家则自信有加，主张复古更化，建立儒教国家，对于世界现代文明，他们内部看法不一，有的强烈排斥，有的主张吸纳，但差不多都以文化特殊论为基本取向，不承认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他们也用“宪政”这个词修饰“儒家”，但他们的“儒家宪政”在中国几千年前早已存在，他们尤其推崇的是五帝三王时代、汉唐时代或宋代。三是从着力点上说，以往的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除了梁漱溟曾在政治上有回归孔制的理想外，绝大多数是在教化上努力，实际上贡献主要在学术建构层面；大陆新儒家则毫不讳言自己是政治儒学，政治目标优先于教化目标。基于这三大差异，“大陆新儒家”的原教旨主义成分远远大于以往的新儒家，如果说民国和港台新儒家是在儒家思想中增添西学元素以推陈出新的话，那么当前的大陆新儒家则是从民国和港台新儒家思想中抽离西方元素。

何卓恩教授指出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大陆过去颠覆文化传统的一种矫枉过正，但过正毕竟也是一种对中道的违离。牟宗三曾经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表达何为中道，那就是保持“在中西文化的中轴线”上。殷海光先生晚年的反思实现的也是这种中道。他认为殷海光晚年反思得出的结论来之不易，应该珍视，防止在西风压倒东风之后，又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新儒家和自由派的殊途同归所昭示的大方向，很值得今天的思想界去回味。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许小青教授同意殷海光晚年的反省十分可贵的说法。他引述殷海光临终遗言 “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认为这是以道德基础补充自由主义，弥补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而现在新儒家的一些主张，则反而失去了社会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周月峰博士就五四意义的模糊性和多岐性做了解读，认为五四既有自由主义内涵，又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内涵，不能一概而论。反传统比较激烈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武汉市政协退休文史专家李文熹先生，引述海内外学者的观点，主张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严格区分开来，并且正视新文化运动的多元格局。具体而论，殷海光“五四之子”的自我定位应该是指新文化中的自由主义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