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116-120页

作者简介：孙喆(1971—)，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2）

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封闭已久的国门重又开启，与世界的交流得以恢复。在此大背景之下，国内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再次蓬勃兴起。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国际社会影响的日益加深，随着“全球化”浪潮里中西方文化间的碰撞与互动，重新回顾和审视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被赋予了更为现实的意义。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16—18世纪世界步入近代化这一关键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

2008年10月17—19日，值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美国旧金山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在京合作举办“互动与交流：西方人与清代宫廷(1644—1911)”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瑞士等十余个国家以及港台地区的3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西方人与清代宫廷”这个主题，从政治、外交、科技、思想、艺术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既有对旧问题的整理和反思，又有新问题的提出和探讨；既讨论了当时西方人对清代宫廷的看法，又涉及到清人如何看待当时的西方文化。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和辩论，不仅为历史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注解，也深刻反映了当代中西方学者彼此的认知以及对中西文化冲突与互动的态度。

调适与冲突：中西方的科学技术交流

　　技术革新是西方近代化发轫的基石，也是自明中叶以来进入中国宫廷的耶稣会士得以站稳脚跟的“利器”。有清一代，外国传教士之所以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清廷的包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带来的科学技术为清朝统治者所赏识。科学技术交流，构成了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问题的探讨也一直未曾间断。

与会学者不仅对西方科技在清代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进行了探讨，而且更加关注这些技术及其最早携带者——传教士群体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和互动。他们分别选取中国皇帝、士大夫以及江湖术士等作为观察的主角，通过他们与西方科学技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来透视清代社会各阶层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反响和态度。西班牙学者白雅诗(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在《清宫中的耶稣会士医学：康熙皇帝赞助西学的个案研究》中以康熙帝与西方医学的关系为着眼点，对当时传教士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作了介绍。通过对大量清宫医学档案的调查，她得出结论：当时西方药品的使用被严格限制在清宫之内，传播的渠道也仅限于康熙帝和近臣之间，并没有成为整个国家的医学知识资源。

关于中国皇权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内在关系，历来多有论述。学者们普遍认同，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行使自己的使命，主要是依靠政治权威尤其是皇帝对其的支持和保护。尽管传教士传教的对象主要为中国底层民众，但他们必须面对来自不信教民众的敌视与士人的批评。

面对带有敌意的指控，传教士最有力的保护伞仍是皇帝和高官；面对攻击时，他们也只能尽力为己辩诬。胡明辉、祝平一两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这一现象。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胡明辉在《戴震与清宫的球面三角学》一文中，以18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巨擘——戴震为例，论及他作为出身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家庭的学者，如何有兴趣学习球面三角学，以此来反映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士大夫阶层的态度及应对措施。他认为，以戴震为代表的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将西学视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挑战，其中一部分人之所以有兴趣学习西学，目的并不在于接受或进一步加以应用，而是试图在了解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学说中引经据典对西学进行重新阐释和构建。与此结论相呼应，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祝平一提交的会议论文《有诬必辩：传教士与朱方旦》中，通过对康熙二十一年(1682)江湖术士朱方旦案的重新研究，考察了朱案与西学的关系，以探讨来华传教士如何应对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中国士人的恶意相向。朱案与传教士本无牵连，但却有士人似乎刻意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不遗余力将天主教描绘为邪教，以引起朝廷警觉，表达了部分士人对天主教所持续的反对态度。而传教士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力为自己辩解，历陈对清廷之忠心。传教士必须为朝廷服务，他们无法也不想摆脱宫廷的支持，虽然其主要任务是对民众传教。这就决定了传教士在中国社会不可能有深厚的根基，其命运完全掌握在皇权手中。因此，当传教士失去最强有力的靠山，即皇帝的支持后，即使有诬，也百口莫辩，他们的活动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必然慢慢减弱。

“游戏新规则”：清朝礼仪与外交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下半叶，围绕着外国使臣是否要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首礼，曾发生过引人瞩目的外交礼仪冲突。清朝究竟从何时开始有三跪九叩之礼?在哪些情况下要行此礼?有哪些国家的使臣行过三跪九叩头礼?清廷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哪些国家的使臣坚决反对三跪九叩?清廷又如何对待?针对学术界长期争议的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伯娅做了题为《三跪九叩礼：清代前期外交史史上的难题》的发言，根据《清实录》、《大清会典》等记载对此问题进行了考证。她认为，清前期外交史上的这一难题加深了清廷对英人的戒备心理和敌对情绪。同时，英国政府也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目的，从此，英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方式，逐步形成用武力摧毁清廷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

美国阿尔文诺学院助理教授东岳朱迪(Jodi Eastberg)的论文就是以《乔治·斯丹东爵士：英国第一位汉学家对清代宫廷的印象》为题，试图通过塑造乔治·斯丹东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来探讨中英两个帝国之间关系的演进过程，并以此说明两国关系的发展既受到全球和地方性等因素的制约，也常常受到个人因素影响。

清廷与西方有关外交礼仪的种种隔阂与纷争，一方面是清廷以天朝大国自居、盲目自傲、视听闭塞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东西方在内在文化传统上深刻差异的反映。美国学者朴兰诗(Nancy Park)的论文《乾隆帝致英王乔治三世圣谕再释》依然以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为例，对乾隆帝给英王的敕谕作了重新解读。她指出，长期以来，多数学者以为乾隆帝在敕谕里对英王赠予贵重礼品没有表达应有的尊重，反而带有明显的轻蔑与不屑。实际上，乾隆帝给英王的敕谕在语气和文体结构上与颁给朝贡国的信函并无差异。这种皇帝的“谢函”有着固定格式，主旨是表达谢意，并不在意礼物的价值和重要。因而，学者们应该从清朝的角度对这一重要历史文献提出更为公允的看法。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对世界认知能力的提高，中西方在外交礼仪上也逐渐由冲突、隔阂缓慢地向趋同发展。美国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历史系教授艾马克(Mark Allee)《游戏新规则：从待客之礼到接待外国使臣的外交礼仪，1872—1911》一文，以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按照新的接见程序接见西方使臣为切入点，说明这一新的程序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外交礼仪，反映出清廷对当时世界的认可。清帝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已不足以将传统的礼仪规范强加于来访的外国使臣。从18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进程，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外务部的设立为标志，划上了一个句号。同治帝采用新外交礼仪26年之后，清晚期权倾一时并引发后世无穷争议的慈禧太后，在宫中第一次接见了在华的外国公使夫人，类似活动以后又举行了若干次。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戴懿华(Melissa Dale)博士在《“友谊”还是公共关系?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一文中提出：虽然外国政府对慈禧太后的印象一直是负面的，但与慈禧进行过交流的这些夫人却成为她最坚定的一批支持者。她们通过出版物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慈禧的一种正面形象。那么，慈禧与这些夫人建立关系的动机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友谊还是公共关系?戴懿华强调，慈禧太后此举，不过是试图在外国列强中重塑其公众形象的一种营销手段而已。

跨文化观念：清朝皇帝与西方传教士

如前文所言，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使西方传教士必须紧密依附皇权，才能在中国谋取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因此，皇帝和传教士的交往是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山大学副教授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在《1692年的容教令和种族问题》一文中，对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颁布容教诏令的背景进行了重新分析。他指出，康熙三十年(1691)杭州发生的大规模汉族士人反天主教运动，成为耶稣会士要求传教合法化的一个契机。以张鹏翮为代表的汉族士人，因担心满人接受外来的天主教而改变儒家传统文化，主张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天主教传播；而在中国宫廷服务近90年并得到康熙帝私人支持的传教士，则在索额图等满洲高官的支持下，迫使康熙帝宣布了天主教的合法地位。诏令不仅涉及到中西关系，还牵涉出满汉间的民族矛盾。解读满人、汉人、传教士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诏令颁布的背景和内容，并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进行反思。

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魏若望(JohnWitek)教授向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康熙帝与西方人的交往》的论文，主旨在于研究康熙帝与几位宫廷传教士的相互影响，并以此透视康熙时代清代宫廷的政治生活和统治权术。

清史所孙副教授在她提交的论文《科学与政治：对影响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的几个因素的分析》中，围绕影响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的几个重要因素，对康熙帝与传教士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中国统治者用皇权和行政指令，使中国社会接受了与传统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以满足统治者的现实需要；耶稣会士则通过向中国朝廷提供科学技术来强化其在华地位和影响，以实现其东来使命。但是，这种文化融合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当耶稣会士失去最强有力的靠山即清帝的支持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思想学说的挑战也就逐渐受到削弱。清史所董建中副教授以传教士向清廷进贡为主题，做了题为《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的发言，分析了传教士进贡的类型和乾隆帝的西洋品味，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为，这种行为包含了他们对乾隆帝本身的憎恨、企盼以及感激的复杂心理。进贡实际上是一种交往形式，传教士和乾隆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帝所决定。

咸丰二年(1852)，即道光帝崩逝后第二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撰写的《道光皇帝传》在伦敦出版。它一向被认为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道光帝传。郭实腊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身份复杂，颇具活力和争议的人物。他眼中的道光帝是怎样的呢?清史所讲师阚红柳以此书为中心，向会议提交了《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一文，探讨了传教士的君主观，并对这种观念产生的背景和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作了解析。她提出，郭实腊在中国活动时，正逢道光帝统治时期，他对这位君主及北京宫廷生活的记述无疑具有时代性。同时，与清初的宫廷传教士不同，郭实腊与清宫接触不多，与道光帝更谈不上直接接触，他对道光帝的认知多来自于他所接触的官员和百姓，甚至不排除道听途说的可能，因此，对道光帝的描述是否符合历史事实，颇具争议性。但它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条自下而上了解清代宫廷的途径，并将当时的社会状况形象地展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光皇帝传》同时也是道光时期的一部社会史。

与会学者对语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意义也予以了充分重视。清史所黄兴涛教授在其论文《乾隆朝〈英咭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研究》中指出，目前学术界关于英语在华传习史的研究，多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实际上，早在乾隆时代，英语在华传播就已经有了值得关注的内容。当时清王朝不仅编纂出至今仍鲜为人知的最早一部中英词汇对译文典——《英咭国译语》，也首次正式接受了来自英国的英文国书和英王所赠首部大型英文图书——《英国皇室图册》，并发生了一桩最早因懂英语而遭受审查和折磨的特殊事件——“郭杰案件”。将这几件史实的历史内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乾隆时代的西洋观，认知清前期的中英中西关系，不无裨益。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斯达里(GiovanniStary)教授的大会发言以1903年教皇庇护十世当选时，光绪帝向罗马发出的祝贺“国书”为考察对象，通过满汉文本的比较以及当时其他送往罗马的宫廷咨文对比，对清廷用于和罗马教皇之间往来的外交术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海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对光绪帝的英语学习与进入清末宫廷的英语读本进行了专题报告。他对光绪帝学习英语的时间和英语教师进行考证，分析了光绪帝当年在宫廷中使用的英语读本，指出光绪帝个人学习外语的成效未必有多么大，但作为天朝上国的君主，能够放下架子，主动学习传统所不屑的“四夷“语言，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

朝贡、外交和贸易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朝贡体系的准则处理同周边政权、国家的关系。17世纪以来，随着沙俄势力东进，清俄两大帝国经历了摩擦、冲突、订立边界和贸易条约等一系列过程，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不再完整，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在冲撞中曲折缓慢地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曹雯和叶柏川两位学者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中俄外交关系进行了讨论。

曹雯在题为《清朝立场下的清前期中俄关系》的发言中，探讨了清中央政府对俄国的定位和认知过程，提出在最早的中俄接触中，清朝曾将俄国等同为朝贡国；随着与俄国往来的增多，在觉察俄国不愿屈尊陪臣地位后，清朝对俄国的兴趣渐减，乾隆年间两国间无任何正式通使即是明证。从总体上看，在清前期中俄关系之中，俄方始终坚持与清朝的平等关系，而清朝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始终未脱离自己的对外体制原则。双方并非总是处于均势，在更多情况下，可以说是由清朝所操纵。

叶柏川在《论嘉庆年间俄国戈洛夫金使团出使中国失败的原因》一文中指出，仍然是礼仪之争导致了这次清代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外交出使活动还未进京就已夭折。这场礼仪之争，虽然不过是两个持有不同外交理念和主权观念的民族在文化上发生的又一次冲突，但仅仅谴责清廷“保守”、“固执”远不足以解释冲突的深层动因。双方在民族文化上、心理上及民族性格上的差异，无疑是直接导致戈洛夫金使团在库伦惨遭滑铁卢的罪魁祸首。

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副教授河罗娜(Laura Hostetler)的论文《清廷中的西方人：〈皇清职贡图〉中的朝贡与外交》对旧有的将清朝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央王国”的命题提出质疑。她指出，尽管《皇清职贡图》依然明确地将清帝国置于“天下”的中心位置，但某些方面已显示出与这种模式不相符合的迹象，即它对中国以外的地方表示出了浓厚的参与和交往的态度。18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欧洲在亚洲的殖民活动，《皇清职贡图》描绘了300多个向清朝朝贡的民族，其中包括11个欧洲国家使团。《皇清职贡图》包含着大量丰富的信息，虽然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所记载的又是一个很快便证明难以保全的王朝体系，我们还是应该予以重视。而且，还应更进一步看到，这部书其实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知识宝藏——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域的种族及其势力发展的潜能都在书中得以展现。

艺术交流

18世纪还是一个东方和欧洲美学艺术相互融合的特殊历史时期。与会学者围绕中西美术、音乐、建筑艺术等主题展开讨论。瑞士阿斯科纳跨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Marco Musillo在论文《重估郎世宁的使命》中指出，郎世宁在中国宫廷供职期间，其创作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艺术文化：形成于最初学习时期的欧洲风格和影响其主要作品的中国风格。他在意大利奠定的基本绘画修养与其后来担任清廷画师所取得的成就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些关联因素包括绘画、政治和感性，并与三种绘画风格有关：风景画、肖像画和焦点透视画。这些因素对理解他的作品极其重要，并且赋予了作品丰富多变的特色。就广义而言，全面考察郎世宁艺术生涯的一生，有助于我们廓清文化和艺术对于推动18世纪中欧之间交流所起的关键作用。

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启乐(Kristina Kleutghen)做了题为《郎世宁其后：为乾隆帝绘制通景画的再发现》的发言。她讲到：通景画这一融合中国和欧洲艺术的专门为皇家服务的新艺术流派，因其独特地位一直被置于中国和欧洲艺术发展史之外，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它的跨文化意义也无从谈及。要分析这些精美独特的作品，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流派及术语。而只有将视觉和文字资料等同利用起来，才有可能证明这些画作构成了新的流派，这有可能修正我们对清代中欧艺术合作关系的理解。

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郑锦扬对“清代宫廷与西方音乐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他认为，清代宫廷与西方音乐之间有着多方面联系。清廷对西乐的态度经历了从主动选择到全面吸收的历史发展过程，西乐在清廷的传播是西乐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来华西方人士尤其是传教士作为皇帝的音乐教师或朝廷命官，在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促进了西方音乐在华的传播。同时，中国音乐对西方音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奥地利维也纳波登库尔库大学景观建筑研究所助理教授Bianca Maria Rinaldi探讨了耶稣会士传回的清廷园林设计观念对欧洲的影响。他在题为《西方的中式园林：耶稣会士与清廷的园林设计》的发言中指出， 18世纪是欧洲园林艺术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逐渐从古典几何式园林向不规则、自然风格园林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中国园林艺术的了解经历了从最初的好奇到更明确的认识，乃至发展到欣赏并不遗余力地撰写图书向欧洲推介。或许耶稣会士的介绍还不能使欧洲人对中国园林布局有一个完整的想象，但他们的努力并非徒劳，他们向欧洲人提供了一个艺术植根于自然的文明古国的范例。到18世纪中叶，欧洲的“中国热”到达高潮，许多评论介绍中国园林的书籍和图册大量出现，中国式的塔、中国式山洞，甚至中国式假山都成为一时的风气。这对西方园林艺术走向近代化起到开创作用，使其逐渐摆脱了过去的形式主义，一种新的趋向自然的审美和思想观念开始形成。

考察一个历史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要观察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也要观察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以此为宗旨召开的“西方人与清代宫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为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而且通过跨领域的深入探讨，共同论证了世界近代化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化进程——不仅西方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中国也同步地参与塑造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在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且日益引发争论的今天，本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