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英]莱斯莉·豪萨姆 (Leslie Howsam)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Old Books and New Histories: An Orientation to Studies in Book and Print Culture

译者: 王兴亮 译 / 张翼 校 / 张仲民 主编

本书简介：

书籍的文化和历史学研究是一个种方兴未艾的学术方向，根植于历史学、文学研究和目录学这三个主要学科。它们分别视书籍为文化交易，书写文本和物质制品。本书为这个宏富，却有时混乱的领域提供了指引，以解释为何不同的学术方法在研究似乎相同的对象时会引出不同的问题，并得出彼此矛盾的答案。它带来的启示是，文本会变，书籍易变，是读者最终制造了他们所需要的书籍。

作者、译者简介：

莱斯莉·豪萨姆（Leslie Howsam），1946年生，英国温莎大学历史系教授，书籍史专家。出版专著十余本。研究方向为史学史、历史编纂学以及学术思想史等。

王兴亮，1971年生，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长三角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与文化史。著有《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参编《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译有《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谈判中的城市空间：城市化与晚明南京》等。

目录：

编者序/1

前言/1

第一章 学科边界和跨学科机遇/7

第二章 描绘跨学科图景/27

第三章 历史中书籍位置的几种模式/47

第四章 历史中书籍在哪里？/72

第五章 跨学科观察：文本、印刷和阅读的易变性 / 100

参考资料/118

前言：

《旧书新史》旨在形成一个方向，一种现场指导，来确认并理解书籍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三种主要学术方法。这些方法是通过文学研究、目录学以及历史学来完成的；这些学科有着非常不同且有时相冲突的问题，但都聚焦于一种同时表现为书面文本、物质对象以及文化交易的现象——书籍。这本书主要写给两类读者，他们肯定会采取相当不同的方式来读它。我希望，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在该领域耕耘的人能从中受到启发，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沿着互相竞争和重叠的学科分界线来组织和描绘旧有的或者创新的理论方法，以及该领域迅速增多的作品，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象？许多学生正通过一个又一个自觉地采用“学科间”或“跨学科”视角的讨论会被介绍到该领域中来。本书试图为他们提供一些基础，向他们展示这个主题的由来，并解释他们的老师或指定阅读材料的作者可能无意间采纳了哪些观点。我为所有读者提供了一系列书籍和文章，都围绕着我对学科的重要性的看法展开，但每本书、每篇文章都值得依其自身而被探究。

本书篇幅不长，也无意于博大。每一位读过的人都建议增加一些内容，通常是从他们自身的学科视角提出的。囿于我自己的经验和学养，此处被考察历史的书籍都属西洋书籍，而且除了偶有的例外，都是当代印刷书籍。同时，即便本书的学科视角是文学或目录学的，其立场仍然是历史学的。我希望有人能从其他社会科学视角来研究当代书籍文化，拙著斗胆为从历史学视角考察书籍史作殷切的辩护。

每本书都有各自的历史，而这本书开始于二十多年前，当时我同时取得了两个发现。第一个是欣喜地认识到，书籍史作为一种通往过去的方法，尤其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我已经重返历史学科，从奔忙于书籍和期刊编辑的工作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第二个则要痛苦得多，因为纠结随之而来：就在我得知为这门跨学科之学科撰稿的都是历史学家（比如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而且还都非常杰出时，我发现，即便是一些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也不认为书籍史是一个必须涵盖的亚学科。我的同事和朋友组成了多伦多目录学小组（Toronto Bibliography Group），也是我非正式的书籍史研讨会；我们共同阅读的第一本书是D. F. 麦肯齐（D. F. McKenzie）的《目录学和文本社会学》（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待我1990年代初进入学术界，我已经学会称自己为“文化史学者”，因为书籍史仍然显得过于生硬、过于物质取向，或者文学色彩过于浓厚，以至许多院系都难以涵容。但自1993年以来，我在温莎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使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为历史学家中的一员，并以全新的热情投入书籍史的研究与教学中去。

但学科界限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1995年，我给加拿大目录学会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过了五年，作者、阅读和出版史学会为纪念古腾堡诞辰（推测）周年而在美因茨举行会议，我在会上提交了另外一篇论文。爱丁堡大学图书中心的比尔·贝尔（Bill Bell）组织了一个小组，我以历史学家身份滥厕四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是“书籍史在哪里？”我们原本计划将彼此不同学科视角的论文裒辑成书，但因其他任务的压力使得这个构想未能如愿。而今，那本想写的书（设想要写的书远比写成的多）中我那部分的稿子经过修订和增补，成为这本《旧书新史》。

在简要介绍了书籍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及其三个核心学科后，第一章《学科边界和跨学科机遇》，绘制了一个三角形，每个角代表一个学术领域。第二章《描绘跨学科图景》，在三角形中填入了文献例证。第三章《历史中书籍位置的几种模式》引用、讨论和批评了由罗伯特·达恩顿、托马斯·R. 亚当斯（Thomas R. Adams）和尼古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以及彼得·麦克唐纳（PeterMacDonald）提出的图式和其他理论，并从詹姆斯·A. 西科德（James A. Secord）的书籍史和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引出了一种新方法。

第四章《历史中书籍在哪里？》从学科三角转向历史学科本身，提出并回答了动因和过去文化中的交流的史学问题，关注书籍沿时空维度发挥作用并随着时间变化的历史。最后，第五章《跨学科观察：文本、印刷和阅读的易变性》得出结论，从所有三个学科的角度来看，书籍和印刷品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文本会变，书籍易变，而读者制造了他们所需要的书籍。

关于注释我要提一句，我始终注意保持文本的平衡，避免因出现大段引用作品的内容，或者过多纠缠于专家感兴趣的问题，致使某一小节被压垮。此类材料已被整合在注释中，这构成了麦肯齐曾说的“名副其实的子文本”。

杰奎琳·默里（Jacqueline Murray）和詹姆斯·雷文（James Raven）令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教我认识到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什么意思。其次是我在此项目上的研究助理尼克拉斯·霍姆伯格（Niklas Holmberg），他投入大量精力与智慧，来发现可能被我忽略了的书籍史研究模式和理论方法。大量学界同仁慷慨施援，逐字审阅了原稿：杰曼·沃肯廷（GermaineWarkentin）、扬妮克·波特布瓦（Yannick Portebois）、希瑟·杰克逊（Heather Jackson）、盖尔·切斯特（Gail Chester）、谢莉·比尔（Shelley Beal），以及珍妮弗·康纳（Jennifer Connor）。这份手稿由戴维·霍尔（David Hall，蒙他慷慨垂告尊名）、一位匿名审稿人，以及论文审查委员会的一位成员，为多伦多大学出版社进行了审读。这九位读者的评论意见都被吸收进了书中，裨益良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吉尔·麦康基（Jill McConkey）从一开始就是本书坚定的支持者。这里我还要感谢威廉·阿克雷斯（William Acres）、尼古拉斯·巴克、比尔·贝尔、菲奥娜·布莱克（Fiona Black）、皮埃尔·布洛斯（Pierre Boulos）、琼·巴尔杰（Joan Bulger）、戴维·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帕特里西娅·弗莱明（Patricia Fleming）、珍妮特·弗里斯克尼（Janet Friskney）、朱丽叶·加德纳（Juliet Gardiner）、斯科特·格林（Scott Green）、罗斯玛丽·哈尔福德（Rosemary Halford）、T. H. 霍华德–希尔（T. H. Howard-Hill）、菲诺拉·赫尔利（Finola Hurley）、伊万·拉蒙德（Yvan Lamonde）、马里·卢·麦克唐纳（Mary Lu MacDonald）、苏珊娜·马西森（Suzanne Matheson）、凯瑟琳·麦克伦（Kathleen McCrone）、戴维·麦基特里克（David McKitterick）、雅克·米琼（Jacques Michon）、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克里斯滕·佩德森-丘（Kristen PedersonChew）、芭芭拉·波特（Barbara Porter）、巴里·拉特克利夫（Barrie Ratcliffe）、乔纳森·托珀姆（Jonathan Topham）、布鲁斯·塔克（Bruce Tucker）、戴维·文森特（David Vincent）、伊恩·威利森（Ian Willison），另外，还有温莎大学里参加我的书籍史课程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们，学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助。

最后，尼尔·坎贝尔（Neil Campbell）是勇气和洞察力的源泉，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真正的普通读者。我写的任何东西，他都是第一个读者，最后一个读者，也是最好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