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2023年5月1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的演讲稿

原刊《历史教学问题》2024年第2期

摘要：本次讲座是王汎森院士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邀请而作，特以“史学史研究的经验”为题，与学术界同道分享他长年以来在研究史学史议题方面的独特思考和创见。讲座不讨论具体的专题研究，而是带有反思检视的方法论性质。王院士希望与同道交流，如何走出传统史学史研究的旧路，充分吸取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工具、概念和思想资源，开拓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新视野，将史学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关键词：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史学史；由下而上

（原刊《历史教学问题》2024年第2期）

李孝迁老师原来给我的命题是“学习、研究的经验”。我想了很久，觉得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所以不敢全部谈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的演讲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谈在研究史学史的研究时，我所想的一些问题。另外，第二部分才是我个人的经验。

一、“历史总是有限底”（克罗齐）

我个人以为史学史研究是一个非常容阔的天地，而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起点之一是认识到“历史总是有限底”。我个人不是一个历史相对主义者，我相信历史虽然没办法做到绝对客观，但我们的任务还是透过各种历史证据尽量地趋近于客观。同时，我也确信历史著作中有高低良劣之分。然而在上述前提之下，我们仍然要有一种觉知：历史是一个日夜上演的舞台，史家所能书写的只是大舞台中的一部分。史料是无限的，而史家真正能入手的史料也是无数史料中的一部分，所以史家与事件、史家与史料之间的关系，包括如何选取事件、如何获得史料、如何选取史料、如何运用史料等许多的问题，都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主题。

因为“历史总是有限底”，所以下一步牵涉到福柯（Machel Foucault）所谓“再现”（representation）的问题。史家选择“再现”哪一部分？选择怎么去“再现”某件事或某个时期的历史？还有为什么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做这些选择？为什么作者选择“开启”这个部分，而没有选择另外一个部分？因为历史书写不可能是全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名言“隔壁家生了一只猫”，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件事写进我的历史里面？所以，“历史再现”（historic representation）成为“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借用美国思想史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的一段话，他常讲当我们在写某部分时，同时也就是表示我们不写另外一个部分。所以，他常常说写作者是“斜眼症病人”。这个词英文是“a squint”，就是我们事实上都是“斜眼症病人”，只看到或书写事相的一个部分，没有看到或不书写另一部分，而我们研究过去的史学史，其实也要看出历史上的历史书写者是什么样的斜眼症病人，为什么成为那样的斜眼症病人？以下我还要时不时地回到这个主题来。

二、“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Regime of Historicity）

前面已经用了“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一词，我之所以用这个词与史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的Regime of Historicity一书有关，该书书名译成中文便是《历史性的运作机制》。他书里面谈到“历史性”有一些运作的机制，比如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安排，对时间的感受，历史意识等等，比如他里面说希腊勇士阿奇里斯（Achilles）每天醒来的时候，感觉都是同一天，好像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又说库克船长第一次到夏威夷的时候，碰到土著人，发现他们在两套完全不同的时间跟历史意识里面。比如提到毛利人，阿赫托戈说毛利人的过去就在未来中，而且过去跟现在距离非常近，他们经常会说你们的人杀了我们的人，可那事实上是四五百年前的事情，讲的好像是昨天发生似的。

我借鉴他的书是想说明，史学工作者在从事历史书写时所运用的元素非常多，像过去、现在、未来这些时间元素的铺陈方式就可以有很多种变化，有很多种不同的呈现方式。因此，研究史学史的人要从前人的史学写作里面，看他们如何去安排？或者是试着分析某位历史学者针对某一重大事件形成“之前”如何如何，“之后”如何如何的时间格局的处理。或者某位史家为一件历史叙事设定某一个“起点”，认定这个“起点”有什么涵意？而这个“起点”又是如何定下来的？以及为什么他们做前述的选择等。

当然，“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中包含许许多多的主题。每一位历史学者往往自觉的或不自觉地选择某些而未用某些，而我们从后面来研究他们的历史书写，便是所谓“史学史研究”，就必须要重建他们进行书写时的种种机制及进行方式。譬如了解他为什么写这些而不写别的？他的“措辞”为什么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老用物理学的名词来讲人事的发展？这个到底对历史叙述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为什么梁启超老是用力学的词汇来描述历史上事情的运作？这样的东西到底造成了什么结果？有的史家把现在写得非常短，把过去写得非常长；或者是把一件事件写得非常短，把它的背景写得非常长，这些都有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那一场战争只有几十页，可是作者花了相当长的几百页，在写整个背景，地理、物质环境、交通等等，这个安排方式也是一种选择。这些都是史学史研究工作中所要了解的，也就是说史学史研究的题目之一便是古今“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

三、历史学的“新天使”

瓦尔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历史的新天使”，我在其他地方也引用过，但我觉得还是值得提。班雅明针对保罗·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画《新天使》，他解释说，“历史的新天使”身体往前，可是他的眼睛往后看；就是随着他的身体一直往前，但是他往后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会有不同。（“历史天使的脸望向过去，身体前进到未来。”）

我举一个例子，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 是一位也很有名的中古史大师，他生前最后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他第一本名著是《腓特烈二世皇帝传》，这本书其实就可以拿来做一个例子，就是身体往前头往后看。因为康托洛维茨是属于1920、30年代德国国族主义圈子，这个圈子由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Anton George）领导，抱持强烈的日耳曼国族主义。斯特凡给他一个题目“腓特烈二世”，他认为腓特烈二世是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这本书是康托洛维茨的成名作。可是他到美国、伯克利和普林斯顿后，有人拿书请他签名，因为他后来反纳粹，就告诉那个人，这个作者已经死了，表示他后来可能并不是很赞成他的第一本成名作。

康托洛维茨为什么要去写那一本书呢？这其实就是身体往前，眼睛往后看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身体往前，就是当时德国弥漫着德意志民族复兴气氛的时候，他回头看腓特烈二世可以作为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英雄。所以，我们史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看他撰写书时的种种情况，他为什么要写这些历史的事情，而不写别的？他为什么要选择用那么感性的措词，而不是用非常客观描述的文笔？这些都是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而这些机制时时在变，并不完全一样。即使我不是一个历史相对主义者，但我也必须要考虑到上述问题，不管哪一本史书，可能多少都有我刚刚讲的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这个元素在里面。

四、历史书写的外部因素

我们在历史书写中对于某某史家历史书籍内部的部分，即他怎么去做研究，怎么去写成这本书，比较感兴趣。可作为外部的因素，譬如政治环境的巨变如何改变人们看历史的方式与角度。比如希腊化时代，因为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们脱离城邦且跨越城邦的历史，这就是一个外部环境对书写方式的影响。比如说罗马帝国衰弱之后，很多史书的主题变为地区化了。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在《历史学家的面子》一文中讲到一位大史家笔下的罗马，因为他就讲这位大史家原来关心的基本上是希腊那边，好像跟出生有关，可后来为什么他要写罗马的历史？选择开那扇窗，而不开这扇窗。

这方面可以注意的问题很多，譬如一种史学传统的兴、衰，人们又在何时、为何抱紧史学实践，何时、为何放弃对史学实践的兴趣？一种史学传统何以长传？另一种史学传统何以短命？政治格局的巨变如何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与思索的架构？“记忆过去”是什么样文化传统的产物？在某一文化中，历史书写与宗教是什么关系？与律法呢？人们受什么样的时代氛围影响而写某一方面的历史，或不写某一种历史？何以不同时代的氛围，对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思想史、民俗史等各种专史产生不一样的问题与兴趣？它们之间的竞合关系为何？为什么有些时代重视的史书中偏文学胜于史学？为什么不同史体之间起伏更迭，有时同一部史书以不同体式改来换去？为什么有些史著在特定时代复兴，而其他史著却没落下去了，为什么某一时代会特别突出地呈现了一种“新古代”等许许多多的面相。

这些外部性的因素，它不一定会一定要曲解某个内容，但写的形式也会有变化。譬如蒙文通说每一种史书的出现，都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如《世说新语》是魏晋清谈社会的产物，如《唐摭言》是唐代科举社会产生的文本。我注意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这样的关怀，书中举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五四”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思想世界在，所以这个开关关系很大。比较详细地，我有在新版《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序里面稍微谈到这个问题。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里面有一章讲到，我们看到这一件古董，不是只有看这件古董，是看到它所在的整个时代。如果只是这些古董，没什么。如果把它摆在桌上，不懂的人完全看不出什么。可如果仔细去看，后面有一整个时代的世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比较注意的事情。

史学史的研究，历史书写的机制里面包含的因素非常多，我不能一一举出，只是想强调这个世界是一个大的世界，里面牵涉到很多的东西，而史学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不停的改写，不停的改换形式。很多重要文本，在历史上一下编成某种类书，一下又回到叙述体。随着时代变化，某种文本要慢慢变形来符合那个时代，有非常多复杂的事件在里面。比如说，西方随着修辞学兴盛之后，史学写作方式整个大变，在某些时代，各种知识里面，史学到底是舞台的主要角色，还是由主角变成配角了？或是根本就不带有角色？这些其实也都很值得注意。还有为什么写这些，没有写其他？当然，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写，写些什么，用什么材料，什么证据。因为这些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是一般的史学史讨论所强调的，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多说。

从另一方面说，史书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譬如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有名的史书《日耳曼尼亚志》，它虽然是一个很久以前的史书，可是近代人们要仲裁阿尔萨斯、洛林到底归属德国还是法国，还是要参考这本书。所以史书、史学跟现实的社会、政治也有很大的关系，它不只受外部影响，它也影响外部。

五、“由下而上”的史学史

接着我要提到第五个方面。多年来我个人始终关心两个方面的主题：1997年，我所工作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了一部同仁的简介。当时所长要求每位同仁说明自己未来准备做哪些研究？我发现，接近三十年前我写到未来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想要写一部书，讲“中国思想的新传统时代”。南宋以后的新传统时代，我认为此后跟以前的传统时代不太一样，跟古典时代有很多的不同。关于这个，我在两年前的台湾政治大学罗家伦讲座，第一讲就是中国思想新传统时代。

第二个主题就跟今天有关，我希望有机会好好地探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历史知识。当然，学院中的历史书写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由学者所书写的教科书影响就更大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曾经说过，看19世纪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就知道德国后来要走向哪条路。不过，当考虑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历史知识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应只局限在学院或正统的历史书写。像我刚刚讲的斯特凡，他就是个诗人，可他对历史的看法，一些知识，居然影响到康托洛维茨去写一本巨著《腓特烈二世皇帝传》。而这本书又影响了许多1930年代德国的政治人物。根据Percy E. Schramm（德国另一位中古史名家，康托洛维茨海德堡大学时代同学）的纪录，希特勒有一次看到一位将军在读这本书时，表示他也读过两次。此外，纳粹的第三号人物戈林也深受此书影响，据说他还送了一本给墨索里尼当生日礼物。所以这本书不只是在学术中有影响，还影响到一般人、政治人物，这个恐怕是康托洛维茨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一直注意到，社会中人所关注的历史知识跟学院中的历史书写虽也有重叠的部分，但也总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有时候，形形色色的历史活动压过了学院中的历史书写，碰到重大事件的时候，大众的历史知识经常有很大的作用，是我们关注的学院历史书写所忽视的。各种形态的书写，其实谁要发生作用，非常难决定，而且不同的层次也有所不同。

所以，我一直关心的是史学史中之两翼：一边是我们原来熟悉的史学史实践，另外一边就是我在1997年所的工作人员简介里面讲的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知识”。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知识与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可是我们怎么去了解？譬如清朝从最盛慢慢变衰的过程，一般士人的历史知识有什么变化？他们受什么历史书写的影响？比如很多没有出版的抄本里面的历史知识，在基层的社会中，它们像点火柴一样烧起来了，可是因为我们原来的史学史工作里面可能没有去注意它，所以对某些历史知识跟政治意识实际相关的部分一无所知，觉得某些东西怎么会突然出现？所以，这两个层面都非常重要，我们原来的史学史研究非常重要，可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史学知识也非常重要。“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都应该注意，这里所说的“由下而上”更多的是指：由下而上地看看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状态。

因为不同的阶层，他可能所接触到的东西，是相当不同的。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经常被计程车司机挑战我对历史的看法。我问他，他说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些东西，等一天有什么事情发生时候（譬如投票选政治人物时），他这些“历史知识”是要对他产生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为什么在1997年会认为我应该同时要在这两者中间，除了传统的史学史实践之外，也应该要来注意日常生活、甚至草根层次的历史。他们对上古时代怎么看？对明清的改朝换代怎么看？他们的知识跟《通鉴》《纲鉴》等史书有什么异同？

接着上面的主题，史学史工作者应该注意形形色色的历史活动之间的竞合。历史的活动、历史书写型式本来就非常多。我称之为形形色色的「历史活动」，包括为自己家乡的人写一篇传，为自己的某某编一个什么东西，为哪里办一个纪念活动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活动，事实上也在跟我们比较熟悉的史书之间产生竞合关系。比如说，史著如何与博物馆竞争？一场纪念活动如何超越史书对人们的影响？还有像我刚刚提到的斯特凡的例子。历史记忆跟这些事情的竞争，或是相互渗透的关系，都很值得注意。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很多，我只是就一时想到的几点给大家参考。

六、史学史的现实功能

我也再三强调该考虑的不是只有我讲的这几个，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因为书写不可能是全部，所以史学史的工作之一，其实是为什么在某一个史学风气或是某一个广大的知识氛围里面，或是广大的社会政治氛围里面，人们会写那些而没有写别的？这就像是一个开关，为什么写那些开的部分而没写那些关的部分？

像泛希腊化时代的时候，有一个“universal”的社会政治气氛，人们开始写超出各个城邦的历史。在这个庞大的社会政治气氛里面、广大知识世界里面，用不同的形式来书写。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晚明的复古运动。各位如果仔细去看，在复古运动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对宋朝文化的态度——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那些主流人、当时活跃的人——采取非常排斥的态度。简单的讲复古运动排斥宋代，这不是只有史学中的一句话，实际上它后面涵盖了广大的知识世界。它拒绝了宋朝而鼓吹汉唐，像一个开关，一旦开了，那个世界是很大的，一旦关了，那个世界也就被关起来。史学史研究任务之一，也要去了解到底它开启了关闭了些什么？而不管是开启什么或关闭什么，它所涵盖的都是一个广大的世界。像清朝考证学正盛的时候，惠栋非常排斥宋儒的学问，所以方东树就讲，你把宋朝这个朝代都取消了。当时很多人在引用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看就可以看出，它有一个很大的——我不说全部——但是呈现一个很大的空隙，而另一部分却被着上很重的色彩。这些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

容我再举一个例子，1949年以后到大概1980年台湾现代史教科书，仔细看看里面写五四的部分，或者不写，或者只是含糊的，或者只是写和当时有关的。提五四跟不提五四，这里面涵盖一个很大的世界。可是如果只是简单地看过，以为这个写了五四那个没写，好像只有一句话，其实不是。

更广地说，历史是提升我们心智能力的学问，我在《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这本书稿中提到，学习历史很难在一件事情上就给我们完全正确的教导或预测，但是它可以整体提升我们的心智。它不一定重演，所以我们如果碰到一个什么事情，硬要把历史中的一件类似的事情应用在今天，可能大败。像唐朝有个房琯在陈涛斜大败，就是把古书里面的火牛阵完全照用，唐代人去用古人的火牛，结果大败。杜甫有一首诗就讲这一场大败，诗名好像是《悲陈陶》。所以，不是所有的历史事情，一定会这样重新发生，可能会那样发生。亚里士多德《诗学》里面讲，“可能性”的知识本身就很重要。但是，“可能性”的知识应该是来自于我们整体心智的提升，因为看了这些史事以后，我们整体心智提升，使得我们在判断一件特定的事情，有一个新的看法，而不一定是要求历史重演。像陈登原先生在1940年代，写过一本小册《历史之重演》，里面就讲历史中的事情一定会重演。各位如果要看到这本书，大部分都不成立。可是，即使不重演，它形成所谓“可能性”的知识，对我们心智的整体提升，而使得我们可以再进入特定的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七、史学史研究的可能资源

我觉得这部分很值得注意，必须要千门万户都跟它有关，做起来才会生动，才会亮起来，才会比较不局限于内部，或是对某些东西视而不见。第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比如说比较中西史学史的不同发展，可以看出一些我们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候，从没注意到或忽略的东西。比如说白乐日（Etienne Balazs），法国宋史学家，他死得比较早，但是我看他的书也有很多中译本出来，有一段时间人们经常提到他的宋史研究。白乐日有一篇讲中国的史书，题目我已经忘了。那我为什么讲他的这一篇文章呢？因为我注意到西方的几个有名的大史学史家，好像对中国的很多史学史的了解，大多是来自这篇文章。我非常吃惊，他们因为没办法读中文，所以要靠一个法国人写的文章来了解中国史学。

像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西洋史家，他的很多书都有中译本。我看莫米利亚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白乐日对中国史学史的看法。我记得很清楚的两点是：白乐日说中国的史书是士大夫写给士大夫看的书，他设想的读者不是一般群众。还有一点，他认为希腊罗马史学是在描述“变”的历史，可中国史书在叙事上却有强调从“变”如何回到稳定的这个倾向。无论如何，像莫米利亚诺这么了不起的西方的史学史大师，可他对中国史学史的了解非常少，这是非常遗憾的。可是即使非常少，上述比较的观点，也是有相当价值的。再比如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在他的文章中说，中国从《史记》以来，史书是把事实放在一个一个格子里面。本记、世家、列传等，放在一个一个格子里面。可是希腊、罗马，从希罗多德（Herodotus）以来，修昔底德（Thucydides）等写历史，像一条河流一样，一个向一个地方流过去，而不是把事情放在一个一个格子里面。他这个看法好像是从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来的，就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总之，像这样一种比较的观点，不管是不是能完全同意，但是看到了一些对于我们研究史学史值得注意的一个资源。

此外，历史书写往往牵涉到的不只是史学本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是文学的、哲学的、人类学等。在中国还有经学、政治学等多学域交汇的地方。比如人类学，就像我刚刚讲的弗朗索瓦·阿赫托戈那一本书里面提到的毛利人，认为过去好像在未来中，认为五百年前事情好像就在昨天一样。研究历史记忆的始祖，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论集体记忆》，是讨论历史记忆的第一本重要著作，里面发现原始部落有把历史上种种重要发展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现象，这与《古史辨》中的“层累造成说”、“箭垛型人物”，或《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等文，也就是古史中经常把一些重要的发展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有异曲同工之妙。像这一类来自其他学科对我们的启发，不必然要有，但是可以有。也就是不必然要把史学研究或史学史研究拿去迎合这些理论，但是它们若恰好自然有用，那么也可以参用。这是我对于其他学科对于史学或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看法。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读博士一定要所謂“学科考”（general examination），我读的普林斯顿大学规定“学科考”三个领域里面只有一个领域跟你的论文直接有关，另外两个领域要跟论文无关。我想，这个设计的原因可能在这里。这也是美国而言，其他国家不一定，但以我的经验，其他学科对我们是一些启发的资源。在我读书时，世界知名的中国史家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他的成名作分几期在美国最重要的《亚洲学报》上面连载，讲中国的市场系统。他借用了地理学里面著名的中心地理论，我不是说他全对，当然很多人反驳他，也有很多人认为他重要的调查资料不是他做的，是别人做的，可是他用了一个中心地理论，放上去以后对整个中国市场系统，做很出色的梳理，也就是说其他学科对我们的滋养，是“可能有的”，但不是“一定要有”。

八、略述个人史学史研究的一些经验

最后，我要回到今天演讲的题目，个人史学史研究的一些经验。我的第一本史学史的著作是《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我只举这书作为一个例子，当然我还有其他一些像《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我的英文书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一部分也跟这个有关。但是我只讲我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事实上，我的《章太炎的思想》，就是我第一本书里面，有一章后来没有放进去，是“章太炎的史学思想”。

我不是说《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在我个人的学术发展中有一定的意义。在写的过程中，我所注意到的、关心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我的资源是什么？就是我刚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可以从这一本书里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首先，这本书里面的主要材料，尤其前几章主要材料是从《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而来。因为中国近代以前主要的学问是经学，我那时候在读这方面的书，探究晚清今文经学里面的历史观。而“古史辨”跟经学、史学的发展有关系，跟晚清变法等政治活动也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跨学域问题。

第二，因为当时台湾正在流行几种学问，我个人也不能自外于这些学问。第一个就是韦伯（Max Weber）的学说。当时台湾非常流行韦伯。韦伯很多英文书在台湾都有盗印本。当时流行的韦伯英文书只要能找到的，我基本上都看了。有没有完全懂，我不敢乱说，但是基本上只要当时能找到的都看。以至于多年后有一次一位有名的史学家卡罗林·拜南（Caroline Walker Bynum）来史语所访问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所长，谈到她先生。她一讲出来名字，我说你先生是个韦伯学家，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台湾有盗印你先生的一本书，我在做学生的时候看过。另外一个学风是诠释学，当时在台湾能看到的英文诠释学的书，我基本上都看了，还有其他包括孔恩（Thomas Samuel Kuhn）等，这些就是我刚讲的跨学域资源，我觉得对我当年写书有一定的帮助。当时台湾也正在流行年鉴学派的著作，所以我多少也受了一点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看法的影响。这些就是我的个人研究的一些经验。我真正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在当兵，我把读书笔记带到军队里去，晚上回到军官宿舍以后开始动手写。那时候也没有助理，我的字又像道士画符一样，所以有不少错字。由于该书“序”上面写的是在台湾桃园中坜，很多人误以为我是桃园人，其实不是，那个是我服役的地方，陆军第一士官学校。

当然，古史辨运动后来牵涉到的事情非常之多，我后来的研究里面，也有一些跟它有关，比如说我讨论章学诚《言公》篇，里面的看法很多就可以说明古代人对于著作、著作权、作者，不像顾颉刚或近代人所想象那样子。古人道、学、政合一，所以如果有人能把某个想法拿来落实，造福生民，那它本身就是好的，也就不必再计较这个东西原来是谁讲的。因为章学诚《言公》篇牵涉的不只是古代人的著作，或是作者的观念，它事实上也牵涉到当时盛行的考证学，是对考证学垄断一切的这种知识形式的一种批判，而且古人认为道学政这三者是合一的，不是只有学，就把道跟政通通排除在外。在章学诚的《言公》篇，你可以看出道跟学问跟政治三个合起来。《言公》篇的观点也相当程度上吸收清朝考据学最盛的时候部分人对于古代文集篇式、体例的看法。

事实上，我以前对《文史通义》最不了解就是这一篇，可后来发现，这一篇其实是了解章学诚很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也算是跟《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关的一个文章。另外就是一篇比较短的文章，是关于邵懿辰的《礼经通论》。这篇文章虽然讨论的是清代后期《礼经通论》这本书，可是事实上牵涉到疑古思想来源的问题。所以，举这几篇文章作为例子，我写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后，这两篇文章和这个主题也有一定的关联。

在广义的史学研究上，我有一些写作经验要跟各位分享。我认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个是选题。傅斯年这个题目是余英时老师建议的，我本来去美国要写的不是这个，我在别的文章里面也提过了。但是第一次跟余老师见面时，他跟我说，有一个像傅斯年这样的档案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改写这个题目。当时有一位余老师访客对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另一位留德学生俞大维呢？俞大维虽然对所谓的东方学有兴趣，可是他毕竟主要研究数理逻辑，这个我不懂，所以我没办法写他。所以，选题很重要。选题本身就有各种的考虑。有一句名言，开始其实就是整个事情的一半。康熙皇帝有一句名言叫慎始如终。一开始要谨慎，我们一般总强调要能坚持到终点，但他强调慎始如终，这两个都一样重要。如果一开始开错了，就算能坚持到终点也没有大意思。

问对一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问对问题之后，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工作的纪律，当然其他还有涉及材料收集、阅读、构思组织等。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里面讲，“摩擦”是战争里面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场战争后来的发展跟一开始的规划可以几乎完全不相干，命令与部队之间、长官跟士兵之间，在那种最危险的情况之下，部队一散开，就慢慢地跟原来所计划的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还是直接引用《战争与摩擦》中的话比较清楚：“要描述那未被察觉遍及一切的要素仍极端困难，而正是它招致景观改变”、“无数小变故——你永不能真正遇见的那种变故——会在一起降低总的表现水平”、“我们应当记住，它的零部件中，没有那个，是一整件。每个部分都由一个一个人组成，其中每个人都保持引发摩擦的可能”、“战争中的行动犹如阻抗环境中的运动，恰如步行这最简单、最自然的运动，无法轻易地在水中进行”。

我个人认为，如果用“摩擦”讲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那么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克服工作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摩擦”。第一，如何把一个美好的构想写成一篇百页的论文？这个中间所碰到的种种困难，就像战场中的 “摩擦”，这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要克服的。前面说到我写文字像道士在画符一样，所以很多东西对我来讲很困难，我的稿子要打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摩擦”的一种。这一类的“摩擦”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出现，要不断捱过去。第二，在书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没办法照原来的意思进行的情况。如果一切都照原来意思，一切都照最初的想象进行，我认为那可能也不是最好的研究。我们研究的过程之中，在接触到各种史料过程中，在对这些史料做非常精密的阅读过程之后，一定有不少出乎原来意料之外的，这样这篇论文才有意思。

历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虽然我经常跟学生讲，史学的文字不必美丽，但是要明白、清楚、通畅。文字的表达要做到准确、科学外，表达本身也是艺术，但是，我对艺术的定义不是要煽动人，像康托洛维茨的第一本书那样。明白、清楚，晓畅本身就是史学文字表达很重要的要求。在普林斯顿念书的时候，有位老师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一次访谈里面讲过，他一生投稿没有被退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文章写的明白、晓畅。所以，文字的表达，它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是特殊的艺术。

我也经常跟学生讲，选学期报告的论文题目，跟要作为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题目不一样。通常不能用一篇学期报告的论文题目的规模做成一个博士论文。博士论文要有一个相当的规模，学期报告则是特定的一个点。我经常碰到的学生就是，或想把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变成一个学期论文的题目，或想把一个学期论文的题目变成一个博士选题。

除了题目之外，史料的集中度和可利用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当然，现代的电子资料库对很多新一代研究者来讲，已经变成不可或缺了。但是，我虽然曾经做过数字典藏计划的主持人，在计划下面建制了许许多多的电子资料库，可我认为书还是要读的。很多问题的发现还是要从书里面去发现，然后，资料库对补充资料有一定的帮助。我认为它是一个“伙伴”，但不是取代性的关系。而数据库也有内在的限制，许多书或文本因资金或其他等各种原因，没办法建入，所以资料库本身有所缺，也有所蔽，它本身也可能是一个“斜眼症”病人。此外，构想跟组织也非常重要。组织跟构思这些史料本身的意义，这些我想大家在各种课上已经都非常清楚，我也就不再强调。

以前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余英时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做学位论文不是在写风雨名山之作。有些学位论文确实成了风雨名山之作，很多人最好的书都是学位论文。但学位论文不应该以写风雨名山之作的态度去做，他说学位论文本身只是个练习，如果以完成风雨名山之作的心态去进行，可能永远也不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