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7月24日 13 版）

     晚明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期间中国思想学术演变之根本原因是因为与西学的碰撞。在汉文化圈中所谓的“西学”，大致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用中文介绍的西方学问，二是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笔者曾把晚明以来属于明清欧洲基督宗教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所形成的汉文西学文献，[1]分为三个类似考古学上的“堆积层”，一是在明末发现的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代表的景教文献，二是明清间编译的汉文西学文献，三是19世纪以来西学家所留下的大量汉文西学译著。而比较系统地发掘属于明清间编译的汉文西学文献的工作，大致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汇编是1965年起陆续由台北学生书局推出的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第23号(1965年出版)、24号(1965年出版)和40号(1966年出版)。前者为明末李之藻编刊于1626年的《天学初函》，其次为《天主教东传文献》一册，或称正编，继为《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册，1972年，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续编》又推出为数六册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在大陆天主教西学研究尚未解冻的岁月里，这些明清之际影印本曾经给全世界明清西学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源。
     新的一轮的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是由比利时的钟鸣旦教授与荷兰的杜鼎克教授联合发起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祝平一、黄一农教授等都参与了这些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如《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5册(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把原藏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20世纪40年代末被耶稣会士带到菲律宾后又转道收藏于台湾的一批汉文文献公诸于世;之后钟鸣旦、杜鼎克又主编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12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两位还与蒙曦一起主编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26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因此，全世界收藏明清天主教汉文西学文献最多的三个机构: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和罗马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收藏的相当一部分明清汉文西书已能重见天日。
     文献的发掘和点校整理是相互依存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随朱维铮先生求学时，就听说他有编纂利玛窦中文著译全集的计划，2001年我们读到了由他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该书在文字句读、标点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异同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示范，开了系统整理明清某一传教士汉文西学著译的重要先例。之后此一某一传教士汉文著译的全集还有叶农教授点校的《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澳门文化艺术会2012年2月)，该书多达119万字，系统收入了被誉为“西来孔子”艾儒略的汉文著述，叶农还将继续完成庞迪我等汉文著述全集的编校。默默做着文献整理工作的还有周方駬先生，他编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全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收入了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朝有关天主教史文献七种:《辩学遗牍》、《代疑篇》、《三山论学纪》、《天学传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便利，除若干孤本外，还取善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版本，进行校勘。
     明清基督教汉文文献更为系统的标点工作是由一位韩国学者启动的，1994年郑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参与了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鲁斯基金会的相关项目，以一人之力收集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资料，完成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年)，皇皇五大册的标点本汉文西学文献集，为大陆干涸的学界提供了类似甘泉的文献。
     如果说郑安德是源自编者对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后与传统中国文化、哲学、宗教发生了怎样交涉的问题意识出发，来整理和编纂《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一书的，那么，放在笔者面前的厚厚四大本《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6月)则是编者黄兴涛教授出于近十年来从事清代新名词、新概念和西学影响史研究的需要，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细细摘抄的过程中，萌发了将这些影印本进行标点，以横排的形式，惠及更多的同好，以便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流通。该书副标题“50种重要文献汇编”，其实全书收入了54种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字数多达165万字。前有编者长篇序言《明清之际西学的再认识》，对此期传播的西学内容与蕴涵有深度解读。通读全书，笔者觉得此编有几点值得特别加以介绍。
     首先，编者长期从事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与同类标点整理本相比，《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的选书范围很广，颇显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特色。如第一册注意从基督教传教文献选书，第二册的重点多涉及哲学、伦理学，第三册多自然科学，第四册属于天文历法、地理学、动物学、音乐和透视学等。其中不少文献于研究现代一些新学科的生成，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如《治平西学》之于政治学，《斐录答汇》之于广义哲学，《修身西学》、《逑友篇》之于伦理学，《童幼教育》之于教育学，《譬学》之于修辞学，《泰西人身说概》之于解剖学，《狮子说》、《进呈鹰论》之于动物学，《律吕纂要》、《律吕正义•续编》之于音乐学、《视学》之于透视学，等等。
     其次，编者在选书时已经广泛调研过目前明末清初汉文西学文献的整理现状，对已经有过单独标点或横排出版的文献，不再重复收入，如利玛窦在明末西学东渐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因之前已有了“高品质的汇集、标点并题解”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因此编者不再“以水济水”，但对于该书未收的《斋旨》则加以补收。《名理探》因有了1931年和1941年先后有上海徐汇光启社五卷排印本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本，以及1959年三联书店的“逻辑丛刊”本;《职方外纪》也因有了现代学者谢方的高质量的校释本，因此，《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均不再重复收入。
第三，编者注意利用上述台湾《中国史学丛书》系列和利用了上述钟鸣旦、杜鼎克、祝平一、黄一农等收集整理的几套“明清天主教文献”的影印本作为底本，同时也根据具体情况，参校和利用北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等若干图书馆所藏的其他版本。还有若干是编者自己录入或抄写的版本，如利类思的《进呈鹰论》以往学者讨论多据《古今图书集成》，编者利用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刻本作底本，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鹰论》互校，为读者提供了较好的版本。不少西学文本，编者都校出了讹误或错漏，如首部天主教教理书《天主实录》，钟鸣旦等影印的原本有一张漏页，此次得以补足，堪称首次的“完璧”。《况义》的原本也校正出不少错字，称得上是目前最为完善的本子。
第四，编者虚怀若谷，称自己的编辑方法仿效《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其实有继承也有发展。文献标点、整理过程中实际包含着研究，如将散存于不同档案资料汇编中的《齐家西学》前四卷和后三卷合成;将分别藏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斐录答问》一书的上卷和下卷汇集一本，使之以完璧，给读者阅读以方便，也给学者版本考察提供了初步的线索。整理文本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撰写简介，包括作者、著译、出版时间、成书背景和内容提要，这是传统目录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整理工作中难度最大的工作之一，因为其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全书各篇简介中显示出编者对学界研究前沿的重视(如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简介中注意介绍和利用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并多少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认知新发明，颇显学术功夫。细心阅读各篇简介，对此会留下深刻印象。如利类思《狮子说》一篇简介中，编者指出利类思的研究方式，有别于明清时期中国本土的动物学著作，带有鲜明的西方印记，“可以视作东西方动物学交流的开端”。虽寥寥数语，却可见编者研究心有所得。
作为一项耗时耗力巨大的工程，《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基本完成了编者自己设定的目标。当然，书中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述选书剔除原则中提到的《西儒耳目资》，其实并无由著名出版社单独标点或横排出版过，除了目前所能看到1626年“景风馆藏版”外，未有标点本，实在是应该重新整理横排再版的。该书中有些版本的简介尚未能交代完整，如收入《修身西学》依据的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本，编者称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本内容相同。但据笔者所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修身西学》系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3年第4版，经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收入的“古绛景教堂藏板”本对校，除制作了目录外，文字上还是有若干改动的。作为由晚清新名词和新概念的专题研究引发而编的这一套文献，没有编纂一份翔实的人名、地名、书名索引当属明显的缺憾，笔者以为，如果编者能够同时设计一套新名词和新概念的索引，相信会为方兴未艾的东亚概念史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学术导引。
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明清以来的西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而明清以来留下的丰厚的汉文西学文献，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宝库，曾经在东亚世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学术研究的进步，有赖于文献新资料的不断发掘和不断整理，相信《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的出版，将对近年来已蓬勃发展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史和明清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 “汉文西学文献”或称汉文西学典籍、中文西学著作、汉译西学书籍。笔者将之简称“汉文西书”。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就将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译述称为“前期汉译西书”，将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的译述称为“后期汉译西书”。（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页23）90年代笔者在讨论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输入问题上，最早使用了“汉文西书”的概念，主要用于指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撰写，或在中国人帮助下编译的有关西方内容的各类图书和文献，包括有原本参照的译著；或无原本依据、只是西方传教士依据西方概念和内容编写的各种图书。参见邹振环《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挑战与中韩学人的应战》，《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第一章。笔者至今仍认为这样处理，较之日人“前期”、“后期”的说法更为合理。(此注《中华读书报》发表时被删掉，特此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