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水涛：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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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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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文史学刊》(京)2014年第一辑期第
【英文标题】Histotical Accounts and Oral History
【作者简介】许水涛，中国政协文史馆副馆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中华民族经历了迥异于此前任一世纪的革命、变革和进步，充满各种变数的历史波谲云诡，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领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两岸三地的口述历史学界共同负有收集记忆、保存历史、扩大共识的责任，为后人留下关于这段历史的完整记录，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悟、思考和期盼。今天能够再次参加两岸三地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我备感荣幸。谨结合本职工作提出关于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之间的一些思考，一孔之见，不敢自必，望方家指正。
文史资料的价值判断
文史资料特指人民政协征集的历史资料。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特地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茶话会，“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5月1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常委会议预备会上，周恩来等将人民政协征集的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提出：“计划、组织和推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和有关人士对于我国的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撰写和研究工作。规定的征集时限“以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内容包括：“1.主要是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2.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3.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关于文史资料撰述人的身份和文体，规定：“1.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忆录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2.撰写的事实和内容必须真实、具体。3.撰写材料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4.资料可以是有系统的长篇著作，也可以是短篇的叙述。”“可以个人单独进行，也可以几个人合作。撰写资料主要是自己执笔，自己不能执笔的，可由本会派人帮助撰写。”此后，各省级政协也相继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到1963年1月，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市县级政协组织达到370多个。1978年，文史资料工作首次写入政协章程，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人民政协汇聚了我国现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等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或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具有任何其他组织难以望其项背的人脉资源和权威性，请他们口述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记录、整理和再现历史，是政协组织的优势所在。文史资料的征集对象主要是历届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界代表人士，他们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记述“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形成直观叙述历史的“原生态”资料。由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观念、阅历等不同，视角各异的记述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互相比较、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作用。文史资料的内容十分广泛，从纵向看，各级政协建立健全的文史资料工作机构达3000多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庞大的史料征集网络。文史资料所表述的历史事件，上至国家层面的决策过程，下至基层社会的历史变迁；所表现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精英。从横向看，文史资料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等各个领域，能够具体、翔实、生动地展示历史的曲折进程，使历史如多棱镜和万花筒般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到2009年5月，各级政协共有40多万人次参与，征集史料80亿字，编辑出版50多亿字，可谓蔚为大观、成就斐然。这些史料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形式，纵横交错、宏纤毕现地展示了戊戌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使人们更为形象、具体、准确地认识这段历史，从而更为广泛、深刻、有效地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20世纪上半叶，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瓦解后，怀有各种政治理想和救国情怀的人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历史进程的各色人物遽然增加，而战乱频仍和社会动荡导致史料保存匮乏，许多历史成为空白，挖掘新的史料、丰富历史记载便成为紧迫的客观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初开始，各级中共党史部门开展史料征集工作，并形成《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成果，但它说到底还只是一个革命党及其军队的历史，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不足以解读民国历史的巨变，而发轫于50年代末的政协文史资料则有效地扩大了史料的征集范围，使我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从回忆资料上得到较为全面的印证和解释，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延续了中华民族尊重历史、重视历史的传统。
从科学的理性的高度审视文史资料，我认为，它显然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历史科学的使命不在于赋予历史以新的内涵，而在于挖掘历史固有之内涵。这种挖掘总是要以历史事实为起点，其目的即是通过历史叙述获得弥足珍贵的经验，增长智慧，所谓“述往事以为来者师”。这是贯穿在历史科学中一条永恒的主题。为了更好地扣紧这一主题，史学史上相继出现了别开生面、各具长处的史书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笔记体等，以求接近乃至达到历史的真实。不过在封建专制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严酷的文化专制统治和强烈的阶级偏见，历史著作所表现的空间大为萎缩，人为阉割历史的事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体裁的创新亦不能改变史书内容陈陈相因的弊病，那个时代当然不会注重回忆资料的发掘和应用，更遑论大规模地组织此项工作了。可见，文史资料工作的确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需要强调的是，文史资料工作初起时，确实出于发挥一些具有传奇经历的政协知名人士作用的考虑，有弥补文献记载严重不足的客观需要，而更为久远、更为重要的则是还原历史和研究历史的需要，是加强历史教育的需要，是全面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需要。
面对汗牛充栋的文史资料，我首先认同它的多重价值，概括起来就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具体表现在：
1、尊重记忆的价值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历史的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一是档案，二是记忆，文史资料所重视的就是人类记忆的价值。我们知道，记忆是历史的伴侣，记忆滋养了历史，将记忆转化为历史是历史学视角的重大变革。以往的历史著作大多是官方语言、官方记载，散发着浓烈的官方气息。传统史学关注的往往是与少数上层统治者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基本上就是帝王将相的史学，对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则很少予以注意。传统史学所习用的史料包括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等死材料，基本排斥了鲜活的记忆。文史资料纠正了这一偏向，重视记忆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重视更广泛的精英人物所参与和创造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的一场革命。1960年，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创刊号“发刊词”以通俗的语言解释文史资料的这一价值，指出：“从清朝末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比深刻的巨大变化。这六七十年来，历史的主流虽然是清楚的，但是其中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许多历史人物的丰富生动的事迹，现有的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都还远远不够完备。因此，迫切需要从各个方面广泛地进行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将会运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并从而得出比较全面的正确的结论来。”经过多年的积累，文史资料通过挖掘记忆发挥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功能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大都利用过文史资料为专业服务。
2、发挥“去意识形态化”的功能，保证史料的真实性。1959年文史资料工作创建时，正是中国在经历反右派运动、正常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之际，国内各种关系出现了紧张态势。倡导文史资料工作，尊重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代表人物的历史，为他们表达历史话语权提供平台，借以调整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缓解紧张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恐慌心理，消除业已形成的隔阂，多少带有“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真正发挥了统一战线组织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共高层一种深谋远虑的考虑。《文史资料选辑》创刊号“发刊词”对此作了准确的诠释，指出：“历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编写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因此，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评价。我们所要求作者的，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一律欢迎。”
3、赋予历史一种亲和的品格和灵动的力量。历史是由一个个不间断甚至错综复杂的生活细节构筑的，历史的魅力在细节，用一个个具体、细腻、生动、鲜活、有血有肉、富有人情味的细节串起来，历史才会变得真实、立体、丰满，尽显诱人的风采。应当指出：如实地表现历史的复杂与人的复杂均非易事，所有的史学手段和史书体裁都不可能对既已定格的、逝去的历史作面面俱到的表现，因而各有其长处和弊端。编年体是这样，纪事本末体也是这样，它们虽然各以扣准时间和爬梳脉络见长，但也有与此对应的不足。文献档案资料大多偏重宏观领域，涉及的多系易为人知的一面，稍显刻板，属于死材料。而主要依靠人脑记忆的文史资料以特有的手段和多维视角形象地再现过去的生活图景，披露历史必然性背后的种种偶然性，赋予历史一种亲和的品格和灵动的力量，甚至可以探寻人物内心活动的秘密，开辟史料积累和研究的新领域，其反映历史之深刻、范围之广泛、方法之新颖，皆前所未有，其叙述方式亲切自然，充分满足了人们探究历史的兴趣，是人们走进历史深处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向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正确历史观的生动素材。
4、在广征博采、多说并存、众说纷纭中丰富历史的表现形式、彰显历史的无限魅力。理性地看，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同一位历史人物的回忆出现众说纷纭是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对同一个事件，依据每个人的记忆和感受而形成的证据总是千差万别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诸多记忆的比较、鉴别和分析中寻觅真相，从而有效地发挥鉴往知今、鉴往知来的功能。
我们知道，人们对历史的尊重，是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尊重，“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真实地再现历史永远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但完全复原历史真相却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指出，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我们只能通过全方位地搜寻、打捞沉潜于历史当事人心灵深处的记忆，尽可能准确地无限地接近历史真相，却无法还原历史本真，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氛围中更是如此。
所以，面对汗牛充栋的文史资料，我们也需要理性地正视其固有的缺陷。文史资料和一切成文史料一样，无法避免被各种因素过滤、雕琢和干扰，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和谬误，具有两重性，因而在利用时要格外谨慎地加以辨析和选择。这些因素包括：1、记忆的丢失和失真。人生之路漫长，人们在回顾自身丰富的阅历时必然会伴随着事过境迁的记忆模糊、消退、淡忘、偏差甚至丢失，个人的记忆、认识不可能完全准确，因为观察角度不同、时间久远和主观认识的局限性而存在难以避免的失真，需要可靠的文献资料加以佐证。2、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的直接干扰和影响。文史资料提供者毫无疑问会受到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政治观、价值观决定了其历史观。因此，在利用文史资料时，不仅要注意辨析具体史料的真伪，更要注意大的政治环境对回忆者的直接干扰和影响。建立在主流史观基础上的社会常识和价值取向也会深深渗透到回忆者的思想深处，这些都会伤害文史资料的真实性。初创后相当一段时期，文史资料所表现的主要在政治军事领域，而文教、科技、工商经济、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方面史料较少，形成内容上的结构性失调。对于此种格局的惯常解释是“这种情况是符合我国近百年来社会大变动的历史状况的。”然而这并非全部原因，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文史资料工作初起的1959年，正是大规模的反右运动鸣锣息鼓之际，1962年更进一步强调文史资料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6年2月，全国政协文史委在大批判的形势下，请了若干学者审查已出版的54辑《文史资料选辑》，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标准掌握不严，并举出不少事例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这些情况致使人们在回顾历史时不能不有所顾虑，甚至心有余悸。而回顾文教、科技、经济等发展状况时，又必须涉及我国近现代史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及经验，这显然是忌谈的。与周恩来同志“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记载下来”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诸如“广征博采”、“存真求实”、“不拘观点”、“寓褒贬于史实之中”等原则要求就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贯彻，致使文史资料所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不能尽如人意。有人对此项工作表示冷漠，如60年代初期，别人劝章伯钧撰写文史资料，章在看到有的重要人物写的文史资料有文过饰非的情况，就对女儿表示永远不会写这样的文史资料；有人在政治压力下撰写的文史资料存在扭曲历史的情形，如长期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曾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两篇有关《大公报》的回忆文章，当时是中共高层领导多次动员他写的。1980年5月，王芸生去世。此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王芸生对次子作了三个月的临终口述，全面回顾了《大公报》的历史和自己的认识，其中也悔恨自己没能顶住压力写了文史资料，说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还告诉张季鸾的儿子：“《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这种情况应当不是个别的。2002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部门编辑出版《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共3500万字，其中的许多篇章是“文革”前就征集到手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却因为政治原因被长期搁置，未能及时面世。我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时，也要客观地、理性地正视其不足之处，为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3、人性的弱点所形成的选择性遗忘。撰写文史资料自然会出现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隐恶扬善、避重就轻的叙述，或刻意掩饰，或自我拔高，或有难言之隐，或有尊者、亲者、贤者之讳，难以避免主观性所导致的偏差，较易打上人性的烙印。而任何个体参与历史事件时都只能是片段的、局部的、侧面的，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也只能是局限的，这自然会降低史料的准确性。
影响文史资料的各种因素并存，我们的职责就是尽力发挥其还原历史的正面作用，理性认识其缺陷，绝不能因缺陷而否定其固有的价值。
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之比较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历史进程、影响历史道路的时候，记载历史的观念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上个世纪中叶，中西方的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重视回忆类史料的现象，更多的社会群体和更广泛的群众投入到历史记载之中。在西方表现为口述历史的发端。在中国，集中体现在50年代后期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起步，尽管它与西方世界的口述历史有所不同，但在努力挖掘人类记忆、丰富历史记载、深化历史认识方面却具备异曲同工之妙，发挥殊途同归之效。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像的方式，收集、整理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价值的私人回忆资料，由此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从60年代起逐渐越出国界，在全世界蓬勃发展。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70年代以来，口述历史的普及面之广、涉猎范围之大、社会影响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和国际口述历史学界接轨和交流，部分史学工作者注重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推进中国口述历史事业，并在近些年形成一股不小的口述历史热，具体表现在：参与者众，史学工作者、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热情参与，并采取国际上通行的正规方法；媒体上的口述历史栏目广受欢迎；有关口述历史的图书受到关注；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研究会已经组建，有关口述历史的学术讨论活动方兴未艾；一些高校开设了口述历史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通过比较和研究，认为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就是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将其定位为“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工程”，认为凡是由“亲历、亲见、亲闻”形成的资料，都可以划入口述历史的范围，也有人不认同文史资料的口述历史属性，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史资料缺乏规范性，与口述历史的标准有一些差距。作为文史资料工作者，我更加注重的是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之间的共性，即都是以挖掘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记忆为己任，两者的关联性很强，从文史资料工作的职责、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都能看到与口述历史相似甚至相同的一面。本文第一部分所作的关于文史资料的价值判断，也大体适用于口述历史。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文史资料属于口述历史，应是实至名归。当然，两者在史料采集手段、工作程序、成果表现形式、保存方式等方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口述历史学发展得更成熟、更规范，涉及学科更多，影响范围更广。试从以下五个方面作些比较，由于各位都是口述历史领域的专家，我在比较中更多介绍的是文史资料的情况。
一、职责
口述历史的职责是通过寻访记忆来搜集史料，以便真实地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和留存历史。文史资料也是通过记忆将保存真实的历史放在首位，“广征博采”、“多说并存”是文史资料真实性的主要保障，这与口述历史的要求完全一致。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所提倡的当事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也是完全一致的。
不同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参与者和征集范围上。口述历史参与者众，主要有史学工作者、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涉及多个学科。口述历史的素材主要来自地方和民间，记录的是普通群众的生活经历与独特思考，范围广泛。文史资料工作主要囿于史学领域，特指人民政协组织的面向特定人群的史料征集行为，参与者既具有一定的官方身份，又是具有一定的史学功底和学术造诣的史学工作者，其优势是形成全国性的工作系统，所关注的多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和人物，各地方的文史资料则关注对当地历史发展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显得层次分明、职责清晰、分工明确。
二、理念
随着社会文明和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历史表述的话语权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的参与越广泛，其所反映的社会民主程度就越高；人民群众对记录历史进程的参与越广泛，对历史进程记录的真实性就越强。口述历史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更注重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价值，重视下层平民，再现底层声音，属于“草根史学”的范畴，旨在重建大众历史意识，建构起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具有现实性、开放性、群众性和民主性。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更多地走进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这样做，可以纠正各种史料中遗留下来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偏见，使历史学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变迁；可以增强普通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认知能力，有助于实现历史学的教育和启迪功能，历史学由此超越了昔日那种主要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经验的政治功能。
文史资料既非以往历史著作关注的帝王将相等少数人的历史，也非普通群众的历史，而是将目光投向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士，采取的是亲历者说的方式，并且是官方层面大规模组织、由政协章程加以保障的，由上而下，一直延伸到县级组织，形成庞大的史料征集网络，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也是有别于口述历史的。相对来说，它关注的对象比口述历史的范围要窄，属于“精英史学”的范畴。
尽管如此，文史资料工作同样贯穿着与传统史学迥异的民主精神和群众观点。文史资料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各党各派各族各界各行各业的代表人士对亲身参与和经历过的历史进程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在撰写史料中允许不同观点、不同见解、不同说法并存，充分体现了政协组织的政治包容性和博大的胸怀。换言之，为各族各界人士提供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撰写史料，表达对于历史的见解，贯穿着一种民主的精神。这样做，不仅有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还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三、原则
1962年12月，全国政协文史委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它在总结三年多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在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作用，征稿原则，征集史料的范围、重点和类型，组稿，审稿，编辑出版，资料整理，资料管理，稿酬处理，做好下一步工作的主要措施等十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规定“三要、四不、三给”的征稿原则，“三要”是：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基本精神在于要求撰稿人破除顾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按照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作如实的叙述而不加以增饰、回护和任情褒贬。“四不”是：撰写史料可以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要求撰稿人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撰写史料)、不扣帽子(不因撰稿人揭露历史上的某些真相而担负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三给”是：对撰稿人给以稿酬、在撰稿工作上给以必要的帮助、处理稿件时对撰稿人所提的要求(如要求保密、要求不发表或不用本人名义发表等)给以尊重。会议还提出文史资料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入组稿，提高质量”；要根据具体情况拟订组稿计划和提纲，采取按题找人、因人出题和由撰稿人自拟题目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组稿活动。在对待史料方面，坚持多说并存，不因人废言。此后，又提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不溢美、不贬损”、“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多说并存”等要求。1980年11月的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必须从“左”倾思潮和封建意识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1983年9月的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的指导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2007年11月的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确定的工作原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坚持统战和“三亲”特色，允许多说并存，尊重历史见证人从不同侧面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坚持服务大局，注重社会效益，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这些原则尽力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在落实和执行过程中难以离开大的政治环境独善其身，但它仍然富有跨越时空的价值，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依然是推进文史资料工作所应遵循的。
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制订了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包括确立工作原则和标准、厘清口述历史的专业伦理、说明从业者应有的操守外、规定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和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等。其主要精神就是尊重受访者在回忆历史中的主导地位，一直被国际口述历史学界奉为圭臬，也与文史资料工作的上述原则规定基本一致。
四、方法和手段
口述历史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合作的成果，而文史资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当事人独自提供的史料；口述历史主要以“有声的历史”存在，而文史资料更多地表现为撰写回忆录的形式，征集成果也主要是以图书、期刊等文字形态面世，采访和互动的成分不多，表现的载体相对单一。两者之间的不同源于征集方法和手段的不同。基于西方国家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领先的原因，西方的口述历史一开始就注重使用录音机、摄影机、计算机等新的手段。口述历史的本质是“口述”，其标准形式起码是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对话录音，是通过询问、回答和互动等环节合力形成的史料。但两者在具体征集方法上又有不少相似甚至相同的一面。
文史资料征集的方法是：1.制订征集选题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征集工作，提高征集成效。基本思路是：先宏观，再微观；先远期，再近期；突出重点，抢救优先；统筹兼顾，力求实效。2.征集前准备。主要包括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经历的时代背景，了解当事人的性格、兴趣、爱好、习惯等，从广泛的话题中找准切入点。3.征集方法。首先向当事人讲明来意和征集史料的意义、目的，并将文史资料征集原则向当事人说明，打消当事人的思想顾虑。同时与当事人有口头或书面约定，即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随意公开发表等。文史资料整理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审核与鉴别、价值判断与评估、分类与编目、对史料利用方式的意见等，达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目的，同时又可以从拾遗补缺、深度挖掘、扩大视野三方面起到深化征集的作用。
口述历史的有关规定是：在访谈阶段，凡涉及访谈内容、访谈方式、时间地点、记录方式(笔录、录音、摄影、录像)等问题，都要事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访谈时，要通过提问和对话不断刺激受访者的记忆，引导受访者讲述，并以适当的方式暗示和质疑，帮助受访者辨析和甄别记忆的真伪。访谈资料经过整理、加工、编辑之后，必须经受访者审阅修改或者经他本人授权审阅并签字后才能定稿。双方就有关权利、义务签订严格的书面协议。协议内容通常包括：访谈计划、访谈内容和范围、口述记录的整理步骤与权限、受访者对整理后文稿的确认与签字、文稿的使用约定、文稿发表或被引用时的署名、受访者对口述文稿的使用权利、文稿收益的分配等。成稿后的资料及原始资料，要将保存收藏的方式告诉受访者并经他本人或授权签字同意。总之，口述历史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全部工作始终都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双重约束。这些理念和做法值得文史资料工作者借鉴和效仿。
五、作用
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的作用大致相同，可以概括为：第一、作为文献资料的补充，为还原历史、深化历史研究服务。第二，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可能，为公众的阅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第三，突出了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第四、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由于文史资料工作是统一战线组织负责实施的，它还有一项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回顾历史增进团结和共识，负有独特的政治功能。
在粗略比较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之后，我的结论是，基本相同的是职责、理念、原则、作用，在方法和手段上也是大同小异。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文史资料表现的主要是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显著，受到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制约更为明显，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文史资料的负面因素。
借鉴口述历史推进文史资料工作的思考
口述历史相对成熟的发展和广泛的社会认可是观照、省察、提升文史资料工作水平的一面镜子，我们理应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传统，在与口述历史的嫁接中拓宽视野、创新思路、明确职责、完善方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文史资料工作已经形成明确的工作原则和比较成熟的工作方法，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上下联动、纵横交错的大协作关系；已经建立一支稳定的、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和较强专业水准的工作队伍；逐渐广泛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形成多种形态的史料保存方式。近些年来，一些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和文史资料工作者已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征集史料，成果显著。新的形势下，借鉴口述历史是推进文史资料工作的必然要求，我的初步考虑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主动介入征集环节，积极转换角色，实现“主动存史”。口述历史是作为史学工作者的采访者和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受访者共同完成的，是在明确的工作框架和学术价值指引下的“主动存史”行为，更加需要发挥史学工作者的组织意识和主动精神。近些年来，我较为热心口述历史的工作，与一些口述历史工作者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参加了相关的学术活动，也采用“拿来主义”的方法，试着按照口述历史通行的做法采访一些重要人物，获益匪浅。我体会到，口述历史是受访者和采访者默契配合的互动过程，双方展开对话，受访者在叙史时的言语、情绪、态度有助于采访者走进历史的深处，把握历史的精髓，由此展开思想的碰撞，层层引导问题的深入，能够将口述历史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作用远甚于那种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回忆录。不过，它对采访者的要求较高，如采访前的大量准备，对相关历史背景和受访者的经历、个性、心理、表达方式等有透彻的了解，努力走进受访者的内心世界；掌握采访技巧，在尊重受访者主体地位、意愿和话语权的前提下，保持理性判断能力，始终扣紧采访主题，及时矫正口述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不足，恰如其分地发挥调动、提醒、点拨、引导、沟通的作用，以挖掘最有史料价值和最为人们关注的历史细节；采访后的精心整理，以达到采访者所要求的理想目标，也就是对选题策划、准备、采访、后续处理的整个过程全面负责。我从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完成一篇上乘的口述历史作品，其难度当在撰写回忆资料和学术论文之上。过去一直强调文史资料工作者要做到“眼勤、嘴勤、脑勤、手勤、腿勤”，即便如此，史料征集者仍然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因为，文史资料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历史当事人撰写回忆的方式独立完成，征集者只是一般地提出原则要求就可以了，从制作口述历史产品的高度，这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在丰富知识储备、提高工作水平等方面下功夫，知识储备包括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档案学、法学等，工作水平体现为活跃的社交能力、高超的采访技巧、敏锐的应变能力和深厚的文字功夫，能够全方位参与采撷历史记忆、收集历史资料的过程，相对于单向地征集文史资料，其程序更繁琐、难度更大、付出的心血也更多。可以说，角色转换的过程是艰难的，但对提升文史资料工作水平又是至关重要的。
2、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征集工作，增加音像史料的比重。过去文史资料征集的主要形式为口授笔录，现在已与时俱进地发展到录音、摄像、网上远程征集等，增强了史料的丰富性和立体感。过去文史资料的展示形式主要为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现在则发展到出版各种期刊、书籍，并运用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展示手段。2007年1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创新工作方法，研究和借鉴国内外口述史学的经验，在史料征集中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电脑、网络等现代技术手段，与传统的笔录方式相结合，提高文史资料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现代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录音机、摄像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文史资料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这些科技手段将受访者的音容笑貌完整地记录下来，其历史研究价值远超单一的文字形式。目前，全国政协已经建立委员音像库，征集了近200位知名政协委员的口述资料，各地政协也相继开展此项工作，大大增加了音像史料在整个文史资料中的比重。不过，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会牵扯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不大可能完全放弃传统的征集方式，只能量力而行，精心选择选题和口述对象，只有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和重要人物方能进入我们的视野，纳入口述历史的计划之中。
3、与国内同行一道，制定成熟的本土化的“口述历史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推进文史资料事业的健康发展。总体上看，中国口述历史的研究在理论、实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相当薄弱，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操作原则和评价标准不一等问题，缺乏考虑周密、分清轻重缓急、可操作性强的总体征集计划，中共党史、地方志、政协、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校等部门大多自行其是，没有形成合力，阻碍了口述历史的制作和口述历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此，一要重视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总结经验，发现规律，上升到理论建设的层面。二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理论成果，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防止照抄照搬、生拉硬套。我们文史资料工作者愿意和国内同行一道，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为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伟大时代留下真实的有价值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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