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国民”与“国民革命”

             ──费约翰《唤醒中国》评论

刘平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 1期，转自：中华文史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说不”出版物充斥着各地书店的书架上，这些书籍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不断以觉醒、站立、腾飞的字眼来刺激国人的眼睛和神经。无可否认，在整个20世纪以至21世纪，民族主义都是推动中国变革的思想动力，但人们对于其成败得失往往莫衷一是，历史学家有必要对民族主义在中国变革道路上的影响加以认真反思。费约翰的《唤醒中国》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石。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教授是西方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96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1998年，该书获享誉甚高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李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截止目前，西方已有20余篇书评、国内有两篇书评围绕本书展开了讨论。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Nathan）教授评价道：“基于开阔而敏锐的学术眼光，这部杰出的著作对20世纪初期之中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保尔·蒙克(Paul Monk)认为：“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著作。任何要了解中国之崛起及其所进行的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人，都有必要读一读。”[2] 

   该书经李恭忠、李里峰等人翻译，于2004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迅速获得中文读者的青睐，2005年5月，三联书店在第一次印刷7000册的基础上又加印了5000册。我作为该书中文版的出版联系人与校对者，几经捧读，感触良深，拟结合相关学术研究作些评论。 

一、主题：解决历史难题的“唤醒”隐喻 

   “觉醒”或“唤醒”的概念在中国具有什么含义？它被谁以及针对谁而使用？它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形式和风格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什么它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如此普遍地存在？为什么被国民党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同时被共产党称作“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要解答这些问题，民族主义不失为一把钥匙。 

一个需要唤醒的民族 

   我们知道，在西人的记载中，在鲁迅等人的笔下，中国是一个形象丑陋的国度，中国人麻木不仁，一盘散沙。尽管西方列强很久以前就用枪炮打开了国门，尽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曾以语言方式做过“唤醒”的努力，但国人的真正醒来，开始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时期。应该说，“民族”或“民族意识”问题，是中国觉醒的症结所在。 

“民族”观念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社会思潮。根据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研究，“民族”的现代意义要到1884年后才出现。[3]梁启超是上个世纪之交最先向中国知识界引进“民族”、“国家”、“国民”、“民族主义”等概念的人，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现代民族一国家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所以也叫“国族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最熟悉的民族概念莫过于斯大林说过的一段话：“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4]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层出不穷，对于民族主义的流派及其评价也是众说纷纭。[5] 

     费著并未陷于概念的泥潭中，而是开展了一次“航行”，去探索语言学和民族历史之外的领域，去寻找有关民族发展的文献中通常被忽略掉的种种资料。（中译本第10页。以下直接标页码）。作者从多个角度来聚焦国民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他分析了当时的日记和自传、艺术和文学、伦理和教育、历史和考古、科学和医学、地理学和人种学、政治与革命。他发现，“唤醒”这个词汇是当时连接诸多领域的线索，它的无所不在，有助于解释当时两大运动的汇合，一个是民族导向的文化运动，另一个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一国家为目标的运动。也就是说，民族觉醒观念，帮助我们把各个特殊的文化领域连接起来，并将之与政治行动领域联系在一起。（第4页） 

     费著正是以“唤醒”一词为切入点，展现了一个动态的政治中国是如何在20世纪初期复杂而分裂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出现的。作者试图捕捉国民革命广阔而深邃的精神——热情、富有生机、乐观主义以及前进运动中的冷酷无情。他撒开一张大网，对人们所熟知的一系列话题加以重新检验。古老中国的这种政治化或曰“觉醒”的过程，既非偶然，也不是单方面的强迫要求，而是众多演员及众多观点在经历众多的拉锯战中形成的。[6]作者笔触所至，原本格式化的唤醒者与被唤醒者都变得鲜活起来。 

唤醒者的出现 

     有人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概念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文化主义决定种族意识的阶段（帝国时期），向民族主义转型的阶段（约1860-1919年），民族主义盛行阶段（1919年之后）[7]。费著在着力于阐释与“唤醒”有关的多重隐喻之后，即全力恢复唤醒者的原来形象，研究时段大约相当于“民族主义盛行阶段”，尤以国民革命时期为主。 

     在国民革命中，“唤醒中国”既是一个革命目标，又是一个革命策略。作为国民革命中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唤醒中国”要求政治运动的至上性和中心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它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任务。因此，觉醒的过程即意味着两党在意识形态的定位上有个共同的起点，而这一共同的基础对中国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8]事实上，在1920至1940年代的30年中，正是“唤醒”的主角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的形成时期。 

     费约翰对近代中国的主要唤醒者做了一番精致的梳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个人努力最终让位于国共两党。国共两党领袖做了哪些努力呢？他们和他们创立的机构要唤醒的对象是什么关系呢？孙中山以种族界定民族，所以，中国社会各阶级中的人构成了民族。毛泽东强调社会各阶级的差异，正如孙中山将满洲人排除于民族之外一样，毛泽东也把资产阶级和地主排除于民族之外。国共两党最终所选择的道路虽然不同，但两党都是在相同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的思维与行动有许多相同之处。 

     唤醒过程中种种矛盾的现象如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唤醒政治”如何在群众革命运动中走向制度化？费约翰广泛搜寻有关小说、时尚和建筑等文化信息，审视那些似乎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从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已经觉醒”的中国人。先觉者开始担负起唤醒他人政治意识的责任。尽管在思想上只是一个梦幻者和空想家，但“愈挫愈奋”的孙中山最终成了觉醒的中华民族的圣像。在唤醒民众的政治中，毛泽东成了孙中山的继承者。费著对国共两党领袖内在理念的分析，使人们对两党斩不断、理还乱的恩怨历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唤醒者的行动与目标 

     今天，当人们把孙中山视为“走向共和”的符号时，有没有想到他同时也是“军政”、“训政”的始作俑者呢？你会相信共产党壮大自身、制敌于死命的宣传与纪律策略恰恰是由毛泽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学会并发扬光大的吗？费著告诉我们，事实确实如此。以民族主义和民主共和号召民众的孙中山、毛泽东最后都选择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道路。 

     从国民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宣传领域轰轰烈烈的气象中，作者揭示了孙中山的民族革命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价值取向。在一环紧扣一环的叙述中，读者被带领着步步深入——从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到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观念的增长，到一个在中央政权领导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最终到一个党，一种声音。人们发现，民族觉醒的观念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最终演变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大众政治风格，并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9]也正是这一线索，为人们提供了评判国共两党得失的标准。 

     对于孙中山“圣像”的确立与国共两党为什么都供奉这尊圣像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尽管孙中山被视为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先觉者和唤醒者，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孙中山并不是信仰自由的人，[10]他提出以国民政府取代共和政府，仿行列宁高度纪律化的党国模式，他相信，对中国革命来说，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已经失效；中国所需要的是控制。这一“圣像”的思想悖论令人深思。 

     作者用生动、诙谐的笔调描绘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再现了孙中山从信奉自由民主思想到坚信一党政治是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以及他如何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合作，采取必要的群众组织与宣传手段共同达到这一目标的曲折历程。共产党则利用与国民党的合作迅速壮大。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导致了国共两党矛盾的激化与分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众多唤醒者都在当时的舞台上尽情地表演，他们的结局要么是悲剧，要么是喜剧。 

二、线索：环环相扣的政治文化史 

从自以为是的老大帝国到饱受屈辱的“东亚病夫”，近代中国的形象与其命运息息相关，思想先觉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都以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为己任。唤醒者的目标各不相同，“唤醒”的过程曲折而艰难，不仅是战争与屠杀，而且是无休止的口诛笔伐和阴谋阳谋。费约翰以“国民革命”为平台，用理性和思辨的笔触，分析了层层迷雾之后的历史真相。  

     就近代中国而言，社会转型之复杂，造就了一个并非“历史叙述”所能解决的难题。费著避开了常人所遵循的“历史叙述”路线，着力于从多重隐喻中解决“历史难题”。[11]要把这样一部分量甚重的著作轻松读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在此有必要对费著的主体结构加以解析。费著除了导言和结论外，全书分为七章。作者自称，其研究是围绕着20世纪前30年民族觉醒的文化史（第一章）、道德规范（第二章）、人种学（第三章）、治国策（第四章），以及政治制度建构（第五章）、纪律（第六章）、组织（第七章）和语言（结论）等类别而组织起来的。为了突出中国觉醒过程中革命和渐进两方面的对称，本书阐述了上述每一个类别的发展，包括艺术和建筑、博物馆和医学、文学出版物和宣传、政治制度和群众组织等领域的当代状况。（第10页）简言之，前四章围绕“唤醒”主题，以多种视角切入，后三章主要是解析国民革命中“唤醒”运作的技术流程。 

导言：“唤醒这头巨兽” 

   作者从广州中山纪念堂前“不得随地吐痰”的牌子、画家笔下的醒狮形象和捕风捉影的拿破仑“沉睡的巨龙”论等情节入手，把人们引入了那片看似熟悉的历史画境。 

第一章:唤醒与被唤醒 

     内容包含唤醒与政治、训政、启蒙、历史、梦寐故事的关系，以及拿破仑与龙的觉醒，作者着眼于探讨中国的改良者和革命者为了唤醒中国所做的努力和试验的途径。 

     作者“拒绝以传统叙事方法为模本”，他在该章一开始谈论“唤醒与政治”时就是从“时尚”角度切入的。时尚实际上是社会意识的载体，民族主义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时尚。伴随着时尚的传播，其它进步的迹象也出现于文学和艺术、新史学以及公共博物馆和纪念物当中。通过一个社会理想，时尚把个人和公众连在一起。（第37页） 

     实际上，在我们所知道的诸多民国史实中，孙中山的形象正是通过许多“时尚”的文化符号被不断放大的。时尚造就了中山装这一政党徽标，并在国家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使之转化为民族的象征。再拿孙中山的梦想来说，他给人们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一个关于民族统一、团结和独立的脆弱的梦，当人们去思考这个梦时，他们之间的众多差异就被搁置在一边。[12] 孙中山的梦也成了所有“国民”的梦。从逝世于北京到奉安于南京的四年时间里，孙中山的名声和地位进一步上升：他的肖像被印上了流通于全国的银元、烟盒以及表壳的背面。他的画像被张贴在墙上和教室里，每周一的上午，学生和政府官员都向它致敬。很多公共场所都用孙中山的画像和语录来装饰。作者认为，国民革命还在进行军事斗争时，就进行着另一种同样重要的政治竞争，或曰领导时尚的努力，那就是制作和占有中华民族的新偶像。在这方面，孙中山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他以偶像制作者起家，逝世时成了一个偶像。（第39页） 

     先觉者们领导时尚与他们放眼看世界的自觉性有关。在我们的印象中，孙中山、毛泽东的“先觉者”形象都是他们信仰、意志的表现，殊不知，他们对“西学”和先进事物所倾注的热情是他们不断成功的阶梯，如孙中山向西方传教士和苏联人的学习，[13]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接受的锻炼以及对列宁主义的全盘接受。 

     在学术意义上，“唤醒”这一观念很难与被别人唤醒这一观念区别开来。徒弟总是由师父唤醒，学生总是由老师唤醒。在禅宗里，“悟”被认为是“通向众妙之门”，而悟的实现通常是突然觉悟或是师傅当头棒喝这种形式。这些伦理和宗教主题不断出现于近代民族主义传统之中，塑造出了导师和徒弟关系的特征，如康有为与乃师朱次琦，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孙中山也多受前人影响。[14]作者发现，这个主题成了当时新文学的读者们的保留词汇，用以描述自己在激进的新闻家催促下所经历的觉醒。 

第二章:一个世界，一个中国：从伦理觉醒到民族解放 

     本章考察了从自我觉醒到民族觉醒思想的演化，其观察角度是民族觉醒中的伦理问题。 

     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看，自我觉醒先于国家的觉醒。洪秀全因考试失败而“疯癫”，康有为因守丧而醒悟，孙中山因“上书”而“猛回头”。觉醒的自我有一部伦理的历史，未来的中国同样如此。当然，费约翰认为，这是一部松散的历史——艺术家将狮子画成觉醒的样子，作家们承担起了宣传的责任，哲学家们在街头分发传单。伦理和小说中的自我觉醒文学，为自我披上了公民的外衣，并用爱国主义的旗帜来装饰它。（第105页） 

     20世纪在中国先后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有一整套为自己树立形象的宣传话语，宣传与真相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距。费约翰从伦理入手，梳理了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种种派别。伦理在中国民族主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的深层原因，可以在伦理和民族主义的共性（例如对待统一）中去寻找。钱穆注意到，唯有伦理才使中国团结在一起。费约翰从钱穆的叙述中得到启发，认为地理差异将人民分离开来，但伦理将种种差异连接起来。（第106-107页）要使唤醒政治获得成功，就必须打破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一般而言，对于群众政治行为的必要性及其应当采取的形式，中国的激进派有着相当一致的观点。一边是理想的历史主体（公民、民族和阶级），另一边是无法反驳的事实——在现实世界中，普通民众并不完全符合这一理想，二者之间存在着的鸿沟，决定了不同政治派别所采取的手段各不相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民众教育”、国民党人的“民众指导”、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等党派主张，都提供了解决上述悖论的方案，每一种方案都要求唤醒中国人民。[15] 

     与传统的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不同，作者对无政府主义者在唤醒政治中的作用给予了客观评价。认为其作品优美地展示了伦理反思和大众宣传之间的联系。在中国现代革命者中，无政府主义者最不愿意谈论国家建设，并且极力回避政党政治。然而，他们给予了“唤醒”民众的宣传以最高的价值。（第116页） 

     对于妇女解放与唤醒政治的关系，作者并不是简单地予以肯定。在反思《玩偶之家》现象时，作者认为，鲁迅对整个觉醒和解放事业都持一定的保留意见。他认为年轻人很单纯，总是容易为浪漫的伪装所伤害。其《伤逝》即意在为《玩偶之家》提供一个悲剧性注脚。丁玲是追求妇女解放的一个代表人物，但在追求中得到的是更多的迷茫。在延安时，她开始认识到，妇女解放与共产党纪律之间存在着矛盾，当妇女进行抵抗时，她们被认为缺乏纪律性；而当妇女服从时，她们受到轻视，被认为是“回家的娜拉”。（第149-151页）民族解放必然伴随着妇女解放，但妇女如何解放，却一直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 

     国民革命中设计的自我和民族的觉醒，是一部关于囚禁、自我觉醒和解放的浪漫故事，它将随着帷幕的落下而结束。很少会有革命者准备穿过帷幕去观察其背后有什么东西。费约翰的“伦理”话语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 

第三章:一个中国，一个民族：关于人种论的不平等条件 

     本章从“被囚禁的中国”开头，以“民族主义者俘获殖民者”收尾。作者讨论了民族主义者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描绘了知识分子是如何揭露传统文化的弱点的，通过“推倒与重塑”来“探索和发现”民族觉醒之路。 

     洋人是中国人的老师，这是近代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很少有人去探索这一现象的内在理路。费约翰首先从比较人种学的角度力辩当时西方人的偏见。对于1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时西方人所偏爱的一种解释是，反帝情感是被“赤色分子”激起的。另一种解释是，欧洲种族主义的影响在对话中逐渐增强，而后者急于为自身的“困境”找到一条出路。（第155页）作者认为支持前一论点的证据相当薄弱，而后一种论点则可以为本书主题提供佐证。 

     从人种论方面成功地复原“中国人”形象，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成功收复权利、与列强在平等基础上对话的一个前提。也正是从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佬”(John Chinaman)的指责、“开导”中，民族主义者开始反思自己民族的“劣根性”。[16]孙中山曾在其演讲过程中多次指责听众们的陋习，叫他们不要在公众场合随地吐痰和打嗝，要刷牙和剪指甲。他的批评与西人议论相呼应。不同的是，其目的在于唤醒国人，将外国人(或曰“帝国主义者”)驱逐出去。1930年代，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同样旨在提高公众的文明程度，其动机和目的与孙中山如出一辙。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还在不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搞“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这些活动的隐喻是，抛弃劣根性，提高国人的自信力与自尊心。 

     费约翰还从一个侮辱中国人的标志——上海外滩公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标牌——展开了讨论。众所周知，中国人有着将本民族以外的人视为“野兽”的传统文化心理。[17]作者发现，当自身的民族优越感被打碎后，汉族对野兽形象越来越敏感，即使如此，他们通常并不习惯于认为自己是狗和猪。一旦发现外国人用自己对待“夷人”的方式来嘲笑他们，这令汉人感到异常震惊。这块标牌迅速转变为汉族之屈辱的象征。（第183页）在民族主义者的努力下，中国民众产生了“消除这一羞辱”的冲动。清季，称异族为野兽的方式被孙中山等人有效地指向满族。到1920年代末，“重新做人”的情绪感染了广大民众。在新文学运动中，有许多作品讲述了“自我觉醒”的故事。国民革命更是对新伦理和新公民的呼唤。民族主义者开始公开谴责那些为外国人服务的华人“走狗”，从而使自己与狗脱离关系。 

     不难看出，中国人之“人”与“兽”的角色与观念的转换，就是一部真正的民族主义历史。当然，费约翰关于“华人与狗”的论述还有值得商榷之处，见下文。 

第四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封建主义”与社会革命 

      本章探究的是如何用“封建主义”来解释分裂和军阀问题，讨论了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关于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重要争论。一个“反面”的、至今仍然存在很大争论的人物——陈炯明——成为作者论述的楔子。 

     费约翰并没有以国共两党的成见来评判陈炯明，而是从道德与政治立场加以客观分析。1921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的助理武官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对地方实力派人物陈炯明的评价是：“他看上去非常聪明，有一双我在中国人中见过的最和蔼、最友好的眼睛。”[18]早些年，孙中山曾经给英国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博士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康氏认为孙中山是“性格最完美的人”，是值得全世界仿效的模范。但是，费约翰发现，两个道德完美的人并不一定会成为真正的战友。孙中山的“完美”与陈炯明的“和蔼”背后，藏着两个不可调和的关于中国的梦想。孙中山对“党人治粤”和“以党治国”的偏爱众所周知，而陈炯明则与“粤人治粤”的理念连在一起。在陈炯明的“中国”之梦中，地方自治具有很高的地位，他更倾向于包含民主政治色彩的地方自治，担心孙中山会将党治强加给广东省。[19]原本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战友因为政治主张上的分歧而走向分裂。 

     对于陈炯明与地方自治的关系，作者做了独到的探索。[20]他认为，最早将陈炯明的地方自治模式等同于“封建主义”的，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共产党人。后者认为，中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全都可以归因为敌对的军阀派系之间的竞争，因而，任何鼓励其分裂主义倾向的举措，都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21]因此，赞成联邦主义的军阀，与“封建旧势力”一样，都成了国民革命所要征服的又一个敌人。（第229页） 

     通过上述分析，费约翰发现，国民革命制造了强大的社会敌人，并从中产生了火药味越来越浓的“阶级斗争”学说。尽管许多跟随孙中山的国民党人认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民族的大敌，而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则毫无关系，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发展的道路却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开始“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后来，面对“叛变”后的国民党，共产党进一步将阶级斗争学说发挥到极致。 

     那么，当时国共两党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呢？共产党人认为民族革命只是“一场局部的革命”，在其结束之后，他们将发动一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相信，所有的革命都有阶级性，用这一普遍原理来阐释中国的民族革命，便意味着后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众针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斗争。这是共产党支持孙中山武力统一的思想基础， 

第五章：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自由主义政治与党治国家 

     本章从孙中山对各种民国国旗的厌恶情绪着手，对孙中山和蒋介石如何领导建立“党国”(party-state)的问题做了论述。我们从中会发现，党治国家的诞生是与清除国民运动中的自由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国民党与民族国家混同，党旗变成了国旗。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屡遭失败的挫折中抛弃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并在苏俄影响下形成了“以党治国”的主张，但在国民党一大开幕词中，孙中山解释说，他不再提“以党治国”，而改提“以党建国”[22]。费约翰认为，孙中山对新的国民国家的号召，暗含着对共和政体的攻击，当然，并非所有代表都被他的理由说服。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号召予以了更大关注。（第281页） 

     当国民党中央放弃自由主义议会政治，转而支持群众政治时，政党内部不再为竞争性派别留下位置，国家内部也不再需要相互竞争的政党。孙中山在世时，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曾经个人化为他自己。但历史表明，这一过程充满了复杂而残酷的斗争，尤其是在国民党的左右两派之间。在取得一定的政治优势后，国民党为了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新式刊物，这就有了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周报》的出现，党治国家的权威声音开始放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自由主义是如何在国共两党等派别的多重夹击下难以为继的呢？费著在本章中所叙述的史实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第六章：一个政党，一种声音：国民党宣传部 

     本章用了相当篇幅，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平台，描述了1925-26年国民党内的“竞争的声音”。作者认为，与其说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还不如说是一位宣传和纪律工作的行家里手更合适，他的经验是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发轫的。 

     孙中山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后，开始意识到革命纪律和民族解放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欧美自由平等观念最初曾经激励了中国革命，但已经失去效用。中国在国民革命中所需要的，“只有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23]孙中山在世时可以让正在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度稳定，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左、中、右等派别的争论开始失控，甚至具有手足相残的特征。1925年，毛泽东在汪精卫推荐下，从戴季陶手中接管了宣传部。 

     费约翰认为，中国史学家通常忽略了毛泽东个人发展中的这一阶段，毛泽东出长国民党宣传部，是他走向革命导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任职后，开始用革命还是反革命代替了左派还是右派的话语，并定为一道基本标准，用来辨别国民党内和社会上的国民革命之敌友。（第367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内部原本就存在的个人矛盾、组织对立和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恶化。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要引发与共产党的冲突，后来的所谓四一二政变就不可避免了。 

     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Stuart R. Schram) 也认为，从党内清洗到群众运动，毛泽东这一思想发展历程，在他担任宣传部长期间完成的三篇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其中，写于1926年2月的第三篇文章，后来发展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24]该文表明，毛泽东观察中国革命的标准开始以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为一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另一方，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粗糙但却有效的分析，并试图将处于两端的利益，统统与国民运动内部正在出现的政治分裂联系起来。毛泽东后来广泛地利用了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经验，来设计自己的主义和战略，并及时地发动了一场纪律性的革命运动。费约翰认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或民族“解放”所追求的目标，本质上与孙中山所设想的目标相同，但却没有了孙中山主义的障碍。他要用他自己的一党专政国家，去取代国民党的党治国家。（第380页） 

     费约翰在这一章所论述的复杂史实，往往被国内史学界有意无意忽略。实际上，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经历在国共关系史及中共党建理论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章：唤醒的机构：政府、政党和军队中的宣传部门 

     本章着眼于国民革命的政治制度建设问题，作者从国家机关、党务组织和军事部门三个方面研究了“政治觉醒”是如何在群众性革命运动中走向制度化的。作者在这里开始把眼光从“中央”放到地方，即广东省，他发现，广东省的党务和政府部门的政治倾向有很大距离——省党部成员的政治倾向非常激进，而省政府工作人员比较保守。保守者被“党化”的过程开始了。 

作者对广东省宣传、妇女、青年、农民等各部在“党化”过程中的表现都作了分析。在分析国民党在广东大学的管理、教员、课程和校风上的渗透时，作者认为其行为损害了该校作为教育机构的自治权，最终使它完全变成一所党校。（第396页） 

    在分析军事部门时，作者注意到了军队中三个并存的常设政治组织：人民委员或党代表制度，政治部，还有党部。尽管存在重叠，但它们都适时满足了军队党务活动中不同方面的需要。这些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被强制推行，与蒋介石有关。蒋在1923年9月访问苏俄时，对红军中的人民委员制度发生了兴趣。看来，追溯国共两党军队的党代表制度，是无法回避蒋介石这一环的。 

     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影响，“党军的概念以迂回方式进入了孙中山的思想”。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在黄埔创办一所新的军事学校，而且是唯一的党军学校，它成功地将所有其它训练学校从记载中抹去，把一个政党的思想灌输到整个军队。作者认为，一部黄埔军校史，描绘了一部更宏大的历史：试图创造独一无二的党组织，通过它去强化党治国家的“观点统一”。（第427页） 

     在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机构进行具体剖析后，费约翰找到了这样一条线索——唤醒中国人民的冲动，最初推动了用一党制国家取代既有共和国的党派运动，在经过派系斗争后，迅速转向了对党国内部既有机构的置换。（第451页）派系斗争是与唤醒中国的更宏伟计划纠缠在一起的。国民革命中的所有政治活动家，都宣称代表那些通过新的国家结构诉求民主的社会力量行事，他们的斗争被认为是围绕党务机构和社会组织——也就是派系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进行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共两党都宣称代表人民的理由。 

结论：代表阶级和民族 

     列宁对唤醒政治的杰出贡献，不在于提出了要做些什么，而是为“唤醒大众”确立了一种新的原理和程序；不止于据国自保，同时要“输出革命”。这些内容深刻影响了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费约翰在这里把苏俄—国民党—共产党或列宁—孙中山—毛泽东前后相继的政治与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做了清晰的归纳。 

     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评价毛泽东时，仍然有天壤之别。费约翰认为有必要把毛泽东的愿望与实践区分开来。毛泽东凭直觉掌握了列宁主义的整肃方式，却和他的师友们一样，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会觉醒过来。正是暴力与同情之间的这道奇异联系，困扰着毛泽东的批评者，也使其支持者感到迷惑。（第473页）对于人们今天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简单否定，费约翰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阶级斗争在革命中的出现，并不表明它违背了民族主义，也没有将革命转化为一种社会主义事业。与阶级斗争相关的论争，发生在民族主义思想内部，它检验着在民族构成问题上达成的共识的有限性，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决裂：是继续承认孙中山将民族视为种族的观点，还是转而将民族视为社会各阶级的集合。国共两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分裂，最好不应描述为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而应该是两个阶段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第502页）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实际上是不同梦想之间的冲突。当孙中山、陈炯明、戴季陶和毛泽东分别质问中国面临何种未来的时候，他们都确信，自己的答案将有助于唤醒人民。可事实上，正是他们在梦想和唤醒方面的努力，决定着未来是什么样子。 

     通观全书，费约翰意在展现从“自发的”自我觉醒到“马基雅维利（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唤醒过程中的一个个清晰的阶段：从一个民族的理想转到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理念，再从一个国家的理念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然后再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绝对的声音的出现。在每一个步骤上，作者都在仔细观察人物的表现与权力的运作，使阴暗的场景变得清晰，复杂的人物变得鲜活。  

三、热点：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唤醒中国》为我们提供了值得称道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费著与其说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史或思想史，还不如称之为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化史，书中涉及的许多方面，如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的浸染，如建筑、绘画、时尚、文学、伦理、地理学和人种学等研究视角，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一）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的通俗化 

     《拉特罗布论坛》在采访费约翰时问道：“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费约翰答称：“首先，西方尚无人综合性地写成一部有关中国二十世纪初期文化、政治与理念诸问题的历史。我的首要目的便是把小说、诗歌、时尚、建筑等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诸多层面引入政治史的研究之中。这一愿望提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挑战，本书就是一种尝试。第二，当我敬佩并使用许多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作品时，我发现这类著作的语言脱离了一般读者。我吸收了这些理论与方法，旨在写成一本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的历史著作……”[25] 

     结构主义于1950年代起源于法国，后扩展至整个欧洲，但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至于后结构主义，指的是一系列以结构主义为前提，但偏离其许多重要特征的工作，其工作并非是要简单地否定理论基础，而是要致力于探索哲学和政治研究的新基础；并非是拒斥传统的政治和哲学话语，而是要联系和加强源于传统本身的各种可供选择的谱系。从费著中处处可见的“隐喻”分析，无论是否在行，我们都多少触及到了“唤醒中国”的脉络。 

（二）民族主义研究视野和方法 

     西方的“民族主义”概念形成于十九世纪后期，对民族主义的系统研究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二次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民族主义”的世界性比较研究。 

     20世纪晚期，由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兴起新一轮民族主义研究热潮，至今没有减退的迹象，反而继续升温，引出不少新问题和新观点。在中国，尽管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但能够理性地看待民族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见。费著着眼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杜赞奇(Duara Prasenjit)在评价费著时说，该书是一部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史，从叙事方式上来看，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人的精神、物质与身体上都得到了细致的体现，民族观成了人们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而且，该书通过从大量历史与文学资料中引用的叙事情节以及与印度等民族的比较研究而达到了这一目的。[26]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研究对象，也是一种诠释方法。作为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民族主义在西方近现代中国研究中最为常见，且不乏滥用之例。[27] 实际上，在中国也是如此，不过更多地以“阶级斗争”的面目出现。如前所述，费著对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精辟分析，对我们不乏启迪。 

     国民革命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舞台，但两党不同的民族主义观与斗争方法埋下了分裂的种子。费约翰认为，唤醒中国的革命者希望以一种新的国家结构来取代旧的社会组织形态，但这场革命开始时是政治革命，最后却以社会革命告终。当“阶级斗争”这个术语在国民革命中出现时，它被宽泛地用来指称革命运动内部的政治冲突，或革命者与社会抵制力量之间的对立，并且仅仅是含蓄地指称社会内部的斗争。但是，宗派纷争很容易被解释为介于基本历史力量之间的更宏大的种种对立，处于竞争中的各个党派和宗派都决心去“代表”并掌握这些力量。（第24-25页）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在20年代国民革命中的开始，标志着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路线分裂，并使二者的不同语言和实践得以区别开来，后来这种差异体现在关于统一和解放中国的竞争当中。国民革命时期关于阶级斗争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的争论，预示了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语言、论争和群众政治风格。 

    从费著中，我们不难得到启发——孙中山以民主共和打倒专制，又饱受“民主共和”（军阀混战）之苦，所以决心再以专制的中央集权来打天下，半遮半掩地接受了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方法，客观而言，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至于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中的破坏性、专制性、群众运动和乌托邦特色，对旧社会可以进行有效破坏，对新社会却少有建设意义。 

（三）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 

     费著笔锋直接触及了1920年代国民革命中诸多有血有肉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个人、政党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孙中山在党国成型之初的作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哲学鸿沟，富有意义的“阶级”构造等问题，其内容包括知识分子演变的漫长时段，诸多重要人物跃然纸上。说得笼统点，这是一部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作者运用符号学方法，对革命宣传中广泛涉及到的变革，如建筑、时尚、进餐规矩以及关于狮子的隐喻等现象加以分析，但他又不是作为一本简单的文化史来写的。虽然该书的最后几章都是关于1920年代中期国民党宣传部、群众组织、官员的党化、教育政策、军队政治化等问题的长篇大论，但它又不是一部简单的关于国共联盟早期阶段的制度史。[28] 

     作者对符号学的应用十分娴熟，这里仍然以时尚和文学为例。 

     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带来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便是时尚的革命。1920年代末，遍及全国的人都穿上了“中山装”。这种新式服装的传播，基本与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统一悄然相伴。中山装这个符号，恰好是新生国民党政权的折射。中山装由一个政党的象征转化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后来，共产党人采用同样的方法，将中山装用一种更低级的衣料改制，开始了一种新的风格，这种风格最终定型为毛式上衣，进入了世界市场。（第38页）伴随着时尚的传播，其它进步的迹象也出现于文学和艺术、新史学，以及公共博物馆和纪念物当中。 

     小说中记载的梦寐故事或曰文化符号成为作者解析“人的觉醒”的另一手段。世纪之交最受欢迎的两部小说，都是关于梦寐的叙事，非常鲜明地传达了发现“出路”这一含义。刘鹗的《老残游记》，其楔子是一个梦，老残梦见一艘轮船连同其乘客和船员正处于沉没的危险之中，他于是觉悟到一种使命感去校正这艘船。曾朴的小说《孽海花》，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群骄奢淫欲的人，他们醒来后发现，自己寄身的小岛正在沉没。岛民的觉醒就是中国即将面临的命运的瞬间透露。 

     费约翰认为，刘鹗、曾朴等人勾勒的觉醒都是一种启示，人物的真实形态、他们当前处境的本质，以及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特征，都展现得一览无遗，所有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这一切。其中的觉醒高潮起到了双重功用，一是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熟悉的世界，二是使主人公在阅读中觉醒，赋予他们一种能力，使他们从束缚自己的镣铐中自我解放出来。（原书第61页） 

（四）以思辩化解机械，以情节化解枯燥 

     既然是“史”，难免机械；既然是长篇大论，难免枯燥。费著匠心独具，对所涉论题娓娓道来，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在当下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论著中十分难得。 

     费著的辩证话语十分丰富，举例来说，一般谈论国民革命——以前称做“大革命”——的论著，无论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在论述这段历史时，都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费著认为，双方都不是从外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被俘虏的民众”，艺术家、知识分子、社会组织和御用文人，都长期参与了后来的“党化”，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合作，文化、社会和政府的“党化”将几乎不可能。（第33页） 

     以往人们以国共两党的对立为叙述主线，费著则对两者的共性作了更多的观察。他认为，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出现，与其说是源于社会内部的冲突，还不如说是源于国民革命领导者们所欣赏的国家形态和政治风格。孙中山后来只对一种国家感到满意：即建立在高度纪律性和高度集权化的革命政党模式之上的国家，也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治国家。在这方面，国民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之间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毛泽东所扮演的角色。当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中呼唤“阶级斗争”时，他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正是因为他决定从政治对手那里夺回对宣传部门的控制，他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而言，在其全部政治生涯中，阶级斗争的语言都是一把标尺。（第25-26页） 

     费约翰非常擅长使用历史进程中的细节来启发读者，在讲到西方人对中国人劣根性的观察时，他是从马戛尔尼使团入手的；从破解虚构的拿破仑名言，他引入了“唤醒”的话题。诸多生动的事例，使全书充满了生机。例如，国民革命期间最主要的反共产主义理论家戴季陶在1925年宣称中国是一张“白纸”；三十年后，毛泽东作出了著名的论断：中国人民“一穷二白”；戴季陶和毛泽东都将“新民”的伦理规则，转换成了以一种独特的颜色来教导群众的政治格言；国共两党争相掌握“画笔”，不可避免要引发在国民革命领导权上的斗争， 

     再如孙中山对国民性的评价，费约翰用了许多孙中山本人的经历来说明他自己的感受——他看待自己国民的方式，终究变得与马戛尔尼差不多。一看到那“或黄或黑的牙齿”和长长的指甲，或者听到使劲吐痰的声音，都让他感到厌恶，给他那复兴民族的雄心壮志浇上了一瓢冷水。所以，他“唤醒”国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消除民族劣根性。费约翰认为，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对于个人修养方面的观察并非琐碎之举，而是显示了自己重塑中国人、重建国家的决心。 

     不仅如此，作者还充分利用了当时艺术、建筑、博物馆、医学、小说、论文、新闻、宣传、政治制度、群众组织等因素来阐释阐释主题。所以，全书读来，既有行云流水之顺畅，也有空谷回音之清新。 

四、商榷：几点意见 

      目前，不少国外学者对费著予以很高的评价，对于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这里我将结合有关意见作些发挥。 

      一是关于史料的滥用与论证的重复问题。葛森（Jack Gerson）认为，就象一个英国作家每年总要喋喋不休地对他的新学生所说的：“谋杀你的爱人！”本书有些地方材料堆砌过多，有必要删除，（如第四章和第六章材料过多，而其他章节则应该作适当的补充）。如果再版，必须注意排印错误，削减一些分散注意力的部分。[29]实际上，即使是在最精彩的导言和第一章里，作者讲到“唤醒”的概念及先觉者们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时，可谓不厌其烦，甚至在其他章节仍然屡屡出现。作者应该忍痛割爱，做些精简，以免给人叠床架屋之感。 

      二是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通读费著，前面四章未能与后面三章合理呼应是很令人遗憾的。杜赞奇（Duara Prasenjit）也认为，本书在结构和行文中存在一些问题。书的中间部分的章节在语气和敏锐性方面与其他部分明显不同；确实，它们属于另一本书或是作者早期研究的风格。这些章节给人的感觉是国民党制度史如宣传部、广东大学等内容的经验主义著述，或者是议员与中央领导人之间斗争的微观历史。可以肯定，这类丰富的材料新颖而有用，但我们有时也不得不想到这是否脱离了本书的主题。[30]据我了解，费约翰的这本著作是以他以前的几篇专题论文和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这就牵涉到如何整合、协调全书的结构、行文、语气的问题。 

      三是多重视角或曰多重隐喻给读者造成的错觉。卫威廉（William Wei）认为，要读懂费约翰的书，读者最好要熟悉现代中国的历史，因为其笔触看起来似乎经常偏离正题，涉及的是中国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问题。确实，费约翰自己也承认，书的前面几章好象是“扩展的脚注”（见前言）。脚注是记载“趣味”性东西的地方，这些信息不宜出现在正文中。换句话说，作者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关于唤醒中国与中国人的事实和数据。也正因为如此，未入门者读起他的书来不免有些迷惑。[31]我认为，虽然作者主观上就是从文化与社会角度来解读政治史、思想史的，但确实有必要摆正两者的位置。 

      另外，在阅读中我很有感触的是，思辩固然可嘉，但太多的思辩也扰乱了读者思绪的连贯性。如果今后有可能修订，作者应该考虑到把思辩与情节合理地糅合在一起，使人读起来更轻松一些。 

      四是遗漏了部分重要的历史场景，例如义和团、五四运动。王义言（音，Yiyan Wang）认为，可以理解的是，费约翰对文学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的说明可能还不全面。如果作者能利用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尤其是针对揭露民众之“沉睡”和“麻木”以及中国民族之“劣根性”的作品加以分析的话，其观点就更具有说服力。[32]当然，这方面的责任不应全推在作者身上，因为读者兴趣的差异，总会体现在对书中内容的认同上。还有，我提到义和团、五四运动，并不是要作者大把“拿来”，而是精挑细选，合理裁剪。 

      五是对中国有关研究的忽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标牌的讨论。费约翰称：“实际上，民族主义文学中早就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最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确定版本，说有一块明确禁止‘华人与狗’入内的标牌。”（第184页）接着他探讨了这块“虚构”标牌的象征意义。 

      1994-1995年间，中国学术界曾经对有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开展了讨论。起先，薛理勇在《世纪》1994年第2期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认为有关公园规则对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说是分开规定的，“华人与狗”并列说根本没有根据。此前陈旭麓先生也曾加以怀疑。[33]后来马福龙等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仔细梳理，尤其是引用了两条当事人——陈岱孙教授和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姜豪——的亲身经历，来证实该标牌的真实存在。[34]有意思的是，十年后，在网络上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华人与狗不准入内”标牌的争论。[35]这一现象表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确实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象征。费约翰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但未对有关讨论予以重视。 

      六是存在个别写作失误。如在引用茅盾的小说《蚀》中“静女士的性遭遇”故事时，提到“五卅事件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即1926年5月30日时写道：“第二天，即6月1日早上，静一醒来就意识到……”（第142页）这里的“6月1日”实为“5月31日”。在第三章最后一目“民族主义者俘获殖民者”中，作者讲的是新旧土匪的不同，并从外人角度称新土匪激发新的民族主义情绪，语言累赘，叙述不清。 

      现在，在后殖民国家中，民族觉醒观念大多已被民族“发展”观念所代替。中国也已经抛弃了喧闹的群众政治，倾向于民族发展的渐进主义政治。但是，不要忘记，距离我们不远的“民族觉醒”，为新中国的出现提供了先行条件。所以，费著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并不因为上述不足而失色。而且，由于《唤醒中国》涉及到19世纪初与20世纪前半叶的诸多政治文化层面，也涉及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要寻找一种单一的答案是不可能的，读者对于作者提出的见解往往见仁见智。  

注释： 

黎安友的评语，见费著英文版封底。

[2] Paul Monk, Quadrant, Sept.1997,p85.

[3]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4]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

[5]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流派，陈大白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有两个谱系，梁启超和孙中山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两个不同的源头，后来一度汇流，但在他们身后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支脉。梁启超倡导的“大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孙中山心目中的“大民族”是同化了各少数民族的单一大汉族国家。见陈大白：《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

[6] 《亚洲研究通讯》(USA，Asian Studies Newsletter)，无卷期。

[7]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January 1992): p.109.

[8] Yiyan Wang，Book Review，Journal of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30，1998.

[9] 李恭忠：《“唤醒中国”的政治文化史》，《读书》2001年第8期，第35、39-40页。

[10] 孙中山曾经说过：“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见《孙中山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22页。

[11] 正如有位学者所说的：“（费著的）叙事结构拒绝以传统叙事方法为模本，而是开辟了近代中国历史新的分析途径。”Louis Edwards, Book Review，Asian Studies Review, Vol.22, No.1, March, 1998.

[12] Wilbur, C. Martin(韦慕廷).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1976. Conclusion. 

[13] 孙中山从他们身上感悟到了宣传的力量，认为革命的策略也就是“感化”中国人：“我们要根本上改变他（的心灵），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传。”孙中山：《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1923年），《国父全集》第2卷，第601页。无疑，后来，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的“宣传”都与孙中山的这种理念有关。

[14] 在孙中山革命意志的形成中，有洪秀全的影子，有列宁的烙印。他与梁启超思想上的共性在于两如都不遗余力地宣传民族主义，其差异则是在民族主义道路的选择上各行其是。

[15] 作者发现，那种通常与家庭、家乡和民族相连的情感纽带，对于正在思索美好生活的觉醒过来的自我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例如，康有为将家庭视为实现大同世界的阻碍因素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人呼吁进行一场“家庭革命”，共产党人则要“打碎旧世界”。

[16] 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概括了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的特性：“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和“无动”。费约翰认为，这些特性导致了民族的积弱与洋人对中国人的蔑视和欺侮，使国人成为一盘散沙，“四万万人，遂成为四万万国”。“中国佬”的欺骗和腐败名声，在中国其他改革者中间也激起了同样的评论。见第175-176页。

[17] 即使是中国内部，民族、族群与地域的歧视也所在多有，如孔飞力曾经谈到，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更有甚者，指为“犵”、“獠”、“猺”，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孔飞力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页。

[18] 《陈炯明史料集录》（未刊），由陈炯明后裔陈定炎（Leslie Chen）辑录，存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此处转引自费著第221页。

[19] 1927年，陈炯明在其所著《中国统一刍议》中，批驳了孙中山的党化观：“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欧美先进国家，受宗教之感化，进于文明境地，犹以政教分离，解放思想之束缚。中国向无宗教之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见陈定炎主持的“陈炯明研究”网站，http://www.chen-jiongming.com。

[20] 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实为清末地方主义的延续。虽然两者都曾被地方势力用作与中央政权抗衡的政治工具，但它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和实践。联省自治是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的软弱与军阀连年内战的一个必然反应。当国民党以广东为根据地发动北伐之后，夹在南北之间的各省地方势力害怕战火烧到自己的地盘，纷纷制定省宪，以保境安民相号召。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1] 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1922年第1期。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页。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孙中山支持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以取代共和政府，并再次使用“以党建国”的新提法来阐明他的立场。历史证明，孙中山的实际意思是，先搞“以党建国”，再搞“以党治国”。有学者在分析孙中山的“以党治国”论时，认为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领袖政党”的列宁主义原理后，其早期党权政治理念开始与“以党治国”结合，军政时期成为“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成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则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其核心是党权。见潘惠祥：《晚年孙中山》，《世纪中国》网络版第12期，2003年3月31日。

[23] 孙中山：《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1924年），《国父全集》第2卷，第731-32页。

[24] Stuart R. Schram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 and enlarged ed. New York，1969.pp.210-14.

[25] 《拉特罗布论坛》(Latrobe Forum, No 12, 1998) ，“费约翰访谈录”。

[26] Duara Prasenjit，Book Review, China Information,XII. 12,No.3, winter, 1997-1998, p137.

[27] 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序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3页。

[28] Julia Strauss, Book Review,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5, Sept.1998, pp.674-75.

[29] Jack Gerson, Book Review,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XXXII (Aug.1997) , p. .295.

[30] Duara Prasenjit，Book Review, China Information,XII. 12,No.3, winter, 1997-1998, p138.

[31] William Wei, Book Review,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5, No.1,（Spring,1998）,pp133.

[32] Yiyan Wang，Book Review，Journal of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30，1998.

[33] 见《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若干问题》，收入《陈旭麓文集》第二卷《思辨留踪》，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34] 马福龙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党史信息报》1994年6月1日。《中共党史研究》、《文汇报》、《新文化史料》、《上海党史与党建》、《炎黄春秋》等刊物纷纷转载。《党史文汇》1995年第7期并以《沉重的木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争论的前前后后》为题，对有关问题详加评述。

[35]详见刘文瑞《关于“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讨论》，《学而思》网站，2004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