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1期。

梁著《李鸿章》在主旨和内容上的一大特色，是在中西互动、欧力东渐的时代剧变背景之下，去体察历史主角的经历和体验。借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基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视野，对李氏及其关联的晚清历史过程进行总体把握和解读。梁启超着重提到了李鸿章的“变局”意识，认为他的见识远过于常人。他大段征引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筹议海防折》的原文。李鸿章上述两份奏折的内容，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应该不太陌生，但在当时并非众所周知。能从李鸿章众多文牍中将这两份文本挑选出来，而且不惮大段引用原文，可见梁启超对其之重视，史学眼光之敏锐。

三千年“大变局”云云，并非李鸿章一人的体验，而是晚清士大夫的集体经验。冯桂芬的例子尤为典型，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表达了类似的认识，而且感受更加痛切。冯桂芬曾经做过李鸿章的幕僚，其“变局”体验和变革思想对李鸿章深有影响。1874年，冯桂芬身故，时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在苏州吴县为其建立专祠，以示褒奖纪念。直至戊戌维新期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仍然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在翁同龢推荐、孙家鼐建议下，光绪帝谕令将该书印刷1000部，发给京师各衙门，要求群臣签注意见或加以评论之后送还军机处，由军机处汇总以后进呈皇帝御览，以备采择施行。梁启超对李鸿章“变局”论的重视，可谓准确抓住了鸦片战争后五六十年间两三代历史主角的关键体验，体现了史家对客观历史本身的尊重和敏感。

梁著《李鸿章》在主旨和内容上的另一大特色，是在君权专制政体衰朽、近代国民国家成长的历史变迁大势之中，去衡量行动者的历史位置。借用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英雄与时势”这一视角，对行动者的历史影响作出恰当的评析。

李鸿章一生事迹的亮点在于后人所说的“洋务运动”，梁著也抓住这一重点来剖析李鸿章的历史地位。海陆军事是李鸿章生平全力所注，“自谓确有把握”，但在甲午战争中“或创或夷，或以资敌”，“屡战屡败”，“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个中原因，梁启超认为一半在于受到环境的掣肘，一半在于李氏自己用人不当和见识不明。至于商务方面，梁启超的评价更低。因此，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其实并非“真知洋务”。

梁启超的批评似乎有些偏激，但却直指要害：官督商办模式之下，商务振兴、富强运动的受益者是谁？以当时的条件，梁启超很难获得具体信息，只能隐约感知洋务运动对于少数人的造富效果。1916年，曾为李鸿章重要助手的盛宣怀去世，身后留下巨额遗产，也让后世学者有机会一睹洋务运动的秘辛。盛宣怀以寻常官绅子弟起家，追随李鸿章三十余年，既“做大事”也“做大官”，主要功业即为李鸿章所办各项洋务企业的实际操盘手。盛宣怀的遗产清单，为梁启超当年对李鸿章的批评提供了迟到的证据。梁启超对李鸿章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梁启超受域外新知影响，颇为推崇英雄史观。他既承认英雄与时势互为因果，又强调历史角色的主体意识和主动作为。他认为英雄人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寻常英雄，即时势所造之英雄，历史上数不胜数；另一种是造时势之英雄，千年难得一见。俾斯麦与德国统一的例子，即为非常英雄之典型，构成了梁启超用于评判李鸿章的坐标参照。有人将李鸿章比拟为“东方俾士麦”，梁启超则认为这只是妄言，无论从兵事、内政和外交等方面的成就，还是从学问、智术、胆力来看，俾斯麦均非李鸿章所能比肩。

综合来看，梁启超不是单纯复述、肯定李鸿章的“变局”意识，而是既看到其远过常人之处，也洞察其根本缺陷。梁启超的评论貌似有点苛责前人，但并非浮游无根的夸夸其谈。当时梁启超正在大力引介进化史观和新式史学理念，明确意识到“过渡时代”的来临，大力呼唤“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过渡时代”论是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论的承接和超越，上述对李鸿章的批评，与此正相呼应。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在此融为一体，这种“知行合一”正是梁启超作为一位新型史家的明证。

梁著《李鸿章》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是将域外输入的进化史观与本土产生的历史体验相结合，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关怀和问题意识，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这种新的见识表现为 “世界之中国”时代的自觉。

李鸿章于1901年10月份病逝后，梁启超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写完《李鸿章》一书，随即交付横滨的新民丛报社刊行。速度如此之快，不禁令人称奇。一方面，梁启超此前撰写发表的一些著述，已经在观点、思路和材料上为该书奠定了部分基础。另一方面，当时身居日本的梁启超，也可以通过日文书刊获取政治知识和时事资讯，包括李鸿章去世后各界的种种评论。这些都为梁启超提供了条件，让他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该书。

那么，梁著《李鸿章》是否拾掇同类日文著述而成？有何自己的特色？比较一下具体内容即可发现，日本人的四部著作，主要是关于李鸿章生平事迹、趣闻轶事以及相关新闻资讯的搜罗汇集。梁著《李鸿章》则有鲜明的特色，既体现了梁启超作为千年变局“弄潮儿”的历史自觉，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新式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梁著关于甲午战争之前的部分内容，与两部较早的日文同类著作相似，反映出梁启超可能参考借鉴了其中的一些具体资讯。与大致同时出版的后两部日文同类著作相比，梁著在一些具体内容上的相似性更明显。不过，梁著也发掘利用了一些不同的资料。而且，梁著的视野更加宏阔，主题更加突出，线索更加分明，观察和分析更加深刻。这些情况表明，梁启超并非简单抄录、拼凑别人书中的信息，而是基于本土视角和自己的问题意识，做了大规模的知识整合工作，在此基础上清楚地呈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变局”特征和历史主角的主观体验。梁著《李鸿章》的这种内容特色和思想内涵，是前后几部日文同类著作所不具备的。

梁著《李鸿章》清楚地表明，除了士大夫传统的知识体系之外，梁启超的知识和思想素养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对“本土经验”“当代史”的体察和把握，特别是李鸿章等晚清士大夫的时代体验，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变局”这一经验表述。二是对“外部经验”的借鉴，这主要体现为他引入的一系列新名词、新术语及其背后的新型史观，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进化”这个学理概念。前者是问题意识的来源，构成了梁启超对本土历史进行全新理解和叙述的经验基础和文化关怀。后者是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构成了梁启超借以认识世界、反观本国、反省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资源。本土的“变局”体验和域外的“进化”学理相互启发、互为支撑，构成了梁启超非同寻常的新型“史识”；本土体验与外部经验结合，新型史学理论和新的史学实践相互结合，构成了20世纪初年梁启超新史学的整体面貌。以往的研究对于后一个方面，即外部知识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引介情况，关注比较多，而对于前一个方面，即本土体验和问题意识，相比之下重视程度不够。实则对于梁氏新型“史识”的形成而言，两个方面的因素均不可少。如果非要区分孰轻孰重的话，本土体验及其催生的独特问题意识，可能还更重要。梁著《李鸿章》所体现的新型“史识”，与其同一时期其他文本中表达的整体历史认知相互呼应，可谓构成了一种历史自觉。

《李鸿章》在1901年年底初版之后“颇风行一时”，截至1906年11月，已由新民丛报社刊印至第13版。此外，该书还有1902年年初上海广智书局刻本以及民国以后的多个印本。1936年，该书改名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作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继续流通于世。以《李鸿章》一书为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对晚清大变局和当事人经验体验的把握和评判，初步确立了从进化史观视角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整体宏观论述的基调、主线和叙述框架。从学术观点和史学话语的演变脉络来看，梁启超这些工作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早期构建努力，对此后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李鸿章》出版前两年，梁启超已在《戊戌政变记》中简要阐述了自己对晚清历史进程的总体看法，勾勒出了晚清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和逐次递进的三个主题：落后挨打受辱—学习西方进行器物技术变革—效法西方进行政治制度变革。这种整体历史认知，在1901年的《李鸿章》一书中得到了更加具体、更加翔实的呈现。

1922年，时值《申报》创办五十年，梁启超应约撰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他在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经历了三期的学问和思想变革，延续了二十多年前的见解，并结合民初的政治和文化变迁，进一步勾勒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基本框架：落后挨打（鸦片战争）—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制度变革（戊戌变法和共和革命）—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关于晚清和民初变革历程的整体论述和基本看法，对此后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和书写有着深远影响。蒋廷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31年12月，蒋廷黻在北京大学学生团体主办的《政治学论丛》创刊号发表《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一文，有点像是蒋氏笔法对梁著内容的缩略改写，基本见解与梁著《李鸿章》类似。尤其是对于李鸿章生平亮点之洋务运动，蒋也是从智识人格和所处环境两方面来评析其失败的原因。

1934年，蒋廷黻在《清华学报》发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一文，开头即征引曾被梁启超长篇引用的1874年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内的一段话。蒋廷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近代政治和外交史研究成果，后来浓缩为1938年8月初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产生了持续的学术影响，帮助确立了蒋廷黻作为20世纪前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宗师”的地位；而他的“近代化”史观和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背后，其实有着梁启超的烙印。不仅政治和外交史研究如此，梁启超的烙印也体现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某种意义上，若从思想维度深入探究中国的近代变革问题，当代学人依然需要置身于梁启超的延长线上。

总的来看，《李鸿章》是一部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作品，体现了新式历史观念、史学理论与本土经验、现实关怀的结合，可谓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本土化”的知识实践。梁启超抓住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时代特征，将李鸿章的生平事迹放在中西互动、欧力东渐的大背景下进行总体把握和解读，将李鸿章的成败得失放在君权专制政体衰朽、近代国民国家成长的历史变迁大势中去衡量评析。在梁启超笔下，李鸿章作为“时势所造之英雄”的非同寻常之处得以完整呈现，未能成为“造时势之英雄”的遗憾也跃然纸上。角色与时代、个体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到清晰揭示，由此达到了非同寻常的“知人论世”效果。

梁启超以李鸿章为中心的晚清史书写，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他尝试从进化史观出发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整体宏观论述，通过“世界”“民族”“国家”“国民”“竞争”“进化”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概念，去把握和评判晚清以来的历史变革和当事人的经验体验。这种知识努力体现了梁启超作为一名新式史家的自觉，即以“过渡时代”论承接和超越晚清士大夫的“变局”论，明确告别古老的“天下”观念，主动适应新的“世界”潮流，积极迎接“世界之中国”时代的来临。这样一份史学文本，在晚清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

梁启超基于新型“史识”对晚清历史变迁过程的整体论述，属于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构建的早期努力。他以李鸿章和洋务运动为重心，探究其由来和经过得失，且对洋务运动的弊端有深刻认识和批评。梁启超的李鸿章书写和相关论述，初步明确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叙述框架和重要主题：落后挨打—器物变革—制度变革。这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认知，在下一代学者蒋廷黻那里留下了烙印，又通过后者对此后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持续产生影响。今日的中国史学虽然迥非梁启超当时可比，但如果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和更新，仍有必要回到学术的本源之处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