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仰湘 | 《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新探

作者：吴仰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事件，但学界迄未明悉其始末详情。通过钩稽原始史料，特别是发掘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中的信息，可以探知此案一些真相。安维峻自称甲午“具折严参”康有为，实属事后有意夸饰。广东当局奉旨办理此案，在李滋然提议“免予销毁”后，又紧急组织第二次查案，几乎办成文字狱。两广总督李瀚章最终以“谕令自行销毁”覆奏结案，实受多种因素影响，不能将此案化解归功于一人。

关键词

《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　李瀚章　安维峻　经学史

《新学伪经考》自光绪十七年（1891）刊板行世，因观点过于新奇，初阅者大多“惊诧不已”，守旧者更痛斥“离经畔道”。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七月，《新学伪经考》突遭御史参奏，要求销毁书籍、惩治作者，当天谕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但数月之后竟大事化小，仅以饬令作者自行毁板结案。有关此案的官私记载非常简略，所以学界虽然不断论及，但整体认知有限，尤其案中一些重要事实，如上奏严参的御史究竟是谁，广东当局查办参案的内情如何，化解参案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至今仍有争议，或存在空白点。本文搜检相关文献，特别是依据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对此案新作探讨，补充紧要细节，还原基本史实，借以深化对甲午时期相关人物与史事的认识。

一、 “安维峻参奏《新学伪经考》”说析疑

　　《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的第一个问题，是上奏御史的庐山真面目。七月初四日，军机处寄发谕旨给两广总督李瀚章：

　　奉上谕：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着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原片着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清廷交付督抚查办各种参案，按例省称“有人奏”，即使转发原参折片，也会隐去参奏者姓名。因此，奏劾《新学伪经考》的御史是谁，当时属于机密，但社会上纷纷相传，指为安维峻。四年后，在戊戌变法新旧激争之际，湖南旧党编刻《翼教丛编》，首次公开刊行这篇奏折，第一次印本题作“安侍御维峻请毁禁《新学伪经考》折”，但有目无文，稍后第二次印本将题中“折”字改作“片”，补刊奏片全文及李瀚章奏覆，再后第三次印本又在篇末加按：“此折从两广督署抄出，上谕亦未见奏人姓名，初传安晓峰太史上，后太史自戍所寄书葵园师，言疏劾康逆学术悖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询知此疏为今上海道余晋珊观察联沅所上，谨附订于此。”纠误依据来自“当事人”安维峻，必定可信，余联沅参奏《新学伪经考》一事，从此广为人知。

　　学界起初多据《翼教丛编》武昌重刻本或长沙初刻二印本，认为参奏《新学伪经考》的御史是安维峻。后来，胡建华依《翼教丛编》长沙初刻三印本的纠正案语和康有为自编年谱，结合《清史列传·余联沅传》，指出“首请毁禁《新学伪经考》者非安维峻，应为余联沅”。孔祥吉随即补充证据，特别是翻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年军机处各档，发现余联沅进呈过《广东南海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请饬查禁片》，论定“向朝廷弹劾《新学伪经考》的是余联沅，而并非安维峻”。茅海建接着引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原档，指出余联沅七月初四日奏上一折三片，第三片专劾《新学伪经考》，与《翼教丛编》所收折片“文字完全一样”。这些研究完全证实了“余联沅参奏”说。而孟永林近年根据安维峻诗文，对“安维峻参奏”说作补正，既承认胡建华、孔祥吉所论合理，又以“二人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间接证明，而并非直接证据”，提出安维峻、余联沅“共同纠参”说，强调“安维峻也是起草奏稿人之一”。此论显然有误。军机处原档中的余联沅奏折，难道不是直接证据？所谓安维峻六月十七日撰成奏片、由余联沅七月初四日奏进，更与清代联衔进奏制度不符。不过，安维峻诗文屡称自己参奏《新学伪经考》，确有必要细加考辨，而以往研究重在查寻余联沅参奏证据，对晚清盛行的“安维峻参奏”说未作辨析，难以根除旧说之谬。

　　“安维峻参奏”说由来已久。《新学伪经考》遭劾后，《申报》以《离经畔道》为题披露参案消息，称康祖诒性情乖戾、学术荒谬，“近因其书传至京师，为某侍御所见，怒其狂妄，遂具折上陈，请旨查禁”，但未确定参奏人。过了四天，《申报》又刊出《参案确情》的后续报道：“广东访事人云：广东学政徐花农文宗被言官纠参、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及南海举人康祖诒离经畔道惑世诬民、奉旨查办各节，前据所闻登报，兹再访查的确。此案实由安侍御维峻所参，其正折奏参徐文宗，附片则奏参康孝廉。”这是迄今所见安维峻参奏《新学伪经考》的最早说法。此后，官场、学界不断有传闻，如皮锡瑞当年冬间日记提到“奏康者安维畯，乃祭酒门下士”，翌年五月又记“康祖诒去年为安御史纠参”。戊戌政变后，梁鼎芬还散布新说：“康有为所撰《新学伪经考》，私意害道，邪说诬民，御使安维峻、余联沅先后奏参，我皇上严旨查办毁板。”后来胡思敬也追述：“先是有为未通籍时，御史安维峻见其书，大恶之，密具疏纠参，比之少正卯。”这些传闻是源自《申报》还是《翼教丛编》，抑或别有依据，目前难以稽考。

　　安维峻本人有关甲午参奏《新学伪经考》的说法，更值得考究。翻检安维峻现存所有诗文，最早提及此事是戊戌年，往后逐步演化，形成大致情节，但始终不完备。现将他的主要叙述，依先后摘录于下（见表1）。

综观以上材料，其要点是：安维峻甲午“具折严参”康有为，大遭忌恨，及至戊戌康有为擅权，图谋报复，“矫诏”加害安维峻。以下根据安维峻戊戌前后的思想、言行，略作辨析。

　　自《马关条约》签订，尤其得知《中俄密约》传闻后，谪居张家口的安维峻深抱杞忧，但他的自强救亡策仍是传统经世套路，坚决反对向西方学习。及至戊戌夏秋，维新运动已如火如荼，安维峻“每读邸抄，痛国是之日非，恨群邪之乱政”，更激烈地反对引西学行新法，认为“事事效法东西洋”将使大清沦入夷狄、禽兽之列，再三痛诋维新官绅：“群邪之假变法以便其奸谋，如请改民主之国，扶慈銮游历各国，大学堂即议院之基等类，此固我大清之祸，而亦非群邪之福也。”翌年，他又就陈宝箴荐举康有为而遭革职，大加訾诋：“右铭取祸之道，在尽弃其学而学西人，为反常大不祥之举动，致使湘中一块干净土，亦将变而为夷狄、禽兽之风。……世之颠倒昏迷于西法者，其亦可以知所返矣。”安维峻自矜“于甲午岁早烛此奸，疏请立正典刑，焚其书，毁其版，用以绝异端而遏乱萌”，初衷即在抵拒西学，捍卫儒学道统，维护君主专制，与戊戌政变后朝野指斥康有为学术“乖谬”、心迹“悖逆”迥异。而安维峻甲午夏间对时势的体认，是西学还没汹涌而入，未对儒学构成致命威胁，迫在眉睫的是日本侵略，李鸿章却避战求和。际此时局，安维峻虽起意参劾《新学伪经考》，实际所奏乃关涉吏治、兵事，因而没有进呈《新学伪经考》弹章。这一心态，他后来向王先谦吐露：“疏劾康逆学术悖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安维峻在戍所见到《翼教丛编》，发现卷二参奏《新学伪经考》折片主名之误，特意写信解释，应在戊戌岁末。若他甲午年确曾“具折严参”康有为，此时正宜向外界公开这一洞烛先机的壮举，但他没有冒名贪功，而是如实说明当年“稿具未进”。其实，他在《复李抟霄刺史书》中追述甲午奏劾康有为，紧接着说“事虽不行，而彼亦心胆俱寒”，坦承此事“不行”，最可信据。可见，关于甲午参奏《新学伪经考》而未遂，安维峻两次坦言告人，如合符契。后来安维峻撰其父行述对甲午参奏事仅及一二细节，在悼念继室的诗文与其父小传中重申“严参”却语焉不详，尤其始终没有公布奏稿，根源即在甲午参奏事本为未遂之举，有其名而无其实。

　　更要紧的是，安维峻仅将张之洞视作戊戌新政主导者，斥责《劝学篇》“荒谬无比”，诋毁张之洞“甘为莽、操”，并未声讨“自命为新圣人之康有为”。七月下旬他跟友人说：“弟平昔谓张之洞学术不纯，心术不正，今益信矣，充其量不至为乱臣贼子不止。其他奉鬼若神，畏猫如虎，欲驱天下而夷狄之、禽兽之，尤小人之无忌惮、无头脑、无心肝，不足论已。”康有为即在此“不足论”之列。在稍后一信中，安维峻仍只讥笑康有为条陈兴农殖民的主张全属异想天开：“非丧心病狂，何至作此疯魔语？而孙家鼐卵翼于上，宋伯鲁、杨深秀肘腋于左右，徐致靖则首先汲引，成此祸胎，其实皆祖述张之洞者也。”可见直到戊戌政变前数天，安维峻虽将康有为指为“祸胎”，但仅是倡行西法、祸乱国政的“小人”之一，并非蓄志谋逆的巨奸大憝。而且，安维峻这一时期总是忧愤天下将有沦亡之惧，毫不虑及自身会有性命之虞，直到七月下旬还向友人倾诉：“维峻循例缴费后，复奉有留台两年之旨，在此心安之若素，只家有老亲难为情耳。……但使邀天之福，他日得与老父一见，虽死无憾。”即盼望戍期结束，早归故里。然而，安维峻己亥春致信友人，突然提出康有为“矫诏”加害事，又借父亲、继室病逝再作描述，反复控诉“康逆猖獗，寻往日严参之仇”，使他有性命之忧，最终造成丧亲之痛。细加体味，安维峻大谈康有为“矫诏”，意在渲染自己甲午“具折严参”的后果，力图证明以夹片奏劾《新学伪经考》为事实，全然不顾戊戌夏他已明言参奏之事“不行”，也与政变前夕他对康有为危害程度及自身安全的评估大相径庭。如果戊戌“七月念后”即二十日后，真有“康逆矫诏”及“改衣冠”等消息传到戍所，安维峻预知自己性命堪忧，家室也不惶宁处，何以七月下旬各书信中绝口不提如此惊天大事，仅指斥张之洞为乱臣贼子，又自述“贱躯粗适，眷口敉平”？安维峻事后大作饰词，却前后抵触，罅漏时出，于此可见一斑。

　　检验安维峻所说是否可信，最重要的还是原始档案。根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对照安维峻所编《谏垣存稿》，甲午年六月十七日安维峻进呈折片简况如下（见表2）。

　　对比表中各项信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安维峻六月十七日折片数量及内容，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登记与《谏垣存稿》收录相同（排序有异），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军机处档折中安维峻折片相符（拟题有异）；其二，安维峻各折片进呈后的效应，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录与《谏垣存稿》补记可互相印验者有五件，另三件则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所记更真实，可补《谏垣存稿》之阙略。由此可以确定：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原始记录、《谏垣存稿》事后收录均可信据，安维峻六月十七日所奏确为三折五片，并未奏呈参劾《新学伪经考》的夹片。

　　此外，《谏垣存稿》编成于乙未年闰五月，距甲午六月甫及一年，不应遗漏六月十七日的任何折片。安维峻特别针对谏臣“避人焚草”的心态，力主留存谏稿以“存吾心迹”，因此不必怀疑他曾毁弃《新学伪经考》奏片。《谏垣存稿》公开刊行时，还附录两篇“稿具未进”的《劾疆臣覆奏措词失当疏》《请将战死之邓世昌破格奖恤疏》，如他确有参劾《新学伪经考》的成稿，何以未补入附录？因此，安维峻所谓“此折于甲午六月十七日缮讫将奏……改为夹片以奏”，绝不可信；所谓“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之稿，也绝非完稿。

　　再看《申报》的《参案确情》一文所说安维峻奏劾《新学伪经考》、徐琪被参革职，均属误报，但这篇源自广东访事人的消息确属空穴来风。据军机处随手档所记甲午七月初四日余联沅奏折，前面一折一片因“见面带上，未发下”，题目处空白；第三片题作“请饬广东学政徐琪认真录遗由”，处理结果是“归箍”；第四片题作“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书请饬查禁由”，未记处理结果，但此前登记谕旨时，已载明此片抄寄李瀚章查办，并注“印封马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中，也有参劾徐琪、康有为的两件折片，原片均由军机章京标注“给事中余联沅片”。据此可知，《申报》线人失在张冠李戴，将余联沅对徐琪、康有为的参奏，误指为安维峻。安维峻后来明言“先是《申报》传抄，有康某被安侍御严参、交两广总督查办之说”，推想他是附会《申报》“（安侍御）正折奏参徐文宗，附片则奏参康孝廉”之语（他恰好进呈过“劾广东学政溺职疏”），又借着长沙、武昌两版《翼教丛编》一再刊布“安侍御维峻请毁禁《新学伪经考》折（片）”，移花接木，将错就错，宣称自己甲午六月“具折严参”，再编造康有为戊戌擅权后“寻往日严参之仇”，说得头头是道，近乎弄假成真。

　　由上所论，安维峻因坚决反对西化式变法，极度憎恨戊戌“新政”，趁“康逆”惨败之机，矜夸先见之明，一再宣称自己甲午“严参”之举，竟将未遂之事描绘成史实，全然不顾前后自相矛盾。有鉴于此，研究者不能轻信安维峻的事后夸饰，应回检其甲午奏折、戊戌书信等原始材料，以免受蒙。

二、 广东当局查办

《新学伪经考》参奏案补正

　　关于《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查办情况，官方记载很少，私人日记、函札、笔记也罕见言及。已有研究主要根据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梁启超的两封信函和李滋然的办案呈文，难以窥悉参案处理的内情，结论时有讹失。

　　《清实录》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摘记军机处转发谕旨给李瀚章后，即说：“寻两广总督李瀚章奏：查明《新学伪经考》乃辨刘歆之增窜圣经，以尊孔子，并非离经。既经奏参，即饬其自行抽毁。”仅载参案查办结果，不见办理过程。翻检李瀚章九月二十一日的覆奏折，名为“查明康祖诒被参各情酌量办理”，实将原参各项罪名全部撤销。李瀚章如何“酌量办理”，竟将参案轻巧地消弭，也无法从覆奏折中知悉内情。数年后康有为在《我史》中追记此案，则说：

　　给事中余晋珊劾吾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沈子培、盛伯熙、黄仲弢、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走请于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为也。以电文“伯熙”字误作“伯翊”，徐花农疑为褚伯约之误也。时褚方劾李瀚章，而余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毁，粤城谤不可闻。

康有为将参奏危机的化解，归于梁启超在京城多方请托翁同龢、李鸿章，“屡发粤电”，从而对李瀚章办案造成压力。这一解说虽合情理，却隐没了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

　　戊戌政变后，梁鼎芬刻意炮制《康有为事实》，首次披露了广东查办《新学伪经考》参案的细节：“康有为中举人后，不认座主、房官为师，及被参日急，营营于房师之门，卑躬屈膝，无所不至。其时李中堂胞兄李筱泉制军瀚章为两广总督，康有为托人干谒，再四恳求宽办。制军初甚恶之，后见其卑谄，从宽不革举人。”所说有两点很紧要：其一，康有为被参后钻营房师，实指交结受命办案的李滋然。李滋然1889年以即用知县分发广东，此后四任乡试同考官，康有为1893年乡试即因李滋然加荐而获售，必然利用师生之谊向他求情。其二，康有为在广州通过各种关系，就近向李瀚章求情，比梁启超在京城辗转托人发电报更为直接，也会更有效果。

　　民国初年，李滋然刊行自定诗文集，首为《覆督宪饬查南海举人康祖诒〈新学伪经考〉禀》长文，向外界公开奉旨查案的重要情节。他开篇写道：

　　案奉札开：“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所作《新学伪经考》一书，离经畔道，惑世诬民，非圣无法，煽诱后进。又自号长素，以为长于孔子素王；其门人有超回、轶赐名目。请饬两广总督查明革办，销毁原书，以维世教。’等因，寄谕到粤。准此，查有准补广东电白县知县李滋然，品端学正，经训明通，堪以委查。为此札仰该县，札到速即赴坊间，调取康祖诒《新学伪经考》一书，有无离经畔道等情，详悉查核，分别签明禀复，以凭革办。”等因。奉此，遵即亲赴书坊，调取《新学伪经考》一书，详加查核。

据此，李瀚章在七月二十日接获谕旨，随即部署查办事宜。对照原参、谕旨和李瀚章札饬，发现：虽然余联沅奏请销毁书板、严禁讲学、明正典刑，但军机处寄谕明令李瀚章查明《新学伪经考》是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旨意仅拟毁板，而且军机处以普通驿递传送，显然没有列作大案要案，但李瀚章向李滋然转达谕旨，摘出原参所有指控，并擅添“革办”二字，指示“详悉查核，分别签明禀覆，以凭革办”，显然是想从严办案，对康有为加以重惩。

　　李滋然奉命后，细心研阅《新学伪经考》全书，迅速提出结案建议。他首先归结全书旨趣、内容，评其是非、优劣，指出：《新学伪经考》论述刘歆增窜六经，意在“尊崇孔子”，“全书援据之博，雠校之精，深思锐入，洵可称坚苦卓绝”，但作者过于自信，偏执门户，尤其论刘歆伪窜经史群籍全凭臆断，以致“立言过当”“深文剖击”。他同时检出书中“不可据者”十条，“签帖原文，恭呈大鉴”，具体揭出谬误所在。对《新学伪经考》作学术评判后，他专就审结参案给出意见：

　　滋然细查全书，详加校阅，其立论虽主诋汉儒，其大旨犹为尊孔子，若律以“离经畔道”，则全书并无实证。伏读圣朝功令，文人著书立说，其有诋毁程朱、显违御案者，则应亟行毁板，不可听其刊行，如毛奇龄《四书改错》之类是也。若汉魏诸儒，门户是非，从古水火；今文、古文，排击聚讼，自汉讫今，实难数指。郑玄为东汉经师，王肃难郑不遗余力。宋儒欧阳修、叶适，亦尝攻《周易·说卦》《序卦》《杂卦》之伪；朱子亦疑《周礼》为刘歆所修改，胡宏、林黄中更疑为歆伪作。国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王鸣盛《尚书后案》、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书古微》，皆攻《古文尚书》之伪；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万斯大之《春秋随笔》，攻《左传》之伪者也；魏源之《诗古微》，攻《毛诗》之伪者也。诸书皆经儒臣先后奏请，或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或采入正续《皇清经解》，虽提要所标详不无疵议，而圣朝宽大，类皆纠其误而存其书。该举人《伪经考》，不过就各家成说，折衷己意而推阐之。……虽自命甚高，而著论无坚朴不破之才，立说尟灏博周匝之笔。故刊板已行，而信之者少。若遽目以“非圣无法，惑世诬民”，不特该举人罪不至此，即取全书之词义以观，亦断不能到“言伪而辩，行僻而坚”之一境。即使其书具存，亦不过一二门徒互相标榜而已。至谓其能“煽惑后进，靡然向风”，如是书之前后乖违，自相矛盾，尚未有此学力也。至该举人以“长素”为字，已自童年，因其行一，故为长，粤中士人皆知之。盖取《文选·陶征士诔》“长实素心”之语，非谓“长于素王”也。又遍查全书，录称门人姓字者不一，实无“超回”“轶赐”等语，确系外间诋毁哗笑之言。谨据滋然见闻所及，详为述呈，可否免予销毁之处，恭候宪裁。

可见，李滋然主要针对谕旨查核《新学伪经考》是否“离经畔道”，径以全书查无实证作出结论，又举汉魏学者争论门户、宋清诸儒疑经辨伪等先例，力言不必对《新学伪经考》作毁板处理，再针对李瀚章从原参折片摘出的所有指控一一辩解，大胆提出“免予销毁”的建议，不啻于要撤销这场来势汹汹的参案。

　　张鋆衡在《李滋然墓表》中特别记载：“光绪二十年，遵旨饬查《新学伪经考》一案，以祖诒原著大旨尊崇孔子，攻讦刘歆伪解，于经学源流、授受、师法，反覆申辨，曲极详尽，并非左袒。惟祖诒师心自用，立言过当，比之为毛西河、魏默深一流。康氏赖以保全。”后人因此称赞李滋然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康有为，有功于维新变法，尤其徐一士兄弟《凌霄一士随笔》、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高伯雨《听雨楼随笔》、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等，将此事作为历史佳话大加宣扬。后来史学界也相继采信，写进康有为的传记、年谱及研究论著，视作解决《新学伪经考》参案的关键因素。

　　然而办案实情并非如此。李滋然八月初旬提交呈文，李瀚章却迟至九月二十一日才递折奏请结案，间隔如此之久，不合情理。八月中下旬，康有为更因参案所迫，避至罗浮山。可见，李滋然的建议没有被立即采纳，广东当局并未就此停止查案。八月二十七日，《申报》刊载广东访事人消息，又透露参案查办出现新情况：“李制军奉到寄谕后，即札饬司道转饬府县确切查办，现已将孝廉拘押，其所著《新学伪经考》一书亦已搜出。惟制军爱惜其才，颇有矜全之意，面谕司道遴委科甲出身之知县数人，将此书细心磨勘，如有可原者，即从轻议处。但孝廉自号‘长素’，妄谓学问长于素王，其徒遂亦有以‘超回’‘轶赐’为号者，然亦须究出姓名，严拿讯办，治以僭妄之罪云。”李瀚章奉旨后，原本札饬李滋然一人查办，李滋然呈文也是径覆督宪，显然与此说“札饬司道转饬府县确切查办”并非一事。大概李滋然的结案意见过于宽纵，以致官绅哗然，要求对康门师徒“严拿讯办”，接受请托的李瀚章不敢贸然“从轻议处”，因此另外选派人员，重新审查《新学伪经考》。这一推断是否合理？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中留存的信息，表明参案查办过程中，确有一次迄今不为人知的大波折。

三、 《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本揭秘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部《新学伪经考》善本，为光绪十七年（1891）万木草堂初刻本，著录“张之洞等批”。首页有“景郑藏本”朱文印章，为藏书家潘景郑旧物。书中各处有长短不一的眉批、旁批，以及大量形制各异的粘签，对《新学伪经考》的谬误大加纠驳，对作者康祖诒（或称康长素）大肆攻讦。其中卷首序目有粘签写道：“‘超回’‘轶赐’之号，未知属之何人，其殆陈千秋、梁启超欤？”（第4页b）第3卷上篇一条粘签更说：“《周礼》一经，虽历来有人疑议，然从无以为全经皆伪者。此书既奉钦定，列之学官，乃康祖诒斥为歆伪，信如原奏所称‘逞其狂吠’也。”（第38页b）所谓“超回”“轶赐”之号、“逞其狂吠”之语，均见于余联沅参奏《新学伪经考》的折片。可见，这些直接对应“原奏”的签批，必定与《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有关。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部善本书的外封，有佚名题注四行：

　　此本于光绪二十年八月，奉檄会同张广州、朱苗生签复，中有书院肄业生胡敬亭大令及芑岑弟签者。十月初三日记。

可知签批者有张曾敭（时任广州知府）、朱怀新（号苗生，已故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胞弟，时为广东候补知县）、胡从简（字敬亭，曾肄业四川尊经书院，时为广东候补知县）、芑岑（姓氏、身份待考），及主事者本人（姓名、身份待考）。但翻检全书，根据签批笔迹、用语与粘签纸张等，实际签批者至少有9人。其中第11卷末页粘签署“门侄俞恩荣、胡象江仝校”，第13卷第16页粘签署“植楠谨签”，俞恩荣、胡象江、劳植楠均为广雅书院在籍院生。第1、2、3卷有不少眉批、旁批，据笔迹判断，出自两人之手（其一似张之洞）。第2卷还有6条粘签，抄录朱一新、洪良品批评《新学伪经考》之说。再从签批范围看，众人应有所分工。如朱怀新的签批见于第1、2、3、7、8卷等处，俞恩荣、胡象江的签批见于第12卷，劳植楠的签批见于第13、14卷。另一人在第5、6、8、9卷屡有签批，每张签条二至四行，每行十二三字。还有一人在第9、10、11卷有不少签批，往往引证繁富，短者数十字，长者数百上千字。全书又屡见一种粘签，文末钤“勤慎”朱文印。主事人则对大部分签批文字作了校改、删削。可见，这些针对《新学伪经考》的严密审查，是一次专门组织的特殊行动。

　　前引《申报》提到，李瀚章奉旨查办《新学伪经考》参奏案时，“札饬司道转饬府县确切查办”，“面谕司道遴委科甲出身之知县数人，将此书细心磨勘”。皮锡瑞又记载黄鹤云说《新学伪经考》被参后，“交广雅诸生查覆”。据以上确知姓名、身份的签批者信息，这些说法都能得到验证。另据《申报》先后所刊广东甲午科乡试入闱官员名单，李滋然、朱怀新、胡从简均在拟定名单中。李滋然完成查核《新学伪经考》差事后入闱，朱怀新、胡从简则临时不入闱，奉檄签批《新学伪经考》，这两件事在时间上大致接续。李滋然原定秋闱担任房官，七月下旬仍受命查案，推知李瀚章起初估计能很快结案，不致耽搁李滋然八月初六日进场阅卷，而朱怀新、胡从简突然被派查案，不再入闱，应是李滋然提交结案建议后出现了意外，李瀚章只得紧急组织第二次查案。

　　合而观之，这部《新学伪经考》签批稿本，正是甲午八月广东第二次查办《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遗存物，可谓弥足珍贵。

　　仔细检读这部久被遗忘的《新学伪经考》签批稿本，最大的发现是：在广东查办《新学伪经考》参奏案过程中，确有一次骇人听闻的风波，《申报》披露要对康门师徒“严拿讯办，治以僭妄之罪”，绝非虚语。以下综合书中眉批、旁批、粘签的具体内容，从两方面加以撮述。因签批之词连篇累牍，无法全录，各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全面指摘《新学伪经考》中史实乖违、观点矛盾、逻辑错乱、学风恣肆等谬误，从学术上大作批判，乃至彻底否定。

　　其一，史实乖违。如《新学伪经考》自叙说东汉以来崇奉新学伪经，遗害无穷，朱怀新签批：“谓刘歆之前无‘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之祸，而以此数祸者皆蔽罪于歆，然则赵高、褒、妲、秦皇、汉武、田齐、三晋，其皆在刘歆之后欤？”（第2页a）又如第3卷下篇斥刘歆创立小学，汩没孔子之道，使“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旁批反驳：“何尝如此？只国朝始有训诂、声音之学耳。”眉批再驳：“六经之文炳若日星，孔子之道遍行四海，何尝微绝？直是瞎说！”（第29页b）再如第11卷纠摘《隋志》“惠帝除挟书之律”，断言“挟书之苛法，早在入关蠲除之例，何待惠帝乎”，浮签愤而驳正：“汉初用秦法律，见于传记不可胜数。此云挟书之律入关早已删除，乃臆断以护己说耳。”（第2页a）凡《新学伪经考》引述史实的错误，各签批人明察秋毫，列举确凿史实，批评康有为故意淆乱，穿凿立说。

　　其二，观点矛盾。如《新学伪经考》第1卷论秦朝并未严厉焚书，第2卷却引述《史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眉批指其前后矛盾：“长素屡言秦不焚书，何以解此二语？且秦焚书不严，伏生何必壁藏耶？是二语亦可为秦焚书之铁证矣。”（第9页a）又如第3卷下篇从字体流变论刘歆伪作籀、篆、隶诸书名，说楷书为“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据以论述“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旁批直斥：“楷书，长素既不能指为谁作，以为风气所渐移耳，何以篆、籀、隶之名照样，独归罪于刘歆？是自相矛盾也。”（第21页b）诸如之类，签批者无不痛下针砭，将书中立论不周、前后抵触处悉数揭出。

　　其三，逻辑错乱。秦朝焚书六经未尝亡缺、刘歆遍伪经史群籍，是《新学伪经考》两大核心论题，但论证牵强、武断，签批者从中挑出不少硬伤，尤以违背情理、不合逻辑最典型。如第3卷下篇论刘歆伪作《尔雅》，引《汉书·王莽传》征召天下通晓“《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人，认为“盖皆歆所伪窜，借莽力以行其书”，将“刘歆作伪”说推至极端；眉批则斥其荒谬，并反唇相讥：“刘歆一人之力，何以能遍伪多经，又能使天下服习如此之众？当时书籍皆竹简隶书，极为笨拙，何以能遍行天下？歆果如此，谓之为圣人复生亦无不可，特歆之力之学不足以当此耳。长素虽明攻之，实暗暗推崇歆之学力耳。”（第7页b）又如第14卷提出“考刘歆伪经之学，必以刘向为亲证”，大谈刘氏父子学术异同、真伪；“勤慎”粘签厉批：“《七略》出于刘向而歆能尽伪，《别录》出于刘向而歆不能尽伪，吾不知歆之作为伪者果安在？向为今学，而歆为古学，以向说考歆，无不凿枘，吾不知祖诒之必指刘歆为伪者又安在？以为歆早料天下将以向说攻之，则何不并除其说，而必予人以口实乎？以为歆无其权，则歆固总司校书之任，而诸书又藏之秘府，祖诒亦以为外人不得而见者也。况其书为其父所作，尚未传之民间乎？”

　　其四，学风恣肆。康有为主要通过对读《史记》《汉书》，较其同异，抉发隐秘，将“新学伪经”说发展到登峰造极。然而，为自圆其说，他对《史记》任情处置，或引作铁证，或指为刘歆窜乱，对其他经史典籍，也是时信时疑，取舍一出于己，猖狂恣肆之风，堪称空前绝后。审查者对此极为憎恶，屡加揭斥。如卷首“勤慎”粘签即揭出全书最大病根：“至司马迁《史记》，自西汉已垂为定本，史公自序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即祖诒亦以为人人共读者也，歆又乌得而改窜之？即改窜，则当弥缝无间，不予后人以指谪之端，乃能掩其作伪之迹，何歆竟若是之愚乎？此皆不足取信于人者也。况其书中所言，或从《史记》，或又驳《史记》；或据《别录》，或反攻《别录》。大约于合己者则取之，于异己者则弃之，支离惝恍，莫衷一是，治经之道，固如是哉！”

　　概言之，朱怀新等奉命查案，刻意从《新学伪经考》中搜寻证据，心细如发，不放过任何疑误、瑕疵，将全书揭批得体无完肤，并归结为作者学术宗旨悖谬，试图将原参所指“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力翻成案，以痛诋前人”等全部查实，证成康有为“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

　　第二，严格对照原参各项指控，从《新学伪经考》中罗掘材料，并大加引申，坐实康有为“非圣无法”“离经畔道”，甚至要治以“狂悖”“谋逆”之罪。

　　其一，罗掘材料，竭力检举。签批者对《新学伪经考》“细心磨勘”，通过寻章摘句，积极搜集罪证。如《新学伪经考》自叙说：“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形容刘歆作伪的危害的确过甚其词，签批者趁机大加批判：“自两汉以后，圣学大明，故历朝礼乐制度，咸奉为法令。今乃举十二朝王者之制作，俱斥为崇奉伪经，至云‘天地反常，日月变色’，此语尤近于诬。自东汉兴古文以后，迄乎唐宋元明，圣道弥光，未见世遂有乱而无治，安得以其间不无粃政，而遂归狱于古文乎？此亦好为新奇，故其论遂至于非圣无法而不自知也。”（第2页a）明指“尤近于诬”“非圣无法”，直接对应参奏罪名。又如第5卷“序语”指斥刘歆“伪造师传，假托名字”，说到“毛亨、毛苌以无是、子虚，窃两庑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于儿戏”；粘签则痛斥：“此数句尤为非圣无法。立言失体，乃至于是，可谓无忌惮矣！”（第1页a）经众人三番五次举证，康有为“非圣无法”的罪名已足以成立。

　　其二，借题发挥，肆意引申。在审查《新学伪经考》时，签批者往往借“钦定”“廷议”“功令”等名目，故作引申或无限发挥，以便加重其罪，严惩其人。如第3卷上篇论刘歆挟校书之权，混淆学术，窜乱古书，訾及《四库提要》分纂官戴震、总纂官纪昀；眉批指出：“《提要》不尽为纪文达一人之笔，且经钦定，臣下何敢妄议？”继而似觉批判力度不够，改写眉批呵斥：“《提要》为钦定之书，岂可任意妄说？纪、戴二人，虽为主笔之人，然非经圣裁，不敢谰列其中。即以此条办长素，足矣。”（第3页b）因訾议《四库提要》，居然提议“办长素”，可谓凶险恶毒。尤其原参提到“我朝圣圣相承，重道尊经，列之学官，垂为功令”，签批者援以为据，再三揭举康有为公然谤议、攻诋清廷政教。签批本卷首第一条粘签，即朱怀新以康有为排诋《左传》，斥其攻击朝廷功令：“康祖诒以《公羊春秋》为家法，故于《左氏春秋》攻击尤力。此处开口便露出本意。今功令取士，《春秋》宗《左氏》，则康祖诒所攻者，皆功令之所取也。”（第2页b）在第2卷签批中，朱怀新又一再借康有为排斥古文诸经，声讨其狂妄之罪：“举功令所定之《毛诗》《尚书》《礼记》《周礼》《周易》《左氏春秋》诸传注而易言斥之，肆无忌惮，一至于此！”（第17页b）康有为诋毁刘歆遍伪群经虽过于偏激，仍属学术行为，而一经签批者比附，竟变成攻击清廷功令、政典的僭妄举动，真是匪夷所思。

　　可见，签批者为迎合原参指控，从严办案，穿凿其词，甚至刻意悬揣，故入人罪。俞恩荣、胡象江就第12卷《伪经传授表》所拟意见，足以显现奉命审查者的心态：“此卷似尚无离经畔道语，惟表序首谓刘歆撰伪经，经统一于郑君，及卷十二下有斥郑君为伪学宗子者，于义殊乖。又表列郑、许诸儒著述，而皆目为伪经传授，可云诞妄矣。”即使无法坐实“离经畔道”，仍以康有为将郑玄、许慎列入伪经传授谱系，指其“诞妄”，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各位签批者要将《新学伪经考》参奏案办成腥风血雨的文字狱，主事人的态度和做法无疑非常关键。

　　翻阅整部签批本，多数眉批、旁批、粘签经过圈抹、添补、替换，笔迹与外封题注相同，显然出自主事人之手，可见主事人审阅过所有签批意见，并作过相应处理。综而观之，主事人所作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将不同签批人对康有为的称呼加以统一。各批语或称“康祖诒”“祖诒”，或称“康长素”“长素”，或称“康氏”，主事人一律改为“祖诒”，与原参称“康祖诒”相应。其中“长素”被列作康有为罪状之一，主事人舍而不用，可知其立场稍异。其二，将签批意见酌情修改，或整条舍弃，或删减一两句，或添换个别字词。有些批语虽是指摘《新学伪经考》失误（如挑剔措词、勘校误字之类），与参奏案并不相关，主事人径予圈抹。签批意见中也有一些语无根据、鄙词谩骂者，主事人相应作了删改。此类属于技术性或枝节性的处理，不赘述。主事人对各批语具体内容的处理，大体可分三类：其一，原样保留，多见于对《新学伪经考》学术谬误的评议、批驳；其二，全部删削，多见于对康有为“非圣无法”“离经畔道”“狂悖”“谋逆”等罪状的指认、揭举；其三，有留有弃，即保留批语中学术层面的评判，删去肆意加重康有为罪状的文句。现就后两种情形，选录经主事人删削的部分批语，列表如下（见表3）。

上表中，有留有弃者2例，整条删弃者10例。例4中，康有为以刘歆遍伪群经，“二千年经学乖讹，有若聚讼”，学子搜研终生不能辨其要归，因此说“科罪刘歆，犹未当其狱也”，语意明畅，但签批者质问康有为归罪刘歆过甚，引申出“其意盖有所指射”，主事人将末句删弃，可见并不认同这种含沙射影的审查手段。例12也是如此，主事人对签批中的学术辩驳全部保留，将借题发挥的文字全部圈掉。由此两例，主事人对待学术批判与政治诬陷的不同立场昭然如揭。再看整条删弃的情况：例1径指康有为“非圣无法”，坐实原参之罪，例2、3、5、6、7、8、11则借“功令”“钦定”“正统”之名，肆意引发，揭举康有为狂妄悖谬，极尽罗织之能事，主事人一律删除，可见不想重治其罪。例9、10最为典型。康有为说汉高祖入鲁“以太牢祀孔子，亦以其一时教祖，因而尊之”，旁批竟以他推尊孔子为教祖，叫嚣诛杀其人，实在骇人听闻。康有为又说司马谈论六家“以儒与道、墨班，犹辽、夏之人乐与宋并称，夜郎欲与汉比，亦其宜耳”，刘歆编《七略》“既独尊六艺为一略，统冠群书，以崇孔子，犹编《汉书》者之尊高祖为本纪，编《宋史》者之尊艺祖为本纪矣”，眉批斥其比拟不伦，竟推衍出康有为蓄志谋逆，远超原奏所控“非圣无法”“离经畔道”之罪，径指为乱臣贼子，要求处以极刑，如此办案，堪称凶险之极。主事人将这些杀气腾腾的签评意见一概圈掉，不愿故入人罪，不想将参奏案办成文字狱，可谓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因此，从主事人对众多签批意见的处理、取舍中，明显见出其意图，即坚持从学术角度查办案件，尽量减轻康有为罪状，期使参案大事化小。

　　综上所述，朱怀新等紧急受命后，对《新学伪经考》重作审查，在签批中众口一词，将原参之罪逐一指实，还大肆牵引、任意附会，试图从严惩办康有为，幸赖主事人处理签批意见时力加缓和，予以轻减。主事人的立场与态度，对于接受各方请托、“颇有矜全之意”的李瀚章最终从宽办案，无疑很有作用。目前尚未发现重审《新学伪经考》的结论性报告，但黄鹤云透露此次查案结果是：“皆前人说过，事遂已。”推知第二次办案定性时，仍将参案限于学术层面，没有迎合原参指控，也未采纳朱怀新等人意见，从而避免了一场文字狱。

结　语

　　余联沅甲午七月奏劾康有为刊布“新学伪书”，要求毁其板、禁其学、诛其人，稍后社会上又广泛流传安维峻参奏《新学伪经考》，反映当时朝野对“康学”相当戒惧，力予抵制，然而广东当局奉旨查办后，竟将参案悄然销解。以往研究却因史料所限，未能探明办案详情，强调梁启超在京城的多方请托，或表彰李滋然对康有为生死攸关的庇护，仅止窥到冰山一角。

　　本文根据多种原始史料，先辨析“安维峻参奏”说的原委、真相，再梳理广东查办参案的曲折过程，补充若干重要细节，还原三个基本史实：第一，安维峻甲午六月十七日并未进呈参劾《新学伪经考》折片，戊戌夏间所说“疏请立正典刑，焚其书，毁其版”，原是有名无实；后来一再宣称“具折严参”康有为，更自相矛盾。第二，李瀚章奉旨之初，本拟“查明革办”，李滋然奉命查办后，却主张“免予销毁”。李瀚章没有贸然定案，另派张曾敭、朱怀新等重新审查，除揭出康有为考证粗疏、立论武断的致命伤，还迎合原参各种指控，极力罗织成罪，差点办成文字狱。第三，李滋然对《新学伪经考》内容及性质的判定，确实影响李瀚章对参案定性，但不能将结案之功全归于李滋然，第二次办案的签批主事人同样关键。他力排众议，坚守学术本位，反对以笔杀人，与无视李瀚章严厉指令的李滋然足相媲美。正是两次查案结论不谋而合，李瀚章最终得以“从轻议处”。

　　同时要指出，《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化解，还与李瀚章个人态度和时代局势密切相关。前人早已论及参案办理中李瀚章的表现。如谭嗣同戊戌春间回忆：“嗣同昔于粤人绝无来往，初不知并世有南海其人也，偶于邸抄中，见有某御史奏参之折与粤督昭雪之折，始识其名若字。因宛转觅得《新学伪经考》读之，乃大叹服。”径称“粤督昭雪”，认为李瀚章在替康有为洗刷不白之冤。而站在相反立场的人则抓住此案，对李瀚章大肆抨击。如梁鼎芬对李瀚章接受请托从轻结案极为憎恨，戊戌政变后主持翻印武昌重刻本《翼教丛编》，在卷二安维峻奏折后特意增添案语，揭斥他甲午姑息养奸，伏下康有为戊戌“谋逆”的祸根：“李制府此奏，意在保全康有为，实为逆犯谋乱我中国张本，故附载于后，世之论逆案者，有所考焉。”两种说法出发点相反，却一致强调李瀚章的个人态度直接影响了参案结局。

　　不过严格说，李瀚章以“谕令自行销毁”结案，实是反复权衡后的无奈之举。对于康有为，他从最初主张“革办”，到最终予以“矜全”，出现戏剧性翻转，实际上是不同利益方经过不断博弈的结果，既与李瀚章接受各种请托、人事关系纷繁交错有关，更与甲午夏秋以来日趋激烈的“倒李（鸿章）”风潮有关。《我史》特意提到：“时褚方劾李瀚章，而余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毁。”康有为以李瀚章畏惧褚成博作为参案化解的一大原因，看似不合情理，却折射出李瀚章最终从轻结案的深层顾虑。至于当时出面斡旋的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都力主对日作战，大肆攻击李鸿章畏葸避战、求和卖国，这对李瀚章处理参案无疑也会产生影响。张勇早就提出，《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劾风波“因得友朋相助，并牵连于当时的时局、政争而不了了之”，很有理据。茅海建发掘“时褚方劾李瀚章”一事的题外之义，认为褚成博六月初参劾刘坤一奏保李经楚、李瀚章奏保陆维祺，“当属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一幕”，深有见地。因此《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化解，同样折射出甲午中日战争背景下复杂而微妙的政局。经历此案的康有为化险为夷，声名鹊起，奉旨禁毁的《新学伪经考》更是不胫而走，可谓时代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