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史林》(沪)2012年2期第115～127页

【作者简介】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以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主义等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激活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并逐渐形成中国近代民粹主义。幻想从落后的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最重要特征。辛亥时期的民粹主义基本特征有二：一是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把它看做是丑恶、衰落、倒退的历史现象；二是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懂得社会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试图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农民的个体私有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肤浅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思想文化因素。

【关 键 词】辛亥革命/民粹主义/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小生产者为主的社会经济环境，是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中俄两国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仅使中国容易产生中国式的民粹主义，而且容易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胡绳指出：“20年代的中国，存在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即指在中国面临外来冲击和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压力下，忽视生产力发展因素，希望通过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力量，否定不合情理的社会制度，以绝对平均主义方式消灭封建剥削，以简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避免资本主义剥削，直接进入理想的社会形态的思想主张。”①与俄国民粹主义相比，中国近代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本文重点对辛亥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及特点进行宏观考察，分析刘师培的无政府民粹主义与刘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弄清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通过分析孙中山及章太炎的民粹主义思想，揭示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思想特征。

         一　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民粹主义

        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与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互相交织在一起，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代表，故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始终纠缠在一起。民粹主义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无政府主义，但清末民初中国人所称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名词，在俄国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均被冠以“民粹主义”的总名。故当它们在清末民初从日本和法国传入中国之后，同样未做明确的界限，实质上仍是俄国的民粹主义。②

        辛亥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纯粹欧洲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更多的是含有俄国民粹主义意味的“无政府主义”，故可名之曰无政府民粹主义。《天义报》和《新世纪》是辛亥革命前传播无政府民粹主义的主要刊物。《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浙江潮》、《江苏》、《民报》、《复报》、《苏报》、《衡报》和《神州女报》等刊物也介绍过俄国民粹主义。刘师培、何震、张继、汪公权为主要撰稿人的《天义报》所宣传的无政府主义，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之革命外，兼提倡各族经济诸革命。”③尽管它大量介绍了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同时认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故中国现今之政俗，最与无政府相近”，④故这种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有着浓厚的农民气息，实际上更倾向于俄国民粹主义。李石曾、吴稚晖等留法学生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虽然介绍了普鲁东、巴枯宁、施蒂纳等人的无政府主义，但更多的是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民粹主义影响。刘师培、李石曾等人之所以接受无政府民粹主义，是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反映了部分革命党人试图“另筹革命之方”、另辟革命之途径之意向。

        刘师培等人虽然在反清革命问题上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基本一致，但对推翻清政府统治后建立的国家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分歧。孙中山主张在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而刘师培等人则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弊端，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进行了批评，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刘师培在对托尔斯泰《俄国革命之旨趣》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欧人之善于革命，此必当效法者也。欧人革命之目的及结果，此不必效法者也。何则？欧人之革命未尝有利于多数人民。故凡革命后进之国，均当引为殷鉴，而另筹革命之方。”在他看来，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民主共和制”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实际性利益，人民仍然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这样的革命只是“以暴易暴”而已。他诘难道：“如曰共和国人民均享幸福，则试观纽约工民其困乏若何？巴黎之乞儿及解雇工其贫困又若何？是则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⑤

        因此，“革命后起”之中国是断乎不能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老路的，而应“另筹革命之方”，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在他们看来，“于倾覆政府后，不立政府，社会上一切制度阶级，含有政府之性质者皆革除之，婚姻也、财产也、家庭也、国界也、种界也，俱欲一扫而荡平之。”⑥既无国家、无军队、无法律、无阶级、无宗教、无纲常、无婚姻、无家庭、无私有财产、无货币、无职业、无种界、“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也就消灭了一切强权。到那时“无尊卑之辨，无贵贱之殊，无贫富之分，无强弱之别，无智愚之论，无亲疏、无爱憎，无恩仇，无利害。营营而作，熙熙而息，团团以居，款款以游”，人类将实现“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⑦达到无中心、无畛域、无国家的境地：“无中心故可无政府，无畛域故可无国家”，从而建立“人类平等，种色莫辨”的大同社会。

        俄国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村社自治”，用各级“村社联盟”取代专制政府，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政府”，各级“村社联盟”便是他们理想中的政府；而刘师培等人则根本不要国家，不要政府，进而主张无婚姻、无家庭、“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故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民粹主义，要比俄国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更为偏激、更为彻底。正因如此，他们不赞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他们斥责民族主义是“特希冀代满人握政治权耳”，“既欲握国家统治之权，则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同。”⑧他们着力揭露资产阶级选举法、议会制与共和制的虚伪性，指出代议政体“为世界万恶之源，谓为平民之敌”、“专制政体之变相”；“使此制而果行于中国，吾人亦视为大敌。”⑨他们攻击“民生主义”时指出：“土地既为国有，则必有分配之机关；既有分配之机关，则必有执政之人耶，则与专制、立宪、共和之政府何异？岂非彼为主治之人而民为被治之人乎？”⑩故平均地权实乃愚民之举。

        他们揭示“政府”之实质，历数“政府”之罪状。刘师培说：“既有政府，即有统治机关。机关者，权力之所集也。既有机关，必有掌握机关之人，而掌握机关之人必有特权。彼握特权，而人民听其指挥，是不啻以千百万之民为数人之奴隶也。”(11)褚民谊指出：“政府者，不过集少数人据特权而成文者也。少数人俨然居民上，享尽安乐，而贻一切困苦与大多数人，大多数人供其驱策如牛马。”(12)《天义报》宣称：“盖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不必论其为君主为民主，不必论其为立宪法、为共和，既有政府，则不啻授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耶？”(13)

        既然政府是万恶之源，那么，刘师培等人顺理成章地鼓吹所谓“无政府”革命，并认定中国有着进行“无政府”革命的便利条件。何震、刘师培在《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中指出，中国由于历代统治松弛，逃于人治和法治之外，故不像欧美日本那样受政府干涉严重；中国自三代以后在政治上“以民性为善，必以科条法令为轻”，偏于放任，而西方则“以民性为恶，故设为科条法令，以为民防”，必主干涉；中国自古多遁世之民，纯然为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逸民隐士心中“均不知政府为何物，以行其个人无政府主义”。正因有这样的条件，他们断言：“中国人民，所由易于实行无政府也。此无政府主义之制，所由可以先行于中国。”(14)

       “绕过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在社会政治纲领方面的显著特征。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点出发的，而且还包含有农民和小资产者对于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恐惧的特征。俄国民粹主义者看到西欧农民的破产，工人的赤贫，资产者的贪婪，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极端虚伪性，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鄙弃。在他们看来，只有避免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俄国民众幸免于难。他们认为，“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我们是个教训”。并强调：“我们研究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并不妙，我们明白，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当代欧洲的可怜命运。”(15)俄国学者别尔嘉耶夫研究后得出结论：民粹派“所有的人都指望俄罗斯避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罪恶，绕过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变成更好的社会制度。甚至所有人都想：俄罗斯的落后状态恰恰是它的优势”。(16)因此，各派民粹主义在企图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上，有着最具本质、最为突出的共性。(17)

        俄国民粹主义这个核心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共鸣。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从西学泰斗到国学大师，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国粹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从风云人物到名不见经传的文人士子，均带有深层的心理抗拒和伦理上的拒斥，程度不同地对资本主义罪恶进行猛烈抨击，并为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祸害作了种种设想，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他们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视为“残民之政府”、“舞弊之政府”，对民主政治给予抨击：“故议院之制，民主之政，蔽以一言，即众者暴寡之制也。以众暴寡，安得谓之平？”(18)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权进行了猛烈抨击：“所谓民权者，实富权也……自由者，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富者之平等也。而贫民之困苦如故，自由平等于贫民乎何有？”(19)在他们看来，西方民主制度只是富豪专制的遮羞布，即便有一些国家实行了普遍选举，但由于多数平民之屈从于贵族的资本家，只能仰其鼻息，当选者依然是少数之富豪和资本家，他们利用议会这个工具，制定了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维护着当权者的利益。

        不仅如此，他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给予深刻的揭露。刘师培对资本家的本质揭露道：“资本家者，兼有昔日贵族、官吏、教士之特权者也。佣工者，兼有昔日平民、奴隶之苦况者也。”他对资本制度批评道：“佣工之制……实劳力卖买之奴隶制度耳。”(20)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压迫剥削更甚于古代，其所提倡的民权、平等和自由是“伪文明”。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是“专尚争利，不顾社会公益，能先行垄断，便成为大资本家。而一个大资本家的财产，值数万人的财产。无财产者，劳而苦，有财产者，逸而乐，不平等，无人道，乏人理”。(21)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后断言：“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至于西人之政治，无一可采。故吾人之意，惟望中国革命以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望于革命以后另立新政府，以采用欧美日本伪文明。”(22)

        既不要“政府”，又不要“家庭”，那么，如何维系并保障这种社会的存在和运行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既无政府，若不实行共产之制则富民之横暴、盗贼之劫掠必不能免。惟实行公产，使人人不以财物自私，则相侵相害之事将绝迹于世界。”(23)因此，他们主张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推行“共产之制”，“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以实现“为农者自有其田，为工者自有其厂”。(24)他们对“共产之制”作了这样的阐释：“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准各人私有。凡吃的、穿的、用的，都摆在一个地方，无论男人女人，只要做一点工，要哪样应有哪样，要多少应有多少，同海里挑水一样，这就叫共产制。到那个时候，不独吃饭不要靠人，还天天都有好饭吃，还可以有好的穿、好的用、好的玩。”(25)他们认为，只要消灭“私有制”、推行“共产制”，那么，“此制既行，复改良物质，图生产力之发达，使民生日用之物足以供全社会人民之私用，则共产制度可以永远保存。”(26)故其强调：“今之言共产主义者，欲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之公产，使人人作工，人人劳动。”(27)

        为了保障“消灭私有制”，刘师培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人类均力说：以一人而兼众艺，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他主张取消固定分工，以达到人人“权利相等，义务相均，苦乐适均”。具体的实行办法是：“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则区画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人民自初生以后，无论男女，均入栖息所，老者年逾五十，亦入栖息所，以养育稚子为职务。幼者年及六龄，则老者授以文字，(破除国界以后，制一简单之文字，以为世界所通行。语言亦然。无论何人仅学一种语言、文字即可通行世界。)五年而毕。由十龄至于二十龄，则从事实学。此十年中半日学习普通科学，即知识上之学是也；(如地理、历史、数学、理科、图画、音乐诸学是也。)半日习制造器械，即民生日用必须之物也。均以老者为之师。(老者于以上诸学既习之于平昔，故可为师。)夫民用之物，不外衣食居三端，三端而外，厥惟用物。习艺之期，即限以十年。故年逾二十，即可出而作工。及若何之年，即服若何之工役，递次而迁，及年逾五十，则复入栖息所之中。”对这种每个人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改变工种的情况，他作了详细的规划：21岁筑路，22岁开矿伐木，23岁至26岁建筑房屋，27至30岁以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31至36岁纺织及制衣，37至40岁蒸饪，40至45岁运输货物，46至于50岁作工技、医师。且在36岁以前还要兼作农业劳动，之后则免除此项劳动。(28)

        这些设想，具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均平思想与西方近代无政府民粹主义的混合物。中国是具有悠久儒学传统的国度，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对平均社会财富的大同世界和“太平盛世”充满向往，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厚的基础。而这种兴趣在通过思想包装后，便产生出一种更高的文化理想——绝对平均主义。这些都使“舶来品”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了更多的发酵素和营养剂，因而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在基本理论、基本思想上拥有较多的统一性，但在具体的革命策略手段上，却存在着很大分歧。由于这些策略上的分歧，民粹主义被划分成了“宣传派”、“暴动派”、“夺权派”、“黑土平分社”等。故在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中，各个派别均有自己的策略手段，发生相互交集或兼而有之的情况是比较少的。然而，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各种策略手段兼而有之，对宣传、暗杀、工团、扰乱、暴动等手段概不排斥。

        20世纪初，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得到了详尽介绍，巴枯宁的“暴动派”观点被广泛传播，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关于通过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现革命的理论经由《广长舌》得以流行。巴枯宁和民意党人关于恐怖和暗杀的理论，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实现革命的重要手段。有人主张利用会党、民团，搞武装暴动；有人提倡以总同盟罢工为“无政府革命之惟一手段”；有人主张“农民革命”说；还有人宣传利用“劳民革命”以成无政府社会；或倡导通过书报演说，鼓吹“普及革命”。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对俄国民粹主义派别的思想纲领和计划设想均有所吸收和涉猎，其思想表现得十分庞杂。有人认为，“无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进而主张进行“平民大革命”，明确表示“无政府运动之方法，不能限以一格”，不仅要兴起革命军，而且“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之实力，以与强权战斗之一切行为”，“和平的”、“激烈的”、“暴动暗杀”等，都包括在内。有人主张“阶级斗争”说；有人则加以反对；有人宣传应以“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无政府革命)为究竟”，但不排斥政治革命；也有人排斥政治活动，以为“政治者，庸人自扰之事业”，理由是政治会造成强权社会，所以反对任何政治手段；有人主张实现无政府社会之手段，除“破坏外没有建设”，也有人认为破坏与建设应同时并举，“革命派的破坏，就是建设式的了”。这样，从采用俄国民意党人的暗杀到民粹主义的暴动、宣传，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掺杂运用了多种策略手段，从而使辛亥革命呈现出一幅革命手段多样性的图景。

        二　刘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从比较松散的、单纯报刊传播进入了更加有组织传播的阶段，出现了以江亢虎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党和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民声派。1911年11月，江亢虎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党，主要是“三无”、“二各”和“五非”为主要纲领。所谓“三无”，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所谓“二各”，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五非”，即非私产主义、非家族主义、非宗教主义、非军国主义、非祖国主义。他提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29)还指出，“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以‘二各’、‘五非’为究竟，而其方法则唯普遍鼓吹、取得大多数之同意，以一致进行。”(30)江亢虎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大杂拌，他希望创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广义社会主义学派”。

        1912年5月，刘师复在广州创立“晦鸣学社”，积极展开宣传活动。他们翻印了在法国出版的《新世纪丛刊》，从《新世纪》周刊中选择名作，辑为《无政府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还选录“反军备主义”的名著，辑成《君人之宝笺》加以印行，并还出版《无政府主义》一书，介绍无政府主义著名活动家。这些宣传品由“晦鸣学社”各印5 000册，免费邮赠国内各报馆、会社、各省县议会等，扩大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年8月，刘师复创立“晦鸣学社”机关刊物《晦鸣录》(又称“平民之声”)。刘师复亲自撰写《晦鸣录发刊词》，公开标榜自己的政纲为：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和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并发表《无政府浅说》一文，反复申述“无政府主义不但理论上正确，且必可以实行”。(31)《晦鸣录》出版到第2期时，“晦鸣学社”被龙济光封闭，只好迁至澳门，改《晦鸣录》为《民声》，“晦鸣学社”也改称“民声社”。民声社在澳门工作期间，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杉荣曾来信支持和鼓励。当时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以出版的书刊与“民声社”相互交流。

        1914年7月14日，刘师复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旨在促进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个人及团体间的联合。从1914年起，广州的刘石心组织了同名称的“同志社”，江苏常熟的蒋爱真将先前创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更名为“常熟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的杨志道组织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梁冰弦在新加坡出版《正声月刊》。此外，北京的实社、南京的群社等团体纷纷成立。刘师复制定公布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目的与手段》，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14项目的，诸如，一切生产要件应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社会公物唯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人人从事劳动，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劳动果实，人人共同享受；无军队警察与监狱等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其采用的手段有：其一，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其二，在传播主义过程中，可具体采用“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两种手段可兼而用之：如通过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等进行抵抗；或采用暗杀、暴动等手段加以扰动；其三，“平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再进一步配合“世界革命”。(32)

        1914年8月29日至9月6日，无政府党在英国伦敦召开万国大会，刘师复代表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撰写《致万国大会书》，报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中国无政府者当前的工作情况。他认为，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有“二易”、“二难”。所谓“二易”，即一是中国无政府之同志皆主张共产主义，无主张个人主义——独立主义，思想一致；二是中国向无社会民主党，亦无人提倡集产主义之学说，江亢虎自“中国社会党”解散后，声响已寂，信者绝稀，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所谓“二难”，一是中国工人知识极低，难读书报，各行各业虽间有工会，但绝无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颇非易事；二是中国政府既嫉视吾党，在内地不能自由行动，因之传播事业异常棘手。于是，他向万国大会提出五条建议：组织万国机关、注意东亚之传播、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万国总罢工、采用世界语。(33)

        如果说在俄国民粹派那里，民粹主义的主题是“企图尽量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话，在其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这种理论就拥有了某种极致性，变成了“灭资本，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民粹派那里还是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已上升到了“灭资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否定。

        伴随着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后的广泛传播，民粹主义关于反对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主张深入到社会思想的中心，并与欧洲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的要求相结合，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回应与发展。刘师复指出：“资本制度，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故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34)此处所谓“资本制度”，实际上指向了更为广泛的私有财产制度。刘师复主张废除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财产的私有，“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工厂及一切制造生产之器械等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无所限制。”(35)他们声称：“无政府主义既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害于社会最显而最大者即是资本制度，无政府主义首反对之，故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36)还说：“若无政府党则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党，而不必再问其他，乃于目的之外加以种种限制”。(37)故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成为辛亥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共识。

        “灭资本，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在“灭资本”宣传之外，刘师复还对“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众多的“社会主义”中，选择并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由于俄国民粹主义派别众多，特别是改革派、自由派民粹主义支脉的复杂性，以及受欧洲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原因，中国无政府主义有着多种多样的思想主张。江亢虎在《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之派别比较表》中，将社会主义分为三类：世界社会主义(本府及多数支部主张此主义)、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党人及心社同人多主张此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殷仁等人少数支部主张此主义)。(38)刘师复对江亢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主张均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孙、江的主张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是冒牌社会主义，用以“饰说欺人”，如果让这些观点流行，“社会主义之真谛遂荡然无存，此实社会主义前途之大祸也。”(39)他不仅批判了所谓“纯粹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无治主义”、“无政治主义”，还严厉批评了所谓“三无主义”、“五无主义”、“反家族主义”、“反宗教主义”、“无祖国主义”、“无军备主义”、“无国会主义”等名目称谓上的社会主义主张。

        刘师复尽管接受了欧洲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的基本思想，但并没有采用巴枯宁的“集产主义”，而是赞同并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区分“集产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克鲁泡特金的重要理论贡献。“集产主义”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概念。巴枯宁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各个个人自由联合的组织。但巴枯宁为无政府状态另设一个前提，即“必须把各种形式的土地和资本变成集体财产”。克鲁泡特金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概念。他认为，巴枯宁所主张的集产主义原则，虽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相比有着根本不同，但还是保持着一个集体和另一个集体之间争夺财富的可能性，而且个人占有生活资料也可能引起新的不平等而最后导致新的“强权”的出现。所以，集产主义的所有制只能被看做是向未来社会过渡的一种形式，而不是革命的最高理想。“集产主义的那种缓和的个人主义决不能和部分的共产主义同时并存。财产的新形式也需要报酬的新形式。生产的新方法不能与消费的旧形式并存，犹如它不适合于旧的政治制度一样。”(4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刘师复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他指出：“克鲁泡特金，吾党之泰斗。”声称：“克氏之学说，实不愧为吾党之经典。”对于克氏“无政府共产主义”，刘师复在《为共产主义释名》中得到集中阐述。他将社会主义分为“共产社会主义”和“集产社会主义”两大派，明确认定“无政府党的主张者为共产主义”。因此，他认为：“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41)

        在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革命方式上，刘师复接受了俄国民粹主义中拉甫洛夫派“注重宣传”策略手段。拉甫洛夫派主张通过宣传人民、教育人民，为未来的革命做充分的准备，反对用“突然一击”的办法来推翻政府。(42)刘师复在《答恨苍》中说：“或印刷物、或演说、或教育、或戏剧以及其他种种，皆为由今日已达至无政府之传播期中不可一日或息之事业。激烈行动则行之于一时，遇有可用之机乃始为之耳。且中国目前之情势，此等机会似尚未至，故吾人于现在最近之时期，当先致力于口舌笔墨之传播，俟吾人之思想渐渐发达，然后再谋激烈举动以助其进步，似尚未晚也。”(43)故文字宣传成为刘师复领导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活动的重要内容。报纸、刊物的出版发行，充分体现了当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蓬勃之势。据民声社统计，1916年4—11月，“计先后发出《民声》各期共10 000册，《平民之钟》534册，《无政府浅说》534册，《总同盟罢工》700册，《军人之宝筏》500册，《无政府主义》700册”。(44)

        刘师复除了主张以宣传方式外，也主张暗杀与革命等激烈方式，主张无政府主义手段的多元化。他指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手段有三：一是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二是当传播时期中，各视其时势与地方情形，可兼用两种手段：1、抵抗，如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等，2、扰动，如暗杀暴动等。三是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他强调，现在处于宣传时期，应主要从事于前两种方法，将来时机成熟后，世界大革命当以欧洲为起点。(45)

        此外，刘师复还将工团主义作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段。刘师复在《上海之罢工风潮》中对无政府工团主义作了介绍：(一)工团之根本目的自然为反抗资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识幼稚，一时尚难显出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图，实在乎多设平民学校；(二)工团之组织，吾无政府党及社会党皆当为之鼓吹，且加以赞扬，惟仍当以各业之工人自为主体，吾人但予以指导，以养成其独立战争之能力；(三)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义。(46)他论证了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必要性及实际方法，既反映了西方工团主义运动的基本思路，也体现着俄国民粹主义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的行动方针。刘师复在广州组织“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等团体，发起工团主义运动。正因如此，刘师复将自己的纲领概括为：“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其手段”，(47)这显然是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欧洲工团主义结合的尝试。

        三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思想

        在俄国近代民粹主义传入之前，近代中国已经有了民粹主义思想。洪秀全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以绝对平均主义为核心的民粹主义社会构想；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志士，系统阐释了儒家“大同”学说，提出了建构“大同”社会的中国式的民粹主义主张。辛亥革命之前，以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设法在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达时就加以防止，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提出了“节制资本”、“土地国有”等民粹主义主张，力图避免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

         1912年，列宁看到孙中山《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后，撰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认为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是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并超出了民主主义的范畴，它与俄国的民粹主义十分相似，与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与宣传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他指出：“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48)在列宁看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其提出的平分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纲领上。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通过对欧美国家的观察和体验，深感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虽然比中国先进，但是其内部却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他洞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所造成的阶级对立异常尖锐和贫富的巨大悬殊。指出：“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著紧……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十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原因在于“大资本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的。”(49)孙中山在20世纪初提出：“近时志生活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实民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50)为了使中国避免欧美各国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他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力图在中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的这种认识，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他将社会主义与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联系起来，认为“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将社会主义视为中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的预防药方。

        1905年5月，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拜访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构)，同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胡斯曼探讨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即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51)孙中山期望以西方为鉴，采取措施，另辟新途，创造出远比西方更高的新社会：“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52)为此，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最早构想了中国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集产社会主义，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些构成了“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的资本主义的纲领”，浸透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

        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思想，是依据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法，结合中国的实际，由地主自报地价，国家按值百抽一的比例课取地税，原价归地主所有，因社会进步而产生的增价则归国家所有，作为社会公益之用，国家并可根据需要随时按原价收买，这里蕴涵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打破原来地主垄断土地所有权，以有利于工业化的需要。但孙中山更深刻的用意在于避免像西方那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地权的转变及增值的利益完全被地主、资本家享有，而提出由国家调节地价的收入，以求社会发展的公平。

        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在民国成立后有所完善，除了“核定地价，涨价归公，与民共享”之外，还增加了“定价收买”的内容。他先后发表《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在广州报界欢迎会的演说》、《在广州对报界公会主任的谈话》、《在广州行辕对议员记者的演说》、《在山西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等讲演，阐述了国家在必要时按核定的地价照价收买的主张。“定价收买”是孙中山对“平均地权”学说的完善。他后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平均地权”作了权威性阐述：“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53)可见，孙中山希望中国实行民生主义后，避免出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贫富两极对立。这显然是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社会改造方案。

        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为它在客观上只能起着反对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列宁指出：“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理论之实质就在这里。”(54)但平均地权没有将平均地权和农民无偿地获得土地的问题联结起来，因而不能真正动员起农民的力量以实现这个纲领，加上孙中山企图不动员农民而用和平的阶级调和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决定了“平均地权”难以真正实现。孙中山对近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其发展带来的弊端之上，并非全面反对资本主义。孙中山明确提出：“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55)他还说：“不知资本家应维持，如何反对，特资本家之流弊，则不能不防备。”(56)孙中山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设法在中国采用民生主义，即他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主义尚未发达时就加以防止。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取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57)“节制资本”主要是限定私人资本的经营范围；“集产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58)即发展国家资本。

        为什么要“节制资本”而不是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落后，故不能完全取消私人资本，一定范围的私人资本有利于国计民生。孙中山指出：“吾国之所谓工人者，通称为‘苦力’，而其生活只以手为饭碗，不论何资本家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将必欢迎之。况资本家之在中国，寥若晨星，亦仅见于通商口岸耳。”(59)

        为什么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但必须加以节制？为什么中国要发展国家资本走“集产社会主义”之路？因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欧美各国带来了弊端，中国没有必要走欧美的资本主义老路，应该加以预防，而预防之策，就是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所以，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动机，是要避免中国因实行资本主义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他承认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成就，承认发展现代经济的绝对必要性，但他并不想把这个伟大的历史责任交给中国的资本家。他要用他的民生主义方法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的，而其方法，就是用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的垄断。所以，民生主义旨在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过度膨胀，实质上是要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而避免欧美资本主义的前途。这样看来，民生主义是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近代翻版，是广大下层劳动民众要求摆脱困苦愿望的学理化反映，是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在革命运动中的折射。孙中山希望在中国落后的社会环境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社会空想，其民生主义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

        四　章太炎等人的民粹主义

        不仅孙中山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而且章太炎、朱执信、胡汉民等人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民粹主义倾向，在革命派阵营中曾经弥漫着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情绪。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后，朱执信、胡汉民、冯自由、汪精卫等人对此作了阐述，尤其是对其土地国有和资本国有思想作了发挥。1905年冬，冯自由发表了《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是同盟会成立后阐明民生主义学说的第一篇文字。他首先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宗旨是“以救正贫富不均，而图最大多数之幸福故。”为什么会导致贫富不均？他认为“以物质发舒，生产宏大，而资本家之垄断居奇故。”因此，为了消除贫富不均，必须打破资本家的垄断居奇。如何打破资本家的垄断居奇？必须采取“国家民生主义”。

        冯自由指出，国家民生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民生主义虽然是近代的产物，但在中外历史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经济社会落后的中国能够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吗？冯自由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一则民生主义有历史传统；二则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更容易实行民生主义。他明确指出，当革命军初兴时实行“国家民生主义”最为相宜。他分析道：中国要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不可不以武断政治行之；使他日共和政府之成立，然后次第举行，则不第惹起资本家之反对，而于行政方针之运用，亦不免陷于上下掣肘之困境。欧美列国政府之近状，大都然矣。列国政治革命之进行，必以军国主义而暂建设一军政府，中国奚独不然？凡军政府驻在地或其统属之行政，皆以武断政策出之，故无涩滞之弊。是知民生主义之实行，舍政治革命之时期，决无良机，可无疑义矣。”因此，国家民生主义在军政府时期就开始实行，“最相适合”。(60)这里，与俄国民粹主义主张趁资本主义未发展到烧毁公社之时即采取革命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家民生主义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而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平均地权”，实行土地国有。他指出：“所谓国家民生主义之纲领为何，则土地问题是也。括而言之，则平均地权也。”(61)冯自由对土地私有和土地国有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力陈“土地国有”对发展经济的益处：一是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居奇，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二是土地家屋的价格，由政府调整，以保其平准，使大多数人得脱地主专制之牢笼，实救治贫富不均之良法；三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体，其矿山森林道路大都官有，故举行土地国有的政策，实较其他国家为易。

        胡汉民赞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主张，并对“土地国有”政策作了发挥。他在《民报》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和《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中指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实行“土地国有”。土地国有“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权，惟得有其他权(如地土权、永小作权、地役权等)，且是诸权必得国家许可，无私佣，亦无永贷。如是，则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那大陆。”因此它必然导致地主阶级的消灭。国家成为地主以后，由国家决定地租的高低，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之课于地土上者，必经国会之承认，亦必无私有营利之弊，以重征以病农”。土地的收入为国民所共享，保证了经济上的平等：“吾国已为民权立宪政体之故，则地利所入虽丰，仍以为民政种种设施之用，其为益愈大”，“而民权立宪国家之富，尤共产也。夫均地之政，至平等耳”！(62)这样，自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具有更浓厚、更突出的民粹主义倾向。受儒家“大同”理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章太炎把平均社会财富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文明作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的途径，将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截然对立，以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比附近代社会主义，并以此批判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提出“均田”、“限袭产”等民粹主义的主张。

        早在1902年前后，章太炎与秦力山、孙中山等人多次聚谈“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举凡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63)秦力山主张：“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之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他认为“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章太炎认为：“后王视生民之版，与九州地域广轮之数，而衰赋税，大臧则充。”(64)主张革命成功后，可以根据地主拥有土地的多寡与全国土地总数的比例关系来确定征收赋税的额度。他以可耕的熟田(露田)为标准，将土地分成几等来制定赋税征收的等级，认为“赋税所获，视今日孰若？”孙中山不同意章氏意见，指出：“兼并不塞而言定赋，则治其末已。”因为土地兼并是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源，而“贫富斗绝者，革命之媒”，社会革命就难以避免。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只能是“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65)章太炎同意孙中山的观点：“善哉！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廥而不足以养民也。”后来，章太炎根据三人讨论的意见制定的《均田法》中规定：“凡土：民有者无得旷。其非岁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岁输其税什二，视其物色而衰征之。”(66)

        章太炎认为人类的道德堕落起因于文明的进步，赞美中国上古三代时的井田制及魏晋至唐代的均田制“合于社会主义”，其他一些典章制度也总是“近于社会主义”，主张应对此顶礼膜拜。他在日本东京演说：“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一项是科场选举。……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性质；何况其他好的呢？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67)他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说“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毫毛”，他还议论说，“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68)他因此主张“重农抑商”，并且“均配土田”。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

        不仅如此，章太炎还对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出：“议院者，受贿之奸府；富民者，盗国之渠魁”，表示了他对资本主义最尖锐的质疑。

        章太炎对农业、农村及下层贫苦农民高度推崇，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加以鄙弃。他把中国社会民众的道德高下，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分为16层等级，并将农民放到中国社会道德塔的塔尖上。他说：“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因为贫苦农民“劳身苦形，终岁勤动”，故其道德最为高尚，社会地位也应最尊贵。然后依次是工人、小商贩、下层知识分子，“自艺士(医师画家等)下率在道德之城，而通人以上则都不道德者。”故得出了“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速”的结论。(69)

        章太炎堪称近代中国突出地在道德上尊崇平民与体力劳动、贬抑上层人物与知识精英的第一人。他把农民视为最有道德的人，而将知识分子和比知识分子地位更高的人视为不道德的阶层，并将在外洋机构中服务的“雇译人”视为最不道德的人，一方面反映出他对上流社会极端鄙视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他对农民的崇尚，带有浓厚的崇拜农民和体力劳动者而贬低知识和知识精英的倾向。章太炎这种体现小生产者的民粹主义思想是肤浅的。他以为只有农民、工人是自食其力者，只有他们在生产和创造财富，而知识者、商人、社会管理者均不创造财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由于他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小生产者的道德尺度，因此他把组成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质”与“量”作了许多倒置。“知识愈进愈坏”是典型的反智主义的命题。

总之，俄国民粹主义在20世纪初以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主义等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它激活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民粹主义。辛亥时期的民粹主义基本特征有二：一是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把它看做是丑恶、衰落、倒退的历史现象；二是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懂得社会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试图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农民的个体私有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相比，中国近代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肤浅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思想文化因素。幻想从落后的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最重要特征。

注释：
    ①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严格地说，民粹主义之不同于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之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而后二者之不同于前二者，是显而易见的。但清末民初从俄国经由日本和法国传入中国的所谓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俄国民粹主义。
    ③《简章》，《天义》第1卷，1907年6月10日。
    ④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上)，《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⑤申叔：《共和之病》，《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
    ⑥民：《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期，1908年7月15日。
    ⑦民：《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期，1908年7月15日。
    ⑧志达：《保满与排满》，《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⑨申叔：《共和之病》，《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
    ⑩去非子：《破坏社会论》，《天义》第1卷，1907年6月10日。
    (11)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12)民：《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期，1908年7月15日。
    (13)志达：《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14)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下，《天义》第7卷，1907年9月15日。
    (15)《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16)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0页。
    (17)马龙闪：《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期。
    (18)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19)《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新世纪》第1号，1908年6月22日。
    (20)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第5卷，1907年8月10日。
    (21)《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22)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下，《天义》第7卷，1907年9月15日。
    (23)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上，《天义》第6卷，1907年9月1日。
    (24)《社会革命大风潮》，《天义》第2卷，1907年6月25日。
    (25)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第8、9、10合册，1907年10月30日。
    (26)申叔：《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衡报》第2号，1908年5月8日。
    (27)申叔：《人类均力说》，《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28)申叔：《人类均力说》，《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29)江亢虎：《洪水集》，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版，第36页。
    (30)江亢虎：《洪水集》，第82页。
    (31)师复：《无政府浅说》，《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20日。
    (32)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目的与手段》，《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
    (33)师复：《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
    (34)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
    (35)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
    (36)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
    (37)师复：《论社会党》，《民声》第9号，1914年5月9日。
    (38)《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之派别比较表》，《社会党月刊》第3期，1912年9月。
    (39)师复：《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民声》第6号，1914年4月18日。
    (40)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41)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
    (42)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43)师复：《答恨苍》，《民声》第20号，1914年7月25日。
    (44)《万国社会风潮》，《民声》第29号，1916年11月20日。
    (45)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目的与手段》，《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
    (46)师复：《上海之罢工风潮》，《民声》第23号，1915年5月5日。
    (47)师复：《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民声》第16号，1914年6月27日。
    (48)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428页。
    (49)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45页。
    (50)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289页。
    (51)《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52)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5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54)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
    (55)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8页。
    (56)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57)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58)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27页。
    (5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9页。
    (60)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1906年5月1日。
    (61)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1906年5月1日。
    (62)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
    (63)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3集，第206页。
    (64)章太炎：《定版籍第四十二》(《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65)孙中山：《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页。
    (66)章太炎：《定版籍第四十二》(《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275页。
    (67)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8页。
    (68)章太炎：《四惑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古书流通处1924年版，第67页。
    (69)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朱维铮、姜亮夫编《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