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学的高峰——戴震

清代的汉学中，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都是地名，吴派学者大多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大多是安徽人。吴派和皖派并不是两个对立的学派，两派的学术主张有很多共同点，因此相互影响，互为师友。皖派稍后出，皖派的主要代表戴震比吴派的主要代表惠栋小二十六岁。吴派多治周易、尚书，皖派擅长三礼，尤精小学、天算。吴派提倡复古，惟汉是好，皖派强调求真，方法严密，识断精审。当时学者王鸣盛论惠戴的区别，“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1][1]。王鸣盛是惠派学者，故袒护复古。章太炎论两派的区别，“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又说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已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1][2]。梁启超论两派的区别：“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所以特异于吴派者，惠派治经，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吴派所得，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群书而皆得其读。故吴派可名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以爻辰纳甲说《易》，以阴阳灾异说《书》，以五际六情说《诗》，其他诸经义，无不杂引谶纬，此汉儒通习也。戴派之清学，则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于训诂名物制度注全力焉”[1][3]。章、梁的评断是很有见地的。

皖派的出现，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高峰。吴派虽然已和宋学分庭抗礼，但还不能排挤宋学。自皖派出，局面为之一变，“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1][4]。此后，汉学取代了宋学，支配学术界。

汉学所以成为文化学术的主流是和当时的社会条件分不开的。乾隆时，清朝的统治已历一百年，进入全盛阶段，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承平而富裕的社会提供了学术研究的良好条件，北京以及扬州、苏州，政治经济文化尤为发展，才人辈出，书院林立，刻书藏书成风。而雍乾时代，文字狱更加苛密，知识分子多埋头故纸堆中，不敢议政论史，唯以钻研经书为事。清朝的官方政策也倡导注经编书。如果说康熙朝专尊程朱，那末到乾隆时，统治者已觉察到理学已难以维系知识界，而必须同时提倡汉学，使这两个学派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阮元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1][5]。在汉学家的倡仪下清政府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此举工程巨大，网罗丰富，著名的汉学家均参预其事，对学术研究起了促进作用。还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官吏，如朱筠、朱珪、王昶、纪昀、毕沅、阮元等，他们本人就是有造诣的汉学家，奖掖提倡，不遗余力，因此，“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1][6]。

皖派的主要代表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年，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家庭贫寒，曾为商贩，又以教书为业。青年时，就学于著名学者江永，“永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1][7]。江永的贡献，一为礼学，所撰《礼经纲目》等礼学著作数种，录入《四库全书》，被誉为“精核之作”；一为声韵学，江永批评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1][8]，改变顾氏古韵十部的分法，而成十三部；一为天算，改正梅文鼎论岁实消长之误。江永的学生除戴震外还有金榜、程瑶田等，都是礼学名家。戴震对江永十分推崇，称“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有俦匹”[1][9]。戴震在学术上很受江永的影响，乾隆二十年，戴震三十三岁，还是个穷秀才，因避仇家的陷害，逃到北京，穷困潦倒，“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1][10]。他带着自己的著作去拜访青年学者钱大昕，钱誉为“天下奇才”。从此，戴震认识了一批新科进士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王昶、纪昀、朱筠等，他们都很钦佩戴震的学识，“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1][11]。戴震三十五岁至扬州，客于盐运使卢见曾的雅雨堂，结识惠栋，“惠戴见于扬州，交相推重”[1][12]。四十岁中举人，此后往来于江西、江苏、直隶、山西，修志编书，五十一岁奉召以举人充《四库全书》纂修官。五十三岁会试又落第，特准参加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岁病死。他的学生很多，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都在门下受业。

戴震的学术成就，在清中叶的学者中最为突出。他学问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的大成，而且和其他汉学家不同，写了许多理论文章，抨击程朱理学，阐发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稍后的学者汪中评论清代前期的学者，“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亭林（顾炎武）始开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阎若璩）也，专治汉易者，惠氏（惠栋）也，及东原（戴震）出而集大成焉”[1][13]。汪中大体勾划了汉学发展的轮廓，给戴震很高的地位。

戴震的学术成就，一是在音韵训诂方面，他对古韵分部和声类分析均有贡献。在古韵研究方面，他和江永都是审音派，不同于以前的顾炎武、以后的段玉裁、王念孙、章炳麟的考古派，戴震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最大的特点是入声韵独立。以之与阴声韵、阳声韵相配，并认为阴阳可对转，而入声是韵类通转的枢纽。他又从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其意义，发现了“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他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生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次亦可因声而知义矣。或声同义别……或声义各别……六书假借之法，举例可推”[1][14]。他说明，必须通音所而明转注，假借，才能弄清楚许多古文字的意义。他提出的“音义相通”的规律，后来王念孙等加以发扬，取得很大成果。由于戴震精通小学，从音韵、训诂的基本工夫入手，所以治经的成绩较大。戴震自言治学的特点：“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1][15]，“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1][16]。纪昀称赞他“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1][17]。

除了小学外，戴震对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也做了很多工作。如《考工记图》，根据《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注，绘图以明之，对郑注有订正，此书“图与传注相表里”[1][18]；又如《尚书 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从未产生过疑问，戴震却根据《孔安国传》、《尔雅》、《说文》等书，认为“光”是个错字，应作“横”。他说：古代“横”字与“桄”字通，“桄”被误写作“光”，所以“光被”即“横被”，意即广被。他断定“《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1][19]。这话说过以后几年中，他的朋友、学生、亲戚果然从各种古书里找到了“横被四表”或“横被”的好几个例子，证明戴震的论断是正确的。

戴震在古天算、古地理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绩。他把古代天文理论和古籍中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解决了天文学上的一些疑难，如对“璇玑玉衡”作了考证，纠正了汉以后的误解，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久已失传的古算书多种，包括《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上经》，使我国古代的算学遗产，重见于世。在古地理方面，戴震整理了郦道元的《水经注》，此书在流传中，将经文和注文混到了一起，颠倒错乱，无法读通。戴震整理此书，立下三条校勘的原则（例），第一条“《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无用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举”。第二条“经文叙次所过郡县，如云又东过某县之类一语，实该一县。而注则沿溯县西以终于东，详记所迳委曲；经据当时县治，至善长（郦道元）作注时，县邑流移，是以多称故城，经无言故城者也”。第三条“凡经例云‘过’注例云‘迳’”[1][20]。按照这三条原则，混淆的经与注，就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段玉裁说：“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疱丁之解年，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1][21]，基本上恢复了《水经注》原书的本来面目[1][22]。

戴震不但是个卓越的考据学家，而且是个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在注释经籍的外衣下，阐发唯物主义哲学，反对程朱理学。他一方面重视小学和考据，他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训诂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亡谓通其心志”[1][23]。他认为：只有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文字、音训、名物、制度，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停留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的考释上，而是强调对经籍中思想内容的理解。他说自己是“志存闻道”，至于音训考据不过是“闻道”的手段。他虽是汉学家的领袖，却不满意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传注，绝口不谈义理。他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1][24]。“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1][25]，这不啻是对自己学派内只做考据，不谈思想的批评。他似乎预见到以后别人会拿自己在音训考据方面的成就来抹煞哲学观点，因此声明：“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1][26]。《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戴震说：“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1][27]可是当时人，包括戴震的朋友和学生，有许多人并不理解戴震的学术宗旨，往往推崇他在小学、考据方面的成就，而并不重视他的哲学思想。

戴震继承了清初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反对理学家所说的“理在气先”。认为：“气”是第一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自然界的发生发展就是“气化流行”，换句话说，就是物质的运动。他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1][28]。他在这里说的“道”就是运动，阴阳五行就是矛盾着的物质，在他看来：宇宙间阴阳五行的运动变化，使事物不断地产生、变化、发展。戴震认为：“理”只是“气”的运动变化的法则，是第二性的。“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1][29]，“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只能分别地存在于各个具体的事物之中，而并不在事物之外，他说：“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1][30]。戴震强烈反对理学家标榜的高出于万物之上的“理”，认为这种玄妙空虚的“理”是不存在的，是从佛教中搬来的，“其以‘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佛教）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1][31]。

戴震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性论和理欲说，这是他思想中最精采、最富有战斗精神的部分。理学家把人性分成“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之性”是产生“情欲”的罪恶渊薮，高倡“惩忿窒欲”。戴震根本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性”就是自然的化分，“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1][32]，因此，“性”只有“气质之性”，宋儒吹嘘的先天的“义理之性”是不存在的。人有人的性，物有物的性。人性得自然化分之全，物性得自然化分之曲，故人性善。戴震非常尊重人性，他认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方面，“欲”是对于声色嗅味的要求欲望，“情”是喜怒哀乐的感情，“知”是分辩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辩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嗅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1][33]他认为，有了人的生命形体，就有欲、情、知，因此，反对宋儒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惩忿窒欲”。在戴震看来：“欲”是每人都具有的自然的生理要求，不应该灭掉，也不可能灭掉；“欲”不象理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万恶之源”，只要在理智的指导下，“欲”合乎规律地发展，有节制地得到满足，就是“善”，就是“仁”。他说：“欲也者，性之事也，……欲不先之私则仁”[1][34]，“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1][35]，“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1][36]。戴震的道德观是和理学家截然不同的，是建立在尊重人性，承认人欲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程朱理学把老百姓的“饥寒愁怨”、“常情隐曲”都说是万恶的“人欲”，因而抹煞了群众正当的生存要求，这是残忍而虚伪的说教。他针对朱熹所说“天理、人欲不能并立”，而提出“理者，存乎欲者也”[1][37]，“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1][38]。

戴震大胆地揭露理学家的所谓“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统治者的主观偏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弱者的口实。他大声疾呼地指出：现实世界是以强权作为公理的。

“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沿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先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39]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于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1][40]。

真是字字血泪，声声痛切，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卑者、弱者牺牲在“理”字之下。“后儒以理杀人”，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悲愤控诉和猛烈抨击，打中了理学的要害。封建专制主义除了用军事力量直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外，就是用法律、礼教、道德来束缚和压迫人民。戴震把封建的“法”和“理”相提并论，看做是统治者的屠刀，这是非常大胆而深刻的见解。

应该注意到：戴震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清朝政府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很严密，文字狱层出不穷，当时虽然提倡旧学，但理学仍是封建政权的思想支柱。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仅仅是思想学术之争，而是用训释《孟子》字义的形式，巧妙地开展着一场政治斗争，他的批判锋芒实际上对准着封建专制主义和清朝的残酷统治。章太炎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玩法，民将无所措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1][41]。

当然，戴震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并不彻底，他不懂得真理的客观性，说“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1][42]，又不重视实践的作用，说“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1][43]，特别是接触到社会历史问题时，更明显地陷入了唯心主义。戴震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的思想中带有争取个性解放的色彩，是十八世纪最杰出的学者、思想家。但总的说，他仍尊崇孔孟，笃信经籍，以恢复和继承圣学自居。他的研究范围也局限在儒家的经典中，还不可能冲破封建学术的牢笼。